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九十节 官学生制度
周琅发现，即便王辅死了，科举依然是周琅最大的一块心病。
平心而论，科举制度是有千般的不是，但相比这个时代绝大多数国家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科举依然是最公平的。英国人流行的是买官制度，文官如此，武将也如此，鼎鼎大名的威灵顿是一路买官爬上去的，当然他也确实是有真本事。欧洲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开始打破了贵族垄断权力的现象。
科举则由于天下读书人都重视，都关心，从底层读书人到高高在上的皇帝都把科举当成头等大事盯着，所以科举这件事跟后世的高考一样，几乎是腐的封建王朝中唯一公平的事情，尽管总是出现各种科场舞弊现象，但相比整体的官场腐来说，科举制度本身已经是极为干净的。
正是因为这种重视，让周琅这个开国皇帝想动科举，都如同踩了全体文官的尾巴一样。开国皇帝的威望，确实可以做绝大多数事情，只有极个别的事情无法做到，周琅知道朱元璋身上发生的一个故事，朱元璋因为对孟子那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不满，想把孟子从孔庙中挪出去，“罢免孟子配享孔庙”，不让天下读书人祭祀这个亚圣。
大臣们纷纷上奏反对。朱元璋态度强硬，表示谁敢反对就以“大不敬”罪处死。
大部分官员沉默了，但总有人站出来，刑部尚书钱唐坚持要进宫为孟子求情，朱元璋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依然往宫里闯。朱元璋敬佩他是条汉子，最后才免除了罢免孟子这件事。
周琅自认他永远不可能有朱元璋那么蛮横，那么不讲理，而他发现，改革科举这件事，恐怕在读书人的心理上，真的跟罢免孟子是一个级别的，除非有足够的把握，他绝不会在碰科举这个逆鳞。
在答应王辅的时候，周琅终于想到了一个替代方案：将科举包容进系统教育中来。
让科举既不是最高一环，也不是最低一环，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科举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周琅将其打散融入学校教育体系。
目前的学校还无法做到普及教育，这不是颁布一个法令，或者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问题，根本找不到足够的专业人才。真正的学校教育快速扩张，其实也就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大周三年周琅从法国请来科学院，开办了第一家师范学校，然后师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到现在全国各地，至少每个县都有一所新式学校。教材都从直接翻译西方课本，现在已经可以独自编写了。
但是一个县一个学校，显然远远不够，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在1748年以割地赔款的屈辱方式保住了自己的王位之后，就颁布了六年义务教育法，奥地利人从那时候起已经开始进行全面普及教育了，特蕾茜女王说，文明终究会战胜野蛮，她说的野蛮是普鲁士，从奥地利手里野蛮抢走了西里西亚的普鲁士国王腓烈特二世，可惜的是，这个女王眼里的野蛮人也紧随其后，推行普及教育，最后在德意志邦国的竞争中，还是军国主义的普鲁士，战胜了艺术主义的奥地利。
从特蕾茜女王改革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可以说新一代的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在教育水平上，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国家，中国的科举固然先进，可在基础教育上已经落后。
义务教育只能通过高效率、集约化管理的学堂，而不可能依靠私塾、家庭教师这种口传心授式的面对面教育方式，英国的国力都无法做到，更何况工业化水平还很低的中国。
所以周琅决定，将科举这种对读书人具有强烈吸引力的选官模式跟学堂教育结合起来，规定通过院试之后，也就是考中秀才之后，就可以进入官学校进行学习，之后一步步走向官场。靠秀才显然比考举人、考进士容易的多。而且传统科举中，院试也是第一步，这样就保证绝大多数智力水平较高的读书人，都可以被学校教育所覆盖。
这等于是给传统士子一条更便捷的通往官场的渠道，结果推出之后，不但没有引起反对，反而得到了底层读书人的拥戴。但反对者依然有之，这些反对者并不是以科举做官的功利目的为动机而反对的，而是对学校教育的内容始终反对。这是一群儒道的卫道士，这些卫道士的基础很雄厚，从乡间的老夫子到朝廷重臣都有，这是一群思想上的顽固派，很难改变。
为了平息这些人的不满，周琅并没有取消科举中的乡试、会试和殿试等形势。不过从秀才阶段就截流的情况下，乡试、会试和殿试就真的有些沦为形势了。再有官学校为更容易的公务员培训渠道的情况下，基本上很少有人会执着于传统的科举。
