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8章 讲义费风波
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极其艰难而困苦的条件下度过的。整个的8月，他与京城的七所国立中学的校长，几乎什么都没干，就做了一件事：——找政府要钱。
这个时候的他，如果有人问他，对于一个校长，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会毫不犹疑的回答是钱。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这个时候，常挂在他嘴上的话是，“解决经费困难，实一最大而最重要之事。”
是呀，开学在即，到处都需要钱，但学校却“不明一文，教育费积欠在5个月以上”。
这时候，北京的傀儡总统已经换上了黎元洪，前面已经说了，他面临是怎样的财政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黎元洪第二次下台的直接原因就是穷。
从政府那里要不来钱，学总是要开的。但老师马上要开始新学期讲课了，印讲义的钱都没有。本来就欠着老师们的工资，总不能让他们拿自己的钱印讲义吧！
大事办不了就解决小事吧，能干点啥就干点啥，没有办法，蔡元培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和学生收点讲义费，没想到竟闹出一场“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有文章这样记载“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
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蔡元培)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
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
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样的学校恐怕谁都办不下去了，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是指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
但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要讲课不能没有讲义，没有钱如何能印讲义，蔡元培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远！”
沈士远吓跑了，学生们接着去校长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
第二天上班，蔡元培进校长室没多久，校长室外又围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
只听见他不断地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
有人进一步起哄：“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
北大学生可是能文能武，当年曾建有学生军。
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人称“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阵营煞是威风”。
中山先生曾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啊！”
问题是现在学生可不是在打军阀或者打帝国主义，而是打校长来了啊！这个威力也很可怕。
蔡校长终于被激怒了——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奔波得筋疲力尽了。
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长室，对学生们喊出了“决斗”。
学生们对蔡校长还是又敬又怕的，看到他挽起袖子冲出来，不由得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接下来，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
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你们能罢课我们就不能罢工吗？
最终，通过胡适做工作，学生们认错了，派了代表去请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气，终于回校继续任事。
只有冯省三被开除。他想回来当旁听生，找胡适帮忙，胡适无奈地摇头，说我劝你好汉做到底……
学生也没白闹事，最后的结果是讲义费缓收。总要有人为闹事付出代价，冯省三终究还是被开除了。
鲁迅对青年学生最是关爱，他与北大的学生冯省三关系很好。
有一次，冯省三拎着一双破皮鞋来到鲁迅的办公室，说：“喂，我的鞋坏了，你帮我拿到鞋匠铺去补一下吧！”
鲁迅真的就拿着这双鞋去帮他补好了，回来后微笑着将鞋子还给他。冯省三也不客气，穿上补好的鞋子，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
对，就是这个冯省三。
据说，冯省三只是个“替罪羊”，他是风潮发生后临时参加的。当时正值第一、二时上下课之间，同学们看见校长室门口拥挤了一大堆人，不知何事，都来看热闹。冯省三也是在下课时来看热闹，从人堆里不由自主地挤到校长办公室的门前，这时他才知道是“反对讲义收费”的事。也就是说，虽然他现场喊得很凶，其实并非真正的主持者。
对把冯省三开除之事，鲁迅很气愤。
1922年11月18日，他曾经为冯省三写过一篇很短的、只有几百字的文章《即小见大》一文。他说，“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关于冯省三，有记载的东西不多，应该是山东平原人，家庭比较贫穷。在北京读书，难免会遇到囊中羞涩的情况。鲁迅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冯省三。
1923年5月10日，被开除的冯省三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到中山大学讲授世界语。冯省三缺少路费，还找鲁迅借了5元钱。
借鲁迅的钱一般是要还的，这也没毛病，所谓借债还钱天经地义。
但这件事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
看样子，鲁迅已经做好了冯省三不会还钱的准备了。
此冯省三其人，情商肯定不高，换上别人，恐怕不会干出让鲁迅给修鞋这样的事。
如果是换了一个人，鲁迅恐怕会将冯省三的鞋子扔得远远的，可不知为什么，鲁迅这一次脾气极好
后来，鲁迅偶尔提及此事，会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1925年5月18日，鲁迅还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件中提到这件事：“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去了，却没有一个同学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钱玄同有悼冯省三文，言道：“我昨日早上看《晨报》,忽见周启明君所登广告,惊悉冯省三君竟于16日在广东病故了，同日晚上得到10日省三从广东寄给我的信。我在一天之中听到他的死耗又看到他最后的信，很起了悼惜之感……”
而这是哪一年的事，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社会上对这场讲义费风波议论纷纷，而个中情由和苦楚，只有蔡元培和主事的诸君心里最清楚和无奈。
