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这可是超级课题呢
一般把世界划分为四大文明区：即东地中海文明区，包括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希腊等；南亚次大陆文明区，包括印度及其周边地区；东亚文明区，包括华夏、南鲜、北朝、扶桑、越南等；中南美印第安文明区，包括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存在着若干个文明与科学的中心。以这些中心为内核，出现了若干文化地理板块，叫做“文化圈”，即由主要文化特质相同或相近、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的多个文化群体共同构成的有机文化体系。由于不同民族、国家、地区间“文化位势差”的存在，导致先进文化自然向相对落后的一方传播，落后文化一方主动地汲纳、消化先进文化。前者称为“内核文化”、“原型文化”和“辐射文化”，后者称为“外缘文化”、“变型文化”和“受容文化”。两者的统一，就形成了文化圈。
所谓东亚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华夏及中华文化或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文言文作为书面语、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地域相近区域。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为汉字、文言文、华夏式律令制度与农工技艺、道教、汉化佛教。这些要素给东亚诸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深刻影响。因此才会在东亚地区，以华夏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东亚文化圈。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华夏的汉服，在传入到南鲜和扶桑后，就分别形成了韩服与和服两种不同的服饰。
中华文化的发生期，大体是在与东亚文明区以外诸文化相隔离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其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中华文化的发展水平在相当久远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东亚诸国，产生出巨大的文化辐射力。
中华疆域相对封闭的格局为中华文化提供了独立发生、发展的地理前提。这使中华文化较完整地保留民族传统，前后递进，绵延不绝，也使华夏人染上了“自我中心主义”的痼疾。近代以后，国人逐渐走出闭塞状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总算是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核心是中华哲学。
战国时期，道、儒、墨、法、名、阴阳、纵横百家争鸣。秦代尚法家，又盛行神仙之术。
汉初，道学盛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成为国策，后来汉武帝时儒学开始盛行，并逐渐定于一尊。六朝隋唐时，道儒释并举，有时释道居先。
宋以后理学对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曾长期起支配作用。理学以儒为表，释道为里，熔三者于一炉。
近代以后，中华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华夏传统文化也取得了新的形式，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学、儒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儒道的结合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
中华古代思想家重视人的问题，认为人们之间有一种共同点，即人性，人性也就是道德性。老子认为人要返回自然，如“婴儿”一般，而孔子把人性解释为“仁”，孟子解释为“仁、义、礼、智”，荀子解释为“义”。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认为人不尚贤;而儒家强调人的终极目的或人的价值就在于道德人格的自我实践，并从个人道德扩及家庭、社会和国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上榜那些一切的一切，其实都似有似无若即若离的影响着整个东亚文化圈。
华夏、南鲜、扶桑，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但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中华文化对南鲜和扶桑都有很大的影响。近代以来，扶桑经济率先发展，在错误的扩张政策主导下，在20世纪上半叶发动侵华战争，三国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1965年6月，南鲜和扶桑邦交正常化。1972年，中日也实现邦交正常化。1992年，中韩建交。三国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密切，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世界经济的繁荣都有很大贡献。
这种影响，在文化领域尤其明显，就好比说扶桑的漫画界，大拿无数，经典层出不穷，但仔细解读的话，这些经典作品里，似有似无的，其实都存在着华夏文化的影子。
南鲜人在日常生活里的各种行为举止，也都充斥着华夏的影子，所以说，卡梅隆让杨明珏研究两国电影，绝对是没有错的，因为三者，本就是一体的。只不过华夏是本体，扶桑和南鲜是分出去的枝杈。