即便有，那也是一边在学校学习，应付学校的各种毕业考试，一边继续学习传统儒家理论，应付科举。这些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又能够得到保证，所以周琅也就不在乎继续留下一个形势，加上他承诺过王辅，会保留科举制度，否则他肯定会跟这些卫道士彻底决裂，彻底废除乡试、会试和殿试，这些流于形式的制度。
传统的教育体系已经大大扩张，并且每年还在持续扩大，学校已经不再是培养官员的机构，而是为全民培养人才的机构。专门培养官员的学校依然存在，而且是其中教育质量最高的学校，称之为官学校。
那些考入官学校的学生，称之为官学生。通过容纳科举的院试，大大扩张了官学校入学考试的规模和范围，招生的质量相比过去，甚至大幅度提高了，因为过去的官学校入学考试，由于选材范围小，几乎集中于城市工商业阶层，基本上蒙学识字的读书人都能考进来，现在则涵盖了广大乡村的私塾学生，招生规模扩张了好几倍，学生的素质当然大大提高了。
为此周琅甚至向传统做出了一次妥协，取消了官学校自主招生的权力。
这次妥协带来的影响巨大，因为这让正在日益扩大的学堂教育体系，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周琅的学堂中，之前是不教授四书五经的，以自然科学为主。小学教育以识字和算数为主，根本就没有四书五经的空间。传统私塾教育中，学生要摸到四书五经的程度，得需要经过识字性质的蒙学，把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等读物摸透了，才会开始读四书五经，每每完成这些都已经过了五六年。
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彻底挤占了四书五经的时间，小学熟读这些识字读物，接受了数学教育之后，中学阶段则是历史、地理等学科教育，然后就可以进入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根本就没有留给四书五经的时间。
现在不一样了，学校体系中的学生，如果想要考入官学校，那就必须对四书五经进行学习，至少在作文等领域，能够达到秀才的水平，否则根本考不进官学校。这对这些学生显然又是不公平的，新制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周琅的改革当然不可能倒退，打击高效的学堂教育，保护低效的私塾教育，显然不科学；打击工商业子弟为主的学堂教育，保护农民子弟为主的私塾教育，更不符合周琅一直鼓励工商的观念。
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学生们，至少是那一批立志通过科举改变家族地位的学生，去多读经典。虽然儒家有各种不好，但大多是因为儒家沾染了世俗习气，而不是儒家论理不好，儒家论理根本就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而不是孔子编出来的，在孔子之前，儒家早就存在，只是孔子发扬光大了儒家的学说而已。
思想领域是一个战场，你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不给官员思想中塞满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他们就被会被其他乱七八糟的思想占据，这未必是什么好事。
让儒家跟工商业合流，让儒家跟现代商业论理合流，未必无法实现，后世日本、台湾、新加坡的商业文化被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也不见得不好，而且可能是最适合中国的模式。
如果普通学校里的学生，通过自学、补习等等方式，连秀才水平都达不到的话，这种智力水平也并不合适做官，老老实实学技术，做一个技术人才可能是更好的出路，否则就跟一群老夫子一样，雪染双鬓还苦苦挣扎在科举考试中，也太悲哀了。
将科举包容进学校教育之后，算是对科举这个传统领域中最顽固的核心，也进行了改造，周琅对传统行政体系历时二十多年的改革，算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及诶段，日后的改革还会继续，但大的变动不会了，只会在现有基础上逐步调整，改革的成果也需要时间才能收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至少得一代人的时间，官场才能完成新陈代谢，换上新血液，下一次的改革，就落到了这些新鲜血液的头上，那时候还是不是周琅执政都说不定呢。他何苦操后人的心。
随着大周20年的改革，中国仿佛进入了新时代，工业再次快速增长，而且在危机冲击下大量手工作坊退出生产领域后，工业化生产成为这次扩张的主角。
工业革命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不但在传统的纺织业、丝织业领域，而且开始在更广泛的领域传播开来，这一次的主力，也不再是水力工厂，而开始大规模使用蒸汽动力，蒸汽机的普及，让工业革命进入了新的层次。
