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8章 王倒
直系领袖曹锟招架不住奉系咄咄逼人的气势，电令吴佩孚保持克制，“援鄂军”不得与西北人民军作正面之冲突。吴佩孚阳奉阴违，一边督令萧耀南动身，一边通电表示同意鄂人治鄂，并表示“援鄂军”主要任务即是驱逐湘军威胁，战后当依鄂人所念，力保湖北自治。
至于与人民军冲突，他大度地表示：“人民军入鄂后，当以各自所占地域为界，直军绝不会越雷池一步。”这是他估摸着自己肯定先比人民军入鄂，在给人民军下套子呢。萧耀南先进武汉之后，人民军自然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武汉三镇可就轻松地变成囊中之物了。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做梦也想不到，铁家伙竟然没能跑过“泥腿子”！
就在这两天半的时间内，在张诚德的骑兵师先头部队已抵达汉口城下时，萧耀南的25师前锋还堪堪接近孝昌。当第一列军车便在孝昌站被迫停下来后，直军们赫然发现汗流浃背的西北人民军士兵和飘扬在孝昌车站的鲜艳的五星红旗。
李景林以八百里加急的步行，跑过了比他近一半的直军，虽然有各种助力的因素，但跑下的路程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国步入民国时代，还没有哪一支军队行进得如此之快。李景林一战成名，而他的第5师也被称之为“疾行军”！
萧耀南知道消息于下午2时，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亲眼看见人民军驻守车站的一个步兵连长要求与直军对话，他才真的承认：西北人民军已彻底跑赢了他的部队！
看着整齐的一排闪着黑光的迫击炮，萧耀南忽然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再继续南进已不可能，人民军控制了南下汉口的列车交通。只怕此时汉口已掌握在张汉卿手中了吧？战，要冒着直、奉两军全面开打的风险；和，主动权已掌握在人民军手中。
因为张汉卿于当日通电表明：“人民军已抢占汉川，一行保卫汉口、武昌之职，二行劝退湘军、川军之责。并奉劝其它各路‘援鄂军’以湖北人民福祉为念，暂停用兵，不要‘以援鄂之名，行坐看成败、抢收果实之实’。”
吴佩孚仿佛从山顶上被推到深渊里。
这个张汉卿算无巨细，事事抢在他前头，自己处处在他算计之中。他与张汉卿都打着“援鄂”的旗号，但是一个步行，一个乘铁路，结果自己反落在后面。张汉卿说他“坐看成败”，他无可辩驳。若是他强行冲过孝昌，则“抢收果实”这顶大帽子真的会压下来，这时候舆论对他不利之前景，几可预见。而且奉系正好借此机会，师出有名，抄了他的后路。他明知道进入汉口城中的不过是少量先头部队，只要直军一个冲锋，说不定武汉之事即定。可是这一声令下，竟是如此的难！
王占元见形势紧张，连催直军援军。然而萧耀南部未奉电令，再不前进。在王占元看来，真似有坐山观虎斗、有准备鹊巢鸠占、联合湘军赶自己下台之势。
接连几日湘军第二师鲁涤平攻占赵李桥，败第十八师孙传芳部，湘军右翼大败蒲通镇守使刘跃龙，占领通城，6日湘军又占赵李桥，孙传芳部退蒲圻（今赤壁）。此时张汉卿亲携第3师主力已星夜抵达咫尺之外的蔡甸。
蔡甸是武汉西大门，驻守着王占元的嫡系部队一个旅，可是人民军用万发炮弹让他们魂飞魄散，短短半日，蔡甸即告失守。
一支疲惫之师竟然在半天时间打残了一个精锐旅，这是不可想象的，形势已无挽回余地。可是他们的炮弹是从哪里来的？大炮从天上飞过来吗？百思不得其解的王占元接到消息后傻眼了，就是在孝昌进退失据的萧耀南也是震惊，也庆幸自己最终没有与人民军为敌。
其实说起来也没什么，这次立了大功的大炮，应该说是小炮，他就是人民军独树一帜的新式武器迫击炮。
还在入甘之初，鉴于西北地区山路崎岖的现实，即使是75MM的轻型山炮也不适合机动使用，发展更轻型的便捷型步兵伴随小炮势在必行。而在张汉卿已经成型的见识里，迫击炮是最合适的：构造简单、轻便灵活、火力覆盖面积大、杀伤力强，是步兵近距离火力支援的有效武器。
构造简单，则沈阳兵工厂有限的制造能力可以很容易地仿制，费用也只是山炮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轻便灵活，使有限的运输能力中可以更大量地装备。