现在也该聊聊南鲜的电影了。
伴随韩剧和整容，韩流“入侵”华夏已经好多年了。几年后，“撞脸小沈阳”的都教授几乎在我们的电视、网络、公车站盘踞了一整年。而几年前，一部《我的野蛮女友》让我国普通观众第一次见识到了南鲜电影的超高人气。
从数据到口碑，似乎一切都在提醒我们：这个只有498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近年来在电影及其产业上的发展如此令人瞩目，他们赢得来自本土观众的好评和票房，他们在开放的电影市场里依然能够自信地匹敌好莱坞大片，他们还尝试撬开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多消费者的钱袋和金口。然而，每一部“千万观影人次”的影片都不是轻易完成的，它背后是南鲜的百年电影史。同样是百余年影史，同样正飞速发展，也许简单审视一番南鲜电影发展历程，我们也能受到些许启发，进而更准确地看清楚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
南鲜电影，始于1903年。
1903年，从法国进口的纪录片《电影放映机》在南鲜放映，电影正式进入南鲜。1910年，朝鲜被扶桑占领，电影、报纸等开始被严格控制，这导致南鲜和朝鲜电影的诞生要相对晚于其他国家。1919年10月27日，金陶山和民族资本家朴胜弼合拍的《义理的复仇》上映。这是第一部由南鲜人自己独立拍摄的影片，标志着南鲜本土电影正式诞生。1926年，25岁的罗云奎执导的《阿里郎》上映。这部洋溢着南鲜民族特色的里程碑式作品，开启了南鲜的默片时代。在该片的带动下，从1926年到1930年，南鲜拍摄了许多隐晦表达抗日情绪的默片电影，这段时期被称为南鲜电影的“第一次黄金时期”。
1930年起，扶桑人对南鲜影片再度加大审查力度，南鲜电影创作量从每年10多部锐减到2或3部，市场则由扶桑和欧美电影占领。1935年，南鲜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片《春香传》上映，然而很快便进入了漫长的朝鲜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由于战火影响，南鲜电影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总的来说，诞生在战争年代的南鲜电影，产业发展极其缓慢，未曾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作为殖民地，南鲜本土电影在内容创作上被严格地控制和限制；其他外国影片也要经过审查筛选才能进入，多数被用来作为殖民者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改造的工具。
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终于正式结束，南鲜局势趋向稳定，政府开始制订政策刺激电影产业。1954年，李承晚政府颁发“国产电影入场税免税措施”，对影院放映国产电影免收营业税，这是南鲜最早的电影振兴政策。1959年，政府又颁发“国产电影制作奖励补偿措施”，对在电影节上获奖以及观众反响很好的优秀国产电影的制作公司奖励一定数量的外国电影进口权。
一方面是战后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另一方面是政府相关政策刺激，由此55到59年间，南鲜电影产量迅速增加。由此可见，政策对电影产业的影响有多大。
然而从1960年起，南鲜政府对进口电影就开始直接施行管制，不需要再对国产电影免税激励，因此“国产电影入场税免税措施”被取消。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政变，上台后以铁腕统治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电影业当然也不例外。
1962年，南鲜颁布第一部《电影法》，将电影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由国家主导进行产业化，并在1963、1966、1970年对其进行了3次修订。电影法及其前3次修订案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政府对电影的管制，而这直接导致了南鲜电影产业链的重组和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并刺激了南鲜国产影片制作量的快速增加——当然，质量并没有像数量那样飞升。
总而言之，战争结束后，南鲜电影在内容创作方面的审查更加严格，只不过这一次的审查不来自殖民者和侵略者，而是来自本国政府。在电影产业方面，政府倒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促进产业发展，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不过，由于60年代时电视剧还不发达，娱乐手段相当单一，看电影成为民众主要的娱乐活动。从1961年到1969年，银幕数从302块增长到659块，人均观影次数从2.3次增长到5.6次，平均票价则从0.58美元增长到1.04美元。总而言之，尽管现实依然困难重重，但南鲜电影还是迎来了全面复苏，也正是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南鲜电影的“第二次黄金时期”。
南鲜电影发展到今天的振兴状态，走过了漫长的历史。1900年初，南鲜电影主要以短片的形式上映，相应的短片影院也随之形成。在这以后的50-60年代，以申星一、严莺兰等年轻影星为代表的“赤脚青春”等红极一时的影片，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直到进入70年代，电视走入寻常家庭，电影业正式进入衰退期。但这一时期仍出现了“星星的故乡”、“冬女”等描绘年轻人爱情故事的畅销电影。
