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哨
珍宝岛事件爆发前，我们班七个知识青年在黑龙江边挖沙子。江沙很细，但只能冬季刨开冰冻的沙壳，挖了运走。春季江水一活，沙滩就不存在了。
我们住在江边一间废弃的小木房里。对岸，有一个哨所，驻守着大约一个班苏联边防士兵。冰封的黑龙江像一条宽阔的马路。我们每天在“马路”这边劳动，他们每天在“马路”那边巡逻。他们的一举一动，尽在我们眼中。他们从未向我们无端挑衅过。我们也并不因他们的存在而感到威胁。虽然他们是士兵，我们是知青，他们人人手中都有武器，我们有的不过是劳动工具。这里是太宁寂了。两国关系的恶化在我们心中造成的对苏联人的敌意，溶解在大自然的宁寂之中了。在这个地方，是个人，就会产生想要接近人的愿望。如果哪一天江岸看不到那几个苏联士兵，我们倒会觉得在这个宁寂的地方太孤单了。我们一次也没走到“马路”中心去过。他们也没有。在这条宽阔的“马路”上，国境线不是很分明的。与其说我们和他们都怕因“侵犯”了对方的领土而引起纠纷，毋宁说双方都很尊重那条不分明的边境线的存在，谨慎维护这一地带的宁寂与和平。我们不愿被他们看成敌人。他们肯定也是如此。被视为敌人，或者视人为敌，并非美好的事。何况在这一地带，在这一宁寂的“世界”中，只有我们几个知识青年和他们几个士兵。想到“同仇敌忾”这个词时，倒会怀疑自己心理不正常。
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似乎很适应这个地方的宁寂，生活得也似乎很有规律。他们每天早晨都一溜蹲在江边，用雪擦脸。而后就排着纵队在江边跑步。我们很想学他们，也到江边用雪擦脸，为了向他们证明，我们中国人的抗寒力，一点也不亚于他们苏联人。却只效仿了一天，没体验到丝毫乐趣，只得作罢。
他们养了五只鸽子，每天早、午、晚各放一次。我们将他们的鸽子看成“国际轻音乐团”。他们的每只鸽子都背着鸽哨。鸽哨声悦耳极了，美妙极了，令我们非常羡慕。
我们也从连队带来了一只鸽子，一只洁白的鸽子，一只雌鸽。我们叫“她”作“白姑娘”，我们很欣赏为“她”起的名字。
我们放过一次“自姑娘”，被他们的五只鸽子引过去了，三天后才飞回来。从此“她”就被我们囚禁在笼子里，不再放出。
我们不愿因为鸽子而与他们——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之间发生什么冲突。
我们珍视这个地方的宁寂。
因为这个地方的宁寂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
我们都是哈尔滨知识青年。下乡前，都参加过“深挖洞”的战备义务劳动。有了这种锻炼，挖沙对我们来说算是很轻的活儿了。
二百七十余万哈尔滨市人民，除了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谁没参加过“深挖洞”？小学生参加，中学生参加，军人参加，机关工作人员参加，街道妇女也参加。党政军各级首长，没参加过的怕也数不出来几个。“洞”是挖得很深的，工程相当巨大。耗资惊人，可能足够重建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小学生们挖洞的积极性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他们一般都是参加运砖劳动。只要能搬动三块砖的，绝不会搬两块，咬着牙也要搬四块乃至五块。某个小学校的学生有所“发明”，创造了一种搬砖工具——一块木板，用粗铁丝或绳子两端拴住，挂在脖子上，一次最多可在木板上放六块砖，只要脖子吃得消。这一经验在各小学迅速推广。于是凡有小学生的人家中，红药水紫药水和药布，便成了常备之物。几百万人连续几年内每天挖洞不止，市内街道破坏，交通混乱不堪。恶**通事故层出不穷。某些建筑的地基也遭到严重破坏，或倾斜或倒塌，塌方事故在所难免，烈士英灵永垂千古。即使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死人的事也是司空见惯的，更何况为了准备打仗。人们这么去想，就觉得因“深挖洞”而死也算死得其所了。
市委大楼楼顶安装了防空警报器，堆了沙袋，架了高射机枪。于是几所大学、几座重工业工厂也照此办理。每隔几天便会听到一次凄厉的警报器响。它一响，工人们就跑出车间，干部们就跑出办公室，学生们就跑出课堂。各个单位都有洞，人们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跑。行走在路上就近寻找不到一个洞可隐蔽的，便迅速卧倒——面朝下，双手护头，身体平贴地面。但不能与地面贴得太紧，那样会被震伤了内脏。也不能趴在离高大建筑物太近的地方，会被砸死。这是战备教育告诉人们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还告诉人们，如此这般，便能在**和***爆炸的瞬间，保存自己的生命。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没什么了不起。“深挖洞”就是对付***的伟大战略方针。为了在城市被苏军占领后，继续与苏军开展现代的城市“地道战”，《地道战》这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被列为战备教育片反复上映。其实影片的实战意义，“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从省市委机关办公室的玻璃，到各条小街窄巷中每家每户的玻璃，防空袭的米字白纸取代了花样翻新的红纸剪的“忠”字和“公”字。居民委员会的委员们，定期到各家各户视察，严肃批评张家或李家玻璃上的纸条贴得不符合战备要求。某些重要单位和大企业向外地转移。全国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大半迁走了。不少单位分期分批向农村疏散人口。许许多多的人们携妻带子举家奔赴农村。战争的威胁消减了人们计较“城乡差别”的心理。出卖私人房产的招贴在城市各个地方触目皆是，却对普通的人们失去了吸引力。旧家具的拍卖价格降到了几乎不值钱的地步，很少有人贪便宜问津。更很少有人想到奇货可居，从中渔利。人们先是想到应将地方粮票变成全国粮票。进一步想到应将钱和全国粮票变成饼干、罐头、肉松等等可做战备食品的东西。再进一步想到战争一旦爆发，一颗**从天而降，说不定就落在房顶上，穿透房顶掉进屋里，全家老少于是同归于尽，储藏了再多的战备食品岂不也是枉然。想来想去，还是采用“三光政策”，东西卖光，钱花光，吃光喝光。人们惶惶然不可终日。
我曾任我们中学空袭救助小分队队长。“三角巾包扎法”我掌握得很熟练。不止一次在演习中舍身救助“伤员”，不止一次“牺牲”。我们学校是全市中学进行战备教育的样板。每个学生的衣里儿都缝着一块白布，上写自己的性别、姓名、年龄、父母姓名及工作单位。有的学生还在这块白布上写下最简短的遗言。这是为了中苏战争一旦全面爆发，救助队员们从废墟和瓦砾中拖出我们面目模糊、缺胳膊断腿的尸体时，也许会从那块白布知道我们生前是何许人。如果我们的尸体被***烧焦，衣服烧成了灰烬，或者更惨一点，身躯被炸得无踪无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老师在对我们讲这些时，就像讲几何例题一样逻辑清楚，合情入理。我们都觉得他“另外一回事”这句话讲得格外好，含蓄而明白。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的生前“遗言”是——崔丽华，我爱你。崔丽华是我们班一名漂亮的女同学。而她的生前遗言是——我想做电影演员。我们都是那个男同学的好朋友，都挺为他感到遗憾。因为崔丽华在生前“遗言”中并没写明也爱他。他不在乎这一点，说：“反正即使她也爱我，这依然是没法成为现实的事儿，我想战争一旦打起来，我俩绝不可能在战后都侥幸活下来。”大家又觉得他的话颇有几分道理。我们下乡之后，听说他和她都顽强地“留守”在城市，与上山下乡办公室进行“持久战”。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其实我不是留恋城市，既然战争明天就可能爆发，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什么必要呢？”我无法解答他的问题，也就没回信。
哈尔滨，这座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这座被誉为音乐歌舞之摇篮的城市，这座受苏联文化艺术乃至生活方式影响最久最深的城市，这座曾被它的市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是“背靠老大哥”“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可靠的后方”的城市，在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经常响起防空警报器的凄厉声音。它变成了一座空前混乱、无比肮脏、人心惶惶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注定将要在中苏战争中被炮火从中国地图上抹去的城市，变成了苏联**将重点摧毁的目标。它的每一个市民仿佛都处在朝活夕死的战争威胁中。
战争，战争，不是明天爆发，就是后天爆发。在汇编了关于战争的“最新最高指示”的语录本上，可以查到这样一句话——“中苏战争不可避免，早晚要打，早打比晚打好。”人们虔诚地朗读这段预言战争的语录时，心中充满了沉重的忧郁。中国人不是战争狂，却希望早打。打过了，就拉倒了。他们是这么想的。成年人都甘愿由自己这一代承担起战争的灾难，而将和平岁月留给子孙后代。无论这灾难是多么巨大多么残酷。青年人们都预备着血染疆土，英勇捐躯。
然而当我们来到黑龙江边，每天无遮无掩地暴露在苏联边防士兵的眼中，置身在对方武器的最佳射程之内，那种在城市每天所感受到的战争威胁，却减少到了似有似无的程度。我们仿佛走出了战争的噩梦，来到了和平的境界。