远在两年前，张汉卿即通过德国顾问们取得了德国一战时尚水及大规模生产的1914年制76MM迫击炮，它的炮管只有一尺多（5.2倍口径），重量只有100公斤，炮弹只有9斤重一个。这样，随便一匹战马便能轻松地装载两门。反观山炮，需要六匹马才能拉一门。
关键是兰州兵工厂在接受一批机器后就可以立刻生产，可以让沈阳兵工厂腾出人力来生产更急缺的山炮…到此战时为止，兰州兵工厂已经能够独立造出20门，而且费用很少…
人民军的几个师，包括骑兵师，都装备了这种迫击炮。它可能对攻坚作用不大，比较装备更精良的同期外国军队还差得远，但是在国内战争是足够用的了。
因为它的运输方便，也就在各先头部队到达目的地的几天后，迫击炮群就已经到位。张汉卿要一战压制敌军顽抗的决心，好不容易运到的炮弹一次性用完，当然取得极大的震撼效果。
见人民军攻势如此犀利，已经出发好久的萧耀南部却久久不至，形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王占元再也没有战意了，决议与人民军单独讲和。他派出特使联络张汉卿，准备以同意张汉卿驻兵湖北并以湖北财政供养人民军两个师为代价，换取张汉卿支持自己继续担任湖北督军。否则，他将“拼却鱼死网破，也要为鄂军正名！”
这个时候，湖南的、四川的、河南的军队都在周边虎视眈眈，王占元仍有两个师一个旅可资作战。人民军虽然进入三个师，却大都是轻骑步兵，重武器仍在后头。如果王占元真的硬撑着或者干脆放其它部队入鄂，对人民军是极不利的。
所以戢翼翘很想劝说张汉卿同意这个决议。在他看来，有2个师在这里，基本上湖北就在彀中，一个战败的湖北督军对人民军控制鄂省也是有好处的。
不过张汉卿不会同意。他向戢翼翘和齐恩铭师长说：“我们是以打垮王占元、帮助湖北自治的名义进来的，仍然让他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的信誉何在？而且让吴佩孚有了借口留在湖北。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就像直系的两条腿，现在我们控制了一半京汉线，就等于让直系这个巨人瘸了一条腿。再说以我们对王占元的了解，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他是不会真正鱼死网破的，不然，他为什么在前线还带着他的家财不放？那是典型的形势不对溜之大乎。
我们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他和平交出武汉。我倒有个提议，只要他做到令全师投降，我们可以让他安然带个人财物离鄂，也是通过他的口让直系诸人认清吴佩孚的真面目。”他狡黠一笑：“谁让他援助战友不尽心的？”
见张汉卿态度如此坚决，而湘军、川军攻势有增无减，湖北已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只是鹿死谁手罢了。王占元决定向张汉卿输诚，一是目前武汉已经在人民军的眼前，要保住自己最后一点家底，势必要人民军松手；二来无论湘军、川军都不比人民军好多少，与其便宜了他们，还不如给张汉卿----毕竟下野之后还是要到奉系控制下的天津里存活。至于吴系萧耀南部，他是宁可摔了砸了也不想便宜了他们！
于是王占元向各方通电表明战败的原因，把责任归咎到萧耀南的避战上：“…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已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战。前线鄂军因援军不肯前进，纷纷向后撤退，大局不堪收拾。占元保境有责，回天乏术。当遵从张汉卿司令之通令，迎接陕军入鄂，以挽救不利之局势，济万民于水火。”
第二日，在带着一腔愤怒的王占元在得到张汉卿保证其家庭、财产及人身尊严的回复后，下令省城守军迎接张汉卿入武昌城，及麾下第2师官兵全部服从西北人民军援鄂军的指挥。
同日，通电辞职，表示辞去湖北督军职务，他对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既讽且刺。电文云：“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两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