但不管怎么说，经过“第二次黄金时期”而艰难复苏起来的南鲜电影在70年代遭遇巨大困难。不仅要应对电视机疯狂抢夺观众，还要在军人独裁政权的强制干预下寻找一线生机。被政府控制的电影公司之间缺乏积极竞争，制作国产片只是为了获得外国片进口配额，这导致很多影片沦为迎合政府的宣传片或低级趣味闹剧。短短6年，人均观影次数便从5.3次锐减到1.8次，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危机。
一直到80年代开始，南鲜社会终于开始迎来民主自由化，呼吁放开电影管制的声音越来越高。1984年，《电影法》实施第5次修订，广受诟病的特惠性垄断结构终于被打破，电影市场彻底开放，独立制片和小制片公司获得发展机会，电影制作量开始稳步增加。自此，南鲜电影产业由垄断结构转为自由竞争。1986年，《电影法》实施第6次修订。这次修订案的意义更加重大：电影“审查制”终于被废除，电影工作者获得了期盼已久的创作自由。在自由贸易大势和美国通商压力之下，南鲜政府决定对外国彻底开放电影市场，取消“进口配额制”，电影进口完全自由化，并且允许外国电影公司在南鲜直接发行电影。同时取消的还有“国产电影制作奖励补偿措施”，不过，针对院线和影院的“一年至少放映国产片146天”的“银幕配额制”仍保留着，作为仅剩的国产片保护政策。
总之，南鲜电影自此正式进入开放时代。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南鲜电影业开始复兴。国际电影节上接连获奖，南鲜电影的国际声誉得到提升。林权泽导演的《The Suppogate Womb》获第4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裴镛均导演的“Why Has Bodhi-Dharma Left for the East？”获第42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等。90年代林权泽导演的《西便制》又获第1届沪上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
90年代以后，南鲜电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经典频出，在全球电影市场上疯狂拿奖，这才是南鲜电影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期，是南鲜电影发展的最高峰。
甚至一直到今天，南鲜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上，也是有着一席之地的。甚至可以说，论质量，南鲜电影是完全不亚于扶桑电影的，扶桑电影擅长合家欢类型，擅长搞动画电影，画面华丽剧情紧凑；而南鲜电影呢，真实和有深度，直言不讳的表达社会问题，有关法律政府方面更是各种抨击，有着最宽容的尺度，当然了，也更容易让观者感到压抑。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有志于成为知名导演的杨明珏，双方都有她需要学习和可以学习的东西，但如何学习，怎么才能学以致用，这个，可就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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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存在着若干个文明与科学的中心。以这些中心为内核，出现了若干文化地理板块，叫做“文化圈”，即由主要文化特质相同或相近、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的多个文化群体共同构成的有机文化体系。由于不同民族、国家、地区间“文化位势差”的存在，导致先进文化自然向相对落后的一方传播，落后文化一方主动地汲纳、消化先进文化。前者称为“内核文化”、“原型文化”和“辐射文化”，后者称为“外缘文化”、“变型文化”和“受容文化”。两者的统一，就形成了文化圈。
所谓东亚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华夏及中华文化或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文言文作为书面语、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地域相近区域。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为汉字、文言文、华夏式律令制度与农工技艺、道教、汉化佛教。这些要素给东亚诸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深刻影响。因此才会在东亚地区，以华夏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东亚文化圈。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华夏的汉服，在传入到南鲜和扶桑后，就分别形成了韩服与和服两种不同的服饰。
中华文化的发生期，大体是在与东亚文明区以外诸文化相隔离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其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中华文化的发展水平在相当久远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东亚诸国，产生出巨大的文化辐射力。
中华疆域相对封闭的格局为中华文化提供了独立发生、发展的地理前提。这使中华文化较完整地保留民族传统，前后递进，绵延不绝，也使华夏人染上了“自我中心主义”的痼疾。近代以后，国人逐渐走出闭塞状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总算是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核心是中华哲学。
战国时期，道、儒、墨、法、名、阴阳、纵横百家争鸣。秦代尚法家，又盛行神仙之术。
