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9章 胡适的留学生活
胡适那个时代的庚款留学生，费用颇为充裕。除学杂费之外，每人每月生活费80美元，约合当时中国银圆200左右。这实在是一个了不得的大数目，差不多等于国内40个工人的收入。这样的留学生，生活也就相当优裕。
以住所为例。胡适原住世界学生会，后来迁居橡街120号。一个人的居室，长13尺，宽9尺，有成套的家具设备。风景也颇好。
据胡适自己描写说：窗外临小溪，“溪两岸多大树，窗上所见清之柏，温柔之柳，苍古之橡。林隙中可见清溪，清浅见底，而上下流皆为急湍”，故水声奔腾，日夜不绝。
住在这样窗明几净，风景幽美的地方，胡适曾有诗：“窗下山溪不住鸣，中宵到枕更分明。梦回午夜频猜问，知是泉声是雨声?”
胡适曾经给自己制订生活规律：“每日七时起，每夜十一时必就寝，晨起做体操半时。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为辅”。
他读的书大概中文英文各占一半，另外他在康奈尔读本科的时候学过德语，所以德文书籍他也常有涉及。
国学渊博的胡适保持了旧时文人的习惯之一：写诗作词。基本上是初到一地游览要写诗，送别友人要写诗，一天中有感而发也要写诗，他与友人的很多书信往来有时也互相写的诗。他不仅是写中文诗，同时也写了很多英文诗，只是他写英文诗比中文诗要少很多。
胡适这一时期写的诗词发表的比较少，写的评论文章则常有发表。胡适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较多的是他对某事某一篇文章的评论，通常是为中国做辩护。另外胡适写信也非常勤快，据他自己统计，他在1916年内收到一千二百一十封信，写出一千零四十封信。
胡适在课余的大部分放在了世界学生会(cos.mopolitan Club)上，这个组织由各国学生组成，主要是为了增进各国了解和促进世界和平。胡适曾经担任过该会的主.席一年(1913年5月至1914年5月)。另外胡适也担任过中国留学生会东部会长，并且是留学生会会刊的主笔。
在学生会的活动，进一步锻炼了他的演讲才能。他生平的一次英文演说是在1911年2月18日的中国学生会上做的。当天是轮到他值日，必须做一个演说。
之后他的演讲水平逐步长进，在1914年5月10日，胡适在雪城的世界学生会上做第一次即兴演讲时，曾被雪城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誉为其生平所闻最佳演说之一。
此后胡适受邀做了各种演讲，题目主要是中国国情和世界时局。据他自己统计，他在三年中的演讲(1913-1915)超过70多次，胡适也经常在日记中表示对自己演讲的得意之情。
最能说明胡适演讲水平的是：1917年一月费城Haverford College的校友会要办年宴，本来请的是康奈尔校长Schurman和美国前总统Taft来做演讲，但Schurman当时有事不能来，所以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长Comfort请胡适作为代替。其实胡适在1915年就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到处演讲劳心劳力，决定以后尽量少做演讲，但这他这次也知道Comfort校长对自己“异常优宠，却之不恭”，于是他就前往费城以“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为题做了一次演讲。因为受邀演讲和代表康奈尔参加学生会的会议，他经常在美国东北部做为期几天的短途旅行。
胡适作为生活优裕的留学生，能够接触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能够出入的康大校园内知名教授学者的家庭，接触到基督教领袖及他们的活动，参加过在教堂里举行的隆重婚礼……他在康奈尔时与许多知名教授关系密切，他还是康奈尔前校长Andrew White(也是康奈尔大学创始人之一兼第一任校长)的家中常客。1915年他受邀去时任校长Jacob Schurman家中见前美国总统Taft，并和Taft谈了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胡适认为“塔氏是一个好人，惟不足任一国之重耳”。)
除了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胡适也在各种活动中结交了各国朋友。有一次开会时他为自己结交的是各校第一流学子而感到高兴，当然他本身也受到这些一流学子的认同。在他的日记里可经常见到他与友人促膝长谈至深夜的描述，他认为与朋友的这些精神交流是最令人神往令人愉悦的。
胡适总是积极参加当地的政治社会事业，他说自己“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不独与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此种行为，人或嗤之，以为稚气。其实我颇以为自豪。盖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会，其地之公益事业，皆足供吾人之研究……”
胡适初到美国，开始背着忏悔放浪恶习的沉重包袱，情绪时常有些悲观。走进这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圈子，受美国基督教文明的感染，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羡慕，又难免自惭形秽。
胡适说美国人有一种“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以致“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随着渐渐融入美国社会，他的悲观思想情绪就有了很大转变。与朋友通讯，每以“乐观”相劝勉；又喜爱卜朗吟的乐观主义诗歌，他获得卜朗吟征文奖金的论文，题目就是“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他自己觉得，去国数年，最大的收获便是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这对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后来他甚至自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比如，胡适第一次跟随同学们去看足球比赛，起初，他正襟危坐，用读哲学课本的眼光来看球赛，自然看不出什么门道；而且，运动员们那么粗野的拼抢，观众那样拼命的欢呼与狂叫，他看着总有些不顺眼，觉得有失大学生的尊严和体面。但是，随着竞争的愈趋激烈，胡适也渐受感染，渐渐领会到观众的热心。随后，他偶然回过头去，看到他认识的一位白发苍苍的植物学教授，也像青年人一样，在看台上手舞足蹈，诚心诚意地欢呼狂叫。胡适很受感染，觉得惭愧，不再正襟危坐了。很快，他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那热心欢呼的行列。
