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2章
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慢慢融入到现代社会的生活中去，至于他们在当地的特权，自然保留，以防止他们有燥进的行动发生，这里可是宋朝经济的命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造成宋朝的经济停滞甚至是后退，所以相比起改革，稳定才是最为重要的。
然后便是分化他们，毕竟这些地区的土司与西南地区的土司有着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他们的土地和旗下的人民数量，相比起西南地区来说，要少得多，西南地区的土司们，大的手底下甚至有十几万的部众，而小也也有上千人，而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土司们，手底下的人大概就是几千人而已，最大的也不过上万人。
这跟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关，这些地区从晋朝南迁以后，就慢慢开始被汉人占据，越人也早已经比汉人的文化所同化，双方通婚频繁，真正的少数族裔人口是很少的，二来无论是在传统上，还是在文化上，他们所保留的本土文化都比较少，若是不告诉你，你恐怕会直接认为他们是汉人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他们所生活的地方靠着发达地区，因此即便只是贩卖土地，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这些土司们也相当有经济头脑，将贩卖土地得到的钱投入进工业的生产中和银行业里，从而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因此在成为了朝廷的威胁，在此之前，他们是长期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而对付他们，自然也不需要像西南地区的土司们，那么果决，这些地区的土司，大多数都是比较温顺的，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朝廷的统治，许多地方虽然有自治的权利，但也早已经名存实亡，在唐朝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土司就已经几乎被朝廷所控制，当地的官员也几乎由朝廷选派，等到宋朝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因此在对付他们的时候，往往都是采取温和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土司们。
只要他们没有反抗的意思，朝廷也乐得供着他们，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而能得到的，则是这一片地区的永久和平，这显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起码对于这些发达地区来说，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更何况这些土司也都很聪明，他们一般不会跟朝廷作对，所以朝廷也不会主动招惹他们，再加上他们在文化上已经与宋朝的主流文化十分贴近，周围的汉人也早已经不把他们当做异族来看，因此，对于这些土司和自治的州府，朝廷采取的态度就是帮扶然后亲和他们，不进行大规模的变动，以保证该地区的稳定和平。
宋朝的这整套改土归流政策，可谓在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贡献，明清两朝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永久进入了中国的版图，即便后来中国军阀四起，民不聊生，也始终没有分裂的危险，因为当地掌权的始终是汉人，而当地的少数族裔，在数百年的教育之下，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因此即便境外势力无论怎么鼓吹，始终没有独立的风险，这一点就与其他聚居区完全不同。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土归流完成的并不彻底，就像西藏，清朝的时候虽然派驻的驻藏大臣，但其职能仅仅献于伊利而已，拉萨是那些和尚们的，而广大的农村则是贵族们，清朝政府并不能对当地的民众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很多时候其实只是作为一个裁判而已，而改土归流在西藏也进行的十分不彻底，所以当军阀四起，民不聊生的时候，外国势力从印度进入之后，立刻发生了十分不妙的变化。
这其中就能看出改土归流政策，到底对于中国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他让一个地区的人民开始有了国族认同，同时也增加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来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来则是让朝廷可以借着这些地方去影响更加遥远的地方，从这一点看，改土归流，绝对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
而如今徐清也参照这一点开始做，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将整个本土全部纳入进宋朝的核心统治之内，以保证朝廷可以对这些地方进行直接管辖，增强朝廷在地方上的力量，这一点，对于建立集权高效政府，有着很重要的标志意义。
欧洲的工业革命，往往伴随着建立起一个更加高效的中央政府，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是如此，因为要想建立起一个工业国家，国家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若是国家分裂，每一块土地都有着自己的法律和法规，那么对于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是有着很大阻碍的，而当时的欧洲，几乎每一个领主都会在自己的领地上设立关卡，然后抽取过路费，尤其是对于商队，收取高额的税收，从而赚取利润，而这样一来，一件产品往往在运输的过程中，就会上缴无数的税，最后等产品运输到目的地的时候，往往产品的价格就会十分的高昂，而如此高昂的产品，自然会降低人们的购物欲望。
这在古代社会自然无所谓，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那些商人们运送的物品，本来就不是给平头老百姓消费的，而是给贵族们消费的，所以即便价格昂贵，但对于贵族们来说，一件衣服是一百块钱还是一千块钱，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关卡并没有人管。
可到了现代社会之后，工业革命导致整个社会的财富开始爆炸般的疯狂增长，原本贸易只是用来服务贵族的，而渐渐的贸易开始波及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样一来，若是再抽取高税，产品自然卖不出去，许多工厂就只能滞销，所以为了提高产品的销量，许多资本家开始推动国家进行整合，而国王成为了他们的合作对象，帮助国王，将国家统合为一个整体，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内，没有任何的过路税，也就是所谓的关税，从而提高产品的销路，降低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得一些东西，真正从贵族们专用，变成平民们也可以买得起的东西。
