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章：谁无暴风骤雨时
宋代基本上实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明代的政治生态要恶化得多，朱元璋杀戮侮辱士大夫乃家常便饭，历代皇帝既要用文臣办事，又千方百计提防文臣，君臣的关系很难达到和谐状态，到了末期更是朝野戾气激荡。张居正是整个明王朝得君达到最佳状态的大臣，皇帝和太后几乎对他言听计从。连如此之人尚且不能保身后子孙安危，那么整个文官集团还能继续做得君之梦么？早在张居正之前的正德朝，大思想家兼大功臣王阳明已经看出得君行道太艰难，因触怒大太监刘瑾几乎被害死的他，逃到贵州的深山里，经过苦思而顿悟，把实现政治抱负的眼光投向民间，从得君行道的模式进步到觉民行道，即教化众民，来实现政治清明，这庶几近于公众启蒙运动了。
张居正死后仅四天即被弹劾，继而被抄家，宫秩尽削，玺书诰命全夺，最终被清算，可看成明朝最后一次得君行道君臣相得这类传统士大夫梦想的破灭。以后的东林人士企图用讲学论政等民间舆论来影响朝政，但过于急切，平衡皇权和文官集团权利以及民众权利的全新制度没有建立，矛盾激化后无法调解，终于引发阉党和东林党的大火并，一大批有抱负有责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惨害，士大夫集团和明王朝也恩断义绝，明朝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再生也回天无力。对于自己的结局，张居正倒也不是一无所知，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他也曾在与友人们的书牍往来中说到自己身后很有可能的结局，但也已顾不得。也就是说以张居正的手腕与见识，为自己谋身并非是做不到也不是遇见不到，而是不屑去理会罢了，同样的人还有同时代的于谦，史书所写北京保卫战后，明代宗对于谦信任有加，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当时京城人心汹汹，副都御史徐有贞主张南迁，实际上是放弃北京逃跑。于谦坚决反对，声泪俱下地对皇帝说：京师乃天下根本，宗庙社稷宫阙百官万姓所在，一动大事尽去。敢言南迁者，斩!他也反对关闭九门困守的消极态度，主张积极出击，挫败敌军的狂锋，说：不能战，何以守他亲临前线，誓师六军：如今事机在此一举，一不奋勇则祸患立至，虽生不如死。
挽狂澜于既倒，干谦厥功至伟，朱祁钰对他更加倚重。他兢兢业业忠心报国，经常在办公室过夜，很少回家。操劳过度，痰疾发作。皇帝朱祁钰不仅派遣太监轮番前往探视，而且自己亲自上万岁山砍伐竹子，提取竹沥，送给于谦服用。《明史于谦传》对于这一细节，有这样的感叹：宠谦太过!这话的含义意味深长，皇帝的过分宠信必然会引来其他官僚的妒忌，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境地。正如《皇明书》所说：皇上推诚委任，于谦亦自信不疑，于是忌者侧目，言官们说他柄用过重，目为跋扈。《石匮书》也说他：衿傲自用，遇勋庸国戚若婴稚，视士类无当。这对于于谦而言，并不是好事。
何况朱祁钰登上皇帝宝座后，贪位心理作祟，一方面把回归的英宗朱祁镇幽禁于南宫；另一方面废掉英宗长子朱见深的皇储名位，改封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储。内阁六部大臣迫于皇帝压力，起草文件，声称：陛下使国家中兴，皇储理应归于圣子。于谦惊愕无语，考虑到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违心地在文件上签了名。不久，朱祁钰的独子——皇储朱见济夭折，储位虚悬，不少正直官员主张恢复沂王朱见深的皇储名位，遭到皇帝的否决。于谦再一次陷入困境，既不便表示赞成，也不便表示反对，只能保持沉默。英宗复辟以后，这就成了政敌攻击他的一条罪状。于谦已经预感杀身之祸随时可能降临，引镜自照，叹息道：此一腔热血不知竟抛洒于何地
