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天堑
“大将”因为体育天赋，确实成了韩莹崇拜的对象。可也因为创造出的好成绩，他被举荐去了体校。
四年级下半学期，在体育老师正式下达通知之后，“大将“和韩莹就明白俩人做同桌的日子即将结束了，他们面临着遥遥无期的别离。
两个孩子都很难过，“大将”离校前最后一个星期，每天放学的最后一节课，他和韩莹都像丢了魂似的在课堂上默默对视，就像第二天再也见不着面了似的。而且越到后来，这种情绪就越严重。
尽管那时侯的“大将”还是个傻瓜蛋，十一岁的毛孩子屁也不懂。但他却本能地觉着如果再见不到韩莹，那他宁可不去体校，也不愿意像现在这样难受得要死。
于是就在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的他，终于跟父母摊牌了，直愣愣地坦言自己不愿意和韩莹分开，所以不乐意去体校。
没想到父母虽然没向他想象的那样大骂他“粘妮子没出息”，但还是一起对他的“痴情”大大笑话了一场。
母亲告诉“大将”，说他就是留在学校，小学毕业也是要和韩莹分开的。
因为韩莹是必定要上重点中学的。可凭他那学习成绩，就再长出九个脑袋来也考不上。到时候人家妮子还能再和他来往？见面不装不认识就不错了。
随后母亲还过来人似的挤挤眼，让“大将”别痴心妄想，说他就是一个老百姓的儿子，跟人家干部家庭，根本高攀不上。
没想到这话却招“大将”父亲不爱听了，当时蒋启盛把酒杯重重一蹲，就拍着桌子骂老婆见识短。
还说“海潮是我‘黑石礁’的儿子！等他进了体校以后，肯定能成为全国冠军。那是什么人？全天下独一份，在老年间叫武状元！别说跟个干部的女儿来往了，以后全国各大城市的漂亮姑娘，那都得抢着稀罕他……”
“大将”的父母实在不着调，说得“大将”直脸红。可其中也有些道理的确是实在的、通畅的，绝对符合世情的。
这让大将既清楚意识到了他和韩莹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也给了他填补这天堑距离的一个希望。
于是通过这一晚饭桌上的几句笑谈，“大将”的想法马上调转了一百八十度。
是的，他一定要去体校！不但要去，还得成为全国冠军！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毫无愧色地永远和韩莹做朋友。
就是带着这种今后也能堂堂正正站在韩莹身边的向往，“大将”强忍着不舍告别了学校，主动离开了韩莹，成为了举重、游泳双料体校生。
临别的时候，他特意送给韩莹一个自己亲手在一个暗礁洞里扎的大海螺壳。那金灿灿的，有着一圈圈螺旋线海螺，就象一支小圆号，还被他极富创意的做成了一个褚钱罐。
韩莹喜欢得要命，特意把它摆在家里玻璃柜的最上面。
匆匆几年过去，就像“大将”妈预料的那样，韩莹果然上了二十中。
二十中是滨城最正规的中学，所有有前途的孩子全在那里念书。谁进了二十中，就意味着谁将来要当工程师，当教授，当了不得的大干部。
但这时“大将”也取得了一些骄人成绩，他不负众望，成了滨城体育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在全市每年青少年组的比赛中，他这个级别的抓举和挺举，根本就没有人是他敌手。游泳比赛更是等于专给他举办的。什么蛙泳，蝶泳，自由泳的冠军，他全包了。
所以“大将”和韩莹依然还是好朋友，韩莹照样去看“大将”的比赛，仍然激动无比地给他喝彩，每次看着他登上领奖台就像她自己上去一样高兴、自豪。
而“大将”只要一等到体校放假，就会去找韩莹，用体校生的补助，请她看电影、逛公园。
这个时候，“大将”对韩莹的感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似乎一夜之间，他突然感到韩莹美丽得让他不敢直视，她身上熟悉的香甜味也变得让他坐卧不安。
同时，他也清楚地察觉到自己对韩莹产生了一种非份之想，向往韩莹能和他永远在一起，在一起聊天、在一起喊口号、在一起走路、在一起吃饭、在一起……
只是每每到这儿，他就不敢再往下想，甚至会在心里面骂自己太肮脏，特别是一撞到韩莹那双明亮纯净的眼睛，他就觉得自己是个无耻之徒。怪自己实在不应该，使这份友谊变味了。
青春期的朦胧情感是美好又青涩的，“大将”默默地体会着、痴迷着其中的滋味。
他有的时候会为这种酸酸涩涩的盲动撩拨得没上没下，有时候又会因为想到韩莹充满动力，像按了马达一样刷新自己的成绩。