中国这样一个巨国，在蒸汽时代开始了工业革命，对全世界造成的冲击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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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科举制度是有千般的不是，但相比这个时代绝大多数国家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科举依然是最公平的。英国人流行的是买官制度，文官如此，武将也如此，鼎鼎大名的威灵顿是一路买官爬上去的，当然他也确实是有真本事。欧洲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开始打破了贵族垄断权力的现象。
科举则由于天下读书人都重视，都关心，从底层读书人到高高在上的皇帝都把科举当成头等大事盯着，所以科举这件事跟后世的高考一样，几乎是腐的封建王朝中唯一公平的事情，尽管总是出现各种科场舞弊现象，但相比整体的官场腐来说，科举制度本身已经是极为干净的。
正是因为这种重视，让周琅这个开国皇帝想动科举，都如同踩了全体文官的尾巴一样。开国皇帝的威望，确实可以做绝大多数事情，只有极个别的事情无法做到，周琅知道朱元璋身上发生的一个故事，朱元璋因为对孟子那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不满，想把孟子从孔庙中挪出去，“罢免孟子配享孔庙”，不让天下读书人祭祀这个亚圣。
大臣们纷纷上奏反对。朱元璋态度强硬，表示谁敢反对就以“大不敬”罪处死。
大部分官员沉默了，但总有人站出来，刑部尚书钱唐坚持要进宫为孟子求情，朱元璋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依然往宫里闯。朱元璋敬佩他是条汉子，最后才免除了罢免孟子这件事。
周琅自认他永远不可能有朱元璋那么蛮横，那么不讲理，而他发现，改革科举这件事，恐怕在读书人的心理上，真的跟罢免孟子是一个级别的，除非有足够的把握，他绝不会在碰科举这个逆鳞。
在答应王辅的时候，周琅终于想到了一个替代方案：将科举包容进系统教育中来。
让科举既不是最高一环，也不是最低一环，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科举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周琅将其打散融入学校教育体系。
目前的学校还无法做到普及教育，这不是颁布一个法令，或者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问题，根本找不到足够的专业人才。真正的学校教育快速扩张，其实也就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大周三年周琅从法国请来科学院，开办了第一家师范学校，然后师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到现在全国各地，至少每个县都有一所新式学校。教材都从直接翻译西方课本，现在已经可以独自编写了。
但是一个县一个学校，显然远远不够，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在1748年以割地赔款的屈辱方式保住了自己的王位之后，就颁布了六年义务教育法，奥地利人从那时候起已经开始进行全面普及教育了，特蕾茜女王说，文明终究会战胜野蛮，她说的野蛮是普鲁士，从奥地利手里野蛮抢走了西里西亚的普鲁士国王腓烈特二世，可惜的是，这个女王眼里的野蛮人也紧随其后，推行普及教育，最后在德意志邦国的竞争中，还是军国主义的普鲁士，战胜了艺术主义的奥地利。
从特蕾茜女王改革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可以说新一代的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在教育水平上，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国家，中国的科举固然先进，可在基础教育上已经落后。
义务教育只能通过高效率、集约化管理的学堂，而不可能依靠私塾、家庭教师这种口传心授式的面对面教育方式，英国的国力都无法做到，更何况工业化水平还很低的中国。
所以周琅决定，将科举这种对读书人具有强烈吸引力的选官模式跟学堂教育结合起来，规定通过院试之后，也就是考中秀才之后，就可以进入官学校进行学习，之后一步步走向官场。靠秀才显然比考举人、考进士容易的多。而且传统科举中，院试也是第一步，这样就保证绝大多数智力水平较高的读书人，都可以被学校教育所覆盖。
这等于是给传统士子一条更便捷的通往官场的渠道，结果推出之后，不但没有引起反对，反而得到了底层读书人的拥戴。但反对者依然有之，这些反对者并不是以科举做官的功利目的为动机而反对的，而是对学校教育的内容始终反对。这是一群儒道的卫道士，这些卫道士的基础很雄厚，从乡间的老夫子到朝廷重臣都有，这是一群思想上的顽固派，很难改变。
为了平息这些人的不满，周琅并没有取消科举中的乡试、会试和殿试等形势。不过从秀才阶段就截流的情况下，乡试、会试和殿试就真的有些沦为形势了。再有官学校为更容易的公务员培训渠道的情况下，基本上很少有人会执着于传统的科举。