一手策划英宗复辟的石亨徐有贞，得到再度登上皇位的朱祁镇的宠信，公报私仇，诬陷于谦和内阁大学士王文意欲迎襄王世子为皇储。三法司官员屈服于石徐之流的淫威，以谋逆罪判处于王二人极刑。对于这样的诬陷，王文愤怒之极，眼若喷火，据理抗辩。于谦在一旁冷笑道：这是石亨徐有贞的意思，辩也无用，不论事情有无，彼等一定要置我辈于死地。
这样的判决，连英宗也于心不忍，说了一句良心话：于谦实有功。徐有贞声色俱厉地回答：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说，假如不处死于谦，那么把景泰皇帝赶下台，把你重新捧上皇帝宝座，就名不正言不顺。朱祁镇只得妥协，把于王二人由极刑改为斩首。史书说：死之日，天日如骤变，阴霾四塞，天下并冤之。以于谦之能，并非不能遇见这些身后之祸，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饱读圣贤诗书的于谦张居正岂能不明白，谋国与谋身同样是一个谋字，可与他们而言，前者显然是大于后者，所以早早就做出了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于谦张居正的选择，并非他的选择，用孟夫子的话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人人都如此，杨峥自问做不到在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也做不到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的事情来，谋国与谋身如果让他选很大程度上他会选后者，这倒不是说他狭义，实则他对自己的认知太清楚过了，他不过是因缘际会混入朝堂的白丁，再如何努力他也未必有于谦张居正那等觉悟，既没有也就用不着去勉强，再者，从局势上看当今的大明王朝还没到需要他谋国的地步，土木堡一战，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当时京师精锐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万，大明有亡国的危险，张居正就更惨，大明王朝已走了两百年，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加上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大明王朝各种矛盾丛生，可谓是风雨飘摇了，而今大明朝政虽有不少弊端，但经过将近百年几代君王的重农政策，赈荒惩贪，继续重用三杨，息兵养民，赈荒惩贪，朝政还算稳定，百姓好歹也能活下去，并未出什么乱子，更别说到国破家亡的地步，乱世要的是力挽狂澜的英雄，盛世需要守土安民的君子吧了，他自问做不了于谦张居正这样的英雄，唯一能做的是保住自己有用之身，替天下百姓守住这来之不易的盛世而已。大公不顾私是坦荡正气，是一种境界。大公又顾私是中庸，是一种手段谋略。大私不顾公是现实，是一种最实惠的生活方式，如果让他选，他愿意更实惠一些。
见杨峥迟迟不语，杨荣倒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抓起酒杯喝了一杯酒汤，忽的问道；不可知甘罗是如何死的？
杨峥正思索入神，猛的被杨荣这么一问，竟有些回不过神来，楞了一下迟疑的问：大人说什么？
杨荣只能将自己的问话再对他说了一遍，杨峥颔了颔首道：这个到是知道，说是那甘罗自幼聪明过人，小小年纪便拜入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任其少庶子。十二岁时出使赵国，使计让秦国得到十几座城池，甘罗因功得到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赐任上卿（相当于丞相）封赏田地房宅。至于怎么死的，史书并无记载，倒是百姓口口相传的有不少，说是秦王对甘罗十分喜爱，平日里与王后一起对弈也让甘罗作陪。一次，甘罗在帮皇后拾掉在地下的棋子时故意捏了一下王后的脚，以示对她一惯骄横的不满。王后对此大叫，要秦王斩了甘罗。但秦王爱才如命，就对王后解释说：甘罗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才碰着而已，算了。可甘罗一听却急忙一字一板地纠正说：我不是不小心，是故意捏她的脚的。正如俗话所说的，女人脚光看不能摸，何况甘罗不是摸而是捏，且那女人又是王后。秦王无奈，不得不依律而斩，十二岁的甘罗旋离人寰。另一种说法来自《东周列国志》的第一百四回，有诗云：甘罗早达子牙迟，迟早穷通各有时;请看春花与秋菊，时来自发不愆期。燕国太子丹在秦，闻秦之背燕而与赵，如坐针毡，欲逃归，又恐不得出关，乃求与甘罗为友，欲资其谋，为归燕计。忽一夕，甘罗梦紫衣吏持天符来，言：奉上帝命，召归天上。遂无疾而卒。高才不寿，惜哉!太子丹遂留於秦矣。
