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刘原的想法
“在中国，比较主流的宗教是早前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和本土诞生的道教，此外信仰天主教、新教、天方教的都有不少，信仰东正教的倒是不多，虽然倒也不是没有。不过在中国，政教分离很早，大概在三千年前就开始了，从这以后没有一个宗教领袖有着实际上统治国家的地位。”
“1949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对于宗教的总方针是：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原先信仰宗教者要放弃宗教信仰才可以入党，原先是党员的想要信仰宗教就要先退党，如果被发现不退党偷偷信仰宗教的会被劝退或开除。对于不是党员的普通群众，原则上不干涉其宗教信仰，但是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教，特指对不是自己的孩子的未成年人。宗教领袖的特权是必须废除的，不要说全国，地方上也不能拥有实际统治权。”
刘原说到这里，心想：“我穿越之前，某些国家一直攻击我国破坏某个海拔最高的地方的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其实仅仅是废了宗教领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罢了，当地人信什么非但根本不管，还反复强调要尊重别人的信仰。”
刘原继续说：“因为从1840-1949年，中国在遭受侵略时，很多时候那些传教士都起到了先头部队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基督教徒建立了在政治上服从中国政府及其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并且在1949年以后，三自教会成了官方承认的唯一合法的基督信仰教会，其余要是有的话，全部属于非法地下教会。”
捷尔任斯基问：“通俗地说，就是不听梵蒂冈的教皇指挥，是不是？”刘原点头：“正是，就是不让教皇借助宗教干涉中国的内政。此外，不管什么宗教的领袖，凡是取得官方认可的，评价首先都是‘爱国爱教’这几个字，‘爱国’还在‘爱教’前面。”刘原的意思是，最大的忌讳就是利用宗教身份，“里通外国”。
捷尔任斯基说：“对中国的基督教徒来说，教皇在外国，所以要三自原则；可东正教的大牧首就是本国人。”刘原也知道他的意思，这一招不能简单地照搬。
捷尔任斯基又问：“还有什么吗？”刘原略微想了一下，说：“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在教职人员内部，我们也可以使用阶级分析，把高高在上享受的高级神职人员和有深厚群众基础而且可能还为普通百姓做过好事的基层神职人员区分开来对待，对前者应该打击，对后者可以争取。”刘原却不知道，他的说法和原本历史上苏俄初期的做法不谋而合。
苏维埃政权对待东正教的手段非常有趣：他们在改革派“红色教士”里面扶持了自己的“牧首”，又不除去原有的牧首，只是对不愿追随新牧首而忠于旧牧首的教徒进行逮捕，不少神职人员和信徒因此入狱。
当然，后来因为布尔什维克出于尽快消灭宗教的目的，对宗教采取了高压政策，并没有对改革派红色教士与正统派教士特别进行区别对待，再后来又因为卫国战争不得不放松宗教压制，反而没有起到原先想要的效果。到1990年，大牧首吉洪（patriarch tikhon）还被教会封为圣人，由此为开端引发了一轮规模最大的封圣，比尼古拉二世一家被封圣还早了十年，说起来尼古拉二世一家还算是借到了他的光。
刘原说：“上次大牧首来的时候，他是不是带着一个叫朱利安的弟子？像这样年龄比较小的，也可以想办法争取，最好能教育过来。”
刘原心里想的是，在后世中国，从小接受社会主义正统教育的，到十几岁的青春叛逆期时通过翻墙或者别的什么途径看到了和官方主流宣传相反的所谓“揭秘”、“真相”文，变成公知美分、果粉日杂的为数相当不少，那么反过来，这个从9岁就被大牧首收为弟子的朱利安·雾风耶维奇·索罗，现年13岁，很快也要到这个年龄阶段了，要是对他也用上这一招，会不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刘原却没想到，这几句话后来给他惹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捷尔任斯基对刘原说：“有件事你大概还不知道。就在今年年初（实际上是1918年1月19日），吉洪大牧首在写给教会及教徒的信中，公开诅咒苏维埃政府及其领导人，号召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积极投入反抗苏维埃政府的斗争，‘不与这些人类的恶魔发生任何的联系。’过了几天以后（1918年1月23日），苏维埃政府颁布‘教会同国家分离，教会同学校分离’的法令，教会呼吁并动员全体教徒：团结起来，不分男女老少，围绕在教会和神职人员的周围，保护我们的教会……用我们的血去获得一顶殉教者的桂冠。”
刘原忍不住失笑道：“那他还好意思找列宁同志要这样那样的待遇给教会？脸皮也太厚了吧！”
捷尔任斯基说：“还不止他一个这样。在今年6月沙皇一家还没‘被杀’时，叶卡捷琳堡（他也不想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个名字，特别是在刘原面前）的主教组织人上街支持沙皇，西伯利亚的神职人员公开支持高尔察克，南方战线的高级教士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支持邓尼金，呼吁西方的公众帮助他们，梵蒂冈的红衣主教还发电报给列宁同志，请他保护所有基督教神职人员特别是东正教徒的生命。”说到这里，就连捷尔任斯基都实在忍不住想笑。
刘原说：“在宗教方面，后来斯大林同志留下一句话，很有意思，都变成名人名言了。”捷尔任斯基问：“是什么话？”早就被刘原剧透过未来，知道斯大林将会接替列宁的捷尔任斯基，对此倒一点不奇怪。
“卫国战争时期，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针对梵蒂冈的偏袒**的倾向提示斯大林同志，结果他反问一句：‘教皇？他有几个师？’”
