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征粮
“到了。”望着熟悉的杭州布政使司衙门,王廷和陈惇走下了船只。
“大人,苏州百姓日夜悬盼,”陈惇看着在门口不由自主踟蹰的王廷,道:“盼望大人能减免这二百万石军粮啊。”
王廷眼中闪过一丝坚定,点了点头。两人顺利进入府衙,然而等了许久,约莫三四盏茶都喝完了,还等不到江南总督张经的接见。
“本官抛下治水的大事,来到杭州只求总督一见,”王廷怒道:“总督大人就这么忙吗?”
不一会儿一个下吏走过来作揖道:“大人,总督大人有请。”
陈惇跟着王廷走到大堂前,却被拦下了,只能在阶下凭着自己过人的耳力,听着堂内的谈话。
“……大人,”王廷道:“苏州了大水,淹没民田七千余顷,受灾人数以万计,今年眼见连夏税都交不上了,哪里能凑得起大人要的二百万石粮食呢?”
“本官新任这个江南总督,来之前就听说苏州人有三善,善造园,善讼,善哭穷。”一个宏亮的声音不紧不慢道:“苏州园林甲天下,本官还没有亲眼见一见,以后应该也有机会能见。这个善讼,是说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的习惯,百姓无论事大事小,动辄赴京告状,还经常一件案子牵连数件,株连几十人上百人。后来你们苏州来了个况太守,老百姓认为他断案如神,才渐渐不上京去告状了,可御史言官之中,苏州出身的,都喜欢告讦,这是朝廷公认的。”
“最后一个就是善哭穷,”张经呵呵道:“听闻百姓日常寒暄,总说自己如何穷困,如何潦倒,实则是家藏千钟粟,门埋万两金,只不过都不肯说自己是富人罢了。没想到百姓如此,官员也是这般模样,这倒叫本官始料未及啊。”
“大人玩笑了,”王廷咬牙道:“不是下官哭穷,而是苏州当真是捉襟见肘,凑不齐这二百万摊派下来的军粮。”
“谁不知道你苏州一府的赋税,”张经道;“比内6一省都多,本官不过要收你二百万石粮食,甚至不及夏税一半,你苏州怎么会凑不出来呢?”
“大人有所不知,”王廷道:“其他任何地方的水旱之灾,上禀朝廷,则或迟或晚,必有赈济。唯独苏州,朝廷以为苏州富裕,不肯给任何赈济,只让州府自己解决。”
王廷脸上露出一丝难堪的神色,“……不瞒大人,我苏州商人精明市侩,每逢灾年,百姓因无款可借、无粮可食只得流离乞讨,而商人却在此时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从中渔利,让官府以高价收购他们手中的粮食。若不从他们手中收购,而从全国各地调粮,一来时间太长,灾情刻不容缓,二来运输成本太高,还得是府衙自己解决,所以赈灾往往用银钱从本地商贩中高价收购粮食。”
“所以你的意思,是苏州府本来有余力,能凑得上这军粮的,”张经道:“只不过大水一来,你们的钱就去买了粮食,凑不齐这军粮了?”
见王廷点头,张经就道:“那倒也简单,本官觉得你们高价买回来的粮食,先不急着赈济灾民,倒是可以把军粮交上。”
王廷倒吸一口气:“交了军粮,百姓吃什么?”
“那就是你苏州府自己的事了。”张经道。
“岂能如此!”王廷愤怒起来:“百姓吃不上这一口粮就会死,大人的军队吃不上这一口粮会死吗?”
“百姓吃不上粮,大不了做贼,”张经也冷笑道:“军队吃不上粮,谁来抵挡倭寇?你告诉我,到底是贼好平,还是寇好平?”
百姓变成流民,也还不是明末那样啸聚山林的模样,倒是倭寇之祸,为害惨烈。
张经把脸一沉:“本官以南京兵部尚书衔,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江南一切,都要为抗倭大事避让。你苏松不过了一场小小的水灾,就哭天喊地不肯交粮,若是其他地方也有学有样,今日说有旱情,明日说有虫灾,都不交粮,我这个江南总督还怎么做,倒不如趁早解散了大军,早早回朝复命去,也省得费心费力筹谋运作!”
