第七十一章 厥词
明明有舒服的大道坦途不去走,偏要自讨苦吃,像邢正义这样的人真的有点傻。
但更傻的还得数他的母亲,居然也支持儿子这样做。
这母子俩的表态可真是让刘家人无话可说。
但无论再怎么样,他们也不能不佩服。
因为谁都清楚,对于国家而言,对于社会而言,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傻子多一点,恐怕才是最有益的。
只是让人颇为无可奈何的是,现实却是极为有限的优势资源往往只被一些“会算计”的“聪明人”占有。
像邢正义这样的人,哪怕今后劳苦功高,也恐怕难以得到应有的回报。
而反过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往往那些出尽风头,享受了太多福利的“聪明人”,却从来不懂得为此感激祖国,珍惜机会。
越是轻易的得到,他们越会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应得。
甚至还会埋怨生活给予的太晚了,给的太少了。
比如说,在遥远的法国巴黎,来自国内的首批“天之骄子”们,在自发性的聚在一起过除夕的这一晚。
明明是应该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刻,却被某些人给变成了“自己挤兑自己”大放厥词的场合。
当时在身临其境的人眼中,聚会场景是这样的。
屋子里烟气绰绰的,“卡地亚”、“元帅”、“圣罗兰”这些法国牌子的烟雾融为一体,青虚虚地贴着天花板,云一样浮着,空气浓稠得几乎可以搅拌,难受得透不过气来。
可屋里的那些人呢,还在众星捧月的围着大沙发中间的一个女人兴高采烈地说笑,仿佛嗅觉早已麻木了似的。
而作为焦点,这个女人的模样确实很漂亮,只可惜太做作了点。
她非得学着法国人的样子披着一个大披肩,而且右手托着酒杯,左手又学着“赫本”在《蒂凡尼早餐》里的样子夹着一根女士香烟。
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种派头下,她高谈阔论的声音和动作是那么张扬,内容也很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
“……巴黎之美是没法形容的。我这人说话一向反对夸张,过去对此不是太相信的。但现在真正来了,才知道此言一点不虚。”
“没法儿形容,我没觉得呀,也就那么回事吧。至于吗?”有人质疑了。
但女人仍旧言之凿凿。
“怎么不至于?我看是你缺乏观察力。不说别的,我来的时候正赶上去年的圣诞节,街道都装点起来了。圣诞之夜,整个巴黎豪华得就像人间天堂一样,这是花园城市,有名的。”
这番话让对方折服了。
“对,你说的这个倒是,我也同样很震撼。咱们国内的人如果不身临其境,是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出来的。”
这下女人得意了,“你可别提国内,那怎么比啊?就拿京城来说,这么多年才建了几栋新楼啊?除了故宫,不就一条长安街还有点模样吗?你们想想看,咱们出来的时候,从飞机上往下看,京城是什么样?那简直就像一大片灰色的土坷垃平摊在地上。灰房顶,灰马路,街上又有几辆汽车?可这还算好的呢,毕竟是首都,其他的地方更是破破烂烂的。”
这番话不禁又引起了几声共鸣,不过也仍然人忍不住为此辩解。
“话也不能这么说,难道这不是那特殊时期人为原因造成的么?”
女人却鼻子一哼,轻蔑地说,“怎么老提这个啊,那事儿都过去多久了?我就不服这个说法。想想看,难道垃圾随手扔,随地吐痰,墙角小便,买东西加塞,也是‘四个人’的错?这不是从解放前,我们就屡禁不止的顽症吗?”
有人犹豫了。
“那……那你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女人的声音一下就拔高了不少,用不满的态度讽刺道。
“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自己的国民素质差!因为华人的劣根性!哼,你们瞧外国人,盖的高楼大厦无数,质量还顶好,咱们呢?不说盖大楼了,就连一条地下管道,也能修个俩三月。我们‘总政大院’就是,从十月开始到我出国前才修好,害得我足有天天回家都得跳沟,晚上沟边还支个二百瓦的大灯泡,照得你一宿睡不着觉。这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里,堆三年也是它。切,越穷越懒,没治!”
“过去,咱们知道的太少了,就拿我说吧,我小时候可是个好学生,还是红领巾大队长呢。可我原来以为只有咱们有拖拉机,才有那霓虹灯,只有我们共和国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真的相信这一套。没想到现在才发现,人家比咱们富多了!人家的素质也比咱们高多了!”