这里真他妈的是一片宁寂。听不到防空警报的凄厉鸣叫，也根本观察不到对方在边境线上陈兵百万的任何迹象。仿佛“马蹄形包围圈”不过只是战备教育的一种形象说法。仿佛中苏大战不可避免的预言不过是虚造的幻觉。
与我们这儿相去六七里，对方的一个边防站与我们的一个沿江村对峙江两岸。他们的探照灯夜夜照射到我们这边来。它是必定要照射过来的。那种军事探照灯的照射范围是五里，而这一带最宽的江面不过千余米。这从某种角度上说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挑衅，也可以说是友好。怎么说怎么有理。说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友好似乎比说是挑衅更使人易于接受。辩证法在解释这件事上更具有其理论魅力。
我们无法看到当日的报纸。各种报送到团里，已是一个星期之后。由团里送到连队，又得三四天之后。到我们手中，还得三四天之后。我们最想及时看到的是《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一得到这两种报，我们都急切地用目光在每版上捕捉，捕捉着哪怕几行字的与中苏关系有关的报道。我们毕竟是处在“前沿阵地”，中苏关系与我们的命运相连。说不定哪一天一颗炮弹就将我们一块儿报销了。我们死也得死个明白。《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上经常带有强烈的**味。中苏关系一天比一天恶化。一次又一次的小规模边境冲突事件，积蓄着中苏大战前的舆论硝烟。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不断升级的“抗议”“严重抗议”“最后警告”“最后通牒”，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深信不疑——“中苏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一边境地带，我是说将我们七个中国知识青年和一个班苏联士兵隔开的那段“马路”，却始终是宁寂的。仿佛这里因为离北京和莫斯科都很遥远，虽是两国神经末梢相接之处，我们和他们的头脑却都变得对战争信息反应迟钝了。
国境线上发生的冲突，有时公允地想起来，其实质并非都是那么严峻的。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前，听说中苏双方就发生了一次冲突，几乎诉诸武器：一辆苏军卡车与我们的一辆拖拉机在江面上对行，互不相让，结果撞在一起。我们的驾驶员和他们的驾驶员都受了重伤。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次“合理冲撞”，也都是一次不理智的冲撞。因为冰封后的黑龙江，中心线本不分明，双方却都认为是行驶在绝对意义的本国领土上，避让对方是政治性的屈辱行为……
我当时听说这件事，心想，与其说是“边境冲突”，毋宁说是“国际交通事故”，只要从联合国派来一名“国际交通警察”，许多类似事件就会得到公正处理的。
我觉得自己这想法颇高明，就对伙伴们讲了。伙伴们却不以为然，七嘴八舌地批判我思维荒唐，头脑简单。“联合国要是有国际交通警察，就该也有国际交通岗亭了，亏你想得出来！”“这是政治你懂不懂？就算有国际交通警察，也管不着这一段！”只有班长没加入对我的这场批判。在我低头认罪之后，他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说：“你这个想法……可也真是个想法！”我不明白他的话究竟是对我表示支持，还是讽刺。……几天后，我们的一个伙伴回连队修工具，回来时，带了几份《人民日报》。看了报，我们才知道，珍宝岛事件爆发了。班长抢过报，大声给我们读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只要苏联当局想打，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这句措辞斩钉截铁的话，使我们面面相觑。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并非处在“和平净土”上，而确确实实是处在中苏全面大战即将爆发的“前沿阵地”。江对岸是社会帝国主义，是新沙皇，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最凶恶的、侵略成性的头号敌人。这种我们在接受战备教育时确信无疑的战争理论，一度被这一边境地带的宁寂溶解了，那一天又被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浓缩了。然而黑龙江不是乌苏里江。我们挖沙子的这个地方也不是珍宝岛。这里的宁寂是真实的。但我们从那一天开始，都觉得这里的宁寂是虚假的了。从连里带回《人民日报》的那个伙伴还说，连里的知青都在流传，莫斯科警告北京——他们二十分钟就可以从远东打到北京。北京的回答是——我们十分钟就可以摧毁克里姆林宫。
不知这种说法从何而来，我们听后认为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大灭“新沙皇”的威风，完全相信它的可靠性。“光复莫斯科！”“解放彼得堡！”“让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放光芒！”“将列宁的水晶棺转移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身为红卫兵时，在哈尔滨八区体育场集会高声呼喊过的“反修”口号，从那一天起，又在我们每个人心头荡起了激昂的回声。“反修战士”的豪情壮志，从那一天起，又在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沸腾奔突！“你们说，**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亡我之心’呢？”一个伙伴郑重地向大家发问。大家一起瞧着他，都觉得他郑重得一副傻相。“这算什么问题？一边待着去！”“你小子好像对这一点还有怀疑？”大家纷纷训斥他。他连忙辩白：“没有，没有，我没那个意思！”伙伴中有一个名叫张文歧的，不知从哪儿搞到一册“战备教材”——《闪电战术实例分析》，闲着就看，自认为是“中苏问题”学者兼“现代战争研究专家”。他俨然以战备思想教员的口吻说：“从他们成了‘社会帝国主义’那一天，就有了‘亡我之心’！明白吗？”“明白了，明白了。”被训斥的伙伴诺诺连声。“别卖狗皮膏药！”班长狠狠瞪了张文歧一眼，又瞧着那个被训斥的伙伴说：“你这个问题……还真是个问题！”……一场自发的战备教育就此罢休。从那一天起，江对岸的几个苏联边防士兵，成了我们眼所能见的最具体的敌人。大家怂恿班长，要求连里发给我们武器。免得战争一旦在这里发生，我们赤手空拳，全作无谓牺牲。班长却说：“该发武器的时候必然会发给我们武器的。既然现在还不发给我们武器，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任务仍是挖沙子！”
他的话使我们大为扫兴。
一个伙伴嘟囔：“说不定哪一天战争就打起来了，还搞什么营建？”
班长很生气地说：“你应该去质问连长！”班长还将我从连里带来的那支猎枪和十几颗霰弹“接管”了。那是我向老职工借的，一心想在这地方打到几只野鸡、野兔什么的。没碰上过，也就一枪没放过。
“这里是边境线。中苏关系剑拔弩张，一枪一弹，有时都会引起严重冲突。我是班长，有权控制它！”班长的理由是无法反驳的。我背地里便骂他是“陈独秀”。伙伴们都说我骂得“高级”。我们每天照样在班长的带领下挖沙子。那几个苏联边防战士每天照样在江对面巡逻过来巡逻过去。我们重复着和昨天一样的劳动。他们履行着和昨天一样的职责。他们的五只鸽子，每天照样在这里的天空上飞翔。鸽哨声在我们听来，依然是那么悦耳，那么美妙。“白姑娘”照样被我们关在笼子里不放，照样一听到鸽哨就在笼子里骚动不安，发出不甘寂寞的咕咕的叫声。与昨天与前天不同的，是我们的心理。
如果我们发现他们在望着我们，我们便会停止劳动，也眈眈地注视着他们。以此让他们明白，我们是时时刻刻对他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防范性的。
如果他们扔过来一个雪团，我们便会扬过去一掀沙子。如果他们中的某一个端着枪向江中心走来，我们便会各自紧握锨镐，一齐迎上去。准备打仗——这根弦在我们的头脑中绷紧到了最大极限。但是我们已见惯了他们的五只鸽子在这里的天空自由飞翔，也听惯了那悦耳的鸽哨声。如果哪一天不见它们在空中自由飞翔，如果哪一天听不到悦耳的鸽哨，我们一定都会觉得单调的生活里缺少了点什么美好的。这五只象征着友好与和平的鸟儿，似乎永远也不会被人类的战争思想敌对情绪滋扰。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尽管被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所划分，所统治，但环绕着它又比它更广阔的天空，却应该是鸽子的自由王国。蓝天是鸽子的大地。鸽子无国籍。它们仍一如既往地飞越国境线，在这里的天空吹奏出悦耳的咏唱友好与和平的哨音。它们在我们头顶盘旋时，我们仍会情不自禁地停止劳动，仰头观望它们，侧耳聆听那飘荡在广阔天空的悦耳鸽哨。
“白姑娘”却越来越不甘寂寞了。它渴望冲出樊笼，渴望飞翔，渴望获得自由。它一听到鸽哨，就咕咕地叫着，扑动着翅膀跳来跳去。它也只能如此引起我们注意，如此向我们传达它的渴望和抗议。
但班长却不止一次非常坚决地对我们说：“不许放出它！谁也不许放它！谁不听我的，我就用拳头收拾谁！”
张文歧背着班长对我们叨咕：“你们瞧着，哪天我非放一次‘白姑娘’不可！说不定我们漂亮的‘白姑娘’，还会将他们那五只鸽子都引过来呢！”
“你别自作聪明，你忘了上一次……”我想打消他的念头。