王廷只能站起来道:“下官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张经面无表情:“你苏松夏税就能交四百万石,本官材不过问你要二百万石,你三推四阻地,好像本官给你压了上千万石的粮食一样!我听说你宴请按察使张昌文,一桌筵席就花费一百两雪花银,可见断不是你掏不出这银子,只在我面前搪塞我罢了。”
王廷脸色一白,一百两纹银一桌的筵席确实是有,但也不是他掏的钱,而是苏州本地的大户做东,但这话又怎么说的出来呢?
“我知道你王子正,嘉靖十一年的进士出身,来苏州当了六年的府尹,”张经就道:“历来除了况钟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十年,其余太守,短不过一二年,长也不过六七年罢了,你考核成绩又不差,说不定很快就有升迁。谁不愿要个善始善终呢,本官也不想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你王廷拒不交粮,阻挠抗倭大计吧?”
陈惇听得怒火中烧,却听见身后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一人也停在了他身后,面容额阔口丰,眉骨棱高,双目炯炯,不由得让陈惇多看了两眼。
“你是苏州府的官吏吗?”他问道。
陈惇含糊其辞地应了一声,王廷带着他来杭州,是见他年少聪明,在文会和治理水患上都甚有见地,也希望他在减免军粮的事情上还能挥一下聪明才智——然而陈惇听着屋里的谈话,只感觉一股无力涌上心头。
“张总督要苏州的军粮也是急用,”这人善意地解释道:“倭寇两万多人盘踞浙江柘林川沙堡,且人数愈聚愈多。总督每日选将练兵,准备等永顺、保靖的狼兵齐集,便要一举尽歼倭寇。”
“对,现在抗倭最要紧的事,是头等大事,苏州百姓饿死也是活该,”陈惇道:“早知道我应该提早跟府尹说,问一问张总督要不要扩军,把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民都招募走,流民当了兵,一不用挨饿,二还可以杀倭,真是一举两得。”
这人啧了一声,道:“苏州以往也有水灾,怎么今年这么难过?”
“因为往年没有加派,”陈惇乜了一眼他:“往年淹的都是吴淞江两岸,像昆山那种地方,都淹习惯了,不然你以为‘叫花昆山’的名号从哪儿来的?今年吴淞江没有事,淹的是常熟,常熟常熟,今年熟不了了,田都被淹了,哪儿有收成?没有收成,怎么给你交粮?”
“可以问大户借粮,”这人被陈惇鄙视了也不生气,道:“等水稻麦子熟了,再还上也行。”
“官府高价向大户借粮,这买粮的钱最后还要摊派在小民身上,我看不用这么麻烦,”陈惇道:“倒不如张总督用武力向大户收购粮食,谁不交粮,就抓杀谁。”
这人呵呵了一声,显然是在嘲笑陈惇的天真。
“我知道你笑什么,”陈惇道:“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巨室,张总督要在这江南地方长久做下去,并不能得罪本地豪宦,否则便又是朱纨的下场。”
“看来你也不是个傻的,”这人就道:“就不要说傻话。”
“我倒没有说傻话,”陈惇道:“苏州百万人口,财富却只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张总督不问这一小撮人要钱,却要把老百姓最后一滴血榨干,将来逼得民反也就罢了,张总督只负责剿寇,不负责讨贼,但我唯恐苏州百姓生变之后,张总督那摊派的军粮就凑不齐了,这所谓的抗倭大业,也要中道崩殂。”
“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不成?”这人就道。
“我有一个异想天开的办法,”陈惇道:“不要加派军粮,收就收银子,以提前征收明年不当役里甲徭役银的办法,把所有的徭役合编在一起,折银征收,充作军饷。”
说实在的,要说其实历朝历代,在重农政策的影响下,朝廷对老百姓都是轻徭薄赋的,田赋比例通常是二十税一,像汉朝更是三十税一,十税一就是重税,更没有听说比十税一还重的税了。
田税自古就不高,为什么老百姓还是活不下去?