好在他的两个教练都说，他的成绩已经足够拿全国冠军的了，这才安定了他的心。在他自己的规划里，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一旦等他到了十八岁，拿到全国冠军的金牌，他就把内心的感受彻底对韩莹坦白。
这是一种傻呵呵的信心，“大将”还记着父亲的话，觉得只要自己成了“武状元”，到时候干什么就成什么。
但可惜的是，他的十八岁尚未到来，随着红旗飞舞，口号震天，他成为全国冠军的机会就提前失去了。
体校关闭了，他的两个教练也全都不见了，说是他们出身不好，不适合搞教育。最大的打击来自于他父亲的意外逝世，当他拿起父亲的水镜和“鲍鱼戗子”的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了向韩莹坦白心事的机会。
他成了一个“海碰子”。那是最底层的，最可怜的人，是走在城里的大街上，都会被人们嫌弃，被人们恐惧，当成“亡命徒”一样躲得远远的人。
韩莹同样是大变样了，但却是变得更好。
她穿上了一套英武的黄军装，腰间还常常扎着一根很利索的皮带。她的两根麻花辫子不见了，变成了短短的体育头。这个样子的她，身上的娇艳的脂粉气全没了，变得英姿飒爽。
她每天都和她那些同样穿着军装的男同学们忙乎“革命大业”。威风凛凛而又风度潇洒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有时，还唱一些很有力气的歌。
后来，他们这些人还可以随便坐火车、轮船，满天下走，真是逛得痛快。韩莹带头去了大雪山，沿着长征的路走了一段。这些光彩的事儿可全没“大将”的份儿。
这种落差让“大将”从心里感到如同三十米水下一样的黑暗寒冷，他一想起自己的处境，就觉得没法和她比。尽管韩莹见他仍然像往常一样的热情，可他却对韩莹是又气又恨，变得异常冷淡。
可背地里，这又气又恨竟使他更想念她，每天做梦都想到她。他为自己这个毛病无比羞耻，他不懂为什么越是自己得不到手的东西，他越是珍贵得要命，越是想得到。
再后来，韩莹又入伍当兵了。临行前，她特意来家里找过“大将”几次，因为他躲着不见最后只好留了张字条，上面写着她要乘坐的列车发车时间。
韩莹出发的那一天，“大将”什么也干不下去，最后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见她最后一面，终于匆匆忙忙地跑到了火车站。
当他找到韩莹的时候，已经距发车不到五分钟了。他便再也顾不得一身簇新军装的韩莹和穿着破衣烂衫的自己到底有多大差距。当着韩莹父母的面，他空前大胆地把手伸进怀里，从贴身衣兜里掏出一卷钱来，那是他卖海货的所有积攒。
他冲韩莹结结巴巴地说，“这些，你拿去用吧。”
其实他本想说“这钱你在路上买些好吃的吧”，但在焕发革命青春朝气的革命军人面前说“钱”和“好吃”这两个字眼，为免有点污辱和不纯洁。
果然，韩莹的烧得一下子红了，她甚至有些无法理解的惊慌。
“这、这……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再说，这么多！”
“不、不……这不是给钱。这不是钱，是我……是我……”“大将”干脆就语无伦次，紧张得胸口怦怦直跳，根本不知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
这时，火车汽笛终于响了。韩莹便再无暇掰扯，不过她终究没有收下“大将”那有些世俗的馈赠，却郑重其事地从黄军书包里掏出一个小红日记本，反要赠送给“大将”，说是做个纪念。
“大将”十分意外，手哆嗦着不敢去接。
韩莹看出“大将”的局促不安，便很大方地把红日记本塞进他手里。
那红日记本是当时才发明出来的时髦货，塑料皮面又亮又滑，比起那种又笨又难看的硬纸板皮强多了，很是珍奇宝贵。这使“大将”十分喜爱这本小手册，不由自主地在手里摩挲起来。
可最让他感动的，却是在火车开动的最后一刻。韩莹竟然一边挥手一边冲他大喊，“蒋海潮，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不许你再故意疏远我！本子里有我部队的联络方式，一定要给我写信！”
就这一句话，竟然让“大将”有了一种想哭的冲动。纷乱的车站顿时变得虚无缥缈起来，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眼里只有那列载着韩莹远去的火车。