他说：“上一次？胜负乃兵家常事，上次证明不了我们的失利！不过我们的‘白姑娘’有点得意忘形，太对他们的鸽子卖弄风情罢了。我相信它会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的！”
“他们五只，我们一只，敌众我寡呀！”又一个伙伴说。“未战先馁，你这完全是一个失败主义者的论调嘛！”张文歧振振有词。他仿佛不是在谈论鸽子，而是在策划一场空战。我诧然不已。隔日，张文歧在抡镐刨沙时，被飞起来的冻沙崩了眼睛。班长让我送他回去。走在半路，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你们都上当受骗啦！”我问：“什么意思？”他说：“我是制造个机会回去给咱们的‘白姑娘’放风的！”“你没被崩着？”“崩是崩了一下，不过没事儿。”“我告诉班长啦！”“请便。反正他已经来不及阻止我了。”“要是咱们的‘白姑娘’再被他们的鸽子引过去，看大家怎么惩罚你！”他自信地一笑，不屑于回答的样子。
走回我们刨沙子的地方，班长不安地问：“他的眼睛伤得重不重？”
我没好气地说：“他唉唉呀呀，装模作样骗我们……”
话未说完，一个伙伴突然指着天空大嚷大叫：“看！咱们的‘白姑娘’！飞得多高，飞得多快呀！……”
大家都向天空仰望。果然，我们的“白姑娘”翱翔在高高的天空。那一日天空晴朗极了，蔚蓝蔚蓝的，无云也无风。我们仰望天空，就像从天空俯瞰大海。“白姑娘”不时从高处俯冲下来，在我们头顶盘旋一圈，然后陡然疾飞。看得出，它获得了这次难得的飞翔机会，又快活又兴奋。
我们都看得有些发呆。
班长朝江对面望了一眼，低声骂道：“张文歧这小子，跟我耍这套把戏，我轻饶不了他！”
他虽这么说，却一直仰着脸，用目光追随“白姑娘”优美的身姿，而且情不自禁地笑了。
“她”飞上了天空，我们谁也没法儿将“她”从天空弄下来。只有一边欣赏“她”高超的飞翔特技表演，一边期待“她”飞累了，自己降落。
“她”却飞呀飞呀，仿佛永远也不会飞累，永远也不愿降落。
一阵鸽哨声响起了。他们的那五只鸽子从江对面起飞了。它们飞过江，团团包围了“白姑娘”，裹胁着“她”一块儿飞。
“白姑娘”被它们诱惑了。“她”好像一位美丽高贵的公主，置身在一群爱慕者之间。“她”不断向它们显示自己高超的飞翔技巧，一会儿俯冲，一会儿滑翔，一会儿侧飞，一会儿连续翻筋斗。
班长说：“瞧着吧，‘白姑娘’一定又会被他们的鸽子劫持走了！这次他们绝不会轻易让‘她’再逃回来了，张文歧这个浑蛋！”
班长的担心却似乎多余。正如张文歧所预言，我们的“白姑娘”果真记取了上次被“劫持”的教训，“她”跟它们比翼齐飞，与它们在天空兜转周旋，但只要它们有了引诱“她”飞向江对面的企图，“她”便矜持地离开它们，高傲地独自任意翱翔。
我们心爱的鸽子这种非凡的“性格”，使我们——“她”的主人们感到大为惊奇和自豪。
“她”的爱慕者们，似乎终于像人一样意识到，要诱惑这只美丽的洁白的鸽子第二次“叛逃”是不可能的了。
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也出现在江对面，仰首观望这场“空战”。是的，这简直就如同中苏双方之间利用鸽子进行的一场无声的空战，我们恨不得也飞上天空，加入这场“空战”。他们是否也有这样的冲动，就不得而知了。
“空战”持续了很久。
“喂，你们的鸽子弃暗投明了，不会再飞过去了，你们死了这条心吧！”张文歧不知何时也回到了这里，朝江对面的苏联边防士兵大呼大喊。他一脸得意之色。
一名苏联边防士兵开始举起挂在长竿上的小旗摇晃。他们的那五只鸽子心有不甘而又恋恋不舍地往回飞了。它们刚刚飞过江去，我们的“白姑娘”又迅速追上了它们，在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头顶盘旋一圈，又将它们引逗到江这面来了。持旗的苏联边防士兵，一刻不停地挥舞小旗。他们的鸽子一次又一次飞回去。我们的“白姑娘”一次又一次将它们引过来。“噢！噢！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弃暗投明有理！”“背叛‘新沙皇’有功！”除了班长以外，我们都跳着蹦着喊着叫着，哄作一团。当“白姑娘”又一次飞过江，一名苏联士兵举起了枪，向“她”瞄准。
“不许开枪！……”我大叫。“不许开枪！……”伙伴们齐声呐喊。“不许开枪！……”班长也对他们吼了起来。那苏联士兵缓缓放下枪，望着我们，在犹豫。却又有另一名苏联士兵举起了枪。砰……在这个宁寂的地方，枪声显得格外脆。那一瞬间，我们都呆呆地怔住了。“白姑娘”在空中抖动了一下，“她”那洁白的身体朝上一蹿，像被看不见的弹簧朝上弹了一下。几根洁白的羽毛从空中徐徐飘落。
“她”的翅膀伸展着，仍保持着飞翔状态，腹上背下，几乎垂直地掉落下来。“她”的爱慕者们，似乎明白发生了怎样的可悲事件，纷纷围绕着“她”也降低高度。看得出，它们都想要用自己的翅膀托住“她”。但鸽子毕竟不是大雁或天鹅，没有在空中救护同类的本领。也许它们深恐自己也突然遭到如此可悲的厄运，撇弃“白姑娘”，一齐飞走，纷纷落到了江对面哨所的顶盖上。
就在“白姑娘”掉到离地面只有几尺高的刹那，“她”突然翻过身，奋力扇动几下翅膀，飘飘摇摇地升起高度，仄仄歪歪地盘旋了一小圈，辨明方向后，斜着侧着地朝江这边飞来，朝我们头顶的上空飞来。在江中心，“她”就开始身不由己地下扎，像纸叠的飞机，翅膀一动不动地滑翔而至。
“她”掉落在我脚旁。
我立刻弯下腰，小心地用双手将它从雪地上捧起。
在“她”掉落的地方，雪地红了。
“她”洁白的羽毛红了。
我的双手红了。
“她”那两只乌豆般的鸽眼瞪着我。
我们一个伙伴，挥舞双拳朝江对面破口大骂：“你们浑蛋！”
班长狠狠扇了张文歧一记耳光。
张文歧操起一柄铁锨，就要冲过江去拼命。两个伙伴费了好大劲才将他制伏……
“白姑娘”的死，在我们心中造成了一种悲痛。这悲痛虽然不能用“巨大”或“强烈”去形容，但却是真实的，也可以说是沉重的。因为这悲痛之中，包含着一种浓缩的，不属于悲痛的成分在内。这种成分像癌细胞，原本就潜伏在我们心中。它与悲痛混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使一只鸽子的死，具有了咄咄逼人的重大性和严峻性。甚至可以说，我们心中包含着异质成分的悲痛，是超乎正常的，具有某种可怕性质的，超乎常态的。
我们将“白姑娘”埋葬在了黑龙江边。我们在埋葬“她”的那个地方肃立了许久，对这只无辜的鸟儿的横死表示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哀悼。我们都觉得对这只美丽的鸽子的死怀有深深的内疚。说到底，“她”是由于不明不白地卷入了我们与他们——那几个苏联边防士兵之间心照不宣的“战争”才遭到枪杀的。可“她”究竟算是为何而死呢？这又是我们无法向自己解释清楚的。我们对“她”的哀悼，也意味着是对江那边几名苏联边防士兵的愤怒和仇视。我相信，那一天他们是知道了这一点的。因为他们当时都站在江那边望着我们。直至我们散去，他们才散去。
接连几天，我们都变得沉默寡言。我们每天仍到沙坑那里去刨沙子。他们每天早晨却不再到江边用雪擦脸了。也不常能望到他们的身影了。也听不到悦耳的鸽哨声了。这个地方比以往更加宁寂。这确是虚假的宁寂。有种什么无形的可怕的东西在这个地方的宁寂之中孕育着、滋生着、弥漫着。
终于有一天，我们又听到了鸽哨声。也许，那几个苏联边防士兵认为，时间的流走已将“鸽子事件”的阴霾驱散了吧！起初，鸽哨声很微小，好像从极远的地方传来。渐渐地，哨声接近了。最后，听得很分明，就在我们住的小木房子上空环绕。如泣如诉地游弋。
我们都在睡午觉，纷纷坐起，怀着复杂的心情，静听那欲断欲续的哨声。以前，在我们听来，它是多么悦耳，多么美妙，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但那一时刻，这种声音令我们感到刺耳，引发了我们的愤怒。
我们的“白姑娘”被他们打死了。他们的鸽子竟又胆敢侵犯我们的领空！“张文歧呢？张文歧哪去了？”班长忽然发现张文歧不在。不知哪一根神经提醒他，他掀起褥角去看猎枪。猎枪不在了。装霰弹的小铁盒也不在了。“马上去把他找回来！都给我去找！”班长吼起来。我们衣帽不整地走出小木房子，四处张望，视野以内，不见张文歧的影子。“张文歧！……”我们同声大喊。回答我们的是鸽哨声。
奇怪，他会到哪儿去呢？
鸽子，他们的五只鸽子，仍然在我们的小木房上空飞绕着。它们仿佛是在怀念我们的“白姑娘”，绕了一圈，又绕一圈，飞得很低，飞得很徐缓。
江对岸，苏联士兵们在望着我们，互相指手画脚。一名苏联士兵又挥舞小旗，想将他们的鸽子招引回去。他们的鸽子却不往回飞。突然一声枪响。正在我们小木房上空飞绕的五只鸽子，接二连三向地上掉去。落地即死，哪一只也没动一下。张文歧慢慢从我们的小木房顶上站了起来，一手提着猎枪，枪筒冒着一缕青烟。一股浓烈的**味渐渐在空中飘散开来。他跳下房顶，将猎枪和子弹朝班长一递，阴沉着脸说：“只用了一颗霰弹。”江对岸，苏联士兵们像被定身法定住了，几尊石人般僵立不动。
那名舞动小旗的苏联士兵，小旗仍举在空中，随风招展。五只鸽子的尸体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布在我们四周的雪地上。霰弹的威力和辐射面很大，每一只鸽子肯定都中了无数铁砂。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吃惊地望着屠杀者。“你！……”班长手指张文歧，说不出话。“我什么？”张文歧也瞪视我们大家，理直气壮，“我要为咱们的‘白姑娘’报仇！只要是他们的鸽子，飞过来一只，我打落一只。飞过来两只，我打落一双！这就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就叫‘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我们将他们的鸽子和我们的“白姑娘”埋在了一起。我们想，鸽子，无论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都是象征着友好与和平的鸟。死在这地方的每一只鸽子，都是死得很无辜很可悲也很可怜的。
