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５３３章 各有职责
赵昺的秘书监筹建以来，随着几位老人的离开，马端临和陈识时成为了主力，他们虽说工作十分努力，做事也认真，但是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在有的问题上无法提出有益的建议，因而他一直缺一个熟悉民事的主事。
而张颂是从最基层的管民参军县丞县令州推官通判，乃至知州，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一步步干起来的，基层工作经验丰富。若非在濠州任上出事，三年任期满后，就能入京，或是担任府级主官。因此赵昺想让他主管民事事务，当然这也需要进一步考验，现在只能担任一个打杂的胥吏。
张颂告辞，赵昺当然不忘让其献上那本救荒奇书，他仔细通读后，心中不禁感概。此书中不仅涉及如何救荒活民的措施及各级官员的在其中的职责，还对灾荒的危害进行深层次的论述，应该说是一本有见解有深度有可操作性的著作。
在书中的首篇董煟就将救灾度荒上升到了关乎国家存亡兴衰的大事。其认为水旱霜蝗等天灾历代皆有，难以避免。倘若救荒无策则百姓有流离失所饿殍遍地之患。遇大灾理当倾举国之力赈恤，假如不蠲租反而征课更甚，则人心思乱，会有不可预测的祸患。
他把隋唐时的农民起义原因归结为遇灾赈救不力而督赋益急。董煟指出，自古变乱之起未尝不始于饥荒，如果执政者不惜财力，致力于赈救灾民，则可安定社会。由此，他推论社会的动乱危机虽起于饥荒，但关键看当政者有无忧民之心。
以赵昺的理解，其言已经涉及到了事情的本质——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应对天灾的准备。董煟实际上也说明了“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提出“人事”在天灾降临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从灾荒导致农民起义这一表象，揭示出统治者“无忧民之念”，不恤民瘼，对百姓盘剥务尽，才是导致人心思乱的真正根源。
其次，董煟主张“厚下”恤民，施行“仁政”减灾，强调“厚民”思想，也就是我们今天倡导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古人救荒之策凡是对百姓有利的，都应该继承采用。古代救荒大抵以宽政薄赋为先，在民困财竭之际，实行荒政应该是厚下恤民。
强调统治者应注重平时施行“仁政”，若平时横征暴敛，百姓不能休养生息，则一遇大灾，虽移民移粟，按孟子的话说就是“不知本”。主张藏富于民，批评从汉代起将私藏归于少府，专供皇家享用，使财富成为官府专用，而民间一旦告灾执政者却不知抚恤，天下百姓贫穷而唯独皇帝富有。
另外，董煟要求明确从上至下各级官吏必须履行的救荒职责。强调人主当行宰相当行监司当行太守当行县令当行，各有职守。
人主当行，即最高统治者不仅有散积藏以恤百姓等赈灾措施，还包括厉行节约改善朝政等；宰相当行共八条，有以救荒为己任忧社会危机的萌芽陈述缓征固本请求上奏散财发赈的对策等，把赈灾的后果提到“社稷颠危”的高度认识；监司当行十条，主要是负责协调监督州郡救荒，行赈灾之策通融有无纠察官吏等。
太守当行共十六条，主要是稽考常平仓储以赈粜申明遏粜之禁抚恤流民等；县令当行共二十条，检旱不可迟缓赈粜赈济劝富户发囤积诱富民兴贩等。还提出守臣到任需预讲救荒之政，不论地区远近，限赴任一个月后将本州管辖诸县镇可备荒救荒之策上奏朝廷，经审核后由朝廷责令实施，不得违背。
这本书条理清楚，从措施到职责面面俱到，算得上这个时代救荒的宝典了。但是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更没有贯彻执行，而董煟也未能因此受到嘉奖，仕途终止于一个县令，其中原因却令人深思。
赵昺对其敬佩之余，他从另一个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发现董煟其实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以致得罪了整个官场，而其制定的措施一旦认真执行，并严加落实，等于断了许多人的财路，侵害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
