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八节 皇帝的旨意
周琅已经许久没有出现在公共视野之内了。
自从二十多年前，将皇太子从阿萨姆调回来后，他就开始放权，中间除了闹议会那阵，周琅一直放手让皇太子去处理政务。
一方面是因为他心态的变化，人随着年龄增长，精力下降之后，世界观也会发生改变，对许多事情看的淡了。
而周琅的心态几乎是发生了一次突然转变，当年将皇太子送去阿萨姆，并且不允许他回国，不允许他跟国内官员来往，不解释外界的废太子传闻，目的是给太子施加压力，让他更快的成熟起来。
这对皇太子是一个煎熬，但对另一个人是最大的煎熬，皇太子的生母陈三妹思儿成疾，而且外界的传闻，让她一直处于焦虑之中，哪怕周琅向她解释过，但她还是整日担惊受怕。
结果就在那一年，她因病而终，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六十多岁的陈三妹并不算短寿，可以说是善终。
但周琅接受不了这个打击，他觉得，正是因为他对太子的狼式培养，让这个母亲耗尽了心血，否则以陈三妹常年习武，且素食的习性，她应该能活很久。
这种内疚，让他将皇太子召回，结果还是没能让母亲见到儿子最后一面，反而更加的内疚。周琅内心也不是多么痛苦，生老病死，人总是要面对的。只是感情让他放不下，他的痛苦在折磨他，他则自我惩罚。
于是，他留下了太子，让太子监国，而他则突然放手。除了工商业势力争取立宪议会的时候，周琅一直不干预朝政。哪怕发生战争，他都不闻不问。因为他知道，任何战争，都不太容易颠覆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可内部的革命，却有可能摧毁这个帝国。
除了短暂的建立议会制期间，周琅都一直自我流放于世外，名山大川，名寺古刹，佛道圣地他都去过。
他跟和尚道士为伍，有一个老僧告诉周琅，人生有三大境界，勘破、放下、自在，只有勘破了，放下了，才能得大自在。
周琅的年纪，历练，让他是有一定境界的，他勘的破，他能平静的接受生老病死，胜负成败，但他的境界显然还不够，他放不下，也就没有自在。如果他真的放下了，估计他也就成佛了。
反倒是儒家世界观中，周琅的境界可能更高一些，儒家也有三境界，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立言最难，立言也是中国功成名就者最后的追求，所以很多功高盖世的伟大领袖，都会留下著述。但是很可惜，立言并不是留下一些语录就能不朽。真正能够完成三不朽的，历代少有。
立德最易，能够克己守礼，修身养性，就是立德，所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立德主要是个人休养。这样的人汗牛充栋，只要真的做到了圣贤书中所说的君子行为，只要做官不以发财为目的，行善不以名利为目的，能够安贫守道，就是立德。
立功较难，或者教书育人，桃李成蹊，或者为官做宰，励精图治，或者起兵平乱，匡扶天下，这都是立功。这样的人，也不可计数。历代开国君臣，中兴之主，几千年来这样的人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只有立言最难。标准或许不同，有高有低。高的认为，古来只有三人可以不朽，孔子、孟子及王阳明。也有的说，只有两个半，孔子、王阳明和作为半个的曾国藩。也有说四个，孔子、孟子、朱熹和王阳明。
这些都属于最高标准，孔子毫无争议，道德的标准就是孔子制定的，立功，孔子也曾起兵平乱，最关键的是，孔子广收门徒，有教无类，功在千秋。而最重要的是，孔子做到了立言。这个立言，对孔子来说，就是留下了他的语录，只是他的语录不是什么红宝书，而是论语。孟子功业稍差，所以有时候不被承认，或者被认为是拾孔子牙慧，没有自成一派。
跟孔子一样，没有争议的，就是王阳明。立德自不用说，王阳明一生不以做官为目的，到死官都不高，可天下敬仰。以藩王侄子继承皇位的嘉靖皇帝甚至希望通过王阳明承认他抬高父亲身份到皇帝的方式，为自己增加舆论影响，许诺给王阳明大学士之位。但王阳明拒绝了，保住了他文人的高洁，这就已经立德了。立功，王阳明以地方官的身份，迅速平定藩王叛乱，在地方上任职，所过之处都有所建树，而且是能够给后世立下标准的施政措施，比如将保甲制系统化的十家牌法。最难的是立言，王阳明通过开创儒家心学，成为一派宗师。