它们之间，是永不会产生敌意和仇恨的，是永不会互相攻击和伤害的。它们是同类之间最善于和平相处的鸟儿。是我们人类之间无休无止的敌意与仇视，导致了这些象征着友好与和平的鸟儿的可悲下场。对这些被杀人的子弹和杀兽的子弹所射杀的鸽子，我们是有罪过的。他们——那几名苏联士兵，也是有罪过的。我们的心灵因此感到无法安宁，却无法知道那几名苏联士兵的心灵会怎样。
如果任何生命都有灵魂，但愿这几只鸽子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的蓝天上无忧无虑地比翼齐飞吧！另一个世界是没有边境也不会有战争的！班长一回到屋里，就从张文歧手中夺过猎枪，一声不吭地将猎枪拆卸了，塞到褥子底下的茅草中。我们以为班长会狠揍张文歧一顿，班长却并没揍他，但是看也不看他一眼。大家谁也不对张文歧说一句话。这种沉默使张文歧很难堪。他低低地垂着头闷坐在他的铺位，那样子像个等待审判的罪犯。
我们都明白，从此再也不会听到那悦耳的鸽哨声了。再也不会。无论我们听来是美妙的，或者我们听来是刺耳的，在这个宁寂的地方，鸽哨声是将永远永远消失了。
也不会有鸽子在这里的天空上飞翔了。无论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然而战争的风云并没有从乌苏里江漫卷到黑龙江。尽管这是事实，但我们都认为，在这里，在这个从来都很宁寂的边境地带，实际上已发生过了一次小小的战争。无辜死于一颗步枪子弹和一颗猎枪霰弹之下的六只鸽子，便是这场战争的明证。……在我们完成了挖沙任务，将离开那里的前几天，傍晚，黑夜还未彻底降临的时候，刮起了暴风雪。这宁寂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鬼哭神泣的地方。我们小木房顶的一截破烟筒被刮掉了，呛人的黄烟一阵阵从炕洞里冒出来。张文歧自告奋勇去安烟筒。班长不动声色地说：“当然应该你去，因为你已经有过一次爬上房顶的经验了。”
这是几天来班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这几天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少跟他说话，以此表示对他的惩罚。尽管他变得处处乖顺，安分守己，再也不扮演“中苏问题”专家的角色了。
他安好烟筒，回到屋里后，出乎我们意料地，从缅着的棉袄里抓出一只鸽子！“你……你用什么将它打下来的？你小子太可恶了！……”班长一把揪住他衣领，攥紧了拳头。看得出，班长恼怒到了极点。“不……不是我将它打下来的，是它自己飞迷了路，落在我们屋顶上……”他急急忙忙解释。班长缓缓放开了他的衣领。我们都围拢了观看这只鸽子。它是灰色的，翅羽还未长丰硬呢，已经快冻僵了。“这叫‘灰雨点’，优良品种。”张文歧用内行的语调说。班长说：“闭上你的嘴，你不配谈论鸽子。”张文歧嘟囔：“我就是懂嘛，我养过鸽子。”“我们没养过鸽子，可也没杀过鸽子！”我抢白他一句。这句话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退到他的铺位那儿，默默坐下，不吭声了。班长将那只鸽子放在被窝儿里，只露出头。它渐渐暖和过来，转动着头，仿佛有几分诧异地瞧着我们，咕咕叫了几声。“我差点忘了，它腿上还绑着一封信呢……”张文歧又走过来，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必恭必敬地交给班长。班长接过那封信，只看了一眼便说：“这又是一只他们的鸽子，信封是他们的。”信封上什么也没写，左下角印着一个人物头像。一个伙伴说：“这秃头是勃列日涅夫吗？怎么不太像啊？”“滚一边去！”班长轻蔑地瞥了他一眼说，“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怎么没在报上见过这个苏联名字？前国防部长？”“苏维埃革命诗人。著名长诗《列宁》的作者。”到底不愧为老高三，我们都后悔自己晚出生了几年，少知道了很多事情，不免一个个显得羞惭起来，也对班长立时肃然起敬。“这封信会不会是……他们的什么军事行动命令？”“别忘了如今是七十年代，哪一个国家也不会再用鸽子传送什么军事命令了！”
“那可不一定，我们这边没有电话线，他们那边也没有电话线呀！再说，前几天又刚下过一场大雪，没准他们那边的道路被大雪阻隔了呢……”
大家七嘴八舌，争先说出自己的猜测和判断，都认为自己的话不容忽视。这些猜测和判断，互相听了，都觉得各有几分道理，并不荒唐可笑。
因为我们是在中苏边境线上。时刻准备打仗的思想，控制着我们大脑的每根神经。“别乱嚷嚷！”班长大声说。他犹豫片刻，慢慢撕开那封信，抽出信纸，默默地看起来。
我们也都将脑袋凑向那封信。信是俄文写的。我们一句也看不懂，心中却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突然的军事袭击、闪电战术、进一步制造边境武装冲突事件的阴谋、全面入侵中国的战略策划。我们仿佛从满纸俄文的字里行间看到了千百万辆坦克和千百万架飞机……
班长却开始拿着那封信发愣。我们急切地追问他。“我真不该拆开这封信，刚才听你们那么七言八语乱嚷嚷，我也有点怀疑信上写的是什么军事行动命令了。”班长很后悔。“不是军事行动命令，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呀？”“既然你能看懂，就快念给我们听听啊！”“这是一封普通家信。”班长低声说，于是看着信，一句一句地翻译给我们听：
亲爱的卢什卡，我的好人儿：已经十三天没收到你的信了。十三天啊！你能理解这对我意味着多么长久的时间吗？我每天都在盼着你的信，内心不安极了，害怕极了。害怕听到从边境的方向传来枪炮声，害怕你被打死。
再过几天，我们的宝宝就要出世了。我希望生个男孩，像你一样，有一双蓝眼睛。但绝不希望他将来像你一样去当边防军。村里的人都说，我们在珍宝岛死去的士兵，个个都是小伙子。我们为什么要同中国人打仗呢？他们是我们的近邻啊！
你们那里的边境线上平安无事吗？亲爱的卢什卡，我的好人儿，我时时刻刻都在为你提心吊胆啊！我真怕再见不到你一面你就被打死了，真怕我自己成了一个年轻的寡妇，真怕我们的小宝宝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了。赶快给我写封信吧，让我知道你还好好儿地活着！
你们那儿雪下得大吗？我们这儿雪下得大极了，村里许多人家的屋顶都被雪压塌了。公路也被大雪封住了，村里的几台拖拉机这几天从早到晚在清雪开道呢。村里的邮递员从摩托上摔下来，摔断了脚，可谁也不愿接任他的差事。全村人都十几天没收到信件了。我只好让我们的“灰雨点”送这封信。它能将你写给我的信带回村里，我相信它也不会使我失望的。
亲爱的卢什卡，我的好人儿，赶快给我写封信吧，越快越好！你无法知道我是多么想你，如果我离你不是一百多里远，如果我肚子里不是怀着我们小宝宝，我一定早已赶到你那里去了。
吻你爱你的娜嘉
班长念完信许久，大家都默不作声。这封信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都因对这封信作过不着边际的猜测和错误的判断而觉得难为情。这样内容的信我们也收到过，当然不是妻子写来的，我们还没有过真正的爱情经历呢！是我们的父母写来的。在我们收到的信中，和这封一个年轻的苏联妻子写给丈夫的信中，竟有多少完完全全相同的话啊！
我们都在想着什么。只有班长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我是真不应该拆开人家的信啊！”……第二天清晨，暴风雪过去了。经过昨夜一场暴风雪的扫荡之后，江中心出现了一道雪坎。大自然的神力，为我们和他们在江中心造成了一道分界。
班长将那封信重又绑在鸽子腿上，怀着深深的歉意将它放飞了。它在空中绕了几圈，缓缓落在江对面的哨所顶上。班长在信上写下了几行俄语。他写的是：
鸽子无国籍。
战争与和平，我们要和平。
拆了这封信，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请原谅！
我说：“再多写几句解释的话吧！”
班长说：“这三句足够了。”
张文歧也说：“足够了。”
又过了一天，我们就离开那个地方，回到连里去了。
我们都没有对连里的任何人讲到过那封信，我们耻于谈起拆看了一个年轻的苏联妻子写给丈夫的信的行为……
如今，珍宝岛事件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由青年进入了成年。我整整八年没回到哈尔滨市了。这次回来，看到它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是，不再能听到防空警报的声音了，看不到米字形的防空纸条了。许多防空洞变成了地下旅馆，地下餐厅，地下商店。老百姓家挖的防空洞则变成了菜窖。一幢幢新建的高楼拔地而起。这座十五年前仿佛要“贡献”在中苏大战之中的美丽城市，正在被建设得更加美丽，发展得更加迅速和繁荣。十五年的历史，并没有按照十五年前“中苏大战”的种种预言去书写。现实令人欣慰地否定了这一预言。
于是我想到，和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多么重要。
去年春节期间，一位苏联将军率领几位随员在中国的领土上，与中国边防军**欢。黑龙江电视台播放了这一电视新闻，每一个观看到的中国老百姓，并不认为这是不可理解的。