商业的发展，工业的进步需要国家去进行整合，可以说这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力，而中国自古以来，便是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较为多一些，即便是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王朝，但完成自身改革的时候，也是自上而下来得多，但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推动整个国家一体化，取消关税壁垒，从而让全国的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都可以有效的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
当然最重要的还不是关税的问题，在宋朝的土地上，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在欧洲因为封建制度的原因，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严重一些，徐清之所以如此迫切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强盗，匪患的解决才是重中之重。
中国一直到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到处是强盗和歹徒，他们往往占据着交通要道，沿途打劫路人，商人，甚至是军队，他们都敢直接上去打劫，有的是敲诈勒索，还有的则是直接开战，然后抢夺物资，这都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而他们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宋朝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徐清必须要着手处理他们。
而在这些强盗之中，土司们手中的部队无疑是十分需要注意的一支，因为相比起汉人的逐渐富裕，这些没有什么知识水平，又不愿意与外界接触的土司部族们，往往就会更加热衷与通过抢劫来完成自身的富裕，因此将他们纳入进宋朝的文化体系和制度体系中，从而让他们能够通过努力工作来赚钱，而不是通过抢劫来赚钱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徐清改土归流最主要的目的。
将这些生活贫困的部落民们从残暴统治的土司们手中解放出来，然后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如此一来，这些匪患自然就从这些地方慢慢开始消失，而剩下的一些，则最多是一些小团体了，针对这些小团体，就是严打，这也是前几年就开始的扫黑除恶会严厉执行的原因。
总体来言，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以保证经济繁荣发展而做出的决定，当然，这其中也有生命安全的考虑，不然任何一个人想要出去旅游，都要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歹徒抓住，然后敲诈勒索，甚至连性命都丢掉，那对于全国人口的流通，自然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人口流通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农业社会，农民最重要，生产粮食最重要，所以农业国家，往往需要把人民禁锢在一片地方，让他不要出来，就在那里种地，从而收获粮食，所以对于农业国家来说，人民的移动是很少的，在古代的中国，大概只有知识分子，商人和军人可以自由的移动，而其他人大多数都只是在自己生活的乡村移动，甚至连周围的城市都没有去过，便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毕竟作为农业国家，土地是唯一的生产工具，因此就必须要把人绑在土地上面，以此来为王朝提供足够的资产，而到了工业社会则完全不同，工厂往往会建在一些交通枢纽上，因此工厂必然是密集分布在一个地方的。
因为工厂往往讲究时效性，若是能靠近交通枢纽，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能立刻通过这些交通节点，卖到全世界各地去，还有就是原产地附近，这些都容易聚集大量的企业和工厂，而这些大工厂就需要大量的工人进入其中来创造出财富，因此人口流动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如果人们还是依旧依附在土地上，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来到城市里，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因此将人们送到城市里，就是朝廷需要做的事情，而土司制度和匪患，则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许多内地的百姓不愿意来到沿海地区来打工，他们怕在路上就被那些可怕的组织和匪徒所打劫，以导致自己辛苦赚取一年的费用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而这对于工业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于解决地区性的贫富差距也很不利，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人口聚集，如今宋朝五个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城市，几乎全部都汇聚在沿海地区，而在内地，大量的城市人口在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徘徊，而他们周围的农村和小城市，则汇聚了上千万的人口，这显然是工业社会所不喜欢的。
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前往大城市，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便是通往大城市的道路上，有许多匪患，这些盗匪盘踞山林，通过勒索来获得收入，要想让这些小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往大城市移动，就需要解决掉这些威胁，而土司制度改革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
相比起其他的匪患，土司手底下的部队要更加精锐，同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组织，十分严密，而土司自己也有着官府的封号和头衔，因此他们的存在往往更加名正言顺，在当地的势力极大，往往便是当地的衙门都不敢跨区去管他们，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朝廷必须着手的，这些人手上的人，都是受过军事化训练的，虽然与正规部队不能相比，但若是当了匪徒，那战斗力绝对是比一般人厉害的多，同时他们在城市里也有自己的人，因此那些大商队的移动，某一个村子人口的移动，他们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便可以在这些人既定的路线上，伏击，从而获得整个商队或者是一个村子辛苦一年得到的钱财，这些都让周围的人不敢继续前往城市，这显然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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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便是分化他们，毕竟这些地区的土司与西南地区的土司有着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他们的土地和旗下的人民数量，相比起西南地区来说，要少得多，西南地区的土司们，大的手底下甚至有十几万的部众，而小也也有上千人，而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土司们，手底下的人大概就是几千人而已，最大的也不过上万人。