这些话因为说的太尖刻,好些人都觉得不免有点过了。
有的人就又说,“你也不要这么绝对,这可就容易片面了。咱们是社会主义,这里毕竟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嘛。何况咱们刚刚改革开放,人家发展多少年了?要追上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没想到那女的却全不报希望的摇摇头。
“追上?我看是没可能的。因为实事求是的说,咱们跟人家外国在思想意识上就是天差地别的。你就说调动工作这件事,要是在国外,有什么本事做什么差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咱们国家,哼,事儿多了,什么工转干啦,什么跨行业啦,什么调户口啦,什么名额分配啦,想要干成点儿事真是难透了。”
而这一下正中要害,她居然赢得了忠实的簇拥。
一对大概是来法国学声乐的男女同学开始附和。
女同学说,“没错。国外就是凭本事吃饭的,有嗓子,就有安身立命的资本,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你们看我们俩,国内最好的音乐学府毕业,可偏偏要去的国家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我就是比郭兰英唱得好,没门路照样进不了歌剧院。得亏我最后求爷爷告奶奶的办出来了,要不然在国内非蹉跎到老不可。”
“就是,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罗唆!”
男的也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
“再说了,咱们国家也不懂艺术。瞧瞧咱们的文艺主体形式都是什么?就那些传统戏曲,什么玩意。不说别人,连常香玉这样的名家也不例外。发音特别不科学,靠喊,年轻时还能凭口底气,一上五十岁,高音就没了。而西洋唱法就优越得多,我们学校一个教授,六十岁的老太太了,照样唱出小姑娘水灵声儿来。”
女同学马上接过话来又大发感慨。
“对对对,还有那些政治题材的歌曲,一点没有美感,天天就讲究什么教育意义,完全失去了音乐的本质嘛……”
没想到她正要说喋喋不休下去的时候,她身边男的揪了她一把,开始给她打眼色。
她这才发现周围情况不对,分明冷了场,而坐在大家中心的披肩女人脸色也不好看了。
一下子想起犯了什么忌讳,冒着冷汗,赶紧改口。
“不过……不过什么事也不是绝对的。反正国内至少杨卫帆的歌是相当有水平的,大家公认可比那些院校里什么知名教授强多了。唱一首红一首,要是他也能出国深造,那咱们国家或许就能有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了。曼娜,你也不劝劝他,应该让他跟你一起出来嘛……”
这马屁果然有效。
那披肩女人果然颜色缓和了。
“嗨,他的束缚太多。有单位,有军职,何况咱们国内的文艺被把持的太死了,上头有那些死脑筋的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管着,他怎么都动不了……”
得,这一下又挠到了痒痒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附和,气氛彻底热闹起来了。
“可不嘛,我爸爸就这样儿,老头儿们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理解不了,动不动就拿旧社会比。说什么死了多少人才打出社会主义,当初当初有多苦,有多难!老正统一个。”
“我爸也一样,什么都要管,在家里连跳跳舞也要干涉,一张口就是‘你要跳着迪斯科走到共产主义去吗?’还说留长头发、留胡子影响不好。美国人日本人全留长头发,不也搞得挺富吗?咱们倒是社会主义,可搞了几十年还那么穷。”
“对对对,那帮老人家全是故步自封、照本宣科的脑子。像我出国前,我爸妈就总嘱咐我,别学这个,别学那个,要保持华夏传统,国人本色。真要本色,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就行了吗?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我不明白,这么自相矛盾的话他们也能说得出来?”
“哈哈哈”一张张笑眼迷离的的脸集体爆发出一场哄笑。
可就在大家最高兴的实惠,“砰”的一声房门重重砸上的声音,又把全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但屋里的人跟本没看见是谁干的,也只听见两个人“咯咯”的脚步在走廊穿过,逐渐远去了。
于是便只能乱糟糟发出抱怨与喝骂。
与之相对的,很快大街上也有一个人开始破口大骂。
“他妈的!你瞧刚才那帮人的样子,真是恨他们自己没把胎投到法国去。我们国家是穷,是落后,可国家的昨天是什么样儿?他们一概不管,那么挖苦,那么鄙薄,没经历过去艰难的岁月,他们又有什么资格评论我们的国家的现在?”
同伴则继续相劝。
“嗨,哪儿学的那么左呀?要不说你是学工科的嘛,一分一毫太计较。得了得了,其实不就是说说嘛,也没别的,本来国家有些地方就是没搞好嘛,还不让说了?那言论自由怎么体现?”
