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举秀才不知书
家国情怀、个人道德，或许能约束一时，但是却不能约束一世，真正的志同道合，实际上也是大家的利益相同，这还得主导的那个人不贪而理智。
审配此时沉默良久，他审正南的聪慧，自然能明白陈曦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世家怎么可能永远和国同一个步调，终归少不了国的利益和家的利益互相冲突的时候，有些可以调和，有些是不能调和的。
比如如今实行的察举制，当初的制度是好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察举制已经被世家把持，甚至会在几十年后演变成完全为世家巩固权位的“九品中正制”。
察举制最初的时候也是有先进的一面，从先秦时代的世官制演变而来，察举制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世官制的前身则是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各国变法，开始改革旧有制度，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
战国时期出现的有军功爵制度，兴起养士之风，有权者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形成了世官制。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开始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自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各郡国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此举开察举制先河，后惠帝、吕后执政期间诏举孝弟力田，中选者经常受到赏赐，并免除一切徭役，至文帝时，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成为定员，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和等第。
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最初，考试是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寒门也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
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岁科与特科两大类。
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文帝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武帝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这就给了世家操纵的空间，逐渐的挤占上升的渠道。
在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对官吏的普遍要求。
举孝廉者，基本上大部分是通儒学的士族或者豪强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
孝廉出身的官吏，和后世的科举进士一样，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
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时，和帝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
边境偏远郡国则适当放宽，随着孝廉日益增多，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被废除了。
察举制中孝廉是门槛，此外还有种种，比如茂才。
本为察举岁科之一的秀才，为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作茂才，起源于武帝元封五年。
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
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则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
不过后来一些人操作好，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进而官运亨通。
孝廉和茂才是高官也就是世家主要的把持范围，岁科还有一科是豪强的根基：廉吏。
廉吏同样也是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
廉吏一般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察举除了岁科之外，还有特科，也就是临时开设的一些科目，比如光禄四行。
始于元帝永光元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以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武帝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这实际上是皇帝提拔一些自己看重的人，特设之科目，只看道德。
只看道德的还有贤良方正科，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察举制中就有设立贤良方正科。
贤良方正科，始置于文帝二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此科被举者皆由帝王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直为九卿者，这一科也是皇帝圣心独裁的一科，多出道士。
特科还有一科名为贤良文学科；这一科选拔的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这一科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这一科多授予天下闻名的文宗，出过许多名人，比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特科还有一直言极谏科，主要是授予敢于指出上位者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通常被称为诤臣。
这一科一般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就有了后来的“文臣死谏”的说法。
特科有一科为孝弟力田，始于惠帝四年，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
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这是两种高尚的品格，因为它们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
至于力田，因为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所以希望百姓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此科多出对农学有大功者。
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而后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政治上地位之重要，大部分的读书人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因此还设立了明法一科，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武帝时令举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这是设明法科的开始。
自大儒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说，认为天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符；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
君臣们大都认为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察举的特科中设立明阴阳灾异一科，选拔有关人才。
汉代察举科目中的特科自然也有武人的一席之地，比如勇猛知兵法科；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军作战，这就是此科所选之人才。
此科始于成帝元延元年，这一年发生日蚀，成帝恐天下有变，下诏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察举制每一科初衷都是好的，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变，逐渐的以德行为重，这德行如何，百姓是无法传扬的，只有士族来传扬名声，也逐渐被士族把持。
到了恒帝年间，甚至有童谣传：
举秀才，不知书。
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的茂才们根本不懂经典，而那些品德高尚因孝顺而闻名的孝廉，真实的情况却是父母被赶出家门，无所依靠。
而那些所谓的寒门中清正廉洁的人，则更是品德败坏，道德低下如污泥一样令人厌恶。
被举荐的士族子弟和那些勇武猛将，实际上却是怯懦不敢担当，胆子如鸡一样小的人。
如今，这已经成为了天下大势，世家豪强实际上把持了天下，恒，帝、灵帝都想要改变，扶持外戚和宦官，掀起了一场“战争”，史称“党锢之祸”。
这一场战争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则被镇压。
这其中，皇帝一直在拉偏架，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言论和史学家则多同情士大夫一党，这当然也是正常的，毕竟把持言论的和那些史学家，实际上一直都是党人一脉，他们这时候是士族、世家、豪强，以后则是士大夫。
不过党锢之祸虽然接连赢了两次，但是世家豪强的反噬也伤及了大汉王朝的根本，自黄巾之乱开始，张举、张纯等人叛乱、白波军叛乱，这一系列席卷北方以及中原地区的叛乱，为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而这背后，几州的世家豪强，功劳是极大的，可以说就是主使，当然，他们的目的最初可能不是为了让大汉朝灭亡，可能只是为了争权夺利，可能只是不满两次党争的结果。
不过最终，一次席卷了天下的乱世，前后将近百年的乱世，自光武帝再兴汉室这一百多年的平静，生养的人口，全都被葬送。
这是一段极其残酷的历史，这种乱世开端，杨伊想要试一试能不能直接从源头掐灭，第一步就是把幽州、冀州的世家全都扫进垃圾堆里。
拔除世家的统治，以坞堡制进入乡里，上传直达，减少中间的环节，让从中间渔利的那些豪强也一同灭亡，直接把世家豪强的隐户给揪出来，让他们丧失动乱的基础。
这么做下去，定然是人头滚滚，但是不这么做，那么就是后续百年的乱世，虽然这个世界只有三年的时间，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却也是真实的。