于是我又想到，人民对和平的理解，是深刻于对战争的理解的。我们的人民，是乐于接受和平的，像苏联的孩子们乐于接受圣诞礼物一样。于是我非常想到黑龙江边去，到我们十五年前曾挖过沙子的那个地方。不知那个坟是否还那么宁寂。不知那里的天空是否还有鸽子飞翔。不知是否还能听到鸽哨声。不知是否还能寻找到我们埋葬过六只鸽子的那个地方？记得当时我们曾在那个地点钉入一柄镐把儿为标记，却并未想到哈尔滨市今天依然存在，不是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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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江边一间废弃的小木房里。对岸，有一个哨所，驻守着大约一个班苏联边防士兵。冰封的黑龙江像一条宽阔的马路。我们每天在“马路”这边劳动，他们每天在“马路”那边巡逻。他们的一举一动，尽在我们眼中。他们从未向我们无端挑衅过。我们也并不因他们的存在而感到威胁。虽然他们是士兵，我们是知青，他们人人手中都有武器，我们有的不过是劳动工具。这里是太宁寂了。两国关系的恶化在我们心中造成的对苏联人的敌意，溶解在大自然的宁寂之中了。在这个地方，是个人，就会产生想要接近人的愿望。如果哪一天江岸看不到那几个苏联士兵，我们倒会觉得在这个宁寂的地方太孤单了。我们一次也没走到“马路”中心去过。他们也没有。在这条宽阔的“马路”上，国境线不是很分明的。与其说我们和他们都怕因“侵犯”了对方的领土而引起纠纷，毋宁说双方都很尊重那条不分明的边境线的存在，谨慎维护这一地带的宁寂与和平。我们不愿被他们看成敌人。他们肯定也是如此。被视为敌人，或者视人为敌，并非美好的事。何况在这一地带，在这一宁寂的“世界”中，只有我们几个知识青年和他们几个士兵。想到“同仇敌忾”这个词时，倒会怀疑自己心理不正常。
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似乎很适应这个地方的宁寂，生活得也似乎很有规律。他们每天早晨都一溜蹲在江边，用雪擦脸。而后就排着纵队在江边跑步。我们很想学他们，也到江边用雪擦脸，为了向他们证明，我们中国人的抗寒力，一点也不亚于他们苏联人。却只效仿了一天，没体验到丝毫乐趣，只得作罢。
他们养了五只鸽子，每天早、午、晚各放一次。我们将他们的鸽子看成“国际轻音乐团”。他们的每只鸽子都背着鸽哨。鸽哨声悦耳极了，美妙极了，令我们非常羡慕。
我们也从连队带来了一只鸽子，一只洁白的鸽子，一只雌鸽。我们叫“她”作“白姑娘”，我们很欣赏为“她”起的名字。
我们放过一次“自姑娘”，被他们的五只鸽子引过去了，三天后才飞回来。从此“她”就被我们囚禁在笼子里，不再放出。
我们不愿因为鸽子而与他们——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之间发生什么冲突。
我们珍视这个地方的宁寂。
因为这个地方的宁寂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
我们都是哈尔滨知识青年。下乡前，都参加过“深挖洞”的战备义务劳动。有了这种锻炼，挖沙对我们来说算是很轻的活儿了。
二百七十余万哈尔滨市人民，除了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谁没参加过“深挖洞”？小学生参加，中学生参加，军人参加，机关工作人员参加，街道妇女也参加。党政军各级首长，没参加过的怕也数不出来几个。“洞”是挖得很深的，工程相当巨大。耗资惊人，可能足够重建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小学生们挖洞的积极性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他们一般都是参加运砖劳动。只要能搬动三块砖的，绝不会搬两块，咬着牙也要搬四块乃至五块。某个小学校的学生有所“发明”，创造了一种搬砖工具——一块木板，用粗铁丝或绳子两端拴住，挂在脖子上，一次最多可在木板上放六块砖，只要脖子吃得消。这一经验在各小学迅速推广。于是凡有小学生的人家中，红药水紫药水和药布，便成了常备之物。几百万人连续几年内每天挖洞不止，市内街道破坏，交通混乱不堪。恶**通事故层出不穷。某些建筑的地基也遭到严重破坏，或倾斜或倒塌，塌方事故在所难免，烈士英灵永垂千古。即使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死人的事也是司空见惯的，更何况为了准备打仗。人们这么去想，就觉得因“深挖洞”而死也算死得其所了。
市委大楼楼顶安装了防空警报器，堆了沙袋，架了高射机枪。于是几所大学、几座重工业工厂也照此办理。每隔几天便会听到一次凄厉的警报器响。它一响，工人们就跑出车间，干部们就跑出办公室，学生们就跑出课堂。各个单位都有洞，人们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跑。行走在路上就近寻找不到一个洞可隐蔽的，便迅速卧倒——面朝下，双手护头，身体平贴地面。但不能与地面贴得太紧，那样会被震伤了内脏。也不能趴在离高大建筑物太近的地方，会被砸死。这是战备教育告诉人们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还告诉人们，如此这般，便能在**和***爆炸的瞬间，保存自己的生命。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没什么了不起。“深挖洞”就是对付***的伟大战略方针。为了在城市被苏军占领后，继续与苏军开展现代的城市“地道战”，《地道战》这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被列为战备教育片反复上映。其实影片的实战意义，“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从省市委机关办公室的玻璃，到各条小街窄巷中每家每户的玻璃，防空袭的米字白纸取代了花样翻新的红纸剪的“忠”字和“公”字。居民委员会的委员们，定期到各家各户视察，严肃批评张家或李家玻璃上的纸条贴得不符合战备要求。某些重要单位和大企业向外地转移。全国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大半迁走了。不少单位分期分批向农村疏散人口。许许多多的人们携妻带子举家奔赴农村。战争的威胁消减了人们计较“城乡差别”的心理。出卖私人房产的招贴在城市各个地方触目皆是，却对普通的人们失去了吸引力。旧家具的拍卖价格降到了几乎不值钱的地步，很少有人贪便宜问津。更很少有人想到奇货可居，从中渔利。人们先是想到应将地方粮票变成全国粮票。进一步想到应将钱和全国粮票变成饼干、罐头、肉松等等可做战备食品的东西。再进一步想到战争一旦爆发，一颗**从天而降，说不定就落在房顶上，穿透房顶掉进屋里，全家老少于是同归于尽，储藏了再多的战备食品岂不也是枉然。想来想去，还是采用“三光政策”，东西卖光，钱花光，吃光喝光。人们惶惶然不可终日。
我曾任我们中学空袭救助小分队队长。“三角巾包扎法”我掌握得很熟练。不止一次在演习中舍身救助“伤员”，不止一次“牺牲”。我们学校是全市中学进行战备教育的样板。每个学生的衣里儿都缝着一块白布，上写自己的性别、姓名、年龄、父母姓名及工作单位。有的学生还在这块白布上写下最简短的遗言。这是为了中苏战争一旦全面爆发，救助队员们从废墟和瓦砾中拖出我们面目模糊、缺胳膊断腿的尸体时，也许会从那块白布知道我们生前是何许人。如果我们的尸体被***烧焦，衣服烧成了灰烬，或者更惨一点，身躯被炸得无踪无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老师在对我们讲这些时，就像讲几何例题一样逻辑清楚，合情入理。我们都觉得他“另外一回事”这句话讲得格外好，含蓄而明白。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的生前“遗言”是——崔丽华，我爱你。崔丽华是我们班一名漂亮的女同学。而她的生前遗言是——我想做电影演员。我们都是那个男同学的好朋友，都挺为他感到遗憾。因为崔丽华在生前“遗言”中并没写明也爱他。他不在乎这一点，说：“反正即使她也爱我，这依然是没法成为现实的事儿，我想战争一旦打起来，我俩绝不可能在战后都侥幸活下来。”大家又觉得他的话颇有几分道理。我们下乡之后，听说他和她都顽强地“留守”在城市，与上山下乡办公室进行“持久战”。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其实我不是留恋城市，既然战争明天就可能爆发，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什么必要呢？”我无法解答他的问题，也就没回信。
哈尔滨，这座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这座被誉为音乐歌舞之摇篮的城市，这座受苏联文化艺术乃至生活方式影响最久最深的城市，这座曾被它的市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是“背靠老大哥”“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可靠的后方”的城市，在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经常响起防空警报器的凄厉声音。它变成了一座空前混乱、无比肮脏、人心惶惶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注定将要在中苏战争中被炮火从中国地图上抹去的城市，变成了苏联**将重点摧毁的目标。它的每一个市民仿佛都处在朝活夕死的战争威胁中。
战争，战争，不是明天爆发，就是后天爆发。在汇编了关于战争的“最新最高指示”的语录本上，可以查到这样一句话——“中苏战争不可避免，早晚要打，早打比晚打好。”人们虔诚地朗读这段预言战争的语录时，心中充满了沉重的忧郁。中国人不是战争狂，却希望早打。打过了，就拉倒了。他们是这么想的。成年人都甘愿由自己这一代承担起战争的灾难，而将和平岁月留给子孙后代。无论这灾难是多么巨大多么残酷。青年人们都预备着血染疆土，英勇捐躯。
然而当我们来到黑龙江边，每天无遮无掩地暴露在苏联边防士兵的眼中，置身在对方武器的最佳射程之内，那种在城市每天所感受到的战争威胁，却减少到了似有似无的程度。我们仿佛走出了战争的噩梦，来到了和平的境界。
