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3章 新月社重整旗鼓
胡适在欧洲时，也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政局，谈起过南方的领袖人物，总得说来，他对蒋介石还是有好感的。他说过：“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
当然，从不跟风和盲从的胡适，在对蒋某人寄以厚望的同时，显然是有所保留的。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胡适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他后来说过，他理解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反.共”，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显然，这个时候的胡适，和蔡元培一样，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
有一天，在帝国大旅馆里，胡适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 O. 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
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胡适对吴稚晖、蔡元培是信赖的，认定他们不会轻率做出选择。
在日本观望了20余天后，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些底数，想到自己的很多友人，诸如蔡元培、吴稚晖等，都得到了重用，觉得自己不至于被怎么样。便订了船票，决定回国。
1927年5月17日，胡适从日本回到上海。下船就收到顾颉刚的一封长信。
顾在信中，说：“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为他们而累及先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
顾颉刚在“万勿到北京去”几个字的下面，都加有密圈，可见他是多么担心自己敬爱的老师的安全。
也难怪，胡适曾为陈炯明仗义执言，曾鼓吹“好政府主义”，当过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这些都可以当作“反革命”行为看。而他在北京的朋友，又多为军阀的僚属和政客。在这国民革命的热浪中，“反革命”的罪名逃得掉吗？胡适自己也清楚，北京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回的，他只能留在上海。
那时的北洋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财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学长时间发不出薪金，教员生活状况糟。政治环境也很恶劣，连续发生“三一八”惨案等多起屠杀请愿学生和民众的事件。
此时，大批文化人便纷纷南下逃荒避难，或投效革命，或寻求新的栖身之所。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班人马也纷纷南下，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员，都先后汇聚于上海。
新月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社团，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追求进步，参加者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因等人。
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现代评论》，是一本综合周刊，1924年12月13日在北京创刊，王世杰负责编辑，主要撰稿人有燕树棠、高一涵、周鲠生、陈西滢、陈翰笙、张奚若、李四光、胡适、唐有壬等，多为留学英、美的教授学者。徐志摩、丁西林、凌叔华、闻一多、沈从文、胡也频等亦有文学创作在该刊发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等各方面。
这些文人聚到一起就要做些文人干的事，爱张罗事的徐志摩见到从日本取道回国的胡适，觉得机不可失。
胡适曾于1923年左右参与新月社的早期活动，是当时的主要成员之一。此时，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梁实秋、饶孟侃等人已陆续来到上海，而潘光旦、张禹九、刘英士等人也新从海外归来，故友新知的怂恿和支持使办《晨报》副刊办到灰心的徐志摩，重新燃起了开书店办杂志的热望，希冀着拥有自己的一块文学阵地。
刊登在《申报》上的《新月书店启事》，委实道出了新月同人的这种迫切心情：“我们许多朋友，有的写了书没有适当的地方印行，有的搁了笔已经好久了。要鼓励出版事业，我们发起组织新月书店，一方面印书，一方面代售。预备出版的书，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贩来代售的书，也经过郑重的考虑。如果因此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点贡献，那就是我们的荣幸了。”
胡适回国后不久，新月社的人们便联络商议，由大家招股集资，筹办一个新月书店。因为胡适的的声望和威信，大家推胡适为董事长，张禹九任经理。
于是，6月30日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本店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略备茶点，欢迎各界参观，尚希贲临赐教为盼。”
新月书店的开办，以徐志摩关系多、人事熟，因而出力也最多。胡适挂着董事长的名义，自要多尽一点股东的义务。答应把《白话文学史》修改出来，给新月书店出版。
这部书，原是1921年冬天，胡适在教育部举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的讲稿。第二年又到天津去讲，他住在旅馆里，把这“国语文学史”的稿子修改了一遍。后来，北京文化学社竟把这本讲义排印了出来，封面上印着钱玄同题写的书名，书前有黎锦熙写的“代序”，俨然是一本正式出版物了。胡适得知以后，觉得“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自己感到“十分难为情”，便决心修改这部书。这次修改，几乎是重写。而且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实际上是写一部中国文学史。