11日王占元离武昌东去，携带他在湖北搜刮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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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与人民军冲突，他大度地表示：“人民军入鄂后，当以各自所占地域为界，直军绝不会越雷池一步。”这是他估摸着自己肯定先比人民军入鄂，在给人民军下套子呢。萧耀南先进武汉之后，人民军自然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武汉三镇可就轻松地变成囊中之物了。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做梦也想不到，铁家伙竟然没能跑过“泥腿子”！
就在这两天半的时间内，在张诚德的骑兵师先头部队已抵达汉口城下时，萧耀南的25师前锋还堪堪接近孝昌。当第一列军车便在孝昌站被迫停下来后，直军们赫然发现汗流浃背的西北人民军士兵和飘扬在孝昌车站的鲜艳的五星红旗。
李景林以八百里加急的步行，跑过了比他近一半的直军，虽然有各种助力的因素，但跑下的路程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国步入民国时代，还没有哪一支军队行进得如此之快。李景林一战成名，而他的第5师也被称之为“疾行军”！
萧耀南知道消息于下午2时，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亲眼看见人民军驻守车站的一个步兵连长要求与直军对话，他才真的承认：西北人民军已彻底跑赢了他的部队！
看着整齐的一排闪着黑光的迫击炮，萧耀南忽然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再继续南进已不可能，人民军控制了南下汉口的列车交通。只怕此时汉口已掌握在张汉卿手中了吧？战，要冒着直、奉两军全面开打的风险；和，主动权已掌握在人民军手中。
因为张汉卿于当日通电表明：“人民军已抢占汉川，一行保卫汉口、武昌之职，二行劝退湘军、川军之责。并奉劝其它各路‘援鄂军’以湖北人民福祉为念，暂停用兵，不要‘以援鄂之名，行坐看成败、抢收果实之实’。”
吴佩孚仿佛从山顶上被推到深渊里。
这个张汉卿算无巨细，事事抢在他前头，自己处处在他算计之中。他与张汉卿都打着“援鄂”的旗号，但是一个步行，一个乘铁路，结果自己反落在后面。张汉卿说他“坐看成败”，他无可辩驳。若是他强行冲过孝昌，则“抢收果实”这顶大帽子真的会压下来，这时候舆论对他不利之前景，几可预见。而且奉系正好借此机会，师出有名，抄了他的后路。他明知道进入汉口城中的不过是少量先头部队，只要直军一个冲锋，说不定武汉之事即定。可是这一声令下，竟是如此的难！
王占元见形势紧张，连催直军援军。然而萧耀南部未奉电令，再不前进。在王占元看来，真似有坐山观虎斗、有准备鹊巢鸠占、联合湘军赶自己下台之势。
接连几日湘军第二师鲁涤平攻占赵李桥，败第十八师孙传芳部，湘军右翼大败蒲通镇守使刘跃龙，占领通城，6日湘军又占赵李桥，孙传芳部退蒲圻（今赤壁）。此时张汉卿亲携第3师主力已星夜抵达咫尺之外的蔡甸。
蔡甸是武汉西大门，驻守着王占元的嫡系部队一个旅，可是人民军用万发炮弹让他们魂飞魄散，短短半日，蔡甸即告失守。
一支疲惫之师竟然在半天时间打残了一个精锐旅，这是不可想象的，形势已无挽回余地。可是他们的炮弹是从哪里来的？大炮从天上飞过来吗？百思不得其解的王占元接到消息后傻眼了，就是在孝昌进退失据的萧耀南也是震惊，也庆幸自己最终没有与人民军为敌。
其实说起来也没什么，这次立了大功的大炮，应该说是小炮，他就是人民军独树一帜的新式武器迫击炮。
还在入甘之初，鉴于西北地区山路崎岖的现实，即使是75MM的轻型山炮也不适合机动使用，发展更轻型的便捷型步兵伴随小炮势在必行。而在张汉卿已经成型的见识里，迫击炮是最合适的：构造简单、轻便灵活、火力覆盖面积大、杀伤力强，是步兵近距离火力支援的有效武器。
构造简单，则沈阳兵工厂有限的制造能力可以很容易地仿制，费用也只是山炮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轻便灵活，使有限的运输能力中可以更大量地装备。