他的心，彻底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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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下半学期，在体育老师正式下达通知之后，“大将“和韩莹就明白俩人做同桌的日子即将结束了，他们面临着遥遥无期的别离。
两个孩子都很难过，“大将”离校前最后一个星期，每天放学的最后一节课，他和韩莹都像丢了魂似的在课堂上默默对视，就像第二天再也见不着面了似的。而且越到后来，这种情绪就越严重。
尽管那时侯的“大将”还是个傻瓜蛋，十一岁的毛孩子屁也不懂。但他却本能地觉着如果再见不到韩莹，那他宁可不去体校，也不愿意像现在这样难受得要死。
于是就在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的他，终于跟父母摊牌了，直愣愣地坦言自己不愿意和韩莹分开，所以不乐意去体校。
没想到父母虽然没向他想象的那样大骂他“粘妮子没出息”，但还是一起对他的“痴情”大大笑话了一场。
母亲告诉“大将”，说他就是留在学校，小学毕业也是要和韩莹分开的。
因为韩莹是必定要上重点中学的。可凭他那学习成绩，就再长出九个脑袋来也考不上。到时候人家妮子还能再和他来往？见面不装不认识就不错了。
随后母亲还过来人似的挤挤眼，让“大将”别痴心妄想，说他就是一个老百姓的儿子，跟人家干部家庭，根本高攀不上。
没想到这话却招“大将”父亲不爱听了，当时蒋启盛把酒杯重重一蹲，就拍着桌子骂老婆见识短。
还说“海潮是我‘黑石礁’的儿子！等他进了体校以后，肯定能成为全国冠军。那是什么人？全天下独一份，在老年间叫武状元！别说跟个干部的女儿来往了，以后全国各大城市的漂亮姑娘，那都得抢着稀罕他……”
“大将”的父母实在不着调，说得“大将”直脸红。可其中也有些道理的确是实在的、通畅的，绝对符合世情的。
这让大将既清楚意识到了他和韩莹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也给了他填补这天堑距离的一个希望。
于是通过这一晚饭桌上的几句笑谈，“大将”的想法马上调转了一百八十度。
是的，他一定要去体校！不但要去，还得成为全国冠军！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毫无愧色地永远和韩莹做朋友。
就是带着这种今后也能堂堂正正站在韩莹身边的向往，“大将”强忍着不舍告别了学校，主动离开了韩莹，成为了举重、游泳双料体校生。
临别的时候，他特意送给韩莹一个自己亲手在一个暗礁洞里扎的大海螺壳。那金灿灿的，有着一圈圈螺旋线海螺，就象一支小圆号，还被他极富创意的做成了一个褚钱罐。
韩莹喜欢得要命，特意把它摆在家里玻璃柜的最上面。
匆匆几年过去，就像“大将”妈预料的那样，韩莹果然上了二十中。
二十中是滨城最正规的中学，所有有前途的孩子全在那里念书。谁进了二十中，就意味着谁将来要当工程师，当教授，当了不得的大干部。
但这时“大将”也取得了一些骄人成绩，他不负众望，成了滨城体育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在全市每年青少年组的比赛中，他这个级别的抓举和挺举，根本就没有人是他敌手。游泳比赛更是等于专给他举办的。什么蛙泳，蝶泳，自由泳的冠军，他全包了。
所以“大将”和韩莹依然还是好朋友，韩莹照样去看“大将”的比赛，仍然激动无比地给他喝彩，每次看着他登上领奖台就像她自己上去一样高兴、自豪。
而“大将”只要一等到体校放假，就会去找韩莹，用体校生的补助，请她看电影、逛公园。
这个时候，“大将”对韩莹的感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似乎一夜之间，他突然感到韩莹美丽得让他不敢直视，她身上熟悉的香甜味也变得让他坐卧不安。
同时，他也清楚地察觉到自己对韩莹产生了一种非份之想，向往韩莹能和他永远在一起，在一起聊天、在一起喊口号、在一起走路、在一起吃饭、在一起……
只是每每到这儿，他就不敢再往下想，甚至会在心里面骂自己太肮脏，特别是一撞到韩莹那双明亮纯净的眼睛，他就觉得自己是个无耻之徒。怪自己实在不应该，使这份友谊变味了。
青春期的朦胧情感是美好又青涩的，“大将”默默地体会着、痴迷着其中的滋味。
他有的时候会为这种酸酸涩涩的盲动撩拨得没上没下，有时候又会因为想到韩莹充满动力，像按了马达一样刷新自己的成绩。