对比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曾国藩就低了一个境界，曾国藩的个人修养没有问题，他做官不贪，严于律己。立功上，他是历史上少有的文人做到挽狂澜于既倒的不赏之功的，能在武功上，跟曾国藩相比的，武将尚且不多，更何况文臣，或许除了诸葛亮这样的妖孽人物，再也找不到其他。但曾国藩就差在了立言上，他没有创下能够让后世尊奉，并且影响深刻的学术，留下的曾国藩家书，难登大雅之堂，也脱不开孔孟之道的窠臼。
所以曾国藩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最高的评价也不过是半个圣人。而且很有后世公知拍马屁的成分在内，不然曾国藩的地位还要低的多。
即便标准放低一些，不求孔孟这样的祖师爷，不求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大宗师，但凡能留下影响后人的学说理论的，也都算成立言，古往今来也没几个人。这些人虽不是圣人，但却能被称作贤人，有跟孔子的七十二贤门徒，一起配享孔庙的资格。
这样的人有谁？
先秦不说，秦汉不提，出的最多的，其实是文人士大夫文化发展到巅峰的唐宋时期，唐代有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他讨平“淮西之乱”立功，他兴古文运动，一扫魏晋靡靡之音，让文章重归实用、成为治世之学，他反佛，倡儒，让儒道重新复兴，成功立言，死后配享孔庙。宋代有张载，开关学，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给读书定下了最高的理想，他也成功立言，配享孔庙。
同时宋代的朱熹就不用说了，开创了理学，是孔子之后对儒家革新最大的人物。
明代出了一个王阳明。
唯有清朝，几乎没出任何能够称子的人物。
不是周琅自诩，世人公认，他也已经站在了历史最顶端的那群人物之列，立德，周琅施政向来仁厚，有内圣外王的美誉。立功，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原，古来有此功业者，春秋尊王攘夷的管仲，汉代马踏匈奴的卫霍窦宪，唐代横扫突厥的李靖而已。而他又是帝王，能跟管仲侍奉的齐桓公，卫青效命的汉武帝，李靖遵从的唐太宗相比。
立德、立功，周琅已经两不朽，不过他也不去追求立言了，他没这个能力。同时他对文人士大夫迷恋的三不朽，也不感冒，除了石头，哪有不朽的东西。
同样，周琅也不信佛，佛家的道理可以听听，但不必迷信。因此他更多的是住在工业时代难得的山清水秀的武当山，他练练拳，爬爬山，吸新鲜空气，品香茗清茶，吃粗食淡饭，衣平布素娟，住茅屋瓦舍，清心寡欲，倒也怡然自得。
所以，有人说皇帝去当神仙了。
不过，和尚说的没错，周琅放不下。
他不止放不下旧人，他更放不下故国。
他已经看淡了一切，但不代表他放下了一切，他能淡然面对生老病死，但他无法忘记旧人欢颜，他能从容选择弃政放权，但他无法做到遗世独立。
要说他现在对手握大权，主宰一切，还贪恋的话，那不准确，他对旧人有放不下的一丝念想，他对故国也只有忘不掉的一片情怀。
或许是一道执念，他就像那些一心想当圣贤的读书人那样，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像那些一心想当高官的读书人那样，追求位极人臣，周琅也想爬到那座高山上看一看，看看他山巅的风景。
但他已经没有了征服高山的勃勃雄心，他只有随波逐流期待山来就我的殷殷期待。
想要看到故国攀上山巅，已经不是人力所能为之，该做的周琅已经都做了，为有机缘、运势这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你只能等。
也许在武当山上，清心寡欲，思念昔日的旧人，期盼来日的故国，他有机会活着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至于这一次战争，周琅并没有太过费心的去考虑。要是换做以前，他会将这次大战看作一次机会，他会为此而欢喜，为此而焦躁，为此而绞尽心思。但现在，他不会了，是战是和都不重要。
他知道胜了，不足以让故国登上山巅，败了，不足以让故国损伤纤毫。
机缘还没有到，所以他还得等。
参战有参战的好处，不参战有不参战的好处，他不强求。
于是皇太子发电报请他定夺战和，他写了一封诏书，只写了寥寥数语，“战和事宜，由太子定夺”。
得到圣旨之后，皇太子得到了最后的授权，完成了最后的程序。
于是一切才尘埃落定，中国理藩院正式通知英法大使，表示中国因对德国的同盟义务，不得不与英法进入战争状态。