因为这里面负责收税的人,侵吞、加派等操作手段太多了,无数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加重百姓负担,而国家也被他们坑了。然而田税老百姓咬咬牙还能负担,压垮他们的是徭役。
徭役之重,远远过了要交的田税。本朝规定,百姓需要服三种徭役,一为里甲役,里甲役即一里的事务,二为均徭,即供官府经常性的差役,三为杂泛,为临时派遣的一切差役。像地方的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劳动也就罢了,但现在徭役已经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事情,比如在船头当纤夫拉大船一个两个月,比如从千里之外押运地方特产送往两京,比如被驿站拉去送信,甚至可能是给官老爷当脚夫。
这些都不是国家正统的徭役,而是私人摊派的徭役,而具体负责的就是地方里甲。
里甲勾摄公务,管理一里人丁事产,遣人服役。如今陈惇这个办法,就是用钱免役,提前将徭役征收,将所有的五花八门的徭役全算进来,折合成银子上交。然后百姓就不再服劳役,官府需要有劳力的话,就必须支付报酬,因为你已经收走了徭役银。
官府的徭役其实不多,而那些私人摊派的徭役,他们想要再支使百姓服役,就必须要出银子了。
“这、这是雇役啊。”这人倒吸一口气,紧紧盯着陈惇。
“对,赋役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劳役,全部简并为一体,该交多少交多少,把力役改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陈惇道:“至于那些不服役的人——”
大明只要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可以逃役,对于这些俗称为“大户”的人,陈惇也有办法:“徭役以户丁征集,你不觉得太不公平了吗?达官贵人们享有免除劳役的权利,一旦成为他们的家丁、佃户甚至奴仆,便可堂而皇之地免除国家差役。怪不得越来越多的人,要把田产投献给贵人,不仅可以免除田赋,还可以免除徭役,这样挖空的是国家的墙角,毁灭的是国家的根基。”
陈惇的办法,就是将徭役按照田亩数分担,“无论大小户一律造册,把田亩多的大户、富户编在前,以负担重役,把地少的小户、贫户编在后,以当轻役。按照人民的贫富,田亩的多寡,将其编为三等,然后从最富一等开始征税。若富人所纳税额不能满足需要,再向下征收次富,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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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苏州百姓日夜悬盼,”陈惇看着在门口不由自主踟蹰的王廷,道:“盼望大人能减免这二百万石军粮啊。”
王廷眼中闪过一丝坚定,点了点头。两人顺利进入府衙,然而等了许久,约莫三四盏茶都喝完了,还等不到江南总督张经的接见。
“本官抛下治水的大事,来到杭州只求总督一见,”王廷怒道:“总督大人就这么忙吗?”
不一会儿一个下吏走过来作揖道:“大人,总督大人有请。”
陈惇跟着王廷走到大堂前,却被拦下了,只能在阶下凭着自己过人的耳力,听着堂内的谈话。
“……大人,”王廷道:“苏州了大水,淹没民田七千余顷,受灾人数以万计,今年眼见连夏税都交不上了,哪里能凑得起大人要的二百万石粮食呢?”
“本官新任这个江南总督,来之前就听说苏州人有三善,善造园,善讼,善哭穷。”一个宏亮的声音不紧不慢道:“苏州园林甲天下,本官还没有亲眼见一见,以后应该也有机会能见。这个善讼,是说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的习惯,百姓无论事大事小,动辄赴京告状,还经常一件案子牵连数件,株连几十人上百人。后来你们苏州来了个况太守,老百姓认为他断案如神,才渐渐不上京去告状了,可御史言官之中,苏州出身的,都喜欢告讦,这是朝廷公认的。”
“最后一个就是善哭穷,”张经呵呵道:“听闻百姓日常寒暄,总说自己如何穷困,如何潦倒,实则是家藏千钟粟,门埋万两金,只不过都不肯说自己是富人罢了。没想到百姓如此,官员也是这般模样,这倒叫本官始料未及啊。”
“大人玩笑了,”王廷咬牙道:“不是下官哭穷,而是苏州当真是捉襟见肘,凑不齐这二百万摊派下来的军粮。”
“谁不知道你苏州一府的赋税,”张经道;“比内6一省都多,本官不过要收你二百万石粮食,甚至不及夏税一半,你苏州怎么会凑不出来呢?”