这跟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关，这些地区从晋朝南迁以后，就慢慢开始被汉人占据，越人也早已经比汉人的文化所同化，双方通婚频繁，真正的少数族裔人口是很少的，二来无论是在传统上，还是在文化上，他们所保留的本土文化都比较少，若是不告诉你，你恐怕会直接认为他们是汉人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他们所生活的地方靠着发达地区，因此即便只是贩卖土地，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这些土司们也相当有经济头脑，将贩卖土地得到的钱投入进工业的生产中和银行业里，从而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因此在成为了朝廷的威胁，在此之前，他们是长期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而对付他们，自然也不需要像西南地区的土司们，那么果决，这些地区的土司，大多数都是比较温顺的，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朝廷的统治，许多地方虽然有自治的权利，但也早已经名存实亡，在唐朝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土司就已经几乎被朝廷所控制，当地的官员也几乎由朝廷选派，等到宋朝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因此在对付他们的时候，往往都是采取温和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土司们。
只要他们没有反抗的意思，朝廷也乐得供着他们，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而能得到的，则是这一片地区的永久和平，这显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起码对于这些发达地区来说，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更何况这些土司也都很聪明，他们一般不会跟朝廷作对，所以朝廷也不会主动招惹他们，再加上他们在文化上已经与宋朝的主流文化十分贴近，周围的汉人也早已经不把他们当做异族来看，因此，对于这些土司和自治的州府，朝廷采取的态度就是帮扶然后亲和他们，不进行大规模的变动，以保证该地区的稳定和平。
宋朝的这整套改土归流政策，可谓在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贡献，明清两朝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永久进入了中国的版图，即便后来中国军阀四起，民不聊生，也始终没有分裂的危险，因为当地掌权的始终是汉人，而当地的少数族裔，在数百年的教育之下，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因此即便境外势力无论怎么鼓吹，始终没有独立的风险，这一点就与其他聚居区完全不同。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土归流完成的并不彻底，就像西藏，清朝的时候虽然派驻的驻藏大臣，但其职能仅仅献于伊利而已，拉萨是那些和尚们的，而广大的农村则是贵族们，清朝政府并不能对当地的民众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很多时候其实只是作为一个裁判而已，而改土归流在西藏也进行的十分不彻底，所以当军阀四起，民不聊生的时候，外国势力从印度进入之后，立刻发生了十分不妙的变化。
这其中就能看出改土归流政策，到底对于中国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他让一个地区的人民开始有了国族认同，同时也增加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来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来则是让朝廷可以借着这些地方去影响更加遥远的地方，从这一点看，改土归流，绝对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
而如今徐清也参照这一点开始做，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将整个本土全部纳入进宋朝的核心统治之内，以保证朝廷可以对这些地方进行直接管辖，增强朝廷在地方上的力量，这一点，对于建立集权高效政府，有着很重要的标志意义。
欧洲的工业革命，往往伴随着建立起一个更加高效的中央政府，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是如此，因为要想建立起一个工业国家，国家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若是国家分裂，每一块土地都有着自己的法律和法规，那么对于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是有着很大阻碍的，而当时的欧洲，几乎每一个领主都会在自己的领地上设立关卡，然后抽取过路费，尤其是对于商队，收取高额的税收，从而赚取利润，而这样一来，一件产品往往在运输的过程中，就会上缴无数的税，最后等产品运输到目的地的时候，往往产品的价格就会十分的高昂，而如此高昂的产品，自然会降低人们的购物欲望。
这在古代社会自然无所谓，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那些商人们运送的物品，本来就不是给平头老百姓消费的，而是给贵族们消费的，所以即便价格昂贵，但对于贵族们来说，一件衣服是一百块钱还是一千块钱，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关卡并没有人管。
可到了现代社会之后，工业革命导致整个社会的财富开始爆炸般的疯狂增长，原本贸易只是用来服务贵族的，而渐渐的贸易开始波及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样一来，若是再抽取高税，产品自然卖不出去，许多工厂就只能滞销，所以为了提高产品的销量，许多资本家开始推动国家进行整合，而国王成为了他们的合作对象，帮助国王，将国家统合为一个整体，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内，没有任何的过路税，也就是所谓的关税，从而提高产品的销路，降低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得一些东西，真正从贵族们专用，变成平民们也可以买得起的东西。