“言论是应该自由,可不应该不负责任地乱骂一气。”
“哎,不满意才能求改变嘛……”
“呸,这是多么荒唐的借口。你想想,挑错谁不会?可没干活,只会挑错的人那叫什么?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真要都是这样只会不满东挑西拣的人,我们的国家才完了。他们不干还嘲笑努力的人,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那是真正的蛀虫。真要是这种社会风气盛行,那还有谁肯干实事?何况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再瞧他们刚才的口气,对自己的国家哪儿有一点感情?哪儿有一点儿责任心?好歹是生你、养你、教育你的祖国啊。是,我们过去一味把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苦难深渊,太绝对,太简单,不够实事求是,可现在也不能又说成是人间天堂啊?这就是把又偏面信息误当成见识了,荒谬!要在国内,我非……”
“唉呀,在国内也没事。人家都是家里有背景的。刚才你听见没有?告诉你,那个风头最足的女的就是杨卫帆的老婆。这你没想到吧?其实你别不高兴。因为正是有她这样的人在,官面才会出钱组织了这次聚会。要我说,你这人就是太较真。官面的人都不计较,哄着他们。你理他们干嘛,这下好,没等开吃呢咱就走了,这可是除夕夜啊,就是舍得花钱,咱哪儿找饺子去……”
“杨……杨卫帆的老婆?你说的是真的?像这样的人也……”
这下破口大骂的人没话了,他只觉心里异常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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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母子俩的表态可真是让刘家人无话可说。
但无论再怎么样,他们也不能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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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让人颇为无可奈何的是,现实却是极为有限的优势资源往往只被一些“会算计”的“聪明人”占有。
像邢正义这样的人,哪怕今后劳苦功高,也恐怕难以得到应有的回报。
而反过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往往那些出尽风头,享受了太多福利的“聪明人”,却从来不懂得为此感激祖国,珍惜机会。
越是轻易的得到,他们越会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应得。
甚至还会埋怨生活给予的太晚了,给的太少了。
比如说,在遥远的法国巴黎,来自国内的首批“天之骄子”们,在自发性的聚在一起过除夕的这一晚。
明明是应该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刻,却被某些人给变成了“自己挤兑自己”大放厥词的场合。
当时在身临其境的人眼中,聚会场景是这样的。
屋子里烟气绰绰的,“卡地亚”、“元帅”、“圣罗兰”这些法国牌子的烟雾融为一体,青虚虚地贴着天花板,云一样浮着,空气浓稠得几乎可以搅拌,难受得透不过气来。
可屋里的那些人呢,还在众星捧月的围着大沙发中间的一个女人兴高采烈地说笑,仿佛嗅觉早已麻木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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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非得学着法国人的样子披着一个大披肩,而且右手托着酒杯,左手又学着“赫本”在《蒂凡尼早餐》里的样子夹着一根女士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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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之美是没法形容的。我这人说话一向反对夸张,过去对此不是太相信的。但现在真正来了,才知道此言一点不虚。”
“没法儿形容,我没觉得呀,也就那么回事吧。至于吗?”有人质疑了。
但女人仍旧言之凿凿。
“怎么不至于?我看是你缺乏观察力。不说别的,我来的时候正赶上去年的圣诞节,街道都装点起来了。圣诞之夜,整个巴黎豪华得就像人间天堂一样,这是花园城市,有名的。”
这番话让对方折服了。
“对,你说的这个倒是,我也同样很震撼。咱们国内的人如果不身临其境,是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出来的。”
这下女人得意了,“你可别提国内,那怎么比啊?就拿京城来说,这么多年才建了几栋新楼啊?除了故宫,不就一条长安街还有点模样吗?你们想想看,咱们出来的时候,从飞机上往下看,京城是什么样?那简直就像一大片灰色的土坷垃平摊在地上。灰房顶,灰马路,街上又有几辆汽车?可这还算好的呢,毕竟是首都,其他的地方更是破破烂烂的。”
这番话不禁又引起了几声共鸣,不过也仍然人忍不住为此辩解。
“话也不能这么说,难道这不是那特殊时期人为原因造成的么?”
女人却鼻子一哼,轻蔑地说,“怎么老提这个啊,那事儿都过去多久了?我就不服这个说法。想想看,难道垃圾随手扔,随地吐痰,墙角小便,买东西加塞,也是‘四个人’的错?这不是从解放前,我们就屡禁不止的顽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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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那你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女人的声音一下就拔高了不少,用不满的态度讽刺道。
“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自己的国民素质差!因为华人的劣根性!哼,你们瞧外国人,盖的高楼大厦无数,质量还顶好,咱们呢?不说盖大楼了,就连一条地下管道,也能修个俩三月。我们‘总政大院’就是,从十月开始到我出国前才修好,害得我足有天天回家都得跳沟,晚上沟边还支个二百瓦的大灯泡,照得你一宿睡不着觉。这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里,堆三年也是它。切,越穷越懒,没治!”
“过去,咱们知道的太少了,就拿我说吧,我小时候可是个好学生,还是红领巾大队长呢。可我原来以为只有咱们有拖拉机,才有那霓虹灯,只有我们共和国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真的相信这一套。没想到现在才发现,人家比咱们富多了!人家的素质也比咱们高多了!”