杨荣道：你以为如何？
杨峥不知杨荣为何由此一问，但以杨荣的性子断然不会没有用意，所以心头虽好奇，但还是老老实实应了声：两种说法都不可信。就说第一种，被秦王所杀之说，基本是不可能也有悖常理的，一个神通怎么会干这么愚蠢之事，与甘罗神通之名不符，第二种就更不可能了，自古求神问道的可不少，秦始皇汉武帝那一个成事了，所谓甘罗飞升依我看百姓对这位神通的喜爱，不忍他英年早逝罢了。
杨荣嗯了声道：总算你还有几分眼光，不过市井之言也并非空穴来风，那甘罗年少成名，出使燕赵不费吹灰之力为秦国立下大功，被封为上卿，被世人传为佳话，试问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官拜相国位高权重名满天下，自然引起了那些老臣的不满，暗中用了什么手段史书没有记载，但未必就没有，依老夫看甘罗之死，死于自己太过高调，不懂的收敛罢了！说到这儿，杨荣看了一眼杨峥，语气沉重的道：为官之道，高调固然是好事，可太过高调难免引起祸端来，你年纪轻轻就位居兵部尚书，平安南治江南开海禁兴商道定瓦刺算上你谋划汉王之功，十余年里大明能做的你都做了，你让王振能做什么，今日的你就是昔日的甘罗，老夫希望你记住，官场与战场是一样的道理，有时候一味的进攻未必是一件好事，退下来也许才是制胜之道。老夫为官四十载，也是昨日才明白了这个道理，老夫这一生什么也不羡慕，唯独羡慕秦时王翦，汉时萧何做官做到了他们那个地步，仍懂得知进退，明得失不得不说是一种智慧，身在官场愈是处庙堂之高，愈掌控权势，愈是要懂得收敛退让，你身负重任老夫希望你不要做甘罗，做做王翦萧何谋国的时候也不要忘了谋身，有时候能活下去才有希望，才能看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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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死后仅四天即被弹劾，继而被抄家，宫秩尽削，玺书诰命全夺，最终被清算，可看成明朝最后一次得君行道君臣相得这类传统士大夫梦想的破灭。以后的东林人士企图用讲学论政等民间舆论来影响朝政，但过于急切，平衡皇权和文官集团权利以及民众权利的全新制度没有建立，矛盾激化后无法调解，终于引发阉党和东林党的大火并，一大批有抱负有责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惨害，士大夫集团和明王朝也恩断义绝，明朝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再生也回天无力。对于自己的结局，张居正倒也不是一无所知，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他也曾在与友人们的书牍往来中说到自己身后很有可能的结局，但也已顾不得。也就是说以张居正的手腕与见识，为自己谋身并非是做不到也不是遇见不到，而是不屑去理会罢了，同样的人还有同时代的于谦，史书所写北京保卫战后，明代宗对于谦信任有加，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当时京城人心汹汹，副都御史徐有贞主张南迁，实际上是放弃北京逃跑。于谦坚决反对，声泪俱下地对皇帝说：京师乃天下根本，宗庙社稷宫阙百官万姓所在，一动大事尽去。敢言南迁者，斩!他也反对关闭九门困守的消极态度，主张积极出击，挫败敌军的狂锋，说：不能战，何以守他亲临前线，誓师六军：如今事机在此一举，一不奋勇则祸患立至，虽生不如死。
