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九节 两个打手（1）
满清帝国跟非洲公司的贸易往来早在他们吞并阿富汗之时，就已经建立起来，通过印度河流域，双方在白沙瓦的贸易量很大。
内陆的山陕商人跟中亚的贸易也一直在进行，并且随着铁路的修建，贸易量也相当大，每年数百万两银子。
满清的制度，一直采取贸易垄断政策，所有的对外贸易，都是皇帝下辖的内务府进行，他们并没有关税制度，而是从贸易利润中获得利益。
作为一个技术落后的农牧政权，满清对贸易的依赖性比过去大清帝国时期要严重多了，大多数消费品都无法自产，内务府从晋商或者非洲公司手里得到中国和印度的商品，在国内又进行垄断销售，再赚一笔利润，每年从这种贸易中，内务府可以得到上百万两银子。
贸易利润占到了他们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则是通过赋税。以前的大清帝国富有四海，从汉人农民身上得到的赋税足够支撑他们的政权运行，根本不对边疆的游牧民族征税，但现在不一样了，牧业是他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牧民征税则是必须的，他们的方式还是采用的俄国制度，而俄国的征税方式，则是继承草原上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突厥、吐蕃帝国时代，非常的简单易行，比如一头牛收一条腿。
满清的牧业税制是按人头来征收，一个人每年缴纳四张羊皮或者一张牛皮，内务府的作坊将这些皮子加工成生皮，然后出口到中国或者印度，然后在由当地的皮革业进行深加工，制作成皮鞋、皮靴等皮革制品。
农业赋税则基本上是继承自中国的，按照雍正之后的摊丁入亩方式征税，征税的对象不是人丁，而是土地，税率十分低廉，每亩平均缴纳粮食0.038石，这对于亩产平均两担的中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来说，税率真的非常低，差不多百分之二左右。
而且满清的农田都是旗田，是政府组织八旗自己开垦的，平均分给每个旗民耕种，可以说所有汉八旗旗人都是自耕农，不用受到地主的地租盘剥，所以收获九成以上都落到了旗民身上，这种实惠，让汉八旗现在对满清极为拥护。
但这些都是基于有足够开荒的土地，一旦土地开始稀缺，自耕农开始分化为佃农，底层民众开始赤贫的话，这种拥护也就不复存在。
土地的话，由于满清这些年一直在扩张，可开荒的土地还有很多。新占领的波斯，古代也是一个农耕发达的帝国，公元前两千年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农耕文化，当时波斯还是部落时代，有十个部落，其中六个农耕，四个畜牧，可以说农耕已经占据了主流。
波斯帝国时代的基建技术相当发达，基建对于一个大帝国来说，是维系统治的重要工具，罗马帝国，中国古代王朝都会在稳定的情况下，兴建大量的基建设施。波斯帝国的官道系统，可以跟罗马帝国和中国古代王朝相媲美，这是一个大帝国管理的必要条件。
水利设施作为重要的基建项目，波斯帝国也没有落下，波斯帝国在自己征服的领土上，比如中亚的河中地区，建立了大坝和灌溉系统。在其核心领土伊朗高原上，当然不可能不用心经营。但伊朗高原地形，气候较为干旱，所以他们发明出了一套特殊的水利系统，叫做暗渠水利系统，将地下水引至地面。这其实就是中国哈密地区的坎儿井系统，很难说这一套特色的系统是中国人发明的，因为他跟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灌溉系统差别太大，似乎更适合较为干旱的地区使用，因此很有可能是从波斯帝国经过中亚地区传入中国西域的。
波斯帝国打造的这一套系统，有的依然在发挥作用，有的则因为年久失修，废弃掉了。道光统治了这里之后，迅速恢复这些水利系统，而他也有相关的经验，汉八旗中不少工匠都是从新疆来的，其中就是哈密一带维护水利设施的工匠。另外波斯本就是一个技术较为先进的国家，他在波斯也得到了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
伊朗的可耕地面积是很大的，后世统计高达5600万公顷，超过8亿亩。伊朗人开垦出来的耕地就高达1800万公顷，接近3亿亩，其中可灌溉耕地就有830万公顷，折合1.2亿亩，旱田有940万公顷，折合1.4亿亩。
