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二次创业的烦恼
第90章 二次创业的烦恼
如今的海州，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渡过最初的创业艰难后，大多数人都不免要回归世俗讨生活。
海州终究不是天外飞地，它也无法抗拒大宋腐烂制度带来的诱惑，或者说影响。
现在安宁想要二次创业，就必然要再一次凝聚人心。给大家画出更大的饼，描绘更崇高的理想使命。顺手剔除那些附着在海州机体上的堕落，以及种种的不合时宜。
海州再也不是当初的一无所有了。那时大家都没有多少本钱，就可以轻易谈牺牲。
现在？每个人都是肩负着重重利益的纠结，再要和他们谈改良、进步、牺牲，就要找到足够的利益交换才行。
宋应辰过于理想，王大猷嫉恶如仇。他们看世界，非黑即白，所以才会因为理念、利益点的不同，才要互相攻翰，一度水火不相容。
严格地说，他们都不是合格的领导者。真正被安宁看好的主政海州之人，却是他的同年朱倬。而吴敏愿不愿意的，都要被“选”为联合议会的议长。
王大猷和宋应辰的反复过招，对海州发展已经带来了不少影响。这中间，全靠朱倬这个海州通判居间长袖善舞，才算暂时保持了一团和气。
今年宋金之战时，金兵南下，河北之民求避海州，当时王大猷主张关闭密州、沂州之境，防止奸细侵扰海州。宋应辰却主张收容河北灾民到密洲安置，二人在议会上拍着桌子争吵。
朱倬却以为关闭边境或者开放灾民来密州都不现实。海州缺人呢，关闭边境无疑把海州与大宋百姓隔阂了，此后再也不要想着人家来投海州。
可是真要开放来海州，就不但是奸细丛生的问题，海州又要多少钱粮、人力过去接引？他就提出就近安置灾民到兖州、徐州等地，由水泊梁山的张荣所部负责具舟、给食。
结果不但河北灾民赖以为济，张荣所部的水泊梁山也是实力大增，这才有了此后在清河与斜卯阿里搞摩擦的本钱和战绩。
“朱倬拜相，太祖扶其背曰：人皆不知朱卿之卓越，而朕独知卿也。卿以朕亲擢而出为相者，务要咸知内外任均之事。
朱倬以为人主任为耳目，非报怨任气之地，必要上合天心也。每上疏辄夙兴露告，若帝鉴临。奏疏凡数十，如发仓廪，蠲米价，减私盐，核军食，率焚稿不传。
后金兵犯徐州，朱倬陈战、备、应三策，上深然之。又曾料敌三策：上为漠北计，中者守辽东，下则攻海州，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也。”《大明史-文昌侯世家》
吴敏是大宋干练之臣，他来海州编管却是因为与郭药师的交易。他让位郭药师，郭药师忠于大宋，这是双方的底线。
只是吴敏也没想到，他居然会被安宁盯上，死缠烂打地非要把他上位联合议会的议长。
宋应辰究竟该与蓝细禾一起北去经略金州郡，还让他执掌羽山大学？安宁还在犹豫。因为羽山大学的祭酒胡松年已经内定了御史台的职务。
最后还是决定老宋去羽山大学教书育人最好，了不起再把内阁礼部尚书职衔给他挂了。都是一心一意的老伙伴，该照顾就要照顾，安宁可不打算作甚的“大公无私”。
无论怎样的冠冕堂皇，任谁在用人上都免不掉要任人唯亲。首先，所谓个人才具等等，其实是最难度量的一件事情。既然用谁都要用，那么最后就免不了要“用熟”。
刘邦打天下，天下人材多出丰沛间？朱元璋立国大明，他手下的功勋人物就出身壕州、两淮最多！乃至后世的湘军、淮军，湖南多出将帅，也无非都是“用熟”而已。
不然哪有那么多巧合，在某个时代里，天下英才、帝王将相全都扎堆在某个地方出生？
其实在一个成熟的体系内，用谁，不用谁，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此后的海州变法一定要用体系和制度去作保障才行。
甚至制度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制度也会僵化、变形。人与制度的结合才是最重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在靖康元年时候，安宁就曾发现，在海州地方治理方面，明社的地方自治制度，在青州、河北的地方执行中，已经存在明显问题。
海州是首善之地，有陈颙、蓝细禾、吕子曰那么多人每天盯着，它的地方自治发展得还算理想。但是到了金州、青州、河北等地方时，所谓的地方自治，就满不是那么回事。
在这个皇权威严的时代里，指望那些鹌鹑一样的地方乡绅组织议会完成监督辖域内的“父母官”，达到地方自治的目标，无异缘木求鱼！问题主要出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地方人才的不均衡，没法选出最合适的人担任地方管理的重任。而有些地方却又人才泛滥，由此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浪费。