商业的发展，工业的进步需要国家去进行整合，可以说这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力，而中国自古以来，便是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较为多一些，即便是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王朝，但完成自身改革的时候，也是自上而下来得多，但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推动整个国家一体化，取消关税壁垒，从而让全国的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都可以有效的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
当然最重要的还不是关税的问题，在宋朝的土地上，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在欧洲因为封建制度的原因，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严重一些，徐清之所以如此迫切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强盗，匪患的解决才是重中之重。
中国一直到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到处是强盗和歹徒，他们往往占据着交通要道，沿途打劫路人，商人，甚至是军队，他们都敢直接上去打劫，有的是敲诈勒索，还有的则是直接开战，然后抢夺物资，这都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而他们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宋朝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徐清必须要着手处理他们。
而在这些强盗之中，土司们手中的部队无疑是十分需要注意的一支，因为相比起汉人的逐渐富裕，这些没有什么知识水平，又不愿意与外界接触的土司部族们，往往就会更加热衷与通过抢劫来完成自身的富裕，因此将他们纳入进宋朝的文化体系和制度体系中，从而让他们能够通过努力工作来赚钱，而不是通过抢劫来赚钱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徐清改土归流最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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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言，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以保证经济繁荣发展而做出的决定，当然，这其中也有生命安全的考虑，不然任何一个人想要出去旅游，都要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歹徒抓住，然后敲诈勒索，甚至连性命都丢掉，那对于全国人口的流通，自然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人口流通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农业社会，农民最重要，生产粮食最重要，所以农业国家，往往需要把人民禁锢在一片地方，让他不要出来，就在那里种地，从而收获粮食，所以对于农业国家来说，人民的移动是很少的，在古代的中国，大概只有知识分子，商人和军人可以自由的移动，而其他人大多数都只是在自己生活的乡村移动，甚至连周围的城市都没有去过，便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毕竟作为农业国家，土地是唯一的生产工具，因此就必须要把人绑在土地上面，以此来为王朝提供足够的资产，而到了工业社会则完全不同，工厂往往会建在一些交通枢纽上，因此工厂必然是密集分布在一个地方的。
因为工厂往往讲究时效性，若是能靠近交通枢纽，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能立刻通过这些交通节点，卖到全世界各地去，还有就是原产地附近，这些都容易聚集大量的企业和工厂，而这些大工厂就需要大量的工人进入其中来创造出财富，因此人口流动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如果人们还是依旧依附在土地上，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来到城市里，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因此将人们送到城市里，就是朝廷需要做的事情，而土司制度和匪患，则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许多内地的百姓不愿意来到沿海地区来打工，他们怕在路上就被那些可怕的组织和匪徒所打劫，以导致自己辛苦赚取一年的费用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而这对于工业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于解决地区性的贫富差距也很不利，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人口聚集，如今宋朝五个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城市，几乎全部都汇聚在沿海地区，而在内地，大量的城市人口在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徘徊，而他们周围的农村和小城市，则汇聚了上千万的人口，这显然是工业社会所不喜欢的。
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前往大城市，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便是通往大城市的道路上，有许多匪患，这些盗匪盘踞山林，通过勒索来获得收入，要想让这些小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往大城市移动，就需要解决掉这些威胁，而土司制度改革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
相比起其他的匪患，土司手底下的部队要更加精锐，同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组织，十分严密，而土司自己也有着官府的封号和头衔，因此他们的存在往往更加名正言顺，在当地的势力极大，往往便是当地的衙门都不敢跨区去管他们，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朝廷必须着手的，这些人手上的人，都是受过军事化训练的，虽然与正规部队不能相比，但若是当了匪徒，那战斗力绝对是比一般人厉害的多，同时他们在城市里也有自己的人，因此那些大商队的移动，某一个村子人口的移动，他们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便可以在这些人既定的路线上，伏击，从而获得整个商队或者是一个村子辛苦一年得到的钱财，这些都让周围的人不敢继续前往城市，这显然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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