挽狂澜于既倒，干谦厥功至伟，朱祁钰对他更加倚重。他兢兢业业忠心报国，经常在办公室过夜，很少回家。操劳过度，痰疾发作。皇帝朱祁钰不仅派遣太监轮番前往探视，而且自己亲自上万岁山砍伐竹子，提取竹沥，送给于谦服用。《明史于谦传》对于这一细节，有这样的感叹：宠谦太过!这话的含义意味深长，皇帝的过分宠信必然会引来其他官僚的妒忌，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境地。正如《皇明书》所说：皇上推诚委任，于谦亦自信不疑，于是忌者侧目，言官们说他柄用过重，目为跋扈。《石匮书》也说他：衿傲自用，遇勋庸国戚若婴稚，视士类无当。这对于于谦而言，并不是好事。
何况朱祁钰登上皇帝宝座后，贪位心理作祟，一方面把回归的英宗朱祁镇幽禁于南宫；另一方面废掉英宗长子朱见深的皇储名位，改封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储。内阁六部大臣迫于皇帝压力，起草文件，声称：陛下使国家中兴，皇储理应归于圣子。于谦惊愕无语，考虑到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违心地在文件上签了名。不久，朱祁钰的独子——皇储朱见济夭折，储位虚悬，不少正直官员主张恢复沂王朱见深的皇储名位，遭到皇帝的否决。于谦再一次陷入困境，既不便表示赞成，也不便表示反对，只能保持沉默。英宗复辟以后，这就成了政敌攻击他的一条罪状。于谦已经预感杀身之祸随时可能降临，引镜自照，叹息道：此一腔热血不知竟抛洒于何地
一手策划英宗复辟的石亨徐有贞，得到再度登上皇位的朱祁镇的宠信，公报私仇，诬陷于谦和内阁大学士王文意欲迎襄王世子为皇储。三法司官员屈服于石徐之流的淫威，以谋逆罪判处于王二人极刑。对于这样的诬陷，王文愤怒之极，眼若喷火，据理抗辩。于谦在一旁冷笑道：这是石亨徐有贞的意思，辩也无用，不论事情有无，彼等一定要置我辈于死地。
这样的判决，连英宗也于心不忍，说了一句良心话：于谦实有功。徐有贞声色俱厉地回答：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说，假如不处死于谦，那么把景泰皇帝赶下台，把你重新捧上皇帝宝座，就名不正言不顺。朱祁镇只得妥协，把于王二人由极刑改为斩首。史书说：死之日，天日如骤变，阴霾四塞，天下并冤之。以于谦之能，并非不能遇见这些身后之祸，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饱读圣贤诗书的于谦张居正岂能不明白，谋国与谋身同样是一个谋字，可与他们而言，前者显然是大于后者，所以早早就做出了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于谦张居正的选择，并非他的选择，用孟夫子的话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人人都如此，杨峥自问做不到在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也做不到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的事情来，谋国与谋身如果让他选很大程度上他会选后者，这倒不是说他狭义，实则他对自己的认知太清楚过了，他不过是因缘际会混入朝堂的白丁，再如何努力他也未必有于谦张居正那等觉悟，既没有也就用不着去勉强，再者，从局势上看当今的大明王朝还没到需要他谋国的地步，土木堡一战，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当时京师精锐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万，大明有亡国的危险，张居正就更惨，大明王朝已走了两百年，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加上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大明王朝各种矛盾丛生，可谓是风雨飘摇了，而今大明朝政虽有不少弊端，但经过将近百年几代君王的重农政策，赈荒惩贪，继续重用三杨，息兵养民，赈荒惩贪，朝政还算稳定，百姓好歹也能活下去，并未出什么乱子，更别说到国破家亡的地步，乱世要的是力挽狂澜的英雄，盛世需要守土安民的君子吧了，他自问做不了于谦张居正这样的英雄，唯一能做的是保住自己有用之身，替天下百姓守住这来之不易的盛世而已。大公不顾私是坦荡正气，是一种境界。大公又顾私是中庸，是一种手段谋略。大私不顾公是现实，是一种最实惠的生活方式，如果让他选，他愿意更实惠一些。