地方官吏中，除了明社派驻的少量人员外，州府县乡保甲的多数人选，都是大宋官僚系统的原班人马打散编制后，又重新委任的。
所谓县官不如现管，这些官吏不敢对抗明社组织。他们在明社发布的官员考核制度下，的确也能发挥其能动性。但同时，这也让他们更加漠视地方议会的监督做用。
州府县乡的地方议会，也没有真正监督官员的权力和胆气，它就渐渐地沦为配角。因为相比明社组织的强大，地方上不但人才匮乏，而且议员的私人利益也在那里摆着。
如果这些议员们不能发挥出对地方官吏的绝对监督能力，那他们就要设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官吏的报复。最终能做的就使奉承官吏，把自己摆在权力的吹捧者位置上。
久之恶性循环，这些地方的议会组织、议员们甚至会争相成为地方官吏的打手、帮凶，转而对那些底层的百姓利益诉求进行压制或出卖！
其二是明社借助救灾等机会，买断了地方百姓的土地私产。然后再重新分配下去，编订保甲，收取赋税，征发徭役、兵役等等。
这固然是解决了土地不断向豪强集中的弊端，但也在法理上确认了，本地多数的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人口，其主权都归明社所有，地方议会甚至无权管辖它们。
而且他们也不敢啊！这个时代，皇权至上的观念早已深入骨髓。昔日大宋在河北等地施行的“西城所”制度，这才废弃几年？地方议会又怎敢与明社“争利”？
尤其在这两年快速发展后，本着开发便捷、成本控制的思路，地方官府总是避开那些有自己地契的私人田宅，优先选在征用成本更低、操作流程更快的明社产业上开发项目。
于是一个让安宁目瞪口呆的趋势就是：
“城乡二元化”这种后世让他深恶痛绝的不公平现象，开始在海州特区大规模地发生了。那些拥有私产的人家，逐渐被排斥在海州发展的收益之外，日趋没落，沦为新的社会底层。
其三是在一些县乡级别的议会中，议员们既然转而奉承地方官吏，那么地方官吏也要投桃换李，给这些议员们的家族发展开些小口子。
这样一来，乡绅豪强家族开始发力。为了避开“五户为伍”的家族切割，一些势力较大的家族开始有意识地把“宗祠”变成执行家法的场所。
他们试图利用家族的团伙势力，绑架那些有离散倾向的家族成员，许多平民百姓的安全已经开始遭到威胁。
而且因为这些乡绅恶势力的逐渐成长，他们不可避免地伸出触角，逐渐开始掌控一些地方的议会、刑狱系统，使受到冤屈的百姓无处说理。
安宁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治政失误，并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科举利弊。科举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制度。
它能把天下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起来，然后再合理地分配下去。科举的弊端在于它的选材方法及选材方向出了问题，而非科举本身。
其实在安宁认识到自己错误之前，吕子曰就在不动声色地开始修补这些漏洞了，他的办法很简单：
既然明社在每个地方上都拥有不菲的私产，那么从法理上讲，明社就有权向这些产业派驻更多的“管事人员”。
于是，早在靖康元年的时候，明社就开始把大批网罗来的人才，以“明社管事人员”的身份派驻各地监督、管理“明社资产”。
这些“管事人员”拥有对明社资产的监督、管理权力，别说地方议会、豪强了，甚至地方官吏都要被逐渐架空。
因为很多地方，在剔除了 “明社资产”之后，其他资源所剩无几。
吕子曰的“政策修正”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大加强了明社对于各地方的控制，使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得到进一步加速提升，但也更加促进了“地方城乡二元化”进度。
因为从法理上讲，既然派出管理地方的人是明社“管事”身份，他在执政、发展地方时候，天然地就要优先使用明社的资源。
新兴产业就要向明社的领地上集中，而有意无意地边缘化那些拥有私产的地方和人群！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弱势群体，民间怨气开始在一些人的身上重新积聚。