现在的水平还无法达到后世伊朗的技术水平，但通过恢复古老的水利系统，灌溉耕地的面积开始大大提高，已经超过了3000万亩，波斯迅速取代费尔干纳盆地成为满清帝国新的粮食中心。
接受一个成熟的农耕地区，利益是巨大的，可基于成熟的农业生产的成熟社会，则是一个麻烦。宗教上，道光通过强力手段将宗教降服于政治之下，可是经济问题却是一个问题，因为道光接受的教育和他的官僚体系，都是长于政治，也弱于经济的。
之前他们跟中国的贸易往来，都是内务府垄断的，当时的经济也比较单一，政治架构也很简单，垄断相对容易。可是现在吞并了波斯之后，他们发现这种垄断变得困难了。
过去能够垄断，首先是技术上很容易做到，不管是跟中国的内陆贸易，还是跟印度的河运贸易，都是通过险要的关卡进行的，很容易控制。可是波斯直面波斯湾，有漫长的海岸线，波斯人从事海贸的又极多，跟印度、奥斯曼帝国甚至非洲，都有贸易往来，现在要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设卡控制，那难度是极大的。
英国人尚且不能杜绝茶叶走私，被迫降低了茶叶关税，何况满清呢。
这种新局面，比处理宗教问题更麻烦，宗教在于人心，而人心并不是生存的基础条件，而是更高级的精神需求，精神需求可以替代，但基础物质则无法替代。道光无法断绝数以万计的沿海居民的生计，除非来一次沿海迁界，否则无法阻挡渔民们跟海外的联系。
况且还存在着海外势力，恺加王朝时代，跟英国签订了贸易条约，也跟非洲公司签订了贸易条约，道光并没有跟英国人正面交锋过，他还敢向英国叫板，但非洲公司背后的中国，满清政权始终升不起勇气对抗。
而且跟中国保持贸易关系，对满清是极为有利的，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可以从中国吸引到相当质量的移民，大量的遗族通过陆路向中亚迁移，现在开辟了海路之后，他们甚至可以从海陆来到满清帝国，如果得罪了非洲公司，那么这条海路不但无法利用，甚至陆路的人口迁徙也可能被掐断。
满清从中国吸引的，心向大清的旧士子们已经越来越少，毕竟已经过了一代人，新一代对满清的认同感几乎没有，老一代愿意投奔的，已经投奔，不愿意投奔的，也已经作古，或者即将作古。他们现在吸引的，主要还是新王朝中的那些失意者，最大族群还是那群过去的上层族群，也就是八旗，而且是京城八旗为主。
京师八旗当年的生活比地方驻防八旗更加优越，嘉庆曾经试图迁移一部分人去东北做地主，都纷纷逃回来，放不下北京的物质生活。可是新王朝对他们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越是旧王朝的权贵，越是新王朝的弃民。王公贵族的府邸，第一时间就被没收，这并不是周琅看上了这些财产，而是按照传统惯例，在王辅的民政管理下进行的。
满清当年一统中原后，对明朝的权贵也是这样处理的，普通百姓的家产可以保留，而王公贵族的财产，由于一般都是皇帝赏赐的，这些名叫“钦产”，新王朝都会予以没收，除非个别为新王朝立下功勋的旧权贵，很少有人能保住他们的财产。
目前在大周治下，除了盛住等少数满清权贵外，大多数权贵的府邸、农庄都被没收了，成为官田，大多数都用来赏赐新功臣了。
那些失去了所有财富的权贵阶层，当年在北京有上万人，他们都接受过最高等的教育，知识水平相当高。很多流落街头，开始从事下九流行业。比如戏剧行业中的旗人相当多，有的人过去是养戏子，现在则做了戏子。有的更惨，卖儿卖女，进入青楼谋生。
总之大量的旗人中上阶层沦入最底层，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是很重的，要么选择造反，要么选择离开。有在中亚立足的满清帝国召唤，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移民。他们带来了较为高级的中国知识，许多人成功成为满清帝国的各级官吏。
所以道光一方面无法解决成熟的波斯社会的商业管理问题，一方面又不愿意得罪非洲公司，以免从中国的知识输出断绝，因此他选择了跟非洲公司合作。合作的方式是租借一个港口给非洲公司，非洲公司许诺帮助满清打造港口体系。
骄傲的满清很欢迎，因为这些年他们就一直不断从中国输入知识，早就不再是过去那个骄傲的大清帝国了。满清政权还不清楚，跟中国公司的合作，会让他们越来越绑在中国的战车上。很快他们就收到了欧洲公司通过非洲公司发来的合作邀请，军事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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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的山陕商人跟中亚的贸易也一直在进行，并且随着铁路的修建，贸易量也相当大，每年数百万两银子。