在政治、经济状况不足以维持公益事业的大环境下，求学难，办学更难，谁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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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他，如果有人问他，对于一个校长，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会毫不犹疑的回答是钱。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这个时候，常挂在他嘴上的话是，“解决经费困难，实一最大而最重要之事。”
是呀，开学在即，到处都需要钱，但学校却“不明一文，教育费积欠在5个月以上”。
这时候，北京的傀儡总统已经换上了黎元洪，前面已经说了，他面临是怎样的财政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黎元洪第二次下台的直接原因就是穷。
从政府那里要不来钱，学总是要开的。但老师马上要开始新学期讲课了，印讲义的钱都没有。本来就欠着老师们的工资，总不能让他们拿自己的钱印讲义吧！
大事办不了就解决小事吧，能干点啥就干点啥，没有办法，蔡元培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和学生收点讲义费，没想到竟闹出一场“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有文章这样记载“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
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蔡元培)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
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
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样的学校恐怕谁都办不下去了，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是指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
但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要讲课不能没有讲义，没有钱如何能印讲义，蔡元培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远！”
沈士远吓跑了，学生们接着去校长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
第二天上班，蔡元培进校长室没多久，校长室外又围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
只听见他不断地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
有人进一步起哄：“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
北大学生可是能文能武，当年曾建有学生军。
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人称“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阵营煞是威风”。
中山先生曾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啊！”
问题是现在学生可不是在打军阀或者打帝国主义，而是打校长来了啊！这个威力也很可怕。
蔡校长终于被激怒了——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奔波得筋疲力尽了。
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长室，对学生们喊出了“决斗”。
学生们对蔡校长还是又敬又怕的，看到他挽起袖子冲出来，不由得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接下来，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
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你们能罢课我们就不能罢工吗？
最终，通过胡适做工作，学生们认错了，派了代表去请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气，终于回校继续任事。
只有冯省三被开除。他想回来当旁听生，找胡适帮忙，胡适无奈地摇头，说我劝你好汉做到底……
学生也没白闹事，最后的结果是讲义费缓收。总要有人为闹事付出代价，冯省三终究还是被开除了。
鲁迅对青年学生最是关爱，他与北大的学生冯省三关系很好。
有一次，冯省三拎着一双破皮鞋来到鲁迅的办公室，说：“喂，我的鞋坏了，你帮我拿到鞋匠铺去补一下吧！”
鲁迅真的就拿着这双鞋去帮他补好了，回来后微笑着将鞋子还给他。冯省三也不客气，穿上补好的鞋子，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
对，就是这个冯省三。
据说，冯省三只是个“替罪羊”，他是风潮发生后临时参加的。当时正值第一、二时上下课之间，同学们看见校长室门口拥挤了一大堆人，不知何事，都来看热闹。冯省三也是在下课时来看热闹，从人堆里不由自主地挤到校长办公室的门前，这时他才知道是“反对讲义收费”的事。也就是说，虽然他现场喊得很凶，其实并非真正的主持者。
对把冯省三开除之事，鲁迅很气愤。
1922年11月18日，他曾经为冯省三写过一篇很短的、只有几百字的文章《即小见大》一文。他说，“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关于冯省三，有记载的东西不多，应该是山东平原人，家庭比较贫穷。在北京读书，难免会遇到囊中羞涩的情况。鲁迅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冯省三。
1923年5月10日，被开除的冯省三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到中山大学讲授世界语。冯省三缺少路费，还找鲁迅借了5元钱。
借鲁迅的钱一般是要还的，这也没毛病，所谓借债还钱天经地义。
但这件事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
看样子，鲁迅已经做好了冯省三不会还钱的准备了。
此冯省三其人，情商肯定不高，换上别人，恐怕不会干出让鲁迅给修鞋这样的事。
如果是换了一个人，鲁迅恐怕会将冯省三的鞋子扔得远远的，可不知为什么，鲁迅这一次脾气极好
后来，鲁迅偶尔提及此事，会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1925年5月18日，鲁迅还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件中提到这件事：“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去了，却没有一个同学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钱玄同有悼冯省三文，言道：“我昨日早上看《晨报》,忽见周启明君所登广告,惊悉冯省三君竟于16日在广东病故了，同日晚上得到10日省三从广东寄给我的信。我在一天之中听到他的死耗又看到他最后的信，很起了悼惜之感……”
而这是哪一年的事，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社会上对这场讲义费风波议论纷纷，而个中情由和苦楚，只有蔡元培和主事的诸君心里最清楚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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