这样的海州，也不是安宁想要的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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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海州，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渡过最初的创业艰难后，大多数人都不免要回归世俗讨生活。
海州终究不是天外飞地，它也无法抗拒大宋腐烂制度带来的诱惑，或者说影响。
现在安宁想要二次创业，就必然要再一次凝聚人心。给大家画出更大的饼，描绘更崇高的理想使命。顺手剔除那些附着在海州机体上的堕落，以及种种的不合时宜。
海州再也不是当初的一无所有了。那时大家都没有多少本钱，就可以轻易谈牺牲。
现在？每个人都是肩负着重重利益的纠结，再要和他们谈改良、进步、牺牲，就要找到足够的利益交换才行。
宋应辰过于理想，王大猷嫉恶如仇。他们看世界，非黑即白，所以才会因为理念、利益点的不同，才要互相攻翰，一度水火不相容。
严格地说，他们都不是合格的领导者。真正被安宁看好的主政海州之人，却是他的同年朱倬。而吴敏愿不愿意的，都要被“选”为联合议会的议长。
王大猷和宋应辰的反复过招，对海州发展已经带来了不少影响。这中间，全靠朱倬这个海州通判居间长袖善舞，才算暂时保持了一团和气。
今年宋金之战时，金兵南下，河北之民求避海州，当时王大猷主张关闭密州、沂州之境，防止奸细侵扰海州。宋应辰却主张收容河北灾民到密洲安置，二人在议会上拍着桌子争吵。
朱倬却以为关闭边境或者开放灾民来密州都不现实。海州缺人呢，关闭边境无疑把海州与大宋百姓隔阂了，此后再也不要想着人家来投海州。
可是真要开放来海州，就不但是奸细丛生的问题，海州又要多少钱粮、人力过去接引？他就提出就近安置灾民到兖州、徐州等地，由水泊梁山的张荣所部负责具舟、给食。
结果不但河北灾民赖以为济，张荣所部的水泊梁山也是实力大增，这才有了此后在清河与斜卯阿里搞摩擦的本钱和战绩。
“朱倬拜相，太祖扶其背曰：人皆不知朱卿之卓越，而朕独知卿也。卿以朕亲擢而出为相者，务要咸知内外任均之事。
朱倬以为人主任为耳目，非报怨任气之地，必要上合天心也。每上疏辄夙兴露告，若帝鉴临。奏疏凡数十，如发仓廪，蠲米价，减私盐，核军食，率焚稿不传。
后金兵犯徐州，朱倬陈战、备、应三策，上深然之。又曾料敌三策：上为漠北计，中者守辽东，下则攻海州，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也。”《大明史-文昌侯世家》
吴敏是大宋干练之臣，他来海州编管却是因为与郭药师的交易。他让位郭药师，郭药师忠于大宋，这是双方的底线。
只是吴敏也没想到，他居然会被安宁盯上，死缠烂打地非要把他上位联合议会的议长。
宋应辰究竟该与蓝细禾一起北去经略金州郡，还让他执掌羽山大学？安宁还在犹豫。因为羽山大学的祭酒胡松年已经内定了御史台的职务。
最后还是决定老宋去羽山大学教书育人最好，了不起再把内阁礼部尚书职衔给他挂了。都是一心一意的老伙伴，该照顾就要照顾，安宁可不打算作甚的“大公无私”。
无论怎样的冠冕堂皇，任谁在用人上都免不掉要任人唯亲。首先，所谓个人才具等等，其实是最难度量的一件事情。既然用谁都要用，那么最后就免不了要“用熟”。
刘邦打天下，天下人材多出丰沛间？朱元璋立国大明，他手下的功勋人物就出身壕州、两淮最多！乃至后世的湘军、淮军，湖南多出将帅，也无非都是“用熟”而已。
不然哪有那么多巧合，在某个时代里，天下英才、帝王将相全都扎堆在某个地方出生？
其实在一个成熟的体系内，用谁，不用谁，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此后的海州变法一定要用体系和制度去作保障才行。
甚至制度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制度也会僵化、变形。人与制度的结合才是最重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在靖康元年时候，安宁就曾发现，在海州地方治理方面，明社的地方自治制度，在青州、河北的地方执行中，已经存在明显问题。
海州是首善之地，有陈颙、蓝细禾、吕子曰那么多人每天盯着，它的地方自治发展得还算理想。但是到了金州、青州、河北等地方时，所谓的地方自治，就满不是那么回事。
在这个皇权威严的时代里，指望那些鹌鹑一样的地方乡绅组织议会完成监督辖域内的“父母官”，达到地方自治的目标，无异缘木求鱼！问题主要出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地方人才的不均衡，没法选出最合适的人担任地方管理的重任。而有些地方却又人才泛滥，由此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浪费。