这些话因为说的太尖刻,好些人都觉得不免有点过了。
有的人就又说,“你也不要这么绝对,这可就容易片面了。咱们是社会主义,这里毕竟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嘛。何况咱们刚刚改革开放,人家发展多少年了?要追上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没想到那女的却全不报希望的摇摇头。
“追上?我看是没可能的。因为实事求是的说,咱们跟人家外国在思想意识上就是天差地别的。你就说调动工作这件事,要是在国外,有什么本事做什么差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咱们国家,哼,事儿多了,什么工转干啦,什么跨行业啦,什么调户口啦,什么名额分配啦,想要干成点儿事真是难透了。”
而这一下正中要害,她居然赢得了忠实的簇拥。
一对大概是来法国学声乐的男女同学开始附和。
女同学说,“没错。国外就是凭本事吃饭的,有嗓子,就有安身立命的资本,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你们看我们俩,国内最好的音乐学府毕业,可偏偏要去的国家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我就是比郭兰英唱得好,没门路照样进不了歌剧院。得亏我最后求爷爷告奶奶的办出来了,要不然在国内非蹉跎到老不可。”
“就是,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罗唆!”
男的也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
“再说了,咱们国家也不懂艺术。瞧瞧咱们的文艺主体形式都是什么?就那些传统戏曲,什么玩意。不说别人,连常香玉这样的名家也不例外。发音特别不科学,靠喊,年轻时还能凭口底气,一上五十岁,高音就没了。而西洋唱法就优越得多,我们学校一个教授,六十岁的老太太了,照样唱出小姑娘水灵声儿来。”
女同学马上接过话来又大发感慨。
“对对对,还有那些政治题材的歌曲,一点没有美感,天天就讲究什么教育意义,完全失去了音乐的本质嘛……”
没想到她正要说喋喋不休下去的时候,她身边男的揪了她一把,开始给她打眼色。
她这才发现周围情况不对,分明冷了场,而坐在大家中心的披肩女人脸色也不好看了。
一下子想起犯了什么忌讳,冒着冷汗,赶紧改口。
“不过……不过什么事也不是绝对的。反正国内至少杨卫帆的歌是相当有水平的,大家公认可比那些院校里什么知名教授强多了。唱一首红一首,要是他也能出国深造,那咱们国家或许就能有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了。曼娜,你也不劝劝他,应该让他跟你一起出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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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披肩女人果然颜色缓和了。
“嗨,他的束缚太多。有单位,有军职,何况咱们国内的文艺被把持的太死了,上头有那些死脑筋的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管着,他怎么都动不了……”
得,这一下又挠到了痒痒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附和,气氛彻底热闹起来了。
“可不嘛,我爸爸就这样儿,老头儿们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理解不了,动不动就拿旧社会比。说什么死了多少人才打出社会主义,当初当初有多苦,有多难!老正统一个。”
“我爸也一样,什么都要管,在家里连跳跳舞也要干涉,一张口就是‘你要跳着迪斯科走到共产主义去吗?’还说留长头发、留胡子影响不好。美国人日本人全留长头发,不也搞得挺富吗?咱们倒是社会主义,可搞了几十年还那么穷。”
“对对对,那帮老人家全是故步自封、照本宣科的脑子。像我出国前,我爸妈就总嘱咐我,别学这个,别学那个,要保持华夏传统,国人本色。真要本色,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就行了吗?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我不明白,这么自相矛盾的话他们也能说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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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哪儿学的那么左呀?要不说你是学工科的嘛,一分一毫太计较。得了得了,其实不就是说说嘛,也没别的,本来国家有些地方就是没搞好嘛,还不让说了?那言论自由怎么体现?”
“言论是应该自由,可不应该不负责任地乱骂一气。”
“哎,不满意才能求改变嘛……”
“呸,这是多么荒唐的借口。你想想,挑错谁不会?可没干活,只会挑错的人那叫什么?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真要都是这样只会不满东挑西拣的人,我们的国家才完了。他们不干还嘲笑努力的人,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那是真正的蛀虫。真要是这种社会风气盛行,那还有谁肯干实事?何况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再瞧他们刚才的口气,对自己的国家哪儿有一点感情?哪儿有一点儿责任心?好歹是生你、养你、教育你的祖国啊。是,我们过去一味把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苦难深渊,太绝对,太简单,不够实事求是,可现在也不能又说成是人间天堂啊?这就是把又偏面信息误当成见识了,荒谬!要在国内,我非……”
“唉呀,在国内也没事。人家都是家里有背景的。刚才你听见没有?告诉你,那个风头最足的女的就是杨卫帆的老婆。这你没想到吧?其实你别不高兴。因为正是有她这样的人在,官面才会出钱组织了这次聚会。要我说,你这人就是太较真。官面的人都不计较,哄着他们。你理他们干嘛,这下好,没等开吃呢咱就走了,这可是除夕夜啊,就是舍得花钱,咱哪儿找饺子去……”
“杨……杨卫帆的老婆?你说的是真的?像这样的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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