终于中国参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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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二十多年前，将皇太子从阿萨姆调回来后，他就开始放权，中间除了闹议会那阵，周琅一直放手让皇太子去处理政务。
一方面是因为他心态的变化，人随着年龄增长，精力下降之后，世界观也会发生改变，对许多事情看的淡了。
而周琅的心态几乎是发生了一次突然转变，当年将皇太子送去阿萨姆，并且不允许他回国，不允许他跟国内官员来往，不解释外界的废太子传闻，目的是给太子施加压力，让他更快的成熟起来。
这对皇太子是一个煎熬，但对另一个人是最大的煎熬，皇太子的生母陈三妹思儿成疾，而且外界的传闻，让她一直处于焦虑之中，哪怕周琅向她解释过，但她还是整日担惊受怕。
结果就在那一年，她因病而终，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六十多岁的陈三妹并不算短寿，可以说是善终。
但周琅接受不了这个打击，他觉得，正是因为他对太子的狼式培养，让这个母亲耗尽了心血，否则以陈三妹常年习武，且素食的习性，她应该能活很久。
这种内疚，让他将皇太子召回，结果还是没能让母亲见到儿子最后一面，反而更加的内疚。周琅内心也不是多么痛苦，生老病死，人总是要面对的。只是感情让他放不下，他的痛苦在折磨他，他则自我惩罚。
于是，他留下了太子，让太子监国，而他则突然放手。除了工商业势力争取立宪议会的时候，周琅一直不干预朝政。哪怕发生战争，他都不闻不问。因为他知道，任何战争，都不太容易颠覆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可内部的革命，却有可能摧毁这个帝国。
除了短暂的建立议会制期间，周琅都一直自我流放于世外，名山大川，名寺古刹，佛道圣地他都去过。
他跟和尚道士为伍，有一个老僧告诉周琅，人生有三大境界，勘破、放下、自在，只有勘破了，放下了，才能得大自在。
周琅的年纪，历练，让他是有一定境界的，他勘的破，他能平静的接受生老病死，胜负成败，但他的境界显然还不够，他放不下，也就没有自在。如果他真的放下了，估计他也就成佛了。
反倒是儒家世界观中，周琅的境界可能更高一些，儒家也有三境界，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立言最难，立言也是中国功成名就者最后的追求，所以很多功高盖世的伟大领袖，都会留下著述。但是很可惜，立言并不是留下一些语录就能不朽。真正能够完成三不朽的，历代少有。
立德最易，能够克己守礼，修身养性，就是立德，所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立德主要是个人休养。这样的人汗牛充栋，只要真的做到了圣贤书中所说的君子行为，只要做官不以发财为目的，行善不以名利为目的，能够安贫守道，就是立德。
立功较难，或者教书育人，桃李成蹊，或者为官做宰，励精图治，或者起兵平乱，匡扶天下，这都是立功。这样的人，也不可计数。历代开国君臣，中兴之主，几千年来这样的人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只有立言最难。标准或许不同，有高有低。高的认为，古来只有三人可以不朽，孔子、孟子及王阳明。也有的说，只有两个半，孔子、王阳明和作为半个的曾国藩。也有说四个，孔子、孟子、朱熹和王阳明。
这些都属于最高标准，孔子毫无争议，道德的标准就是孔子制定的，立功，孔子也曾起兵平乱，最关键的是，孔子广收门徒，有教无类，功在千秋。而最重要的是，孔子做到了立言。这个立言，对孔子来说，就是留下了他的语录，只是他的语录不是什么红宝书，而是论语。孟子功业稍差，所以有时候不被承认，或者被认为是拾孔子牙慧，没有自成一派。
跟孔子一样，没有争议的，就是王阳明。立德自不用说，王阳明一生不以做官为目的，到死官都不高，可天下敬仰。以藩王侄子继承皇位的嘉靖皇帝甚至希望通过王阳明承认他抬高父亲身份到皇帝的方式，为自己增加舆论影响，许诺给王阳明大学士之位。但王阳明拒绝了，保住了他文人的高洁，这就已经立德了。立功，王阳明以地方官的身份，迅速平定藩王叛乱，在地方上任职，所过之处都有所建树，而且是能够给后世立下标准的施政措施，比如将保甲制系统化的十家牌法。最难的是立言，王阳明通过开创儒家心学，成为一派宗师。
