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关于古代中央制度的一些看法 上
曹节虽然眯着眼睛，但是他的眼神一直在跟着圣旨移动，打在每个人的面孔上，这个所谓的圣旨现在已经全部掌握在了这群中常侍的手里，他的意图取决于皇帝，而实际操作已经全都归这群太监了，他们自然会趁着满朝群臣都沉浸于陈蕃窦武被杀的恐惧的时候，大肆的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至于以后会不会有人站出来，那就是另一个事情了，不在这群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们从开始贪婪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再顾及身后的名声了，他们现在只是一群不断前行的恶犬，只为了这顿的吃饭，不会顾及明天会怎么样，因为现在不能有后代的他们，并不需要未来。
怎么说那，在史学家的笔下，宦官或许是集所有负能量之最大成的历史群体，他们道德败坏、无恶不作，不仅造成了政治黑暗和经济腐败，也破坏了行政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行，即所谓“宦官乱政”。在职业官僚眼里，宦官几乎要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灭亡负全责。但是从人权上来讲，他们也只不过是在错误的人权制度下产生的一种畸形的产物，毕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生下来就想要当太监啊。
那么宦官制度到底是长寿基因还是致命毒瘤那？这就是下面要提到的问题。但是必须要说，我认为，两个其实都不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畸形制度的产物，一个本来不该存在的东西就无所谓了。
宦官在西周时开始出现，当时主要负责杂役、传令等内务工作。宦官政治则从秦朝才开始出现，在封建官僚制度下作为制衡朝臣的对立集团而存在。最早的宦官全部都是奴隶，大多数都是罪犯和战俘，他们自然身份十分低微，也绝对会被别人看不起，不管男女。宦官也由负责皇宫的勤杂工变成维护皇权的政治势力。宦官政治主要集中在汉、唐和明三朝中后期，史学家们把这三个时期一致描绘成政治腐败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把三个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宦官专政。但在中国二千年封建史中，先后存在过48个王朝，其中汉人建立的寿命200年以上的王朝仅4个：汉、唐、宋和明，竟有3个是宦官政治最为严重的王朝。如果宦官政治是封建王朝身上的毒瘤，那么其余44个没患这个肿瘤的王朝却早早灭亡了。这个历史数据是不是让人觉得有点邪乎？
那44个短命王朝中也有不信邪的皇帝，三国时的曹丕显然就受了东汉以来宦官被妖魔化的影响，开国后第一项新政就是废除中常侍这个专为宦官参政设置的职位，同时严禁宦官干政，只能从事皇宫勤杂事务。曹丕还命人把上述政令镌刻在金属简策上，珍藏于石室，等于把“宦官不得干政”写进了宪法。而他之后的魏国皇帝们也确实严格执行了他的遗命。
但历史却和曹丕开了一个玩笑，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往往有这样的事，人们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魏国不仅没能长命，反而只活了46年，关键原因就在于皇帝缺少对朝臣的制衡力量，一旦产生司马懿这样的强势权臣，朝臣队伍就几乎全部倒向了权臣集团。
相反，汉、唐和明这三朝恰恰就是在割了宦官政治这个所谓的“毒瘤”后迅速灭亡，关键原因在于此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我们前面提过，其实在中央政治中，四种权力一直在并存，外戚宦官和朝臣围绕着皇权开始勾心斗角，并且有起有落，但是从未消失。
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多数都是未成年人继位，皇位能顺利传承，完全靠控制着外戚、宦官和朝臣三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桓帝死后，外戚大将军何进和以袁绍为首的朝臣联合，试图铲除宦官集团。最后外戚与宦官集团同归于尽，政治平衡被打破，董卓进京以后中央政权迅速瓦解，中国进入了从群雄逐鹿到三国分争的动乱时代。
但是这里并不是我要替这群曾经灭绝人性的家伙来辩解，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也是历史上必须消灭的群体，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群家伙既然能够存在到封建王朝的灭亡，那么他们肯定要有一个需求点，而这个需求点就是经济的发展和王权的出现以及婚姻制度的一个进步。
首先，经济必须发展，因为如果没有很多的剩余财富的话，不会有人花钱养着这样一群人，也正是因为有了剩余财富，王权已经得到了强化，国王或者是皇帝有了能力享有普通人无法享受的财富，比方说在男权社会的封建时代，女子就成为了一种财富，而人是有很高的独占欲望的，而这种欲望的来源除了基本的人性之外，还有就是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开始逐渐普及（三妻四妾那种东西只有可能是富裕之家，普通百姓自然而然是一夫一妻的制度，不过还是提供了那种可能性)，在这种制度下，男女都会有独占欲，同时，也因为三妻四妾的可能性，人们也会有拥有更多的欲望，这个是不可否定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皇帝自然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私人“财富”，但是宫廷之中会有一些重体力活儿，这些事宫女无法达到的，这时候就必须需要一些男子，但是出于身为生物想要繁衍的本能原始欲望，这个是不可避免地，那么就要想一个办法，既能够照顾到实际需要，又不会触犯自己的实际利益，阉割繁殖能力就是一个想好的办法，这一点我本人知道的就是关于牛的，耕牛要是想要老老实实的话，就必须避免公牛发情期这一项，因为有发情期的话，不仅要错过关键性的春耕，还会有不可避免地伤亡，终于这项技术被人类应用到了自己的同类身上，人啊，何苦自相残杀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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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开始贪婪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再顾及身后的名声了，他们现在只是一群不断前行的恶犬，只为了这顿的吃饭，不会顾及明天会怎么样，因为现在不能有后代的他们，并不需要未来。