在文中，董煟揭露与抨击朝廷荒政的若干弊端以警示，有的放矢地批评荒政弊端多达四十余处，二十余种之多，如郡县官吏专事催办财赋而讳言灾伤；州县之官有压制百姓不准报灾的，勘灾之官有不敢报明受灾实情的；守令贪丰熟美名，讳闻荒歉之事，不受灾伤之状，责令里正荒报丰熟；里正则生怕勘灾审户官员一来需破费招待，便胡乱承认丰收，以免花费，不顾来日灾民之苦，指出地方官讳灾之弊。
又如审户发赈时，强者能得，弱者难得；近者易得，远僻难得；胥吏里正亲近者多得，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少得；发赈或已深秋，官吏复令核实，让饥民自备糇粮，数赴放赈处点集“作秀”，常常是踏雪空手而归，批评审户发赈之弊。董煟还抨击赈济检放太慢赈米掺拌沙石遣使忧民审户滥收小费对捐钱米助赈者颁赏不及时地方官不能妥善安置流民等，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进举措。
董煟从从吏治的角度，对地方官吏施行荒政提出要求，把荒政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利于赈灾救荒，必然惹得官场上从上至下的抵制。此外宋朝不抑土地兼并，贫民下户极多，而中产之家又赈贷不到，一遇水旱，百姓狼狈无策，只得流离或成饿殍的惨状，他提出实行对贫民下户有利的蠲免政策，又得罪了整个乡绅集团。
由此可见，赵昺觉得这个世界上并非没有能臣干吏，没有好办法，关键还在于好政策能否得到实施。而更为关键的是在于统治者是否存在爱民的思想，是否愿意为民做事，是否敢于对抗利益集团。而这也是他当前应该做的，却不是仅仅纠结于救灾的具体方式和方法。
赵昺琢磨透了其中的道道，只是在廷议上说此书不错，参会之人能坐到当前的位置上，哪个不是通透之人。会后，立刻命人寻来通读，然后立刻刊印，并以此作为指导救灾抗灾的蓝本，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从而一场初现的蝗灾在上下的努力下，在尚未形成飞蝗的时刻就被扑灭，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灾害……
转眼进入了五月，天气日益炎热。此时蒙元方面传来消息，铁穆耳已经护送真金灵柩离开大都前往上都，贺惟贤率领左翊卫军护送。这标志着蒙元的汗位之争已经进入尾声，人心思定，两国边界地区日趋稳定，商贸往来却越来越红火。
不过这时赵昺并没有放松战备，沿边的禁军虽已后撤，防务交予各州府边军，但依然在加紧训练。同时枢密院和兵部也会同高级将领在研讨再次北伐的策略，制定作战计划和应急预案。
秘书监的工作除了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公务外，还取代了部分翰林院的职责，要为皇帝出谋划策。而近日枢密院上报了对蒙元作战的方略，一帮胥吏们便就此展开讨论，而路过的赵昺觉得他们说的很有意思，便也坐下旁听。
枢密院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一是以川蜀为基地向北展开进攻，夺取陕甘，图谋漠南，切断蒙元向北的通路，从而为将蒙元主力聚歼于中原地带赢得战机；另一个方案是集中兵力于淮北地区，向北展开攻击，攻略河南河北，直取大都，收取燕云地区，实现将蒙元逐出中原的战略。
针对这两个方案，秘书监也分成了两派。以倪亮和徐无难两位军事将领为首的主张西进，他们以为夺取陕甘，占据漠南，则可以毁掉蒙元的根基，断其归路。从而避免蒙元残敌北窜，依旧以漠南草原为根据地南侵，导致边患不断，不得不在边境地区屯驻大量的兵力。
而以陈识时为首的文官们则支持东进方案。他们以为川蜀交通不便，以现在的状态无法支持大军作战，仍需要从江南和湖广调集粮饷辎重，劳师远征给朝廷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而且从川蜀出兵是仰攻，部队又难以展开，一旦失败损失惨重。
但当下我朝已经占据应天府一线，又有运河之便，便于调集兵力，运输物资，又利于大军的展开，即可突破一点长驱直入，又可分路进攻迂回包抄，还能利用水军从海上登陆，配合作战。且一路北上没有险隘，攻取大都意义重大，等于摧毁了蒙元政权，报了灭国之仇。