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有更浓厚的兴趣。从清王朝帝制统治下的中国，初到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及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却又事事新奇，令人神往。
《独立宣言》是美国立国文书之一，是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并宣明此举正当性之文告。
1776年7月4日，本宣言由第二届大陆会议（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于费城批准，这一天后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独立宣言》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前言，阐述了宣言的目的；第二部分阐述政治体制思想，即自然权利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第三部分历数英国压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条条罪状，说明殖民地人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拿起武器的，力争独立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第四部分，也就是在宣言的最后一部分，美利坚庄严宣告独立。
胡适最初读到美国的《独立宣言》，便大为惊叹，说：“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辞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
他到华盛顿去，常到国会去旁听。在伊萨卡，也常去市议会旁听。
有一次市议会到会者八人。朋友告诉他，这八人中一个是大学教员，其余都是本市商人，有雪茄烟商、牛乳店主、煤商、杂货店书记生和建筑工师，市长是大学女子宿舍的执事人。前市长是个洗衣店老板，不当市长后便开了这家洗衣。胡适对这一切都很钦佩，觉得其中的“共和平权之精神”特别值得学习。
胡适当然是看不惯种族歧视的。曾经有两个黑人女学生住在康奈尔的女生宿舍里，楼里的白人女生不想与黑人女生同楼居住，于是写信给校长要将黑人女生赶走。校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让黑人女生仍然住在那栋楼里，但是住在单独一间房子里，不与白人女生接触，这其实就是种族隔离。
胡适抱着大同主义的理想，为遭受歧视的黑人学生打抱不平。他写了一篇文章投到校报批判此事，校报编辑以为此事有损学校名誉，亲自找到胡适劝他收回文章。胡适坚持说如果校长将此事公正处理，那他便将文章撤回。后来校长果然主持公道，而胡适亦将文章收回。
胡适对人道主义有高度期望：“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种……凡国中人与人之间之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者，至国与国交际，则一律置之脑后，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爱国是大好事，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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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住所为例。胡适原住世界学生会，后来迁居橡街120号。一个人的居室，长13尺，宽9尺，有成套的家具设备。风景也颇好。
据胡适自己描写说：窗外临小溪，“溪两岸多大树，窗上所见清之柏，温柔之柳，苍古之橡。林隙中可见清溪，清浅见底，而上下流皆为急湍”，故水声奔腾，日夜不绝。
住在这样窗明几净，风景幽美的地方，胡适曾有诗：“窗下山溪不住鸣，中宵到枕更分明。梦回午夜频猜问，知是泉声是雨声?”
胡适曾经给自己制订生活规律：“每日七时起，每夜十一时必就寝，晨起做体操半时。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为辅”。
他读的书大概中文英文各占一半，另外他在康奈尔读本科的时候学过德语，所以德文书籍他也常有涉及。
国学渊博的胡适保持了旧时文人的习惯之一：写诗作词。基本上是初到一地游览要写诗，送别友人要写诗，一天中有感而发也要写诗，他与友人的很多书信往来有时也互相写的诗。他不仅是写中文诗，同时也写了很多英文诗，只是他写英文诗比中文诗要少很多。
胡适这一时期写的诗词发表的比较少，写的评论文章则常有发表。胡适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较多的是他对某事某一篇文章的评论，通常是为中国做辩护。另外胡适写信也非常勤快，据他自己统计，他在1916年内收到一千二百一十封信，写出一千零四十封信。
胡适在课余的大部分放在了世界学生会(cos.mopolitan Club)上，这个组织由各国学生组成，主要是为了增进各国了解和促进世界和平。胡适曾经担任过该会的主.席一年(1913年5月至1914年5月)。另外胡适也担任过中国留学生会东部会长，并且是留学生会会刊的主笔。
在学生会的活动，进一步锻炼了他的演讲才能。他生平的一次英文演说是在1911年2月18日的中国学生会上做的。当天是轮到他值日，必须做一个演说。
之后他的演讲水平逐步长进，在1914年5月10日，胡适在雪城的世界学生会上做第一次即兴演讲时，曾被雪城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誉为其生平所闻最佳演说之一。
此后胡适受邀做了各种演讲，题目主要是中国国情和世界时局。据他自己统计，他在三年中的演讲(1913-1915)超过70多次，胡适也经常在日记中表示对自己演讲的得意之情。
最能说明胡适演讲水平的是：1917年一月费城Haverford College的校友会要办年宴，本来请的是康奈尔校长Schurman和美国前总统Taft来做演讲，但Schurman当时有事不能来，所以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长Comfort请胡适作为代替。其实胡适在1915年就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到处演讲劳心劳力，决定以后尽量少做演讲，但这他这次也知道Comfort校长对自己“异常优宠，却之不恭”，于是他就前往费城以“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为题做了一次演讲。因为受邀演讲和代表康奈尔参加学生会的会议，他经常在美国东北部做为期几天的短途旅行。