这里真他妈的是一片宁寂。听不到防空警报的凄厉鸣叫，也根本观察不到对方在边境线上陈兵百万的任何迹象。仿佛“马蹄形包围圈”不过只是战备教育的一种形象说法。仿佛中苏大战不可避免的预言不过是虚造的幻觉。
与我们这儿相去六七里，对方的一个边防站与我们的一个沿江村对峙江两岸。他们的探照灯夜夜照射到我们这边来。它是必定要照射过来的。那种军事探照灯的照射范围是五里，而这一带最宽的江面不过千余米。这从某种角度上说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挑衅，也可以说是友好。怎么说怎么有理。说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友好似乎比说是挑衅更使人易于接受。辩证法在解释这件事上更具有其理论魅力。
我们无法看到当日的报纸。各种报送到团里，已是一个星期之后。由团里送到连队，又得三四天之后。到我们手中，还得三四天之后。我们最想及时看到的是《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一得到这两种报，我们都急切地用目光在每版上捕捉，捕捉着哪怕几行字的与中苏关系有关的报道。我们毕竟是处在“前沿阵地”，中苏关系与我们的命运相连。说不定哪一天一颗炮弹就将我们一块儿报销了。我们死也得死个明白。《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上经常带有强烈的**味。中苏关系一天比一天恶化。一次又一次的小规模边境冲突事件，积蓄着中苏大战前的舆论硝烟。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不断升级的“抗议”“严重抗议”“最后警告”“最后通牒”，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深信不疑——“中苏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一边境地带，我是说将我们七个中国知识青年和一个班苏联士兵隔开的那段“马路”，却始终是宁寂的。仿佛这里因为离北京和莫斯科都很遥远，虽是两国神经末梢相接之处，我们和他们的头脑却都变得对战争信息反应迟钝了。
国境线上发生的冲突，有时公允地想起来，其实质并非都是那么严峻的。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前，听说中苏双方就发生了一次冲突，几乎诉诸武器：一辆苏军卡车与我们的一辆拖拉机在江面上对行，互不相让，结果撞在一起。我们的驾驶员和他们的驾驶员都受了重伤。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次“合理冲撞”，也都是一次不理智的冲撞。因为冰封后的黑龙江，中心线本不分明，双方却都认为是行驶在绝对意义的本国领土上，避让对方是政治性的屈辱行为……
我当时听说这件事，心想，与其说是“边境冲突”，毋宁说是“国际交通事故”，只要从联合国派来一名“国际交通警察”，许多类似事件就会得到公正处理的。
我觉得自己这想法颇高明，就对伙伴们讲了。伙伴们却不以为然，七嘴八舌地批判我思维荒唐，头脑简单。“联合国要是有国际交通警察，就该也有国际交通岗亭了，亏你想得出来！”“这是政治你懂不懂？就算有国际交通警察，也管不着这一段！”只有班长没加入对我的这场批判。在我低头认罪之后，他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说：“你这个想法……可也真是个想法！”我不明白他的话究竟是对我表示支持，还是讽刺。……几天后，我们的一个伙伴回连队修工具，回来时，带了几份《人民日报》。看了报，我们才知道，珍宝岛事件爆发了。班长抢过报，大声给我们读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只要苏联当局想打，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这句措辞斩钉截铁的话，使我们面面相觑。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并非处在“和平净土”上，而确确实实是处在中苏全面大战即将爆发的“前沿阵地”。江对岸是社会帝国主义，是新沙皇，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最凶恶的、侵略成性的头号敌人。这种我们在接受战备教育时确信无疑的战争理论，一度被这一边境地带的宁寂溶解了，那一天又被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浓缩了。然而黑龙江不是乌苏里江。我们挖沙子的这个地方也不是珍宝岛。这里的宁寂是真实的。但我们从那一天开始，都觉得这里的宁寂是虚假的了。从连里带回《人民日报》的那个伙伴还说，连里的知青都在流传，莫斯科警告北京——他们二十分钟就可以从远东打到北京。北京的回答是——我们十分钟就可以摧毁克里姆林宫。
不知这种说法从何而来，我们听后认为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大灭“新沙皇”的威风，完全相信它的可靠性。“光复莫斯科！”“解放彼得堡！”“让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放光芒！”“将列宁的水晶棺转移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身为红卫兵时，在哈尔滨八区体育场集会高声呼喊过的“反修”口号，从那一天起，又在我们每个人心头荡起了激昂的回声。“反修战士”的豪情壮志，从那一天起，又在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沸腾奔突！“你们说，**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亡我之心’呢？”一个伙伴郑重地向大家发问。大家一起瞧着他，都觉得他郑重得一副傻相。“这算什么问题？一边待着去！”“你小子好像对这一点还有怀疑？”大家纷纷训斥他。他连忙辩白：“没有，没有，我没那个意思！”伙伴中有一个名叫张文歧的，不知从哪儿搞到一册“战备教材”——《闪电战术实例分析》，闲着就看，自认为是“中苏问题”学者兼“现代战争研究专家”。他俨然以战备思想教员的口吻说：“从他们成了‘社会帝国主义’那一天，就有了‘亡我之心’！明白吗？”“明白了，明白了。”被训斥的伙伴诺诺连声。“别卖狗皮膏药！”班长狠狠瞪了张文歧一眼，又瞧着那个被训斥的伙伴说：“你这个问题……还真是个问题！”……一场自发的战备教育就此罢休。从那一天起，江对岸的几个苏联边防士兵，成了我们眼所能见的最具体的敌人。大家怂恿班长，要求连里发给我们武器。免得战争一旦在这里发生，我们赤手空拳，全作无谓牺牲。班长却说：“该发武器的时候必然会发给我们武器的。既然现在还不发给我们武器，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任务仍是挖沙子！”
他的话使我们大为扫兴。
一个伙伴嘟囔：“说不定哪一天战争就打起来了，还搞什么营建？”
班长很生气地说：“你应该去质问连长！”班长还将我从连里带来的那支猎枪和十几颗霰弹“接管”了。那是我向老职工借的，一心想在这地方打到几只野鸡、野兔什么的。没碰上过，也就一枪没放过。
“这里是边境线。中苏关系剑拔弩张，一枪一弹，有时都会引起严重冲突。我是班长，有权控制它！”班长的理由是无法反驳的。我背地里便骂他是“陈独秀”。伙伴们都说我骂得“高级”。我们每天照样在班长的带领下挖沙子。那几个苏联边防战士每天照样在江对面巡逻过来巡逻过去。我们重复着和昨天一样的劳动。他们履行着和昨天一样的职责。他们的五只鸽子，每天照样在这里的天空上飞翔。鸽哨声在我们听来，依然是那么悦耳，那么美妙。“白姑娘”照样被我们关在笼子里不放，照样一听到鸽哨就在笼子里骚动不安，发出不甘寂寞的咕咕的叫声。与昨天与前天不同的，是我们的心理。
如果我们发现他们在望着我们，我们便会停止劳动，也眈眈地注视着他们。以此让他们明白，我们是时时刻刻对他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防范性的。
如果他们扔过来一个雪团，我们便会扬过去一掀沙子。如果他们中的某一个端着枪向江中心走来，我们便会各自紧握锨镐，一齐迎上去。准备打仗——这根弦在我们的头脑中绷紧到了最大极限。但是我们已见惯了他们的五只鸽子在这里的天空自由飞翔，也听惯了那悦耳的鸽哨声。如果哪一天不见它们在空中自由飞翔，如果哪一天听不到悦耳的鸽哨，我们一定都会觉得单调的生活里缺少了点什么美好的。这五只象征着友好与和平的鸟儿，似乎永远也不会被人类的战争思想敌对情绪滋扰。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尽管被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所划分，所统治，但环绕着它又比它更广阔的天空，却应该是鸽子的自由王国。蓝天是鸽子的大地。鸽子无国籍。它们仍一如既往地飞越国境线，在这里的天空吹奏出悦耳的咏唱友好与和平的哨音。它们在我们头顶盘旋时，我们仍会情不自禁地停止劳动，仰头观望它们，侧耳聆听那飘荡在广阔天空的悦耳鸽哨。
“白姑娘”却越来越不甘寂寞了。它渴望冲出樊笼，渴望飞翔，渴望获得自由。它一听到鸽哨，就咕咕地叫着，扑动着翅膀跳来跳去。它也只能如此引起我们注意，如此向我们传达它的渴望和抗议。
但班长却不止一次非常坚决地对我们说：“不许放出它！谁也不许放它！谁不听我的，我就用拳头收拾谁！”
张文歧背着班长对我们叨咕：“你们瞧着，哪天我非放一次‘白姑娘’不可！说不定我们漂亮的‘白姑娘’，还会将他们那五只鸽子都引过来呢！”
“你别自作聪明，你忘了上一次……”我想打消他的念头。