由于书店刚开创，稿子催得紧，胡适“随写随付排印”，仍是匆匆赶成胡适自己也仍有诸多的不满意。但这部书，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第一部著作，草创之功还是必须肯定的。只是始终未能续完，又是“半部书”。
新月书店开办不久，原在北京出版的《现代评论》，也移来上海编辑出版；他们又着手筹创一个《新月》杂志。这刊物的筹创，曾经发生一点波折。
据梁实秋在《新月前后》一文中透露说：“杂志的筹划，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负责在进行，有了成议之后，上沅到了闸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布杂志由胡先生任社长，志摩为主编。当时聚集在光旦家的闻一多、饶孟侃等表示异议，表面上是因为社长主编未经同人推选，手续不合，实际上是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立刻主张改为集体制，胡大哥根本不列名其间。”
而素以涵养好著称的胡适也为此也闹了场很大的脾气，他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表示“决计脱离新月书店”，并且向董事会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几项条件，要求辞去职务，抽走股本，撤回书稿等。幸亏“何等圆滑的人”徐志摩从中斡旋，风波总算过去。
1928年 3月10日，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发表文章说：“我们舍不得新月这个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理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侣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秤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坡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纯正的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胜，可以消灭一切致病的霉菌.......你只须拨开一些污潦就可以发见它还是在那里汩汩的溢出，在可爱的泉眼里，一颗颗珍珠似的急溜着。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机会。爬梳这壅塞，粪除这秽浊，浚理这淤积，消灭这腐化，开深这潴水的池谭，解放这江湖的来源。信心，忍耐.........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
创刊号上同时刊登了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这篇力作。
在上海重整旗鼓的新月社，开一家书店，出一个周刊，又新创一个《新月》月刊和《诗刊》(季刊)，出版了主要是新月派成员撰写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和翻译等许多著作，堪称新月社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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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不跟风和盲从的胡适，在对蒋某人寄以厚望的同时，显然是有所保留的。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胡适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他后来说过，他理解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反.共”，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显然，这个时候的胡适，和蔡元培一样，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
有一天，在帝国大旅馆里，胡适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 O. 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
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胡适对吴稚晖、蔡元培是信赖的，认定他们不会轻率做出选择。
在日本观望了20余天后，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些底数，想到自己的很多友人，诸如蔡元培、吴稚晖等，都得到了重用，觉得自己不至于被怎么样。便订了船票，决定回国。
1927年5月17日，胡适从日本回到上海。下船就收到顾颉刚的一封长信。
顾在信中，说：“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为他们而累及先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
顾颉刚在“万勿到北京去”几个字的下面，都加有密圈，可见他是多么担心自己敬爱的老师的安全。
也难怪，胡适曾为陈炯明仗义执言，曾鼓吹“好政府主义”，当过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这些都可以当作“反革命”行为看。而他在北京的朋友，又多为军阀的僚属和政客。在这国民革命的热浪中，“反革命”的罪名逃得掉吗？胡适自己也清楚，北京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回的，他只能留在上海。
那时的北洋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财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学长时间发不出薪金，教员生活状况糟。政治环境也很恶劣，连续发生“三一八”惨案等多起屠杀请愿学生和民众的事件。
此时，大批文化人便纷纷南下逃荒避难，或投效革命，或寻求新的栖身之所。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班人马也纷纷南下，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员，都先后汇聚于上海。