汉初，道学盛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成为国策，后来汉武帝时儒学开始盛行，并逐渐定于一尊。六朝隋唐时，道儒释并举，有时释道居先。
宋以后理学对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曾长期起支配作用。理学以儒为表，释道为里，熔三者于一炉。
近代以后，中华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华夏传统文化也取得了新的形式，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学、儒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儒道的结合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
中华古代思想家重视人的问题，认为人们之间有一种共同点，即人性，人性也就是道德性。老子认为人要返回自然，如“婴儿”一般，而孔子把人性解释为“仁”，孟子解释为“仁、义、礼、智”，荀子解释为“义”。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认为人不尚贤;而儒家强调人的终极目的或人的价值就在于道德人格的自我实践，并从个人道德扩及家庭、社会和国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上榜那些一切的一切，其实都似有似无若即若离的影响着整个东亚文化圈。
华夏、南鲜、扶桑，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但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中华文化对南鲜和扶桑都有很大的影响。近代以来，扶桑经济率先发展，在错误的扩张政策主导下，在20世纪上半叶发动侵华战争，三国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1965年6月，南鲜和扶桑邦交正常化。1972年，中日也实现邦交正常化。1992年，中韩建交。三国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密切，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世界经济的繁荣都有很大贡献。
这种影响，在文化领域尤其明显，就好比说扶桑的漫画界，大拿无数，经典层出不穷，但仔细解读的话，这些经典作品里，似有似无的，其实都存在着华夏文化的影子。
南鲜人在日常生活里的各种行为举止，也都充斥着华夏的影子，所以说，卡梅隆让杨明珏研究两国电影，绝对是没有错的，因为三者，本就是一体的。只不过华夏是本体，扶桑和南鲜是分出去的枝杈。
现在也该聊聊南鲜的电影了。
伴随韩剧和整容，韩流“入侵”华夏已经好多年了。几年后，“撞脸小沈阳”的都教授几乎在我们的电视、网络、公车站盘踞了一整年。而几年前，一部《我的野蛮女友》让我国普通观众第一次见识到了南鲜电影的超高人气。
从数据到口碑，似乎一切都在提醒我们：这个只有498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近年来在电影及其产业上的发展如此令人瞩目，他们赢得来自本土观众的好评和票房，他们在开放的电影市场里依然能够自信地匹敌好莱坞大片，他们还尝试撬开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多消费者的钱袋和金口。然而，每一部“千万观影人次”的影片都不是轻易完成的，它背后是南鲜的百年电影史。同样是百余年影史，同样正飞速发展，也许简单审视一番南鲜电影发展历程，我们也能受到些许启发，进而更准确地看清楚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
南鲜电影，始于1903年。
1903年，从法国进口的纪录片《电影放映机》在南鲜放映，电影正式进入南鲜。1910年，朝鲜被扶桑占领，电影、报纸等开始被严格控制，这导致南鲜和朝鲜电影的诞生要相对晚于其他国家。1919年10月27日，金陶山和民族资本家朴胜弼合拍的《义理的复仇》上映。这是第一部由南鲜人自己独立拍摄的影片，标志着南鲜本土电影正式诞生。1926年，25岁的罗云奎执导的《阿里郎》上映。这部洋溢着南鲜民族特色的里程碑式作品，开启了南鲜的默片时代。在该片的带动下，从1926年到1930年，南鲜拍摄了许多隐晦表达抗日情绪的默片电影，这段时期被称为南鲜电影的“第一次黄金时期”。
1930年起，扶桑人对南鲜影片再度加大审查力度，南鲜电影创作量从每年10多部锐减到2或3部，市场则由扶桑和欧美电影占领。1935年，南鲜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片《春香传》上映，然而很快便进入了漫长的朝鲜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由于战火影响，南鲜电影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总的来说，诞生在战争年代的南鲜电影，产业发展极其缓慢，未曾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作为殖民地，南鲜本土电影在内容创作上被严格地控制和限制；其他外国影片也要经过审查筛选才能进入，多数被用来作为殖民者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改造的工具。
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终于正式结束，南鲜局势趋向稳定，政府开始制订政策刺激电影产业。1954年，李承晚政府颁发“国产电影入场税免税措施”，对影院放映国产电影免收营业税，这是南鲜最早的电影振兴政策。1959年，政府又颁发“国产电影制作奖励补偿措施”，对在电影节上获奖以及观众反响很好的优秀国产电影的制作公司奖励一定数量的外国电影进口权。
