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5章
所以在施政上面，起码对于老百姓来说，把难民送入军队，确实是一大善政，可以让更多灾区的人活下来，但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随着年代往前，当兵的人开始越来越多，而其中这些难民兵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这些人失去了土地，也不能在城市中生活，只能被养在军队里，但这些人其实并没有多少是想当兵的，大部分人对于当兵也没有什么兴趣，但因为宋朝土地兼并问题十分严重，国家也没有多余的土地来养这些士兵，把他们从士兵变成老百姓，所以最后养的兵是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了国家财政的巨大危机。
每年国家收上来的税收，其中有一半都需要交给军队，来养这上百万的大军，而这支军队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战斗力，毕竟你不能希望一群根本不想打仗的人去打这么一场战争，因此最后自然也是以失败告终，军队越养越多，却没有可以放出去的管道，最后造成的问题就是国家财政崩溃，国家所有的钱都被用来养军队，而其他的基础建设却无法搭建，最后基础建设老旧，国家的经济也面临破产的边缘。
可别以为古代国家就没有基础建设了，水利，直道，这些对于国家民生都是十分重要的，像清朝为了重新修建大运河，使大运河畅通，清除其中的污泥，把河道拓宽，每年都要花费上千万两的白银来进行修筑，整个乾隆年间，花费多达上亿，最后才使河道得以稳固，一个国家，越是有钱，往往用人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到了宋朝末年，明明宋朝很富有，但造反的人却越来越多，因为国家实在是养不起这些军队，但又没有出口把这些军队给安置好，所以只能不停的增加税收，导致国家的苛捐杂税越来越多，老百姓不堪重负，在这个前提之下，只要碰到一个昏君上台，立刻就能使国家处于毁灭的边缘，再来一个外敌轻轻一推，整个国家也就土崩瓦解了。
对于这个问题，徐清当初刚上来的时候也十分重视，他虽然没怎么看过史书，但也知道宋朝一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冗官，冗军，冗费，这倒是跟其他的朝代不同，汉朝是外戚专权，太监祸国，唐朝是地方权大，中央权小，明朝是碰到了小冰河时期，清朝则是遇到了外国列强的入侵，唯独宋朝，是因为财政困难，最后被金国轻轻一推，国家就丧失了大半江山，从北宋变成了南宋。
其中冗官很容易解释，唐朝的时候，读书人少，大部分人是买不起书的，虽然已经有雕版印刷，但使用的人并不多，且价格昂贵，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所以唐朝每三年取一科进士，不过三四十人罢了，且唐朝虽然继承隋朝使用科举制度，但此时的科举制度，只不过是皇帝用来对付士族的武器罢了，朝堂之上，更多的官员并不是科举出来的，而是世代传承的，科举制度只不过一个对抗工具，朝堂之上大半的人还是通过家族，互相举荐出来的，科举出来的人，在官场上地位并不高。
而到了宋朝，因为印刷技术的发达，导致书本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读书人多了，若是再三年一次考试，每次就取那么三四十人，自然不可能，再加上从宋朝开始，传统意义上，世袭的门阀制度已经基本被消灭殆尽，中国进入到了彻底的文官制度，从这个时候开始，朝堂之上大多数的官员都是科举考试出来的，因为家族，五六岁就能当官的，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自然不可能像唐朝一样考科举，所以从最开始每次只招三四十人，很快科举考试每一次就需要招收四五百人，而宋朝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建立，所以皇室的权利变得格外强大，所以从宋朝开始，对于宗室，旁支，姻亲都十分的优宠，孩子从六岁开始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之中都拥有官职，并且领取俸禄，每年涌入官僚队伍中的人数成千上万。
这其中光是说，是形容不清楚的，用一个数字就能看得出来宋朝的官员到底有多么的多，唐朝太宗时期，中央政府曾经把官员的数量从两千多人削减至六百三十四人，以保持朝廷的人数尽量的少，可以省出更多的钱去建设国家，而到了宋朝，中央政府包括署官加在一起，却有一万七千人，而宋朝的疆域不到唐朝的二分之一，官员数量却是二十倍左右，如此庞大的官员，再加上北宋优待士大夫工资之高，堪称史所未见，所以哪怕国家再有钱，也被这帮人给吃空了。
至于冗兵，则更为严重，宋太祖时期全国禁军不超过十二万人，到太宗时增加六万人到十八万人，真宗时期激增到四十万，仁宗时期则到了八十万人的地步，到神宗的时候，宋朝的军队达到了恐怖的一百四十一万，要知道如今的美军养的军队也不过一百二十万啊，这么庞大的人数，国家每年要消耗多少的钱去养活这些不事生产的士兵？
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宋朝虽然富有，但官员和军队的庞大以及臃肿导致国家出现了十分严重的状况，最后只能通过加税来养活他们，可加税就会再次造成反叛，然后招安就是禁军的再一次增加，持续的恶循环，最后将整本大宋王朝拖入深渊之中，曾经王安石想要拯救这一点，在军队中确立了保甲法，建立乡兵，以此降低保卫农村的成本。
然后使用裁兵法，规定宋朝的军人五十岁以后必须要退役，然后对于现役的所有军人，都必须要进行考核，设定国家统一的考核标准，禁军如果不合格就降为厢军，厢军不合格则直接除役，在军队指挥官上，则采取将兵法，通过改变兵将分离的状况从而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在此之前，军队是完全由两个机构来掌管的，拥有调兵权利的叫做枢密院，但他却不直接掌管军队，掌管军队的叫做三衙，遇到了战事，由皇帝选择将军来出征，以防止地方将领做大，实现了将发兵之权和握兵之重的分离，从而确保唐代形成的藩军之乱，从宋朝开始彻底灭绝，为宋朝的稳定提高了很大的帮助。
