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街头一景
汉口和汉阳光复后，整个武汉乃至湖北形势更加向好，各方面工作也逐渐步入轨道。为了做好日常的军政工作，经黎元洪和蔡济民等人商量，决定成立谋略处，处理军政.府日常事务。
谋略处是辛亥革命期间湖北革命党人建立的军政机构。设谋略十五人，由蔡济民、张廷辅、吴醒汉、高尚志、蔡大辅、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邓玉麟、王宪章、牟鸿勋等组成。下设秘书、参谋二厅，统筹一切军政事务，为当时最高的革命政权机关。后改组为参谋部，隶属于湖北军政.府。
谋略处的主要负责人为蔡济民，张廷辅。
张廷辅（1883--1912），字清澄，河北省邯郸县裴家堡村人。少年时入广平府（今永年县）莲亭书院读书。
一九零三年，考入北洋姚村陆军小学，因具有反清思想，和革命党人有联系，被开除学籍。
一九零七年，考入保定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在鄂军任见习士官、排长。
一九零九年，与蔡济民等人组织将校研究团，附设下士班。他以研究学术为名宣传革命，组织下级军官及士兵、团员达数万人，成为新军中影响较大的一个革命团体。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以起义部队为基干就近招募新兵，预编八协，暂成四协，张廷辅任第四协统领。
张廷辅与清军几次激战中，相继担任要职，是武昌城防部队的主要将领。
他在与清军两次激烈战斗中曾负伤指挥，直到重伤被抬回武昌治疗。不等伤口愈合，又赴前线，曾率第七标防守江汉关、四官殿一带，击退清军数次进攻。
张廷辅被称为“黎之三杰”，是黎元洪的得力助手。
十月十二日，黎元洪在咨议局召开军官会议。
沟通了武昌、汉口，汉阳的情况后，黎元洪发表了如下的讲话：“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各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
“但革命必须有充分的武力，同事中多不明宗旨，临时走避，各位赶快通知他们，急速前来，以便扩充军队，准备战争。尤其老兵不得有逃走思想。品行端正或操课兼优者，概以军佐委任，开会后拟即派员往说张彪回来，我让都督席位，使他们为我等之长官。张如执迷不悟，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认为革命成功，有十万分的把握，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我省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旗飘杨汉口，必立时相应，陆续前来受命。二、各省党人联络已有成效，响应成约自无问题。三、长江下游及云、贵各省之军队中的军官多是由我军发迹去的；北洋军队中，吴禄贞统制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军队中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调升去的约五十员主多，下级军官就更不待说了。以上军官都是素报革命大志的，把握着这些事实，我们的事业一定成功。时间匆促，不多说了。各位回去，各尽职责，速召集旧同学前来，鼓励士兵，不使士兵有逃脱思想，这是目前紧要的任务。”
从黎元洪的讲话中，不难看出，黎元洪首先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态度，这是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此前他不是革命党人，或者是被大家牵着鼻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对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这是大家十分关心的。其次，很有说服力的概括了当前革命的大好形势，指出革命必胜，以此来建立大家的信心，鼓舞大家的斗志。也指出了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一方面是发动各地响应武昌起义，另一方面扩军备战，准备打仗。
从这一番话里，很容易发现，从对革命的态度上看，他已经基本完成从被动到主动的过渡。最后，从这番讲话里，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工作状态。
请记住，黎元洪讲这些话是十月十二日，黎元洪上任的第二天。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如前边所说，因为很多史书，资料，在记述这段时间的黎元洪，都是他一言不发，张嘴说话也一定是“别害他，放他走，这是杀头的罪”，等等。有些资料竟无中生有的说，为了防止黎元洪逃跑，这个时候的黎元洪是被软禁的，是有专人看着他的。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十月十二日的这一番讲话呢？
散会后，黎元洪马上写信给张彪，力劝张彪顺应时代潮流，投向革命。使他自己能够成为，“黄帝之肖子，复汉之伟人”，否则将“生为鼠子，死为妖魔”。
张彪见信后，当着送信人的面，把黎元洪臭骂一顿。张彪到也是个性情中人，在清廷退位后，始终忠于清廷，一直到死，痴心不改。
十月十三日，黎元洪又以个人名义，发出“鄂军都督黎布告”：“一夕之间，兵不血刃而光复全鄂，邻省响应，同志欢迎，此千载一时之盛举也。元洪德薄浅，谬承都督之选。登坛厉士，厥有四端。曰热心，曰坚韧，曰勇果，曰沈毅。自来立大功，树大业，端赖此四种观念，以竞厥成功，披肝沥胆，愿与多士共勉之。”
自从军政.府发出第一份安民告示后，告示成了军政.府与市民沟通的重要管道。凡有布告，总会有很多人围上前看，大家想通过布告了解军政.府，军政.府也想通过布告，把自己想让市民知道的事传播出去。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告示，和围观告示的人，也便成了武汉街头一景。告示，也成了黎元洪与军政.府的舆论工具。比如现在，黎元洪在用布告明志述怀，和市民交流思想，看来黎元洪已经把布告这种形式，用到了极致。
社会剧变，总要搅动起各种社会沉渣，这肯定是他们干坏事千载难逢之机。
为了进一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黎元洪在十三日，又发布了整顿社会治安的布告：“藏匿坏人者斩，买卖不公者斩，伤害外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虏烧杀斩，违抗义师者斩。乐输粮饷者赏，校济军人者赏，保护租界赏，守卫教堂者赏，率众投降者赏，劝导乡民者赏，报告敌情者赏，维持商务者赏。”