他说：“上一次？胜负乃兵家常事，上次证明不了我们的失利！不过我们的‘白姑娘’有点得意忘形，太对他们的鸽子卖弄风情罢了。我相信它会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的！”
“他们五只，我们一只，敌众我寡呀！”又一个伙伴说。“未战先馁，你这完全是一个失败主义者的论调嘛！”张文歧振振有词。他仿佛不是在谈论鸽子，而是在策划一场空战。我诧然不已。隔日，张文歧在抡镐刨沙时，被飞起来的冻沙崩了眼睛。班长让我送他回去。走在半路，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你们都上当受骗啦！”我问：“什么意思？”他说：“我是制造个机会回去给咱们的‘白姑娘’放风的！”“你没被崩着？”“崩是崩了一下，不过没事儿。”“我告诉班长啦！”“请便。反正他已经来不及阻止我了。”“要是咱们的‘白姑娘’再被他们的鸽子引过去，看大家怎么惩罚你！”他自信地一笑，不屑于回答的样子。
走回我们刨沙子的地方，班长不安地问：“他的眼睛伤得重不重？”
我没好气地说：“他唉唉呀呀，装模作样骗我们……”
话未说完，一个伙伴突然指着天空大嚷大叫：“看！咱们的‘白姑娘’！飞得多高，飞得多快呀！……”
大家都向天空仰望。果然，我们的“白姑娘”翱翔在高高的天空。那一日天空晴朗极了，蔚蓝蔚蓝的，无云也无风。我们仰望天空，就像从天空俯瞰大海。“白姑娘”不时从高处俯冲下来，在我们头顶盘旋一圈，然后陡然疾飞。看得出，它获得了这次难得的飞翔机会，又快活又兴奋。
我们都看得有些发呆。
班长朝江对面望了一眼，低声骂道：“张文歧这小子，跟我耍这套把戏，我轻饶不了他！”
他虽这么说，却一直仰着脸，用目光追随“白姑娘”优美的身姿，而且情不自禁地笑了。
“她”飞上了天空，我们谁也没法儿将“她”从天空弄下来。只有一边欣赏“她”高超的飞翔特技表演，一边期待“她”飞累了，自己降落。
“她”却飞呀飞呀，仿佛永远也不会飞累，永远也不愿降落。
一阵鸽哨声响起了。他们的那五只鸽子从江对面起飞了。它们飞过江，团团包围了“白姑娘”，裹胁着“她”一块儿飞。
“白姑娘”被它们诱惑了。“她”好像一位美丽高贵的公主，置身在一群爱慕者之间。“她”不断向它们显示自己高超的飞翔技巧，一会儿俯冲，一会儿滑翔，一会儿侧飞，一会儿连续翻筋斗。
班长说：“瞧着吧，‘白姑娘’一定又会被他们的鸽子劫持走了！这次他们绝不会轻易让‘她’再逃回来了，张文歧这个浑蛋！”
班长的担心却似乎多余。正如张文歧所预言，我们的“白姑娘”果真记取了上次被“劫持”的教训，“她”跟它们比翼齐飞，与它们在天空兜转周旋，但只要它们有了引诱“她”飞向江对面的企图，“她”便矜持地离开它们，高傲地独自任意翱翔。
我们心爱的鸽子这种非凡的“性格”，使我们——“她”的主人们感到大为惊奇和自豪。
“她”的爱慕者们，似乎终于像人一样意识到，要诱惑这只美丽的洁白的鸽子第二次“叛逃”是不可能的了。
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也出现在江对面，仰首观望这场“空战”。是的，这简直就如同中苏双方之间利用鸽子进行的一场无声的空战，我们恨不得也飞上天空，加入这场“空战”。他们是否也有这样的冲动，就不得而知了。
“空战”持续了很久。
“喂，你们的鸽子弃暗投明了，不会再飞过去了，你们死了这条心吧！”张文歧不知何时也回到了这里，朝江对面的苏联边防士兵大呼大喊。他一脸得意之色。
一名苏联边防士兵开始举起挂在长竿上的小旗摇晃。他们的那五只鸽子心有不甘而又恋恋不舍地往回飞了。它们刚刚飞过江去，我们的“白姑娘”又迅速追上了它们，在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头顶盘旋一圈，又将它们引逗到江这面来了。持旗的苏联边防士兵，一刻不停地挥舞小旗。他们的鸽子一次又一次飞回去。我们的“白姑娘”一次又一次将它们引过来。“噢！噢！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弃暗投明有理！”“背叛‘新沙皇’有功！”除了班长以外，我们都跳着蹦着喊着叫着，哄作一团。当“白姑娘”又一次飞过江，一名苏联士兵举起了枪，向“她”瞄准。
“不许开枪！……”我大叫。“不许开枪！……”伙伴们齐声呐喊。“不许开枪！……”班长也对他们吼了起来。那苏联士兵缓缓放下枪，望着我们，在犹豫。却又有另一名苏联士兵举起了枪。砰……在这个宁寂的地方，枪声显得格外脆。那一瞬间，我们都呆呆地怔住了。“白姑娘”在空中抖动了一下，“她”那洁白的身体朝上一蹿，像被看不见的弹簧朝上弹了一下。几根洁白的羽毛从空中徐徐飘落。
“她”的翅膀伸展着，仍保持着飞翔状态，腹上背下，几乎垂直地掉落下来。“她”的爱慕者们，似乎明白发生了怎样的可悲事件，纷纷围绕着“她”也降低高度。看得出，它们都想要用自己的翅膀托住“她”。但鸽子毕竟不是大雁或天鹅，没有在空中救护同类的本领。也许它们深恐自己也突然遭到如此可悲的厄运，撇弃“白姑娘”，一齐飞走，纷纷落到了江对面哨所的顶盖上。
就在“白姑娘”掉到离地面只有几尺高的刹那，“她”突然翻过身，奋力扇动几下翅膀，飘飘摇摇地升起高度，仄仄歪歪地盘旋了一小圈，辨明方向后，斜着侧着地朝江这边飞来，朝我们头顶的上空飞来。在江中心，“她”就开始身不由己地下扎，像纸叠的飞机，翅膀一动不动地滑翔而至。
“她”掉落在我脚旁。
我立刻弯下腰，小心地用双手将它从雪地上捧起。
在“她”掉落的地方，雪地红了。
“她”洁白的羽毛红了。
我的双手红了。
“她”那两只乌豆般的鸽眼瞪着我。
我们一个伙伴，挥舞双拳朝江对面破口大骂：“你们浑蛋！”
班长狠狠扇了张文歧一记耳光。
张文歧操起一柄铁锨，就要冲过江去拼命。两个伙伴费了好大劲才将他制伏……
“白姑娘”的死，在我们心中造成了一种悲痛。这悲痛虽然不能用“巨大”或“强烈”去形容，但却是真实的，也可以说是沉重的。因为这悲痛之中，包含着一种浓缩的，不属于悲痛的成分在内。这种成分像癌细胞，原本就潜伏在我们心中。它与悲痛混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使一只鸽子的死，具有了咄咄逼人的重大性和严峻性。甚至可以说，我们心中包含着异质成分的悲痛，是超乎正常的，具有某种可怕性质的，超乎常态的。
我们将“白姑娘”埋葬在了黑龙江边。我们在埋葬“她”的那个地方肃立了许久，对这只无辜的鸟儿的横死表示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哀悼。我们都觉得对这只美丽的鸽子的死怀有深深的内疚。说到底，“她”是由于不明不白地卷入了我们与他们——那几个苏联边防士兵之间心照不宣的“战争”才遭到枪杀的。可“她”究竟算是为何而死呢？这又是我们无法向自己解释清楚的。我们对“她”的哀悼，也意味着是对江那边几名苏联边防士兵的愤怒和仇视。我相信，那一天他们是知道了这一点的。因为他们当时都站在江那边望着我们。直至我们散去，他们才散去。
接连几天，我们都变得沉默寡言。我们每天仍到沙坑那里去刨沙子。他们每天早晨却不再到江边用雪擦脸了。也不常能望到他们的身影了。也听不到悦耳的鸽哨声了。这个地方比以往更加宁寂。这确是虚假的宁寂。有种什么无形的可怕的东西在这个地方的宁寂之中孕育着、滋生着、弥漫着。
终于有一天，我们又听到了鸽哨声。也许，那几个苏联边防士兵认为，时间的流走已将“鸽子事件”的阴霾驱散了吧！起初，鸽哨声很微小，好像从极远的地方传来。渐渐地，哨声接近了。最后，听得很分明，就在我们住的小木房子上空环绕。如泣如诉地游弋。
我们都在睡午觉，纷纷坐起，怀着复杂的心情，静听那欲断欲续的哨声。以前，在我们听来，它是多么悦耳，多么美妙，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但那一时刻，这种声音令我们感到刺耳，引发了我们的愤怒。
我们的“白姑娘”被他们打死了。他们的鸽子竟又胆敢侵犯我们的领空！“张文歧呢？张文歧哪去了？”班长忽然发现张文歧不在。不知哪一根神经提醒他，他掀起褥角去看猎枪。猎枪不在了。装霰弹的小铁盒也不在了。“马上去把他找回来！都给我去找！”班长吼起来。我们衣帽不整地走出小木房子，四处张望，视野以内，不见张文歧的影子。“张文歧！……”我们同声大喊。回答我们的是鸽哨声。
奇怪，他会到哪儿去呢？
鸽子，他们的五只鸽子，仍然在我们的小木房上空飞绕着。它们仿佛是在怀念我们的“白姑娘”，绕了一圈，又绕一圈，飞得很低，飞得很徐缓。
江对岸，苏联士兵们在望着我们，互相指手画脚。一名苏联士兵又挥舞小旗，想将他们的鸽子招引回去。他们的鸽子却不往回飞。突然一声枪响。正在我们小木房上空飞绕的五只鸽子，接二连三向地上掉去。落地即死，哪一只也没动一下。张文歧慢慢从我们的小木房顶上站了起来，一手提着猎枪，枪筒冒着一缕青烟。一股浓烈的**味渐渐在空中飘散开来。他跳下房顶，将猎枪和子弹朝班长一递，阴沉着脸说：“只用了一颗霰弹。”江对岸，苏联士兵们像被定身法定住了，几尊石人般僵立不动。
那名舞动小旗的苏联士兵，小旗仍举在空中，随风招展。五只鸽子的尸体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布在我们四周的雪地上。霰弹的威力和辐射面很大，每一只鸽子肯定都中了无数铁砂。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吃惊地望着屠杀者。“你！……”班长手指张文歧，说不出话。“我什么？”张文歧也瞪视我们大家，理直气壮，“我要为咱们的‘白姑娘’报仇！只要是他们的鸽子，飞过来一只，我打落一只。飞过来两只，我打落一双！这就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就叫‘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我们将他们的鸽子和我们的“白姑娘”埋在了一起。我们想，鸽子，无论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都是象征着友好与和平的鸟。死在这地方的每一只鸽子，都是死得很无辜很可悲也很可怜的。