对比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曾国藩就低了一个境界，曾国藩的个人修养没有问题，他做官不贪，严于律己。立功上，他是历史上少有的文人做到挽狂澜于既倒的不赏之功的，能在武功上，跟曾国藩相比的，武将尚且不多，更何况文臣，或许除了诸葛亮这样的妖孽人物，再也找不到其他。但曾国藩就差在了立言上，他没有创下能够让后世尊奉，并且影响深刻的学术，留下的曾国藩家书，难登大雅之堂，也脱不开孔孟之道的窠臼。
所以曾国藩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最高的评价也不过是半个圣人。而且很有后世公知拍马屁的成分在内，不然曾国藩的地位还要低的多。
即便标准放低一些，不求孔孟这样的祖师爷，不求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大宗师，但凡能留下影响后人的学说理论的，也都算成立言，古往今来也没几个人。这些人虽不是圣人，但却能被称作贤人，有跟孔子的七十二贤门徒，一起配享孔庙的资格。
这样的人有谁？
先秦不说，秦汉不提，出的最多的，其实是文人士大夫文化发展到巅峰的唐宋时期，唐代有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他讨平“淮西之乱”立功，他兴古文运动，一扫魏晋靡靡之音，让文章重归实用、成为治世之学，他反佛，倡儒，让儒道重新复兴，成功立言，死后配享孔庙。宋代有张载，开关学，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给读书定下了最高的理想，他也成功立言，配享孔庙。
同时宋代的朱熹就不用说了，开创了理学，是孔子之后对儒家革新最大的人物。
明代出了一个王阳明。
唯有清朝，几乎没出任何能够称子的人物。
不是周琅自诩，世人公认，他也已经站在了历史最顶端的那群人物之列，立德，周琅施政向来仁厚，有内圣外王的美誉。立功，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原，古来有此功业者，春秋尊王攘夷的管仲，汉代马踏匈奴的卫霍窦宪，唐代横扫突厥的李靖而已。而他又是帝王，能跟管仲侍奉的齐桓公，卫青效命的汉武帝，李靖遵从的唐太宗相比。
立德、立功，周琅已经两不朽，不过他也不去追求立言了，他没这个能力。同时他对文人士大夫迷恋的三不朽，也不感冒，除了石头，哪有不朽的东西。
同样，周琅也不信佛，佛家的道理可以听听，但不必迷信。因此他更多的是住在工业时代难得的山清水秀的武当山，他练练拳，爬爬山，吸新鲜空气，品香茗清茶，吃粗食淡饭，衣平布素娟，住茅屋瓦舍，清心寡欲，倒也怡然自得。
所以，有人说皇帝去当神仙了。
不过，和尚说的没错，周琅放不下。
他不止放不下旧人，他更放不下故国。
他已经看淡了一切，但不代表他放下了一切，他能淡然面对生老病死，但他无法忘记旧人欢颜，他能从容选择弃政放权，但他无法做到遗世独立。
要说他现在对手握大权，主宰一切，还贪恋的话，那不准确，他对旧人有放不下的一丝念想，他对故国也只有忘不掉的一片情怀。
或许是一道执念，他就像那些一心想当圣贤的读书人那样，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像那些一心想当高官的读书人那样，追求位极人臣，周琅也想爬到那座高山上看一看，看看他山巅的风景。
但他已经没有了征服高山的勃勃雄心，他只有随波逐流期待山来就我的殷殷期待。
想要看到故国攀上山巅，已经不是人力所能为之，该做的周琅已经都做了，为有机缘、运势这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你只能等。
也许在武当山上，清心寡欲，思念昔日的旧人，期盼来日的故国，他有机会活着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至于这一次战争，周琅并没有太过费心的去考虑。要是换做以前，他会将这次大战看作一次机会，他会为此而欢喜，为此而焦躁，为此而绞尽心思。但现在，他不会了，是战是和都不重要。
他知道胜了，不足以让故国登上山巅，败了，不足以让故国损伤纤毫。
机缘还没有到，所以他还得等。
参战有参战的好处，不参战有不参战的好处，他不强求。
于是皇太子发电报请他定夺战和，他写了一封诏书，只写了寥寥数语，“战和事宜，由太子定夺”。
得到圣旨之后，皇太子得到了最后的授权，完成了最后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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