地方官吏中，除了明社派驻的少量人员外，州府县乡保甲的多数人选，都是大宋官僚系统的原班人马打散编制后，又重新委任的。
所谓县官不如现管，这些官吏不敢对抗明社组织。他们在明社发布的官员考核制度下，的确也能发挥其能动性。但同时，这也让他们更加漠视地方议会的监督做用。
州府县乡的地方议会，也没有真正监督官员的权力和胆气，它就渐渐地沦为配角。因为相比明社组织的强大，地方上不但人才匮乏，而且议员的私人利益也在那里摆着。
如果这些议员们不能发挥出对地方官吏的绝对监督能力，那他们就要设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官吏的报复。最终能做的就使奉承官吏，把自己摆在权力的吹捧者位置上。
久之恶性循环，这些地方的议会组织、议员们甚至会争相成为地方官吏的打手、帮凶，转而对那些底层的百姓利益诉求进行压制或出卖！
其二是明社借助救灾等机会，买断了地方百姓的土地私产。然后再重新分配下去，编订保甲，收取赋税，征发徭役、兵役等等。
这固然是解决了土地不断向豪强集中的弊端，但也在法理上确认了，本地多数的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人口，其主权都归明社所有，地方议会甚至无权管辖它们。
而且他们也不敢啊！这个时代，皇权至上的观念早已深入骨髓。昔日大宋在河北等地施行的“西城所”制度，这才废弃几年？地方议会又怎敢与明社“争利”？
尤其在这两年快速发展后，本着开发便捷、成本控制的思路，地方官府总是避开那些有自己地契的私人田宅，优先选在征用成本更低、操作流程更快的明社产业上开发项目。
于是一个让安宁目瞪口呆的趋势就是：
“城乡二元化”这种后世让他深恶痛绝的不公平现象，开始在海州特区大规模地发生了。那些拥有私产的人家，逐渐被排斥在海州发展的收益之外，日趋没落，沦为新的社会底层。
其三是在一些县乡级别的议会中，议员们既然转而奉承地方官吏，那么地方官吏也要投桃换李，给这些议员们的家族发展开些小口子。
这样一来，乡绅豪强家族开始发力。为了避开“五户为伍”的家族切割，一些势力较大的家族开始有意识地把“宗祠”变成执行家法的场所。
他们试图利用家族的团伙势力，绑架那些有离散倾向的家族成员，许多平民百姓的安全已经开始遭到威胁。
而且因为这些乡绅恶势力的逐渐成长，他们不可避免地伸出触角，逐渐开始掌控一些地方的议会、刑狱系统，使受到冤屈的百姓无处说理。
安宁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治政失误，并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科举利弊。科举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制度。
它能把天下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起来，然后再合理地分配下去。科举的弊端在于它的选材方法及选材方向出了问题，而非科举本身。
其实在安宁认识到自己错误之前，吕子曰就在不动声色地开始修补这些漏洞了，他的办法很简单：
既然明社在每个地方上都拥有不菲的私产，那么从法理上讲，明社就有权向这些产业派驻更多的“管事人员”。
于是，早在靖康元年的时候，明社就开始把大批网罗来的人才，以“明社管事人员”的身份派驻各地监督、管理“明社资产”。
这些“管事人员”拥有对明社资产的监督、管理权力，别说地方议会、豪强了，甚至地方官吏都要被逐渐架空。
因为很多地方，在剔除了 “明社资产”之后，其他资源所剩无几。
吕子曰的“政策修正”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大加强了明社对于各地方的控制，使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得到进一步加速提升，但也更加促进了“地方城乡二元化”进度。
因为从法理上讲，既然派出管理地方的人是明社“管事”身份，他在执政、发展地方时候，天然地就要优先使用明社的资源。
新兴产业就要向明社的领地上集中，而有意无意地边缘化那些拥有私产的地方和人群！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弱势群体，民间怨气开始在一些人的身上重新积聚。
这样的海州，也不是安宁想要的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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