“大人有所不知,”王廷道:“其他任何地方的水旱之灾,上禀朝廷,则或迟或晚,必有赈济。唯独苏州,朝廷以为苏州富裕,不肯给任何赈济,只让州府自己解决。”
王廷脸上露出一丝难堪的神色,“……不瞒大人,我苏州商人精明市侩,每逢灾年,百姓因无款可借、无粮可食只得流离乞讨,而商人却在此时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从中渔利,让官府以高价收购他们手中的粮食。若不从他们手中收购,而从全国各地调粮,一来时间太长,灾情刻不容缓,二来运输成本太高,还得是府衙自己解决,所以赈灾往往用银钱从本地商贩中高价收购粮食。”
“所以你的意思,是苏州府本来有余力,能凑得上这军粮的,”张经道:“只不过大水一来,你们的钱就去买了粮食,凑不齐这军粮了?”
见王廷点头,张经就道:“那倒也简单,本官觉得你们高价买回来的粮食,先不急着赈济灾民,倒是可以把军粮交上。”
王廷倒吸一口气:“交了军粮,百姓吃什么?”
“那就是你苏州府自己的事了。”张经道。
“岂能如此!”王廷愤怒起来:“百姓吃不上这一口粮就会死,大人的军队吃不上这一口粮会死吗?”
“百姓吃不上粮,大不了做贼,”张经也冷笑道:“军队吃不上粮,谁来抵挡倭寇?你告诉我,到底是贼好平,还是寇好平?”
百姓变成流民,也还不是明末那样啸聚山林的模样,倒是倭寇之祸,为害惨烈。
张经把脸一沉:“本官以南京兵部尚书衔,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江南一切,都要为抗倭大事避让。你苏松不过了一场小小的水灾,就哭天喊地不肯交粮,若是其他地方也有学有样,今日说有旱情,明日说有虫灾,都不交粮,我这个江南总督还怎么做,倒不如趁早解散了大军,早早回朝复命去,也省得费心费力筹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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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是什么意思?”张经面无表情:“你苏松夏税就能交四百万石,本官材不过问你要二百万石,你三推四阻地,好像本官给你压了上千万石的粮食一样!我听说你宴请按察使张昌文,一桌筵席就花费一百两雪花银,可见断不是你掏不出这银子,只在我面前搪塞我罢了。”
王廷脸色一白,一百两纹银一桌的筵席确实是有,但也不是他掏的钱,而是苏州本地的大户做东,但这话又怎么说的出来呢?
“我知道你王子正,嘉靖十一年的进士出身,来苏州当了六年的府尹,”张经就道:“历来除了况钟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十年,其余太守,短不过一二年,长也不过六七年罢了,你考核成绩又不差,说不定很快就有升迁。谁不愿要个善始善终呢,本官也不想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你王廷拒不交粮,阻挠抗倭大计吧?”
陈惇听得怒火中烧,却听见身后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一人也停在了他身后,面容额阔口丰,眉骨棱高,双目炯炯,不由得让陈惇多看了两眼。
“你是苏州府的官吏吗?”他问道。
陈惇含糊其辞地应了一声,王廷带着他来杭州,是见他年少聪明,在文会和治理水患上都甚有见地,也希望他在减免军粮的事情上还能挥一下聪明才智——然而陈惇听着屋里的谈话,只感觉一股无力涌上心头。
“张总督要苏州的军粮也是急用,”这人善意地解释道:“倭寇两万多人盘踞浙江柘林川沙堡,且人数愈聚愈多。总督每日选将练兵,准备等永顺、保靖的狼兵齐集,便要一举尽歼倭寇。”
“对,现在抗倭最要紧的事,是头等大事,苏州百姓饿死也是活该,”陈惇道:“早知道我应该提早跟府尹说,问一问张总督要不要扩军,把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民都招募走,流民当了兵,一不用挨饿,二还可以杀倭,真是一举两得。”
这人啧了一声,道:“苏州以往也有水灾,怎么今年这么难过?”