远在两年前，张汉卿即通过德国顾问们取得了德国一战时尚水及大规模生产的1914年制76MM迫击炮，它的炮管只有一尺多（5.2倍口径），重量只有100公斤，炮弹只有9斤重一个。这样，随便一匹战马便能轻松地装载两门。反观山炮，需要六匹马才能拉一门。
关键是兰州兵工厂在接受一批机器后就可以立刻生产，可以让沈阳兵工厂腾出人力来生产更急缺的山炮…到此战时为止，兰州兵工厂已经能够独立造出20门，而且费用很少…
人民军的几个师，包括骑兵师，都装备了这种迫击炮。它可能对攻坚作用不大，比较装备更精良的同期外国军队还差得远，但是在国内战争是足够用的了。
因为它的运输方便，也就在各先头部队到达目的地的几天后，迫击炮群就已经到位。张汉卿要一战压制敌军顽抗的决心，好不容易运到的炮弹一次性用完，当然取得极大的震撼效果。
见人民军攻势如此犀利，已经出发好久的萧耀南部却久久不至，形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王占元再也没有战意了，决议与人民军单独讲和。他派出特使联络张汉卿，准备以同意张汉卿驻兵湖北并以湖北财政供养人民军两个师为代价，换取张汉卿支持自己继续担任湖北督军。否则，他将“拼却鱼死网破，也要为鄂军正名！”
这个时候，湖南的、四川的、河南的军队都在周边虎视眈眈，王占元仍有两个师一个旅可资作战。人民军虽然进入三个师，却大都是轻骑步兵，重武器仍在后头。如果王占元真的硬撑着或者干脆放其它部队入鄂，对人民军是极不利的。
所以戢翼翘很想劝说张汉卿同意这个决议。在他看来，有2个师在这里，基本上湖北就在彀中，一个战败的湖北督军对人民军控制鄂省也是有好处的。
不过张汉卿不会同意。他向戢翼翘和齐恩铭师长说：“我们是以打垮王占元、帮助湖北自治的名义进来的，仍然让他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的信誉何在？而且让吴佩孚有了借口留在湖北。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就像直系的两条腿，现在我们控制了一半京汉线，就等于让直系这个巨人瘸了一条腿。再说以我们对王占元的了解，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他是不会真正鱼死网破的，不然，他为什么在前线还带着他的家财不放？那是典型的形势不对溜之大乎。
我们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他和平交出武汉。我倒有个提议，只要他做到令全师投降，我们可以让他安然带个人财物离鄂，也是通过他的口让直系诸人认清吴佩孚的真面目。”他狡黠一笑：“谁让他援助战友不尽心的？”
见张汉卿态度如此坚决，而湘军、川军攻势有增无减，湖北已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只是鹿死谁手罢了。王占元决定向张汉卿输诚，一是目前武汉已经在人民军的眼前，要保住自己最后一点家底，势必要人民军松手；二来无论湘军、川军都不比人民军好多少，与其便宜了他们，还不如给张汉卿----毕竟下野之后还是要到奉系控制下的天津里存活。至于吴系萧耀南部，他是宁可摔了砸了也不想便宜了他们！
于是王占元向各方通电表明战败的原因，把责任归咎到萧耀南的避战上：“…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已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战。前线鄂军因援军不肯前进，纷纷向后撤退，大局不堪收拾。占元保境有责，回天乏术。当遵从张汉卿司令之通令，迎接陕军入鄂，以挽救不利之局势，济万民于水火。”
第二日，在带着一腔愤怒的王占元在得到张汉卿保证其家庭、财产及人身尊严的回复后，下令省城守军迎接张汉卿入武昌城，及麾下第2师官兵全部服从西北人民军援鄂军的指挥。
同日，通电辞职，表示辞去湖北督军职务，他对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既讽且刺。电文云：“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两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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