在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黎元洪和军政.府，也对革命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被当时的军人和民众称之为军队八条：“一、军队中，上至都督，下至兵夫，一律守纪律，违者斩。二、无论原有及新募兵士人等，有三五成群不归编制者，以及至编制内擅离所在易装私逃者斩。三、擅入民家苛索财物及私行放火者斩。四、军队中，各干部如有不遵约束者斩。五、官兵不受调遣及违背命令者斩。六、擅自放枪恐骇行人者斩。七、兵士中，如有挟私仇杀同胞者斩。八、如有强在当铺当军装者斩。”
特别时期，需要特殊的政策。病重需要重药，乱世得重典，这些整顿秩序的布告，对恢复稳定社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自从立宪请愿和保路运动沉寂之后，咨议局已经冷落了很多，军政.府在这里办公后，马上热闹起来。
政商人士，社会名流，女界领袖，各界代表，纷至沓来。邻省的革命者派人来取经，外国驻汉领事也派人来祝贺。华侨团体、国际友人，各革命团体的贺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只要能够，黎元洪尽可能亲自接见，访客也往往点着名要见黎元洪，想亲眼一睹这个国家的首位革命大都督的风采。
这一天，黎元洪正在接见北方革命代表冷公钊。黎元洪对北方，清廷大后方的革命运动极其重视。他知道，如果北方能行动起来，清廷就无暇顾及武昌了。所以，详细了解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情况，表示一定给予全力支持。
冷公钊说，北方的革命党人，力量也不算小，干劲也很足，只是团体林立，大家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提出，很希望湖北能派人去指导和组织。
黎元洪当即表示赞成，想到派过去的这个人，对其要求还是很高的，人品和能力都要很好才可。因此，一时间他想不出合适的人选，需要和蔡济民等人商量。
第二天杨时杰自京回鄂，也向黎元洪反映：京、津，保定等地的革命党，都急切盼望湖北派人过去指导革命。
杨时杰，湖北沔阳(今仙桃)人。字舒武，原名志铭，民主革命斗士。
一九零五年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共进会，一九一零年回武昌秘密准备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任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湖北代表，次年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部长。
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五年在汉口参与创办《大中华日报》，一九一七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后回湖北运动军队独立，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创办《江南晚报》。
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抗日武装，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湖北特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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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处是辛亥革命期间湖北革命党人建立的军政机构。设谋略十五人，由蔡济民、张廷辅、吴醒汉、高尚志、蔡大辅、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邓玉麟、王宪章、牟鸿勋等组成。下设秘书、参谋二厅，统筹一切军政事务，为当时最高的革命政权机关。后改组为参谋部，隶属于湖北军政.府。
谋略处的主要负责人为蔡济民，张廷辅。
张廷辅（1883--1912），字清澄，河北省邯郸县裴家堡村人。少年时入广平府（今永年县）莲亭书院读书。
一九零三年，考入北洋姚村陆军小学，因具有反清思想，和革命党人有联系，被开除学籍。
一九零七年，考入保定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在鄂军任见习士官、排长。
一九零九年，与蔡济民等人组织将校研究团，附设下士班。他以研究学术为名宣传革命，组织下级军官及士兵、团员达数万人，成为新军中影响较大的一个革命团体。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以起义部队为基干就近招募新兵，预编八协，暂成四协，张廷辅任第四协统领。
张廷辅与清军几次激战中，相继担任要职，是武昌城防部队的主要将领。
他在与清军两次激烈战斗中曾负伤指挥，直到重伤被抬回武昌治疗。不等伤口愈合，又赴前线，曾率第七标防守江汉关、四官殿一带，击退清军数次进攻。
张廷辅被称为“黎之三杰”，是黎元洪的得力助手。
十月十二日，黎元洪在咨议局召开军官会议。
沟通了武昌、汉口，汉阳的情况后，黎元洪发表了如下的讲话：“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各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
“但革命必须有充分的武力，同事中多不明宗旨，临时走避，各位赶快通知他们，急速前来，以便扩充军队，准备战争。尤其老兵不得有逃走思想。品行端正或操课兼优者，概以军佐委任，开会后拟即派员往说张彪回来，我让都督席位，使他们为我等之长官。张如执迷不悟，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认为革命成功，有十万分的把握，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我省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旗飘杨汉口，必立时相应，陆续前来受命。二、各省党人联络已有成效，响应成约自无问题。三、长江下游及云、贵各省之军队中的军官多是由我军发迹去的；北洋军队中，吴禄贞统制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军队中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调升去的约五十员主多，下级军官就更不待说了。以上军官都是素报革命大志的，把握着这些事实，我们的事业一定成功。时间匆促，不多说了。各位回去，各尽职责，速召集旧同学前来，鼓励士兵，不使士兵有逃脱思想，这是目前紧要的任务。”