“因为往年没有加派,”陈惇乜了一眼他:“往年淹的都是吴淞江两岸,像昆山那种地方,都淹习惯了,不然你以为‘叫花昆山’的名号从哪儿来的?今年吴淞江没有事,淹的是常熟,常熟常熟,今年熟不了了,田都被淹了,哪儿有收成?没有收成,怎么给你交粮?”
“可以问大户借粮,”这人被陈惇鄙视了也不生气,道:“等水稻麦子熟了,再还上也行。”
“官府高价向大户借粮,这买粮的钱最后还要摊派在小民身上,我看不用这么麻烦,”陈惇道:“倒不如张总督用武力向大户收购粮食,谁不交粮,就抓杀谁。”
这人呵呵了一声,显然是在嘲笑陈惇的天真。
“我知道你笑什么,”陈惇道:“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巨室,张总督要在这江南地方长久做下去,并不能得罪本地豪宦,否则便又是朱纨的下场。”
“看来你也不是个傻的,”这人就道:“就不要说傻话。”
“我倒没有说傻话,”陈惇道:“苏州百万人口,财富却只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张总督不问这一小撮人要钱,却要把老百姓最后一滴血榨干,将来逼得民反也就罢了,张总督只负责剿寇,不负责讨贼,但我唯恐苏州百姓生变之后,张总督那摊派的军粮就凑不齐了,这所谓的抗倭大业,也要中道崩殂。”
“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不成?”这人就道。
“我有一个异想天开的办法,”陈惇道:“不要加派军粮,收就收银子,以提前征收明年不当役里甲徭役银的办法,把所有的徭役合编在一起,折银征收,充作军饷。”
说实在的,要说其实历朝历代,在重农政策的影响下,朝廷对老百姓都是轻徭薄赋的,田赋比例通常是二十税一,像汉朝更是三十税一,十税一就是重税,更没有听说比十税一还重的税了。
田税自古就不高,为什么老百姓还是活不下去?
因为这里面负责收税的人,侵吞、加派等操作手段太多了,无数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加重百姓负担,而国家也被他们坑了。然而田税老百姓咬咬牙还能负担,压垮他们的是徭役。
徭役之重,远远过了要交的田税。本朝规定,百姓需要服三种徭役,一为里甲役,里甲役即一里的事务,二为均徭,即供官府经常性的差役,三为杂泛,为临时派遣的一切差役。像地方的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劳动也就罢了,但现在徭役已经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事情,比如在船头当纤夫拉大船一个两个月,比如从千里之外押运地方特产送往两京,比如被驿站拉去送信,甚至可能是给官老爷当脚夫。
这些都不是国家正统的徭役,而是私人摊派的徭役,而具体负责的就是地方里甲。
里甲勾摄公务,管理一里人丁事产,遣人服役。如今陈惇这个办法,就是用钱免役,提前将徭役征收,将所有的五花八门的徭役全算进来,折合成银子上交。然后百姓就不再服劳役,官府需要有劳力的话,就必须支付报酬,因为你已经收走了徭役银。
官府的徭役其实不多,而那些私人摊派的徭役,他们想要再支使百姓服役,就必须要出银子了。
“这、这是雇役啊。”这人倒吸一口气,紧紧盯着陈惇。
“对,赋役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劳役,全部简并为一体,该交多少交多少,把力役改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陈惇道:“至于那些不服役的人——”
大明只要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可以逃役,对于这些俗称为“大户”的人,陈惇也有办法:“徭役以户丁征集,你不觉得太不公平了吗?达官贵人们享有免除劳役的权利,一旦成为他们的家丁、佃户甚至奴仆,便可堂而皇之地免除国家差役。怪不得越来越多的人,要把田产投献给贵人,不仅可以免除田赋,还可以免除徭役,这样挖空的是国家的墙角,毁灭的是国家的根基。”
陈惇的办法,就是将徭役按照田亩数分担,“无论大小户一律造册,把田亩多的大户、富户编在前,以负担重役,把地少的小户、贫户编在后,以当轻役。按照人民的贫富,田亩的多寡,将其编为三等,然后从最富一等开始征税。若富人所纳税额不能满足需要,再向下征收次富,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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