“张郎官，汝支持哪个方案呢？”两个方案可以说各有优势，同样也有缺陷，众人争的很厉害，而张颂在旁若有所思，一言不发，赵昺看向其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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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颂是从最基层的管民参军县丞县令州推官通判，乃至知州，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一步步干起来的，基层工作经验丰富。若非在濠州任上出事，三年任期满后，就能入京，或是担任府级主官。因此赵昺想让他主管民事事务，当然这也需要进一步考验，现在只能担任一个打杂的胥吏。
张颂告辞，赵昺当然不忘让其献上那本救荒奇书，他仔细通读后，心中不禁感概。此书中不仅涉及如何救荒活民的措施及各级官员的在其中的职责，还对灾荒的危害进行深层次的论述，应该说是一本有见解有深度有可操作性的著作。
在书中的首篇董煟就将救灾度荒上升到了关乎国家存亡兴衰的大事。其认为水旱霜蝗等天灾历代皆有，难以避免。倘若救荒无策则百姓有流离失所饿殍遍地之患。遇大灾理当倾举国之力赈恤，假如不蠲租反而征课更甚，则人心思乱，会有不可预测的祸患。
他把隋唐时的农民起义原因归结为遇灾赈救不力而督赋益急。董煟指出，自古变乱之起未尝不始于饥荒，如果执政者不惜财力，致力于赈救灾民，则可安定社会。由此，他推论社会的动乱危机虽起于饥荒，但关键看当政者有无忧民之心。
以赵昺的理解，其言已经涉及到了事情的本质——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应对天灾的准备。董煟实际上也说明了“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提出“人事”在天灾降临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从灾荒导致农民起义这一表象，揭示出统治者“无忧民之念”，不恤民瘼，对百姓盘剥务尽，才是导致人心思乱的真正根源。
其次，董煟主张“厚下”恤民，施行“仁政”减灾，强调“厚民”思想，也就是我们今天倡导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古人救荒之策凡是对百姓有利的，都应该继承采用。古代救荒大抵以宽政薄赋为先，在民困财竭之际，实行荒政应该是厚下恤民。
强调统治者应注重平时施行“仁政”，若平时横征暴敛，百姓不能休养生息，则一遇大灾，虽移民移粟，按孟子的话说就是“不知本”。主张藏富于民，批评从汉代起将私藏归于少府，专供皇家享用，使财富成为官府专用，而民间一旦告灾执政者却不知抚恤，天下百姓贫穷而唯独皇帝富有。
另外，董煟要求明确从上至下各级官吏必须履行的救荒职责。强调人主当行宰相当行监司当行太守当行县令当行，各有职守。
人主当行，即最高统治者不仅有散积藏以恤百姓等赈灾措施，还包括厉行节约改善朝政等；宰相当行共八条，有以救荒为己任忧社会危机的萌芽陈述缓征固本请求上奏散财发赈的对策等，把赈灾的后果提到“社稷颠危”的高度认识；监司当行十条，主要是负责协调监督州郡救荒，行赈灾之策通融有无纠察官吏等。
太守当行共十六条，主要是稽考常平仓储以赈粜申明遏粜之禁抚恤流民等；县令当行共二十条，检旱不可迟缓赈粜赈济劝富户发囤积诱富民兴贩等。还提出守臣到任需预讲救荒之政，不论地区远近，限赴任一个月后将本州管辖诸县镇可备荒救荒之策上奏朝廷，经审核后由朝廷责令实施，不得违背。
这本书条理清楚，从措施到职责面面俱到，算得上这个时代救荒的宝典了。但是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更没有贯彻执行，而董煟也未能因此受到嘉奖，仕途终止于一个县令，其中原因却令人深思。
赵昺对其敬佩之余，他从另一个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发现董煟其实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以致得罪了整个官场，而其制定的措施一旦认真执行，并严加落实，等于断了许多人的财路，侵害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