满清的制度，一直采取贸易垄断政策，所有的对外贸易，都是皇帝下辖的内务府进行，他们并没有关税制度，而是从贸易利润中获得利益。
作为一个技术落后的农牧政权，满清对贸易的依赖性比过去大清帝国时期要严重多了，大多数消费品都无法自产，内务府从晋商或者非洲公司手里得到中国和印度的商品，在国内又进行垄断销售，再赚一笔利润，每年从这种贸易中，内务府可以得到上百万两银子。
贸易利润占到了他们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则是通过赋税。以前的大清帝国富有四海，从汉人农民身上得到的赋税足够支撑他们的政权运行，根本不对边疆的游牧民族征税，但现在不一样了，牧业是他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牧民征税则是必须的，他们的方式还是采用的俄国制度，而俄国的征税方式，则是继承草原上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突厥、吐蕃帝国时代，非常的简单易行，比如一头牛收一条腿。
满清的牧业税制是按人头来征收，一个人每年缴纳四张羊皮或者一张牛皮，内务府的作坊将这些皮子加工成生皮，然后出口到中国或者印度，然后在由当地的皮革业进行深加工，制作成皮鞋、皮靴等皮革制品。
农业赋税则基本上是继承自中国的，按照雍正之后的摊丁入亩方式征税，征税的对象不是人丁，而是土地，税率十分低廉，每亩平均缴纳粮食0.038石，这对于亩产平均两担的中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来说，税率真的非常低，差不多百分之二左右。
而且满清的农田都是旗田，是政府组织八旗自己开垦的，平均分给每个旗民耕种，可以说所有汉八旗旗人都是自耕农，不用受到地主的地租盘剥，所以收获九成以上都落到了旗民身上，这种实惠，让汉八旗现在对满清极为拥护。
但这些都是基于有足够开荒的土地，一旦土地开始稀缺，自耕农开始分化为佃农，底层民众开始赤贫的话，这种拥护也就不复存在。
土地的话，由于满清这些年一直在扩张，可开荒的土地还有很多。新占领的波斯，古代也是一个农耕发达的帝国，公元前两千年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农耕文化，当时波斯还是部落时代，有十个部落，其中六个农耕，四个畜牧，可以说农耕已经占据了主流。
波斯帝国时代的基建技术相当发达，基建对于一个大帝国来说，是维系统治的重要工具，罗马帝国，中国古代王朝都会在稳定的情况下，兴建大量的基建设施。波斯帝国的官道系统，可以跟罗马帝国和中国古代王朝相媲美，这是一个大帝国管理的必要条件。
水利设施作为重要的基建项目，波斯帝国也没有落下，波斯帝国在自己征服的领土上，比如中亚的河中地区，建立了大坝和灌溉系统。在其核心领土伊朗高原上，当然不可能不用心经营。但伊朗高原地形，气候较为干旱，所以他们发明出了一套特殊的水利系统，叫做暗渠水利系统，将地下水引至地面。这其实就是中国哈密地区的坎儿井系统，很难说这一套特色的系统是中国人发明的，因为他跟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灌溉系统差别太大，似乎更适合较为干旱的地区使用，因此很有可能是从波斯帝国经过中亚地区传入中国西域的。
波斯帝国打造的这一套系统，有的依然在发挥作用，有的则因为年久失修，废弃掉了。道光统治了这里之后，迅速恢复这些水利系统，而他也有相关的经验，汉八旗中不少工匠都是从新疆来的，其中就是哈密一带维护水利设施的工匠。另外波斯本就是一个技术较为先进的国家，他在波斯也得到了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
伊朗的可耕地面积是很大的，后世统计高达5600万公顷，超过8亿亩。伊朗人开垦出来的耕地就高达1800万公顷，接近3亿亩，其中可灌溉耕地就有830万公顷，折合1.2亿亩，旱田有940万公顷，折合1.4亿亩。
现在的水平还无法达到后世伊朗的技术水平，但通过恢复古老的水利系统，灌溉耕地的面积开始大大提高，已经超过了3000万亩，波斯迅速取代费尔干纳盆地成为满清帝国新的粮食中心。