它们之间，是永不会产生敌意和仇恨的，是永不会互相攻击和伤害的。它们是同类之间最善于和平相处的鸟儿。是我们人类之间无休无止的敌意与仇视，导致了这些象征着友好与和平的鸟儿的可悲下场。对这些被杀人的子弹和杀兽的子弹所射杀的鸽子，我们是有罪过的。他们——那几名苏联士兵，也是有罪过的。我们的心灵因此感到无法安宁，却无法知道那几名苏联士兵的心灵会怎样。
如果任何生命都有灵魂，但愿这几只鸽子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的蓝天上无忧无虑地比翼齐飞吧！另一个世界是没有边境也不会有战争的！班长一回到屋里，就从张文歧手中夺过猎枪，一声不吭地将猎枪拆卸了，塞到褥子底下的茅草中。我们以为班长会狠揍张文歧一顿，班长却并没揍他，但是看也不看他一眼。大家谁也不对张文歧说一句话。这种沉默使张文歧很难堪。他低低地垂着头闷坐在他的铺位，那样子像个等待审判的罪犯。
我们都明白，从此再也不会听到那悦耳的鸽哨声了。再也不会。无论我们听来是美妙的，或者我们听来是刺耳的，在这个宁寂的地方，鸽哨声是将永远永远消失了。
也不会有鸽子在这里的天空上飞翔了。无论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然而战争的风云并没有从乌苏里江漫卷到黑龙江。尽管这是事实，但我们都认为，在这里，在这个从来都很宁寂的边境地带，实际上已发生过了一次小小的战争。无辜死于一颗步枪子弹和一颗猎枪霰弹之下的六只鸽子，便是这场战争的明证。……在我们完成了挖沙任务，将离开那里的前几天，傍晚，黑夜还未彻底降临的时候，刮起了暴风雪。这宁寂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鬼哭神泣的地方。我们小木房顶的一截破烟筒被刮掉了，呛人的黄烟一阵阵从炕洞里冒出来。张文歧自告奋勇去安烟筒。班长不动声色地说：“当然应该你去，因为你已经有过一次爬上房顶的经验了。”
这是几天来班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这几天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少跟他说话，以此表示对他的惩罚。尽管他变得处处乖顺，安分守己，再也不扮演“中苏问题”专家的角色了。
他安好烟筒，回到屋里后，出乎我们意料地，从缅着的棉袄里抓出一只鸽子！“你……你用什么将它打下来的？你小子太可恶了！……”班长一把揪住他衣领，攥紧了拳头。看得出，班长恼怒到了极点。“不……不是我将它打下来的，是它自己飞迷了路，落在我们屋顶上……”他急急忙忙解释。班长缓缓放开了他的衣领。我们都围拢了观看这只鸽子。它是灰色的，翅羽还未长丰硬呢，已经快冻僵了。“这叫‘灰雨点’，优良品种。”张文歧用内行的语调说。班长说：“闭上你的嘴，你不配谈论鸽子。”张文歧嘟囔：“我就是懂嘛，我养过鸽子。”“我们没养过鸽子，可也没杀过鸽子！”我抢白他一句。这句话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退到他的铺位那儿，默默坐下，不吭声了。班长将那只鸽子放在被窝儿里，只露出头。它渐渐暖和过来，转动着头，仿佛有几分诧异地瞧着我们，咕咕叫了几声。“我差点忘了，它腿上还绑着一封信呢……”张文歧又走过来，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必恭必敬地交给班长。班长接过那封信，只看了一眼便说：“这又是一只他们的鸽子，信封是他们的。”信封上什么也没写，左下角印着一个人物头像。一个伙伴说：“这秃头是勃列日涅夫吗？怎么不太像啊？”“滚一边去！”班长轻蔑地瞥了他一眼说，“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怎么没在报上见过这个苏联名字？前国防部长？”“苏维埃革命诗人。著名长诗《列宁》的作者。”到底不愧为老高三，我们都后悔自己晚出生了几年，少知道了很多事情，不免一个个显得羞惭起来，也对班长立时肃然起敬。“这封信会不会是……他们的什么军事行动命令？”“别忘了如今是七十年代，哪一个国家也不会再用鸽子传送什么军事命令了！”
“那可不一定，我们这边没有电话线，他们那边也没有电话线呀！再说，前几天又刚下过一场大雪，没准他们那边的道路被大雪阻隔了呢……”
大家七嘴八舌，争先说出自己的猜测和判断，都认为自己的话不容忽视。这些猜测和判断，互相听了，都觉得各有几分道理，并不荒唐可笑。
因为我们是在中苏边境线上。时刻准备打仗的思想，控制着我们大脑的每根神经。“别乱嚷嚷！”班长大声说。他犹豫片刻，慢慢撕开那封信，抽出信纸，默默地看起来。
我们也都将脑袋凑向那封信。信是俄文写的。我们一句也看不懂，心中却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突然的军事袭击、闪电战术、进一步制造边境武装冲突事件的阴谋、全面入侵中国的战略策划。我们仿佛从满纸俄文的字里行间看到了千百万辆坦克和千百万架飞机……
班长却开始拿着那封信发愣。我们急切地追问他。“我真不该拆开这封信，刚才听你们那么七言八语乱嚷嚷，我也有点怀疑信上写的是什么军事行动命令了。”班长很后悔。“不是军事行动命令，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呀？”“既然你能看懂，就快念给我们听听啊！”“这是一封普通家信。”班长低声说，于是看着信，一句一句地翻译给我们听：
亲爱的卢什卡，我的好人儿：已经十三天没收到你的信了。十三天啊！你能理解这对我意味着多么长久的时间吗？我每天都在盼着你的信，内心不安极了，害怕极了。害怕听到从边境的方向传来枪炮声，害怕你被打死。
再过几天，我们的宝宝就要出世了。我希望生个男孩，像你一样，有一双蓝眼睛。但绝不希望他将来像你一样去当边防军。村里的人都说，我们在珍宝岛死去的士兵，个个都是小伙子。我们为什么要同中国人打仗呢？他们是我们的近邻啊！
你们那里的边境线上平安无事吗？亲爱的卢什卡，我的好人儿，我时时刻刻都在为你提心吊胆啊！我真怕再见不到你一面你就被打死了，真怕我自己成了一个年轻的寡妇，真怕我们的小宝宝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了。赶快给我写封信吧，让我知道你还好好儿地活着！
你们那儿雪下得大吗？我们这儿雪下得大极了，村里许多人家的屋顶都被雪压塌了。公路也被大雪封住了，村里的几台拖拉机这几天从早到晚在清雪开道呢。村里的邮递员从摩托上摔下来，摔断了脚，可谁也不愿接任他的差事。全村人都十几天没收到信件了。我只好让我们的“灰雨点”送这封信。它能将你写给我的信带回村里，我相信它也不会使我失望的。
亲爱的卢什卡，我的好人儿，赶快给我写封信吧，越快越好！你无法知道我是多么想你，如果我离你不是一百多里远，如果我肚子里不是怀着我们小宝宝，我一定早已赶到你那里去了。
吻你爱你的娜嘉
班长念完信许久，大家都默不作声。这封信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都因对这封信作过不着边际的猜测和错误的判断而觉得难为情。这样内容的信我们也收到过，当然不是妻子写来的，我们还没有过真正的爱情经历呢！是我们的父母写来的。在我们收到的信中，和这封一个年轻的苏联妻子写给丈夫的信中，竟有多少完完全全相同的话啊！
我们都在想着什么。只有班长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我是真不应该拆开人家的信啊！”……第二天清晨，暴风雪过去了。经过昨夜一场暴风雪的扫荡之后，江中心出现了一道雪坎。大自然的神力，为我们和他们在江中心造成了一道分界。
班长将那封信重又绑在鸽子腿上，怀着深深的歉意将它放飞了。它在空中绕了几圈，缓缓落在江对面的哨所顶上。班长在信上写下了几行俄语。他写的是：
鸽子无国籍。
战争与和平，我们要和平。
拆了这封信，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请原谅！
我说：“再多写几句解释的话吧！”
班长说：“这三句足够了。”
张文歧也说：“足够了。”
又过了一天，我们就离开那个地方，回到连里去了。
我们都没有对连里的任何人讲到过那封信，我们耻于谈起拆看了一个年轻的苏联妻子写给丈夫的信的行为……
如今，珍宝岛事件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由青年进入了成年。我整整八年没回到哈尔滨市了。这次回来，看到它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是，不再能听到防空警报的声音了，看不到米字形的防空纸条了。许多防空洞变成了地下旅馆，地下餐厅，地下商店。老百姓家挖的防空洞则变成了菜窖。一幢幢新建的高楼拔地而起。这座十五年前仿佛要“贡献”在中苏大战之中的美丽城市，正在被建设得更加美丽，发展得更加迅速和繁荣。十五年的历史，并没有按照十五年前“中苏大战”的种种预言去书写。现实令人欣慰地否定了这一预言。
于是我想到，和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多么重要。
去年春节期间，一位苏联将军率领几位随员在中国的领土上，与中国边防军**欢。黑龙江电视台播放了这一电视新闻，每一个观看到的中国老百姓，并不认为这是不可理解的。
于是我又想到，人民对和平的理解，是深刻于对战争的理解的。我们的人民，是乐于接受和平的，像苏联的孩子们乐于接受圣诞礼物一样。于是我非常想到黑龙江边去，到我们十五年前曾挖过沙子的那个地方。不知那个坟是否还那么宁寂。不知那里的天空是否还有鸽子飞翔。不知是否还能听到鸽哨声。不知是否还能寻找到我们埋葬过六只鸽子的那个地方？记得当时我们曾在那个地点钉入一柄镐把儿为标记，却并未想到哈尔滨市今天依然存在，不是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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