从黎元洪的讲话中，不难看出，黎元洪首先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态度，这是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此前他不是革命党人，或者是被大家牵着鼻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对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这是大家十分关心的。其次，很有说服力的概括了当前革命的大好形势，指出革命必胜，以此来建立大家的信心，鼓舞大家的斗志。也指出了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一方面是发动各地响应武昌起义，另一方面扩军备战，准备打仗。
从这一番话里，很容易发现，从对革命的态度上看，他已经基本完成从被动到主动的过渡。最后，从这番讲话里，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工作状态。
请记住，黎元洪讲这些话是十月十二日，黎元洪上任的第二天。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如前边所说，因为很多史书，资料，在记述这段时间的黎元洪，都是他一言不发，张嘴说话也一定是“别害他，放他走，这是杀头的罪”，等等。有些资料竟无中生有的说，为了防止黎元洪逃跑，这个时候的黎元洪是被软禁的，是有专人看着他的。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十月十二日的这一番讲话呢？
散会后，黎元洪马上写信给张彪，力劝张彪顺应时代潮流，投向革命。使他自己能够成为，“黄帝之肖子，复汉之伟人”，否则将“生为鼠子，死为妖魔”。
张彪见信后，当着送信人的面，把黎元洪臭骂一顿。张彪到也是个性情中人，在清廷退位后，始终忠于清廷，一直到死，痴心不改。
十月十三日，黎元洪又以个人名义，发出“鄂军都督黎布告”：“一夕之间，兵不血刃而光复全鄂，邻省响应，同志欢迎，此千载一时之盛举也。元洪德薄浅，谬承都督之选。登坛厉士，厥有四端。曰热心，曰坚韧，曰勇果，曰沈毅。自来立大功，树大业，端赖此四种观念，以竞厥成功，披肝沥胆，愿与多士共勉之。”
自从军政.府发出第一份安民告示后，告示成了军政.府与市民沟通的重要管道。凡有布告，总会有很多人围上前看，大家想通过布告了解军政.府，军政.府也想通过布告，把自己想让市民知道的事传播出去。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告示，和围观告示的人，也便成了武汉街头一景。告示，也成了黎元洪与军政.府的舆论工具。比如现在，黎元洪在用布告明志述怀，和市民交流思想，看来黎元洪已经把布告这种形式，用到了极致。
社会剧变，总要搅动起各种社会沉渣，这肯定是他们干坏事千载难逢之机。
为了进一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黎元洪在十三日，又发布了整顿社会治安的布告：“藏匿坏人者斩，买卖不公者斩，伤害外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虏烧杀斩，违抗义师者斩。乐输粮饷者赏，校济军人者赏，保护租界赏，守卫教堂者赏，率众投降者赏，劝导乡民者赏，报告敌情者赏，维持商务者赏。”
在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黎元洪和军政.府，也对革命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被当时的军人和民众称之为军队八条：“一、军队中，上至都督，下至兵夫，一律守纪律，违者斩。二、无论原有及新募兵士人等，有三五成群不归编制者，以及至编制内擅离所在易装私逃者斩。三、擅入民家苛索财物及私行放火者斩。四、军队中，各干部如有不遵约束者斩。五、官兵不受调遣及违背命令者斩。六、擅自放枪恐骇行人者斩。七、兵士中，如有挟私仇杀同胞者斩。八、如有强在当铺当军装者斩。”
特别时期，需要特殊的政策。病重需要重药，乱世得重典，这些整顿秩序的布告，对恢复稳定社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自从立宪请愿和保路运动沉寂之后，咨议局已经冷落了很多，军政.府在这里办公后，马上热闹起来。
政商人士，社会名流，女界领袖，各界代表，纷至沓来。邻省的革命者派人来取经，外国驻汉领事也派人来祝贺。华侨团体、国际友人，各革命团体的贺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只要能够，黎元洪尽可能亲自接见，访客也往往点着名要见黎元洪，想亲眼一睹这个国家的首位革命大都督的风采。
这一天，黎元洪正在接见北方革命代表冷公钊。黎元洪对北方，清廷大后方的革命运动极其重视。他知道，如果北方能行动起来，清廷就无暇顾及武昌了。所以，详细了解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情况，表示一定给予全力支持。
冷公钊说，北方的革命党人，力量也不算小，干劲也很足，只是团体林立，大家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提出，很希望湖北能派人去指导和组织。
黎元洪当即表示赞成，想到派过去的这个人，对其要求还是很高的，人品和能力都要很好才可。因此，一时间他想不出合适的人选，需要和蔡济民等人商量。
第二天杨时杰自京回鄂，也向黎元洪反映：京、津，保定等地的革命党，都急切盼望湖北派人过去指导革命。
杨时杰，湖北沔阳(今仙桃)人。字舒武，原名志铭，民主革命斗士。
一九零五年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共进会，一九一零年回武昌秘密准备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任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湖北代表，次年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部长。
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五年在汉口参与创办《大中华日报》，一九一七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后回湖北运动军队独立，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创办《江南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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