杨伊敢于下这个决定，她有承担的觉悟和能力，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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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如今实行的察举制，当初的制度是好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察举制已经被世家把持，甚至会在几十年后演变成完全为世家巩固权位的“九品中正制”。
察举制最初的时候也是有先进的一面，从先秦时代的世官制演变而来，察举制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世官制的前身则是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各国变法，开始改革旧有制度，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
战国时期出现的有军功爵制度，兴起养士之风，有权者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形成了世官制。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开始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自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各郡国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此举开察举制先河，后惠帝、吕后执政期间诏举孝弟力田，中选者经常受到赏赐，并免除一切徭役，至文帝时，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成为定员，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和等第。
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最初，考试是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寒门也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
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岁科与特科两大类。
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文帝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武帝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这就给了世家操纵的空间，逐渐的挤占上升的渠道。
在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对官吏的普遍要求。
举孝廉者，基本上大部分是通儒学的士族或者豪强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
孝廉出身的官吏，和后世的科举进士一样，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
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时，和帝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
边境偏远郡国则适当放宽，随着孝廉日益增多，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被废除了。
察举制中孝廉是门槛，此外还有种种，比如茂才。
本为察举岁科之一的秀才，为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作茂才，起源于武帝元封五年。
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
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则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
不过后来一些人操作好，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进而官运亨通。
孝廉和茂才是高官也就是世家主要的把持范围，岁科还有一科是豪强的根基：廉吏。
廉吏同样也是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
廉吏一般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察举除了岁科之外，还有特科，也就是临时开设的一些科目，比如光禄四行。
始于元帝永光元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以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武帝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这实际上是皇帝提拔一些自己看重的人，特设之科目，只看道德。
只看道德的还有贤良方正科，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察举制中就有设立贤良方正科。
贤良方正科，始置于文帝二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此科被举者皆由帝王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直为九卿者，这一科也是皇帝圣心独裁的一科，多出道士。
特科还有一科名为贤良文学科；这一科选拔的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这一科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这一科多授予天下闻名的文宗，出过许多名人，比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特科还有一直言极谏科，主要是授予敢于指出上位者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通常被称为诤臣。
这一科一般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就有了后来的“文臣死谏”的说法。
特科有一科为孝弟力田，始于惠帝四年，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
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这是两种高尚的品格，因为它们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
至于力田，因为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所以希望百姓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此科多出对农学有大功者。
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而后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政治上地位之重要，大部分的读书人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因此还设立了明法一科，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武帝时令举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这是设明法科的开始。
自大儒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说，认为天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符；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
君臣们大都认为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察举的特科中设立明阴阳灾异一科，选拔有关人才。
汉代察举科目中的特科自然也有武人的一席之地，比如勇猛知兵法科；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军作战，这就是此科所选之人才。
此科始于成帝元延元年，这一年发生日蚀，成帝恐天下有变，下诏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察举制每一科初衷都是好的，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变，逐渐的以德行为重，这德行如何，百姓是无法传扬的，只有士族来传扬名声，也逐渐被士族把持。
到了恒帝年间，甚至有童谣传：
举秀才，不知书。
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的茂才们根本不懂经典，而那些品德高尚因孝顺而闻名的孝廉，真实的情况却是父母被赶出家门，无所依靠。
而那些所谓的寒门中清正廉洁的人，则更是品德败坏，道德低下如污泥一样令人厌恶。
被举荐的士族子弟和那些勇武猛将，实际上却是怯懦不敢担当，胆子如鸡一样小的人。
如今，这已经成为了天下大势，世家豪强实际上把持了天下，恒，帝、灵帝都想要改变，扶持外戚和宦官，掀起了一场“战争”，史称“党锢之祸”。
这一场战争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则被镇压。
这其中，皇帝一直在拉偏架，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言论和史学家则多同情士大夫一党，这当然也是正常的，毕竟把持言论的和那些史学家，实际上一直都是党人一脉，他们这时候是士族、世家、豪强，以后则是士大夫。
不过党锢之祸虽然接连赢了两次，但是世家豪强的反噬也伤及了大汉王朝的根本，自黄巾之乱开始，张举、张纯等人叛乱、白波军叛乱，这一系列席卷北方以及中原地区的叛乱，为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而这背后，几州的世家豪强，功劳是极大的，可以说就是主使，当然，他们的目的最初可能不是为了让大汉朝灭亡，可能只是为了争权夺利，可能只是不满两次党争的结果。
不过最终，一次席卷了天下的乱世，前后将近百年的乱世，自光武帝再兴汉室这一百多年的平静，生养的人口，全都被葬送。
这是一段极其残酷的历史，这种乱世开端，杨伊想要试一试能不能直接从源头掐灭，第一步就是把幽州、冀州的世家全都扫进垃圾堆里。
拔除世家的统治，以坞堡制进入乡里，上传直达，减少中间的环节，让从中间渔利的那些豪强也一同灭亡，直接把世家豪强的隐户给揪出来，让他们丧失动乱的基础。
这么做下去，定然是人头滚滚，但是不这么做，那么就是后续百年的乱世，虽然这个世界只有三年的时间，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却也是真实的。
杨伊敢于下这个决定，她有承担的觉悟和能力，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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