胡适作为生活优裕的留学生，能够接触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能够出入的康大校园内知名教授学者的家庭，接触到基督教领袖及他们的活动，参加过在教堂里举行的隆重婚礼……他在康奈尔时与许多知名教授关系密切，他还是康奈尔前校长Andrew White(也是康奈尔大学创始人之一兼第一任校长)的家中常客。1915年他受邀去时任校长Jacob Schurman家中见前美国总统Taft，并和Taft谈了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胡适认为“塔氏是一个好人，惟不足任一国之重耳”。)
除了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胡适也在各种活动中结交了各国朋友。有一次开会时他为自己结交的是各校第一流学子而感到高兴，当然他本身也受到这些一流学子的认同。在他的日记里可经常见到他与友人促膝长谈至深夜的描述，他认为与朋友的这些精神交流是最令人神往令人愉悦的。
胡适总是积极参加当地的政治社会事业，他说自己“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不独与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此种行为，人或嗤之，以为稚气。其实我颇以为自豪。盖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会，其地之公益事业，皆足供吾人之研究……”
胡适初到美国，开始背着忏悔放浪恶习的沉重包袱，情绪时常有些悲观。走进这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圈子，受美国基督教文明的感染，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羡慕，又难免自惭形秽。
胡适说美国人有一种“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以致“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随着渐渐融入美国社会，他的悲观思想情绪就有了很大转变。与朋友通讯，每以“乐观”相劝勉；又喜爱卜朗吟的乐观主义诗歌，他获得卜朗吟征文奖金的论文，题目就是“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他自己觉得，去国数年，最大的收获便是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这对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后来他甚至自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比如，胡适第一次跟随同学们去看足球比赛，起初，他正襟危坐，用读哲学课本的眼光来看球赛，自然看不出什么门道；而且，运动员们那么粗野的拼抢，观众那样拼命的欢呼与狂叫，他看着总有些不顺眼，觉得有失大学生的尊严和体面。但是，随着竞争的愈趋激烈，胡适也渐受感染，渐渐领会到观众的热心。随后，他偶然回过头去，看到他认识的一位白发苍苍的植物学教授，也像青年人一样，在看台上手舞足蹈，诚心诚意地欢呼狂叫。胡适很受感染，觉得惭愧，不再正襟危坐了。很快，他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那热心欢呼的行列。
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有更浓厚的兴趣。从清王朝帝制统治下的中国，初到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及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却又事事新奇，令人神往。
《独立宣言》是美国立国文书之一，是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并宣明此举正当性之文告。
1776年7月4日，本宣言由第二届大陆会议（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于费城批准，这一天后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独立宣言》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前言，阐述了宣言的目的；第二部分阐述政治体制思想，即自然权利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第三部分历数英国压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条条罪状，说明殖民地人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拿起武器的，力争独立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第四部分，也就是在宣言的最后一部分，美利坚庄严宣告独立。
胡适最初读到美国的《独立宣言》，便大为惊叹，说：“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辞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
他到华盛顿去，常到国会去旁听。在伊萨卡，也常去市议会旁听。
有一次市议会到会者八人。朋友告诉他，这八人中一个是大学教员，其余都是本市商人，有雪茄烟商、牛乳店主、煤商、杂货店书记生和建筑工师，市长是大学女子宿舍的执事人。前市长是个洗衣店老板，不当市长后便开了这家洗衣。胡适对这一切都很钦佩，觉得其中的“共和平权之精神”特别值得学习。
胡适当然是看不惯种族歧视的。曾经有两个黑人女学生住在康奈尔的女生宿舍里，楼里的白人女生不想与黑人女生同楼居住，于是写信给校长要将黑人女生赶走。校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让黑人女生仍然住在那栋楼里，但是住在单独一间房子里，不与白人女生接触，这其实就是种族隔离。
胡适抱着大同主义的理想，为遭受歧视的黑人学生打抱不平。他写了一篇文章投到校报批判此事，校报编辑以为此事有损学校名誉，亲自找到胡适劝他收回文章。胡适坚持说如果校长将此事公正处理，那他便将文章撤回。后来校长果然主持公道，而胡适亦将文章收回。
胡适对人道主义有高度期望：“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种……凡国中人与人之间之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者，至国与国交际，则一律置之脑后，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爱国是大好事，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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