一方面是战后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另一方面是政府相关政策刺激，由此55到59年间，南鲜电影产量迅速增加。由此可见，政策对电影产业的影响有多大。
然而从1960年起，南鲜政府对进口电影就开始直接施行管制，不需要再对国产电影免税激励，因此“国产电影入场税免税措施”被取消。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政变，上台后以铁腕统治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电影业当然也不例外。
1962年，南鲜颁布第一部《电影法》，将电影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由国家主导进行产业化，并在1963、1966、1970年对其进行了3次修订。电影法及其前3次修订案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政府对电影的管制，而这直接导致了南鲜电影产业链的重组和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并刺激了南鲜国产影片制作量的快速增加——当然，质量并没有像数量那样飞升。
总而言之，战争结束后，南鲜电影在内容创作方面的审查更加严格，只不过这一次的审查不来自殖民者和侵略者，而是来自本国政府。在电影产业方面，政府倒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促进产业发展，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不过，由于60年代时电视剧还不发达，娱乐手段相当单一，看电影成为民众主要的娱乐活动。从1961年到1969年，银幕数从302块增长到659块，人均观影次数从2.3次增长到5.6次，平均票价则从0.58美元增长到1.04美元。总而言之，尽管现实依然困难重重，但南鲜电影还是迎来了全面复苏，也正是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南鲜电影的“第二次黄金时期”。
南鲜电影发展到今天的振兴状态，走过了漫长的历史。1900年初，南鲜电影主要以短片的形式上映，相应的短片影院也随之形成。在这以后的50-60年代，以申星一、严莺兰等年轻影星为代表的“赤脚青春”等红极一时的影片，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直到进入70年代，电视走入寻常家庭，电影业正式进入衰退期。但这一时期仍出现了“星星的故乡”、“冬女”等描绘年轻人爱情故事的畅销电影。
但不管怎么说，经过“第二次黄金时期”而艰难复苏起来的南鲜电影在70年代遭遇巨大困难。不仅要应对电视机疯狂抢夺观众，还要在军人独裁政权的强制干预下寻找一线生机。被政府控制的电影公司之间缺乏积极竞争，制作国产片只是为了获得外国片进口配额，这导致很多影片沦为迎合政府的宣传片或低级趣味闹剧。短短6年，人均观影次数便从5.3次锐减到1.8次，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危机。
一直到80年代开始，南鲜社会终于开始迎来民主自由化，呼吁放开电影管制的声音越来越高。1984年，《电影法》实施第5次修订，广受诟病的特惠性垄断结构终于被打破，电影市场彻底开放，独立制片和小制片公司获得发展机会，电影制作量开始稳步增加。自此，南鲜电影产业由垄断结构转为自由竞争。1986年，《电影法》实施第6次修订。这次修订案的意义更加重大：电影“审查制”终于被废除，电影工作者获得了期盼已久的创作自由。在自由贸易大势和美国通商压力之下，南鲜政府决定对外国彻底开放电影市场，取消“进口配额制”，电影进口完全自由化，并且允许外国电影公司在南鲜直接发行电影。同时取消的还有“国产电影制作奖励补偿措施”，不过，针对院线和影院的“一年至少放映国产片146天”的“银幕配额制”仍保留着，作为仅剩的国产片保护政策。
总之，南鲜电影自此正式进入开放时代。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南鲜电影业开始复兴。国际电影节上接连获奖，南鲜电影的国际声誉得到提升。林权泽导演的《The Suppogate Womb》获第4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裴镛均导演的“Why Has Bodhi-Dharma Left for the East？”获第42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等。90年代林权泽导演的《西便制》又获第1届沪上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
90年代以后，南鲜电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经典频出，在全球电影市场上疯狂拿奖，这才是南鲜电影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期，是南鲜电影发展的最高峰。
甚至一直到今天，南鲜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上，也是有着一席之地的。甚至可以说，论质量，南鲜电影是完全不亚于扶桑电影的，扶桑电影擅长合家欢类型，擅长搞动画电影，画面华丽剧情紧凑；而南鲜电影呢，真实和有深度，直言不讳的表达社会问题，有关法律政府方面更是各种抨击，有着最宽容的尺度，当然了，也更容易让观者感到压抑。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有志于成为知名导演的杨明珏，双方都有她需要学习和可以学习的东西，但如何学习，怎么才能学以致用，这个，可就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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