即便有，那也是一边在学校学习，应付学校的各种毕业考试，一边继续学习传统儒家理论，应付科举。这些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又能够得到保证，所以周琅也就不在乎继续留下一个形势，加上他承诺过王辅，会保留科举制度，否则他肯定会跟这些卫道士彻底决裂，彻底废除乡试、会试和殿试，这些流于形式的制度。
传统的教育体系已经大大扩张，并且每年还在持续扩大，学校已经不再是培养官员的机构，而是为全民培养人才的机构。专门培养官员的学校依然存在，而且是其中教育质量最高的学校，称之为官学校。
那些考入官学校的学生，称之为官学生。通过容纳科举的院试，大大扩张了官学校入学考试的规模和范围，招生的质量相比过去，甚至大幅度提高了，因为过去的官学校入学考试，由于选材范围小，几乎集中于城市工商业阶层，基本上蒙学识字的读书人都能考进来，现在则涵盖了广大乡村的私塾学生，招生规模扩张了好几倍，学生的素质当然大大提高了。
为此周琅甚至向传统做出了一次妥协，取消了官学校自主招生的权力。
这次妥协带来的影响巨大，因为这让正在日益扩大的学堂教育体系，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周琅的学堂中，之前是不教授四书五经的，以自然科学为主。小学教育以识字和算数为主，根本就没有四书五经的空间。传统私塾教育中，学生要摸到四书五经的程度，得需要经过识字性质的蒙学，把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等读物摸透了，才会开始读四书五经，每每完成这些都已经过了五六年。
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彻底挤占了四书五经的时间，小学熟读这些识字读物，接受了数学教育之后，中学阶段则是历史、地理等学科教育，然后就可以进入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根本就没有留给四书五经的时间。
现在不一样了，学校体系中的学生，如果想要考入官学校，那就必须对四书五经进行学习，至少在作文等领域，能够达到秀才的水平，否则根本考不进官学校。这对这些学生显然又是不公平的，新制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周琅的改革当然不可能倒退，打击高效的学堂教育，保护低效的私塾教育，显然不科学；打击工商业子弟为主的学堂教育，保护农民子弟为主的私塾教育，更不符合周琅一直鼓励工商的观念。
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学生们，至少是那一批立志通过科举改变家族地位的学生，去多读经典。虽然儒家有各种不好，但大多是因为儒家沾染了世俗习气，而不是儒家论理不好，儒家论理根本就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而不是孔子编出来的，在孔子之前，儒家早就存在，只是孔子发扬光大了儒家的学说而已。
思想领域是一个战场，你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不给官员思想中塞满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他们就被会被其他乱七八糟的思想占据，这未必是什么好事。
让儒家跟工商业合流，让儒家跟现代商业论理合流，未必无法实现，后世日本、台湾、新加坡的商业文化被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也不见得不好，而且可能是最适合中国的模式。
如果普通学校里的学生，通过自学、补习等等方式，连秀才水平都达不到的话，这种智力水平也并不合适做官，老老实实学技术，做一个技术人才可能是更好的出路，否则就跟一群老夫子一样，雪染双鬓还苦苦挣扎在科举考试中，也太悲哀了。
将科举包容进学校教育之后，算是对科举这个传统领域中最顽固的核心，也进行了改造，周琅对传统行政体系历时二十多年的改革，算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及诶段，日后的改革还会继续，但大的变动不会了，只会在现有基础上逐步调整，改革的成果也需要时间才能收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至少得一代人的时间，官场才能完成新陈代谢，换上新血液，下一次的改革，就落到了这些新鲜血液的头上，那时候还是不是周琅执政都说不定呢。他何苦操后人的心。
随着大周20年的改革，中国仿佛进入了新时代，工业再次快速增长，而且在危机冲击下大量手工作坊退出生产领域后，工业化生产成为这次扩张的主角。
工业革命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不但在传统的纺织业、丝织业领域，而且开始在更广泛的领域传播开来，这一次的主力，也不再是水力工厂，而开始大规模使用蒸汽动力，蒸汽机的普及，让工业革命进入了新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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