在文中，董煟揭露与抨击朝廷荒政的若干弊端以警示，有的放矢地批评荒政弊端多达四十余处，二十余种之多，如郡县官吏专事催办财赋而讳言灾伤；州县之官有压制百姓不准报灾的，勘灾之官有不敢报明受灾实情的；守令贪丰熟美名，讳闻荒歉之事，不受灾伤之状，责令里正荒报丰熟；里正则生怕勘灾审户官员一来需破费招待，便胡乱承认丰收，以免花费，不顾来日灾民之苦，指出地方官讳灾之弊。
又如审户发赈时，强者能得，弱者难得；近者易得，远僻难得；胥吏里正亲近者多得，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少得；发赈或已深秋，官吏复令核实，让饥民自备糇粮，数赴放赈处点集“作秀”，常常是踏雪空手而归，批评审户发赈之弊。董煟还抨击赈济检放太慢赈米掺拌沙石遣使忧民审户滥收小费对捐钱米助赈者颁赏不及时地方官不能妥善安置流民等，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进举措。
董煟从从吏治的角度，对地方官吏施行荒政提出要求，把荒政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利于赈灾救荒，必然惹得官场上从上至下的抵制。此外宋朝不抑土地兼并，贫民下户极多，而中产之家又赈贷不到，一遇水旱，百姓狼狈无策，只得流离或成饿殍的惨状，他提出实行对贫民下户有利的蠲免政策，又得罪了整个乡绅集团。
由此可见，赵昺觉得这个世界上并非没有能臣干吏，没有好办法，关键还在于好政策能否得到实施。而更为关键的是在于统治者是否存在爱民的思想，是否愿意为民做事，是否敢于对抗利益集团。而这也是他当前应该做的，却不是仅仅纠结于救灾的具体方式和方法。
赵昺琢磨透了其中的道道，只是在廷议上说此书不错，参会之人能坐到当前的位置上，哪个不是通透之人。会后，立刻命人寻来通读，然后立刻刊印，并以此作为指导救灾抗灾的蓝本，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从而一场初现的蝗灾在上下的努力下，在尚未形成飞蝗的时刻就被扑灭，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灾害……
转眼进入了五月，天气日益炎热。此时蒙元方面传来消息，铁穆耳已经护送真金灵柩离开大都前往上都，贺惟贤率领左翊卫军护送。这标志着蒙元的汗位之争已经进入尾声，人心思定，两国边界地区日趋稳定，商贸往来却越来越红火。
不过这时赵昺并没有放松战备，沿边的禁军虽已后撤，防务交予各州府边军，但依然在加紧训练。同时枢密院和兵部也会同高级将领在研讨再次北伐的策略，制定作战计划和应急预案。
秘书监的工作除了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公务外，还取代了部分翰林院的职责，要为皇帝出谋划策。而近日枢密院上报了对蒙元作战的方略，一帮胥吏们便就此展开讨论，而路过的赵昺觉得他们说的很有意思，便也坐下旁听。
枢密院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一是以川蜀为基地向北展开进攻，夺取陕甘，图谋漠南，切断蒙元向北的通路，从而为将蒙元主力聚歼于中原地带赢得战机；另一个方案是集中兵力于淮北地区，向北展开攻击，攻略河南河北，直取大都，收取燕云地区，实现将蒙元逐出中原的战略。
针对这两个方案，秘书监也分成了两派。以倪亮和徐无难两位军事将领为首的主张西进，他们以为夺取陕甘，占据漠南，则可以毁掉蒙元的根基，断其归路。从而避免蒙元残敌北窜，依旧以漠南草原为根据地南侵，导致边患不断，不得不在边境地区屯驻大量的兵力。
而以陈识时为首的文官们则支持东进方案。他们以为川蜀交通不便，以现在的状态无法支持大军作战，仍需要从江南和湖广调集粮饷辎重，劳师远征给朝廷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而且从川蜀出兵是仰攻，部队又难以展开，一旦失败损失惨重。
但当下我朝已经占据应天府一线，又有运河之便，便于调集兵力，运输物资，又利于大军的展开，即可突破一点长驱直入，又可分路进攻迂回包抄，还能利用水军从海上登陆，配合作战。且一路北上没有险隘，攻取大都意义重大，等于摧毁了蒙元政权，报了灭国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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