欲知刘原接下去说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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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对于宗教的总方针是：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原先信仰宗教者要放弃宗教信仰才可以入党，原先是党员的想要信仰宗教就要先退党，如果被发现不退党偷偷信仰宗教的会被劝退或开除。对于不是党员的普通群众，原则上不干涉其宗教信仰，但是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教，特指对不是自己的孩子的未成年人。宗教领袖的特权是必须废除的，不要说全国，地方上也不能拥有实际统治权。”
刘原说到这里，心想：“我穿越之前，某些国家一直攻击我国破坏某个海拔最高的地方的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其实仅仅是废了宗教领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罢了，当地人信什么非但根本不管，还反复强调要尊重别人的信仰。”
刘原继续说：“因为从1840-1949年，中国在遭受侵略时，很多时候那些传教士都起到了先头部队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基督教徒建立了在政治上服从中国政府及其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并且在1949年以后，三自教会成了官方承认的唯一合法的基督信仰教会，其余要是有的话，全部属于非法地下教会。”
捷尔任斯基问：“通俗地说，就是不听梵蒂冈的教皇指挥，是不是？”刘原点头：“正是，就是不让教皇借助宗教干涉中国的内政。此外，不管什么宗教的领袖，凡是取得官方认可的，评价首先都是‘爱国爱教’这几个字，‘爱国’还在‘爱教’前面。”刘原的意思是，最大的忌讳就是利用宗教身份，“里通外国”。
捷尔任斯基说：“对中国的基督教徒来说，教皇在外国，所以要三自原则；可东正教的大牧首就是本国人。”刘原也知道他的意思，这一招不能简单地照搬。
捷尔任斯基又问：“还有什么吗？”刘原略微想了一下，说：“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在教职人员内部，我们也可以使用阶级分析，把高高在上享受的高级神职人员和有深厚群众基础而且可能还为普通百姓做过好事的基层神职人员区分开来对待，对前者应该打击，对后者可以争取。”刘原却不知道，他的说法和原本历史上苏俄初期的做法不谋而合。
苏维埃政权对待东正教的手段非常有趣：他们在改革派“红色教士”里面扶持了自己的“牧首”，又不除去原有的牧首，只是对不愿追随新牧首而忠于旧牧首的教徒进行逮捕，不少神职人员和信徒因此入狱。
当然，后来因为布尔什维克出于尽快消灭宗教的目的，对宗教采取了高压政策，并没有对改革派红色教士与正统派教士特别进行区别对待，再后来又因为卫国战争不得不放松宗教压制，反而没有起到原先想要的效果。到1990年，大牧首吉洪（patriarch tikhon）还被教会封为圣人，由此为开端引发了一轮规模最大的封圣，比尼古拉二世一家被封圣还早了十年，说起来尼古拉二世一家还算是借到了他的光。
刘原说：“上次大牧首来的时候，他是不是带着一个叫朱利安的弟子？像这样年龄比较小的，也可以想办法争取，最好能教育过来。”
刘原心里想的是，在后世中国，从小接受社会主义正统教育的，到十几岁的青春叛逆期时通过翻墙或者别的什么途径看到了和官方主流宣传相反的所谓“揭秘”、“真相”文，变成公知美分、果粉日杂的为数相当不少，那么反过来，这个从9岁就被大牧首收为弟子的朱利安·雾风耶维奇·索罗，现年13岁，很快也要到这个年龄阶段了，要是对他也用上这一招，会不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刘原却没想到，这几句话后来给他惹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捷尔任斯基对刘原说：“有件事你大概还不知道。就在今年年初（实际上是1918年1月19日），吉洪大牧首在写给教会及教徒的信中，公开诅咒苏维埃政府及其领导人，号召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积极投入反抗苏维埃政府的斗争，‘不与这些人类的恶魔发生任何的联系。’过了几天以后（1918年1月23日），苏维埃政府颁布‘教会同国家分离，教会同学校分离’的法令，教会呼吁并动员全体教徒：团结起来，不分男女老少，围绕在教会和神职人员的周围，保护我们的教会……用我们的血去获得一顶殉教者的桂冠。”
刘原忍不住失笑道：“那他还好意思找列宁同志要这样那样的待遇给教会？脸皮也太厚了吧！”
捷尔任斯基说：“还不止他一个这样。在今年6月沙皇一家还没‘被杀’时，叶卡捷琳堡（他也不想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个名字，特别是在刘原面前）的主教组织人上街支持沙皇，西伯利亚的神职人员公开支持高尔察克，南方战线的高级教士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支持邓尼金，呼吁西方的公众帮助他们，梵蒂冈的红衣主教还发电报给列宁同志，请他保护所有基督教神职人员特别是东正教徒的生命。”说到这里，就连捷尔任斯基都实在忍不住想笑。
刘原说：“在宗教方面，后来斯大林同志留下一句话，很有意思，都变成名人名言了。”捷尔任斯基问：“是什么话？”早就被刘原剧透过未来，知道斯大林将会接替列宁的捷尔任斯基，对此倒一点不奇怪。
“卫国战争时期，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针对梵蒂冈的偏袒**的倾向提示斯大林同志，结果他反问一句：‘教皇？他有几个师？’”
欲知刘原接下去说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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