好在他的两个教练都说，他的成绩已经足够拿全国冠军的了，这才安定了他的心。在他自己的规划里，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一旦等他到了十八岁，拿到全国冠军的金牌，他就把内心的感受彻底对韩莹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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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了一个“海碰子”。那是最底层的，最可怜的人，是走在城里的大街上，都会被人们嫌弃，被人们恐惧，当成“亡命徒”一样躲得远远的人。
韩莹同样是大变样了，但却是变得更好。
她穿上了一套英武的黄军装，腰间还常常扎着一根很利索的皮带。她的两根麻花辫子不见了，变成了短短的体育头。这个样子的她，身上的娇艳的脂粉气全没了，变得英姿飒爽。
她每天都和她那些同样穿着军装的男同学们忙乎“革命大业”。威风凛凛而又风度潇洒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有时，还唱一些很有力气的歌。
后来，他们这些人还可以随便坐火车、轮船，满天下走，真是逛得痛快。韩莹带头去了大雪山，沿着长征的路走了一段。这些光彩的事儿可全没“大将”的份儿。
这种落差让“大将”从心里感到如同三十米水下一样的黑暗寒冷，他一想起自己的处境，就觉得没法和她比。尽管韩莹见他仍然像往常一样的热情，可他却对韩莹是又气又恨，变得异常冷淡。
可背地里，这又气又恨竟使他更想念她，每天做梦都想到她。他为自己这个毛病无比羞耻，他不懂为什么越是自己得不到手的东西，他越是珍贵得要命，越是想得到。
再后来，韩莹又入伍当兵了。临行前，她特意来家里找过“大将”几次，因为他躲着不见最后只好留了张字条，上面写着她要乘坐的列车发车时间。
韩莹出发的那一天，“大将”什么也干不下去，最后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见她最后一面，终于匆匆忙忙地跑到了火车站。
当他找到韩莹的时候，已经距发车不到五分钟了。他便再也顾不得一身簇新军装的韩莹和穿着破衣烂衫的自己到底有多大差距。当着韩莹父母的面，他空前大胆地把手伸进怀里，从贴身衣兜里掏出一卷钱来，那是他卖海货的所有积攒。
他冲韩莹结结巴巴地说，“这些，你拿去用吧。”
其实他本想说“这钱你在路上买些好吃的吧”，但在焕发革命青春朝气的革命军人面前说“钱”和“好吃”这两个字眼，为免有点污辱和不纯洁。
果然，韩莹的烧得一下子红了，她甚至有些无法理解的惊慌。
“这、这……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再说，这么多！”
“不、不……这不是给钱。这不是钱，是我……是我……”“大将”干脆就语无伦次，紧张得胸口怦怦直跳，根本不知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
这时，火车汽笛终于响了。韩莹便再无暇掰扯，不过她终究没有收下“大将”那有些世俗的馈赠，却郑重其事地从黄军书包里掏出一个小红日记本，反要赠送给“大将”，说是做个纪念。
“大将”十分意外，手哆嗦着不敢去接。
韩莹看出“大将”的局促不安，便很大方地把红日记本塞进他手里。
那红日记本是当时才发明出来的时髦货，塑料皮面又亮又滑，比起那种又笨又难看的硬纸板皮强多了，很是珍奇宝贵。这使“大将”十分喜爱这本小手册，不由自主地在手里摩挲起来。
可最让他感动的，却是在火车开动的最后一刻。韩莹竟然一边挥手一边冲他大喊，“蒋海潮，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不许你再故意疏远我！本子里有我部队的联络方式，一定要给我写信！”
就这一句话，竟然让“大将”有了一种想哭的冲动。纷乱的车站顿时变得虚无缥缈起来，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眼里只有那列载着韩莹远去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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