但因此也使得将不知兵，并不知将，导致整个国家的军队战斗力十分低下，王安石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把将军直接设立在军队之上，让彼此熟悉，从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从武器上，则采取保马法和军器监法，来提高马匹的数量和武器的质量，从而将军队的战力大规模提升，甚至在人们眼中积贫积弱的宋朝，还打赢了吐蕃，在王駋的率领下，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在整个宋朝都能够被称为大捷了。
而在冗官问题上，王安石也做出了十分杰出的表现，通过三舍法来提高太学生的水平，在官员升迁上，提倡唯才是举，提拔了大量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进入朝廷，同时废除明经科，减少官员考试的数量，使得北宋神宗时期宋朝的冗兵和冗官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而冗兵和冗官问题的部分解决，自然使得冗费问题大为降低，再通过施行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等法律，将北宋的财源得以扩张，到新法被废的时候，朝廷清查国库，发现王安石十五年变法时间所积累的财富，足以供北宋朝廷用二十年的时间，财政收入的增加，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同时新法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在古代，高利贷是十分可怕的，这一点看看威尼斯商人就能够知道了，在那样一个时代，当你背上高利贷的时候，代表距离你成为他人的奴隶已经不远了。
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这一点在宋朝十分严重，当然在宋朝之前就更加严重，这些士族们仗着自己的身份可以免税，便把大量老百姓的田寄在自己的名下，从而收取财富，甚至进行隐田，要知道在古代王朝，农税是最为重要的，这些豪强大地主，偷税漏税，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没钱，而这一道法令，限制了豪强们隐瞒土地的空间。
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但王安石的超前思维，企图利用国家管制的手段，最后触犯了所有权贵的权利，再加上保守派势力的强大，革新派势力的分裂，以及王安石本人，明明知道变法应该慢慢来的情况下，依旧急于求成，最后导致变法失败，而其所施行的这些政策，最后也以失败告终，甚至很多人说他是宋亡之始，认为他是奸臣，直到民国启超先生写《王荆公》一书，才算是为王安石翻案。
王安石的变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但也注定了他的失败，因为作为一个古代国家，你根本无法想象，一百四十一万的军队，裁军你怎么裁？王安石只是把这些人裁掉了，可不管他们的生活，这些士兵只能在各大城市里面做起了流氓，黑社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社会治安情况大幅度下降，同时守旧派势力的打击，导致王安石的变法，仅仅十五年的时间，便宣告结束。
而徐清则不同，他自然十分清楚，一个农业国家，一个封建国家，他是根本无法逃脱这个命运的，像宋朝这样已经算是做到最好的了，就像司马光曾经对于王安石的政见所提出的反对声音一样，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有一个数的，要么是放在老百姓那，要么是放在国家这，你王安石要变法，使国家富强，就必然要把老百姓的钱拿到手里来，如此一来，老百姓可不就穷了。
放到现代来说，司马光的这番话可谓是无厘头的笑话了，甚至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了，毕竟我们的gdp，就是国家每年在固有基础上的增量，怎么可能一个社会的财富是恒定的呢，每个人不都是在工作中创造财富么，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怎么可能永远一样呢？
但放在古代，司马光的话自然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时代，你从老百姓那多拿一袋米，他们就会少一袋米，没有科技的进步，国家在得到财富的时候，老百姓自然是只能吃糠咽菜了，而这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最为重要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要的是富国强兵，可不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所以最后王安石也因此得罪了天下，使得神宗皇帝动摇，从而结束了熙宁变法，使得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告终，而徐清则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他压根就没有想着直接变法，而是先创造财富出来，不仅仅要国富还得民富，如此一来，老百姓没话说，国家也没话说，这才是变法的最佳时期。