新月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社团，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追求进步，参加者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因等人。
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现代评论》，是一本综合周刊，1924年12月13日在北京创刊，王世杰负责编辑，主要撰稿人有燕树棠、高一涵、周鲠生、陈西滢、陈翰笙、张奚若、李四光、胡适、唐有壬等，多为留学英、美的教授学者。徐志摩、丁西林、凌叔华、闻一多、沈从文、胡也频等亦有文学创作在该刊发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等各方面。
这些文人聚到一起就要做些文人干的事，爱张罗事的徐志摩见到从日本取道回国的胡适，觉得机不可失。
胡适曾于1923年左右参与新月社的早期活动，是当时的主要成员之一。此时，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梁实秋、饶孟侃等人已陆续来到上海，而潘光旦、张禹九、刘英士等人也新从海外归来，故友新知的怂恿和支持使办《晨报》副刊办到灰心的徐志摩，重新燃起了开书店办杂志的热望，希冀着拥有自己的一块文学阵地。
刊登在《申报》上的《新月书店启事》，委实道出了新月同人的这种迫切心情：“我们许多朋友，有的写了书没有适当的地方印行，有的搁了笔已经好久了。要鼓励出版事业，我们发起组织新月书店，一方面印书，一方面代售。预备出版的书，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贩来代售的书，也经过郑重的考虑。如果因此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点贡献，那就是我们的荣幸了。”
胡适回国后不久，新月社的人们便联络商议，由大家招股集资，筹办一个新月书店。因为胡适的的声望和威信，大家推胡适为董事长，张禹九任经理。
于是，6月30日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本店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略备茶点，欢迎各界参观，尚希贲临赐教为盼。”
新月书店的开办，以徐志摩关系多、人事熟，因而出力也最多。胡适挂着董事长的名义，自要多尽一点股东的义务。答应把《白话文学史》修改出来，给新月书店出版。
这部书，原是1921年冬天，胡适在教育部举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的讲稿。第二年又到天津去讲，他住在旅馆里，把这“国语文学史”的稿子修改了一遍。后来，北京文化学社竟把这本讲义排印了出来，封面上印着钱玄同题写的书名，书前有黎锦熙写的“代序”，俨然是一本正式出版物了。胡适得知以后，觉得“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自己感到“十分难为情”，便决心修改这部书。这次修改，几乎是重写。而且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实际上是写一部中国文学史。
由于书店刚开创，稿子催得紧，胡适“随写随付排印”，仍是匆匆赶成胡适自己也仍有诸多的不满意。但这部书，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第一部著作，草创之功还是必须肯定的。只是始终未能续完，又是“半部书”。
新月书店开办不久，原在北京出版的《现代评论》，也移来上海编辑出版；他们又着手筹创一个《新月》杂志。这刊物的筹创，曾经发生一点波折。
据梁实秋在《新月前后》一文中透露说：“杂志的筹划，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负责在进行，有了成议之后，上沅到了闸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布杂志由胡先生任社长，志摩为主编。当时聚集在光旦家的闻一多、饶孟侃等表示异议，表面上是因为社长主编未经同人推选，手续不合，实际上是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立刻主张改为集体制，胡大哥根本不列名其间。”
而素以涵养好著称的胡适也为此也闹了场很大的脾气，他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表示“决计脱离新月书店”，并且向董事会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几项条件，要求辞去职务，抽走股本，撤回书稿等。幸亏“何等圆滑的人”徐志摩从中斡旋，风波总算过去。
1928年 3月10日，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发表文章说：“我们舍不得新月这个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理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侣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秤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坡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纯正的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胜，可以消灭一切致病的霉菌.......你只须拨开一些污潦就可以发见它还是在那里汩汩的溢出，在可爱的泉眼里，一颗颗珍珠似的急溜着。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机会。爬梳这壅塞，粪除这秽浊，浚理这淤积，消灭这腐化，开深这潴水的池谭，解放这江湖的来源。信心，忍耐.........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
创刊号上同时刊登了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这篇力作。
在上海重整旗鼓的新月社，开一家书店，出一个周刊，又新创一个《新月》月刊和《诗刊》(季刊)，出版了主要是新月派成员撰写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和翻译等许多著作，堪称新月社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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