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6章 不主张对日抵抗
独立评论》创刊时，正当“一二八”事变上海停战之后。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时，胡适和《独立评论》都是主张不抵抗的。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虽由中国警察接管，却规定中国不得在本为自己领土的“交战区”驻兵。又规定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地区，即承认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沪、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广大地区永久驻军。还承诺取缔抗日运动，答应把英勇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在很多人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妥协和出卖主权的协定。而这时创刊的《独立评论》，发表胡适的文章，却公然赞许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态度，肯定《淞沪停战协定》。不久，胡适又发表《论对日外交方针》，主张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项原则，与日方“和平”交涉。
虽然文中明确提出“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却又同意中国也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在很多人看来，这等于变相承认满洲独立。因此，连一向追随胡适的傅斯年也极力表示反对。
胡适主张温和冷静，不以武力抵抗，努力争取与日本和平交涉、谈判。故对一切能暂时停止战争的妥协举措，他都表欢迎拥护。而且，特别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调解”。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作过多次决议，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侯爵，故亦称李顿调查团。
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各委会签字。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
中国外交部公布调查团报告书章节，报告书共分10章，文长272页，约14.4万字。报告书虽然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对事变经过和伪满洲国也有某些公正和客观的叙述，但是总体上是模糊是非，表明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报告书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报告书主张既不应该维持“满洲国”的现状，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
日本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之后的事实也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因为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由“国际合作”共管，企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国内很多人坚决反对这个报告。
而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表示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但一方面，胡适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还是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来解决中日问题。
只是，在另一方面，胡适也清楚的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只相信武力，根本不顾世界舆论。胡适也明显感觉到对国联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必须强调民族自救。
他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幸运满天飞，飞不到不自助的懒人的头上!”
各阶层的爱国同胞，特别是热血青年，都奔走呼号，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国难，抗日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
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是《独立评论》的“准社员”，主张抗日。他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若何?
胡适却仍坚持他的不抵抗主张，回答徐炳昶说：“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大举进攻关内，直逼长城以南，平津华北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政府束手无策，只好谈判乞和。这年5月，胡适作《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继续唱低调，主张暂谋局部的华北停战以“保全华北”，认为中国此时“决无解决的能力，也决无解决的办法”，“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
他如此为国民党政府的乞和与不抵抗辩护，致使他的学生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过去对胡适执师礼甚恭的态度，写信抗议，并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
胡适主张不抵抗，尽管很不得人心，但是，必须看到，他主张与日本妥协谈判，和很多人是不一样的，更和投降派不能同日而语。因为，他坚持以“取消满洲伪国”为目标。
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复国联的书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满洲国’独立的维持与承认是远东和平的惟一的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便认为“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说：“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
另一处，胡适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决任何悬案”，实现所谓“中日亲善”的欺人之谈的时候，也指出：“‘任何悬案’，当然应该包括‘满洲国’为第一个必须解决的中日悬案。这个第一悬案如果无法解决，其他的‘任何悬案’即使有解决的方法，也不可能消除两国之间的仇恨。”他还突出强调说：“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民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本军阀的随意宰割!”