紧接着拿增量的蛋糕来填补空缺，对于那些退役的老兵，给他们钱来安置，让他们舒舒服服的度过晚年，那些年纪轻轻却不想当兵的，则让他们去城里给一份工作，如此一来，兵源减少，财政减轻，而国家却不会因为兵源的流入形成社会治安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的方方面面扩展，导致朝廷的机构开始变得更为庞大，原本冗官是一个问题，但如今官员数量却变得不够，从而解决了冗官和冗兵两大问题，这就是徐清的解决之法，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工业化。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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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国家收上来的税收，其中有一半都需要交给军队，来养这上百万的大军，而这支军队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战斗力，毕竟你不能希望一群根本不想打仗的人去打这么一场战争，因此最后自然也是以失败告终，军队越养越多，却没有可以放出去的管道，最后造成的问题就是国家财政崩溃，国家所有的钱都被用来养军队，而其他的基础建设却无法搭建，最后基础建设老旧，国家的经济也面临破产的边缘。
可别以为古代国家就没有基础建设了，水利，直道，这些对于国家民生都是十分重要的，像清朝为了重新修建大运河，使大运河畅通，清除其中的污泥，把河道拓宽，每年都要花费上千万两的白银来进行修筑，整个乾隆年间，花费多达上亿，最后才使河道得以稳固，一个国家，越是有钱，往往用人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到了宋朝末年，明明宋朝很富有，但造反的人却越来越多，因为国家实在是养不起这些军队，但又没有出口把这些军队给安置好，所以只能不停的增加税收，导致国家的苛捐杂税越来越多，老百姓不堪重负，在这个前提之下，只要碰到一个昏君上台，立刻就能使国家处于毁灭的边缘，再来一个外敌轻轻一推，整个国家也就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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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冗官很容易解释，唐朝的时候，读书人少，大部分人是买不起书的，虽然已经有雕版印刷，但使用的人并不多，且价格昂贵，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所以唐朝每三年取一科进士，不过三四十人罢了，且唐朝虽然继承隋朝使用科举制度，但此时的科举制度，只不过是皇帝用来对付士族的武器罢了，朝堂之上，更多的官员并不是科举出来的，而是世代传承的，科举制度只不过一个对抗工具，朝堂之上大半的人还是通过家族，互相举荐出来的，科举出来的人，在官场上地位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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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法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在古代，高利贷是十分可怕的，这一点看看威尼斯商人就能够知道了，在那样一个时代，当你背上高利贷的时候，代表距离你成为他人的奴隶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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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清则不同，他自然十分清楚，一个农业国家，一个封建国家，他是根本无法逃脱这个命运的，像宋朝这样已经算是做到最好的了，就像司马光曾经对于王安石的政见所提出的反对声音一样，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有一个数的，要么是放在老百姓那，要么是放在国家这，你王安石要变法，使国家富强，就必然要把老百姓的钱拿到手里来，如此一来，老百姓可不就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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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放在古代，司马光的话自然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时代，你从老百姓那多拿一袋米，他们就会少一袋米，没有科技的进步，国家在得到财富的时候，老百姓自然是只能吃糠咽菜了，而这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最为重要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要的是富国强兵，可不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所以最后王安石也因此得罪了天下，使得神宗皇帝动摇，从而结束了熙宁变法，使得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告终，而徐清则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他压根就没有想着直接变法，而是先创造财富出来，不仅仅要国富还得民富，如此一来，老百姓没话说，国家也没话说，这才是变法的最佳时期。
紧接着拿增量的蛋糕来填补空缺，对于那些退役的老兵，给他们钱来安置，让他们舒舒服服的度过晚年，那些年纪轻轻却不想当兵的，则让他们去城里给一份工作，如此一来，兵源减少，财政减轻，而国家却不会因为兵源的流入形成社会治安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的方方面面扩展，导致朝廷的机构开始变得更为庞大，原本冗官是一个问题，但如今官员数量却变得不够，从而解决了冗官和冗兵两大问题，这就是徐清的解决之法，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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