见杨峥迟迟不语，杨荣倒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抓起酒杯喝了一杯酒汤，忽的问道；不可知甘罗是如何死的？
杨峥正思索入神，猛的被杨荣这么一问，竟有些回不过神来，楞了一下迟疑的问：大人说什么？
杨荣只能将自己的问话再对他说了一遍，杨峥颔了颔首道：这个到是知道，说是那甘罗自幼聪明过人，小小年纪便拜入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任其少庶子。十二岁时出使赵国，使计让秦国得到十几座城池，甘罗因功得到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赐任上卿（相当于丞相）封赏田地房宅。至于怎么死的，史书并无记载，倒是百姓口口相传的有不少，说是秦王对甘罗十分喜爱，平日里与王后一起对弈也让甘罗作陪。一次，甘罗在帮皇后拾掉在地下的棋子时故意捏了一下王后的脚，以示对她一惯骄横的不满。王后对此大叫，要秦王斩了甘罗。但秦王爱才如命，就对王后解释说：甘罗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才碰着而已，算了。可甘罗一听却急忙一字一板地纠正说：我不是不小心，是故意捏她的脚的。正如俗话所说的，女人脚光看不能摸，何况甘罗不是摸而是捏，且那女人又是王后。秦王无奈，不得不依律而斩，十二岁的甘罗旋离人寰。另一种说法来自《东周列国志》的第一百四回，有诗云：甘罗早达子牙迟，迟早穷通各有时;请看春花与秋菊，时来自发不愆期。燕国太子丹在秦，闻秦之背燕而与赵，如坐针毡，欲逃归，又恐不得出关，乃求与甘罗为友，欲资其谋，为归燕计。忽一夕，甘罗梦紫衣吏持天符来，言：奉上帝命，召归天上。遂无疾而卒。高才不寿，惜哉!太子丹遂留於秦矣。
杨荣道：你以为如何？
杨峥不知杨荣为何由此一问，但以杨荣的性子断然不会没有用意，所以心头虽好奇，但还是老老实实应了声：两种说法都不可信。就说第一种，被秦王所杀之说，基本是不可能也有悖常理的，一个神通怎么会干这么愚蠢之事，与甘罗神通之名不符，第二种就更不可能了，自古求神问道的可不少，秦始皇汉武帝那一个成事了，所谓甘罗飞升依我看百姓对这位神通的喜爱，不忍他英年早逝罢了。
杨荣嗯了声道：总算你还有几分眼光，不过市井之言也并非空穴来风，那甘罗年少成名，出使燕赵不费吹灰之力为秦国立下大功，被封为上卿，被世人传为佳话，试问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官拜相国位高权重名满天下，自然引起了那些老臣的不满，暗中用了什么手段史书没有记载，但未必就没有，依老夫看甘罗之死，死于自己太过高调，不懂的收敛罢了！说到这儿，杨荣看了一眼杨峥，语气沉重的道：为官之道，高调固然是好事，可太过高调难免引起祸端来，你年纪轻轻就位居兵部尚书，平安南治江南开海禁兴商道定瓦刺算上你谋划汉王之功，十余年里大明能做的你都做了，你让王振能做什么，今日的你就是昔日的甘罗，老夫希望你记住，官场与战场是一样的道理，有时候一味的进攻未必是一件好事，退下来也许才是制胜之道。老夫为官四十载，也是昨日才明白了这个道理，老夫这一生什么也不羡慕，唯独羡慕秦时王翦，汉时萧何做官做到了他们那个地步，仍懂得知进退，明得失不得不说是一种智慧，身在官场愈是处庙堂之高，愈掌控权势，愈是要懂得收敛退让，你身负重任老夫希望你不要做甘罗，做做王翦萧何谋国的时候也不要忘了谋身，有时候能活下去才有希望，才能看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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