到了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华北发动新的进攻，策动一些亲日派汉奸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阴谋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东北”。国民党政府竟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等酝酿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迎合日本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侵略野心。11月中，宋哲元在北平居仁堂举行谈话会，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胡适应邀出席，并在会上慷慨陈辞，反对所谓“冀察自治”。会后，又与北平教育界人士发表联合宣言，反对任何脱离中央、破坏国家统一的阴谋。
他还撰写了《华北问题》一篇专文，指出：“决不能容许任何区域在此时机脱离中央而变成受外人卵翼的独立区域。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时候，若有任何破坏统一的事变出现，主持的人必定成为全国人痛恨的对象，必定成为历史上孝子慈孙永远不能洗刷的大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们今日最应该牢记的一句话。况且华北当局诸公要深切觉悟，在今日形势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诸公岂不知道他们逼迫华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权，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内政，正是一百分的谋我疆土！此等谬说岂可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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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虽由中国警察接管，却规定中国不得在本为自己领土的“交战区”驻兵。又规定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地区，即承认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沪、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广大地区永久驻军。还承诺取缔抗日运动，答应把英勇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在很多人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妥协和出卖主权的协定。而这时创刊的《独立评论》，发表胡适的文章，却公然赞许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态度，肯定《淞沪停战协定》。不久，胡适又发表《论对日外交方针》，主张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项原则，与日方“和平”交涉。
虽然文中明确提出“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却又同意中国也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在很多人看来，这等于变相承认满洲独立。因此，连一向追随胡适的傅斯年也极力表示反对。
胡适主张温和冷静，不以武力抵抗，努力争取与日本和平交涉、谈判。故对一切能暂时停止战争的妥协举措，他都表欢迎拥护。而且，特别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调解”。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作过多次决议，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侯爵，故亦称李顿调查团。
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各委会签字。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
中国外交部公布调查团报告书章节，报告书共分10章，文长272页，约14.4万字。报告书虽然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对事变经过和伪满洲国也有某些公正和客观的叙述，但是总体上是模糊是非，表明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报告书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报告书主张既不应该维持“满洲国”的现状，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
日本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之后的事实也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因为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由“国际合作”共管，企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国内很多人坚决反对这个报告。
而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表示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但一方面，胡适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还是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来解决中日问题。
只是，在另一方面，胡适也清楚的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只相信武力，根本不顾世界舆论。胡适也明显感觉到对国联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必须强调民族自救。
他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幸运满天飞，飞不到不自助的懒人的头上!”
各阶层的爱国同胞，特别是热血青年，都奔走呼号，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国难，抗日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
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是《独立评论》的“准社员”，主张抗日。他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若何?
胡适却仍坚持他的不抵抗主张，回答徐炳昶说：“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大举进攻关内，直逼长城以南，平津华北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政府束手无策，只好谈判乞和。这年5月，胡适作《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继续唱低调，主张暂谋局部的华北停战以“保全华北”，认为中国此时“决无解决的能力，也决无解决的办法”，“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
他如此为国民党政府的乞和与不抵抗辩护，致使他的学生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过去对胡适执师礼甚恭的态度，写信抗议，并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
胡适主张不抵抗，尽管很不得人心，但是，必须看到，他主张与日本妥协谈判，和很多人是不一样的，更和投降派不能同日而语。因为，他坚持以“取消满洲伪国”为目标。
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复国联的书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满洲国’独立的维持与承认是远东和平的惟一的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便认为“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说：“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
另一处，胡适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决任何悬案”，实现所谓“中日亲善”的欺人之谈的时候，也指出：“‘任何悬案’，当然应该包括‘满洲国’为第一个必须解决的中日悬案。这个第一悬案如果无法解决，其他的‘任何悬案’即使有解决的方法，也不可能消除两国之间的仇恨。”他还突出强调说：“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民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本军阀的随意宰割!”
到了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华北发动新的进攻，策动一些亲日派汉奸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阴谋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东北”。国民党政府竟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等酝酿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迎合日本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侵略野心。11月中，宋哲元在北平居仁堂举行谈话会，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胡适应邀出席，并在会上慷慨陈辞，反对所谓“冀察自治”。会后，又与北平教育界人士发表联合宣言，反对任何脱离中央、破坏国家统一的阴谋。
他还撰写了《华北问题》一篇专文，指出：“决不能容许任何区域在此时机脱离中央而变成受外人卵翼的独立区域。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时候，若有任何破坏统一的事变出现，主持的人必定成为全国人痛恨的对象，必定成为历史上孝子慈孙永远不能洗刷的大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们今日最应该牢记的一句话。况且华北当局诸公要深切觉悟，在今日形势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诸公岂不知道他们逼迫华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权，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内政，正是一百分的谋我疆土！此等谬说岂可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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