接受一个成熟的农耕地区，利益是巨大的，可基于成熟的农业生产的成熟社会，则是一个麻烦。宗教上，道光通过强力手段将宗教降服于政治之下，可是经济问题却是一个问题，因为道光接受的教育和他的官僚体系，都是长于政治，也弱于经济的。
之前他们跟中国的贸易往来，都是内务府垄断的，当时的经济也比较单一，政治架构也很简单，垄断相对容易。可是现在吞并了波斯之后，他们发现这种垄断变得困难了。
过去能够垄断，首先是技术上很容易做到，不管是跟中国的内陆贸易，还是跟印度的河运贸易，都是通过险要的关卡进行的，很容易控制。可是波斯直面波斯湾，有漫长的海岸线，波斯人从事海贸的又极多，跟印度、奥斯曼帝国甚至非洲，都有贸易往来，现在要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设卡控制，那难度是极大的。
英国人尚且不能杜绝茶叶走私，被迫降低了茶叶关税，何况满清呢。
这种新局面，比处理宗教问题更麻烦，宗教在于人心，而人心并不是生存的基础条件，而是更高级的精神需求，精神需求可以替代，但基础物质则无法替代。道光无法断绝数以万计的沿海居民的生计，除非来一次沿海迁界，否则无法阻挡渔民们跟海外的联系。
况且还存在着海外势力，恺加王朝时代，跟英国签订了贸易条约，也跟非洲公司签订了贸易条约，道光并没有跟英国人正面交锋过，他还敢向英国叫板，但非洲公司背后的中国，满清政权始终升不起勇气对抗。
而且跟中国保持贸易关系，对满清是极为有利的，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可以从中国吸引到相当质量的移民，大量的遗族通过陆路向中亚迁移，现在开辟了海路之后，他们甚至可以从海陆来到满清帝国，如果得罪了非洲公司，那么这条海路不但无法利用，甚至陆路的人口迁徙也可能被掐断。
满清从中国吸引的，心向大清的旧士子们已经越来越少，毕竟已经过了一代人，新一代对满清的认同感几乎没有，老一代愿意投奔的，已经投奔，不愿意投奔的，也已经作古，或者即将作古。他们现在吸引的，主要还是新王朝中的那些失意者，最大族群还是那群过去的上层族群，也就是八旗，而且是京城八旗为主。
京师八旗当年的生活比地方驻防八旗更加优越，嘉庆曾经试图迁移一部分人去东北做地主，都纷纷逃回来，放不下北京的物质生活。可是新王朝对他们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越是旧王朝的权贵，越是新王朝的弃民。王公贵族的府邸，第一时间就被没收，这并不是周琅看上了这些财产，而是按照传统惯例，在王辅的民政管理下进行的。
满清当年一统中原后，对明朝的权贵也是这样处理的，普通百姓的家产可以保留，而王公贵族的财产，由于一般都是皇帝赏赐的，这些名叫“钦产”，新王朝都会予以没收，除非个别为新王朝立下功勋的旧权贵，很少有人能保住他们的财产。
目前在大周治下，除了盛住等少数满清权贵外，大多数权贵的府邸、农庄都被没收了，成为官田，大多数都用来赏赐新功臣了。
那些失去了所有财富的权贵阶层，当年在北京有上万人，他们都接受过最高等的教育，知识水平相当高。很多流落街头，开始从事下九流行业。比如戏剧行业中的旗人相当多，有的人过去是养戏子，现在则做了戏子。有的更惨，卖儿卖女，进入青楼谋生。
总之大量的旗人中上阶层沦入最底层，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是很重的，要么选择造反，要么选择离开。有在中亚立足的满清帝国召唤，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移民。他们带来了较为高级的中国知识，许多人成功成为满清帝国的各级官吏。
所以道光一方面无法解决成熟的波斯社会的商业管理问题，一方面又不愿意得罪非洲公司，以免从中国的知识输出断绝，因此他选择了跟非洲公司合作。合作的方式是租借一个港口给非洲公司，非洲公司许诺帮助满清打造港口体系。
骄傲的满清很欢迎，因为这些年他们就一直不断从中国输入知识，早就不再是过去那个骄傲的大清帝国了。满清政权还不清楚，跟中国公司的合作，会让他们越来越绑在中国的战车上。很快他们就收到了欧洲公司通过非洲公司发来的合作邀请，军事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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