怎么说那，在史学家的笔下，宦官或许是集所有负能量之最大成的历史群体，他们道德败坏、无恶不作，不仅造成了政治黑暗和经济腐败，也破坏了行政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行，即所谓“宦官乱政”。在职业官僚眼里，宦官几乎要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灭亡负全责。但是从人权上来讲，他们也只不过是在错误的人权制度下产生的一种畸形的产物，毕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生下来就想要当太监啊。
那么宦官制度到底是长寿基因还是致命毒瘤那？这就是下面要提到的问题。但是必须要说，我认为，两个其实都不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畸形制度的产物，一个本来不该存在的东西就无所谓了。
宦官在西周时开始出现，当时主要负责杂役、传令等内务工作。宦官政治则从秦朝才开始出现，在封建官僚制度下作为制衡朝臣的对立集团而存在。最早的宦官全部都是奴隶，大多数都是罪犯和战俘，他们自然身份十分低微，也绝对会被别人看不起，不管男女。宦官也由负责皇宫的勤杂工变成维护皇权的政治势力。宦官政治主要集中在汉、唐和明三朝中后期，史学家们把这三个时期一致描绘成政治腐败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把三个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宦官专政。但在中国二千年封建史中，先后存在过48个王朝，其中汉人建立的寿命200年以上的王朝仅4个：汉、唐、宋和明，竟有3个是宦官政治最为严重的王朝。如果宦官政治是封建王朝身上的毒瘤，那么其余44个没患这个肿瘤的王朝却早早灭亡了。这个历史数据是不是让人觉得有点邪乎？
那44个短命王朝中也有不信邪的皇帝，三国时的曹丕显然就受了东汉以来宦官被妖魔化的影响，开国后第一项新政就是废除中常侍这个专为宦官参政设置的职位，同时严禁宦官干政，只能从事皇宫勤杂事务。曹丕还命人把上述政令镌刻在金属简策上，珍藏于石室，等于把“宦官不得干政”写进了宪法。而他之后的魏国皇帝们也确实严格执行了他的遗命。
但历史却和曹丕开了一个玩笑，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往往有这样的事，人们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魏国不仅没能长命，反而只活了46年，关键原因就在于皇帝缺少对朝臣的制衡力量，一旦产生司马懿这样的强势权臣，朝臣队伍就几乎全部倒向了权臣集团。
相反，汉、唐和明这三朝恰恰就是在割了宦官政治这个所谓的“毒瘤”后迅速灭亡，关键原因在于此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我们前面提过，其实在中央政治中，四种权力一直在并存，外戚宦官和朝臣围绕着皇权开始勾心斗角，并且有起有落，但是从未消失。
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多数都是未成年人继位，皇位能顺利传承，完全靠控制着外戚、宦官和朝臣三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桓帝死后，外戚大将军何进和以袁绍为首的朝臣联合，试图铲除宦官集团。最后外戚与宦官集团同归于尽，政治平衡被打破，董卓进京以后中央政权迅速瓦解，中国进入了从群雄逐鹿到三国分争的动乱时代。
但是这里并不是我要替这群曾经灭绝人性的家伙来辩解，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也是历史上必须消灭的群体，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群家伙既然能够存在到封建王朝的灭亡，那么他们肯定要有一个需求点，而这个需求点就是经济的发展和王权的出现以及婚姻制度的一个进步。
首先，经济必须发展，因为如果没有很多的剩余财富的话，不会有人花钱养着这样一群人，也正是因为有了剩余财富，王权已经得到了强化，国王或者是皇帝有了能力享有普通人无法享受的财富，比方说在男权社会的封建时代，女子就成为了一种财富，而人是有很高的独占欲望的，而这种欲望的来源除了基本的人性之外，还有就是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开始逐渐普及（三妻四妾那种东西只有可能是富裕之家，普通百姓自然而然是一夫一妻的制度，不过还是提供了那种可能性)，在这种制度下，男女都会有独占欲，同时，也因为三妻四妾的可能性，人们也会有拥有更多的欲望，这个是不可否定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皇帝自然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私人“财富”，但是宫廷之中会有一些重体力活儿，这些事宫女无法达到的，这时候就必须需要一些男子，但是出于身为生物想要繁衍的本能原始欲望，这个是不可避免地，那么就要想一个办法，既能够照顾到实际需要，又不会触犯自己的实际利益，阉割繁殖能力就是一个想好的办法，这一点我本人知道的就是关于牛的，耕牛要是想要老老实实的话，就必须避免公牛发情期这一项，因为有发情期的话，不仅要错过关键性的春耕，还会有不可避免地伤亡，终于这项技术被人类应用到了自己的同类身上，人啊，何苦自相残杀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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