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五十节 另立政府
斯佩兰斯基懂英语，这解决了他跟周琅之间直接沟通的问题。
在斯佩兰斯基来到中国之前，他的资料周琅就已经得到了，没想到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人。被称作以智慧、工作能力及杰出的管理才能，让他成为俄国事实上的首相。
之所以加个“事实上”，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宰相，而是以顾问的身份为沙皇服务，通过沙皇实现他的主张，因此并不是直接掌握权力的权臣。
也因为如此，周琅才一直没有掌握这个人的情报，不是中国情报机构太过落后，而是因为跟俄国之间的沟通障碍，根本不可能让情报机构关注到一个沙皇的顾问身上，因为沙皇的各种顾问实在是太多了。
在彼尔姆释放了流放中的斯佩兰斯基之后，周琅才得到他的情报。他是一个来自贫苦的乡村教士家庭，这种身份，让他不是大贵族，但依然可以拥有农奴。因为俄国的农奴制太普遍了，许多阶层都可以拥有农奴。国家有国家农奴，贵族有地主农奴，宫廷有宫廷农奴，教会还有教会农奴，只要你是一个自由的身份，你就可以买卖农奴。甚至有些农奴自己都有农奴，只是不受法律保护而已。
斯佩兰斯基的出身，让他不至于像贵族那样考虑问题，让他更贴近农奴，同时他的出身也让他可以受到良好教育，各种机缘让他的世界观跟欧洲正在发生的资产阶级精英的世界观保持一致，认为西方就是先进，这种思想在俄国有广泛的市场。
所以亚历山大沙皇十年前就开始严查欧洲书籍流入俄国，刑罚十分严重，偷运某些书籍可以直接处死。
从斯佩兰斯基的教育背景，周琅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他在圣彼得堡神学院完成的教育，在这里他成为了数学和物理学讲师。能在大学留下当讲师的，往往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但并没有在西方的大学受教育，很难解释他的世界观的演变。
然后因为他的才能和素质使得他受到了政府的注意，被库拉金亲王招为秘书。不久后斯佩兰斯基就成为最有才能的帝国官员。这些说明此人确实在行政上很有天赋，通过结交权贵进入政治活动中来，这对一个牧师家庭出身，又在大学任教的知识精英来说并不难，文艺复兴之后，结交学者就成了欧洲贵族自我标榜的一种方式。
可进入政治圈子，跟展现出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能说斯佩兰斯基是真的有才能。
斯佩兰斯基的命运是从1808年之后开始改变，这年亚历山大一世带着斯佩兰斯基一起参加爱尔福特会议，并派他与法皇拿破仑一世进行直接会谈。传说拿破仑盛赞斯佩兰斯基是俄国唯一头脑精明的人，其实这是一句骂人的话，拿破仑也称赞说叶卡捷琳娜大帝是俄国唯一的明白人，实际上就是在讽刺俄国没有头脑清醒的人。
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坚决要求下，斯佩兰斯基受遣与拿破仑进行多次关于俄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讨论。
不知道是不是从这时候，斯佩兰斯基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理念，试图在俄国推广基于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治制度。他设想建立一个以一系列杜马为基础的宪政系统，乡或镇立法会议（杜马）选举县立法会议议员，县立法会议议员选举出省立法会议议员，后者则选举出帝国立法会议（国家杜马）或国民议会的成员。
作为居中平衡皇帝的权力以及杜马的权力，斯佩兰斯基还计划设立国务会议。该机构在形式上模仿拿破仑法国的****会，斯佩兰斯基在该机构中担任国务秘书。这个由专家组成的机构的成员由皇帝任命，协助皇帝开展立法工作，但无权限制专制政府的原则。
大革命后的法国，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竞相模仿的改革对象，从这一点上来看，上层不是没有改革的意愿，只是他们需要权衡，真正认为上层因为个人利益而阻挠改革这种说法，实在是太底层了。
所以沙皇也想从法国学到一些先进的东西，毕竟这时候的法国实在是太强盛了，于是结束跟拿破仑的会面，跟法国签订了一些条约之后。沙皇在1808年年底，授权斯佩兰斯基拟定一些改革的文件，包括《1809年国法概论》、《1809年国家法典草案》。
斯佩兰斯基希望又国家杜马、国王、参政院，这三个权力机构平衡国家权力系统，打造类似法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尽管这些改革限制了沙皇的权力，可沙皇并没有因此而打击斯佩兰斯基，真正让他倒台的，是他得罪了太多的贵族，而他被贵族们抓住了把柄。
斯佩兰斯基希望改变俄国贵族把持权力的现状，让真正有才能的人管理国家。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宫廷贵族都有官衔，而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提升。这些贵族们大多数都游手好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得悠闲自在。御史提出有宫廷封号、头衔的贵族都应该有自己实际的工作岗位，而不是尸位素餐，单是有个官衔什么都不干。
他的改革为贵族的晋升设置了障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也就自然会遭到反对。斯佩兰斯基还建议，所有的官衔都需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能胜任。这让贵族们想保住原先的地位，就需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这种生活状态的突然转变让贵族们无法接受。
斯佩兰斯基在1809年开始进行宏伟的改革，1810年10月成立国务会议，但仅此而已，大多数改革没有落到实处，还得罪了太多的人；沙皇出于大局考虑，同意斯佩兰斯基的《自由农民法》被列入宪法，并在波兰和芬兰试行。而俄国本土涉及面太广，暂时不执行。
尽管大多数被贵族反对的措施实际上没有施行，可贵族们普遍怨恨斯佩兰斯基，把他视作法国人的走狗，这在俄国跟法国结盟状态下，还没有什么，可是当拿破仑侵入俄国之后，斯佩兰斯基就倒霉了。
贵族们将他包装成间谍，污蔑他偷偷阅览宫廷机密文件，是要给拿破仑传递消息云云。
沙皇亚历山大未必不知道这是污蔑，可他还是流放了斯佩兰斯基，就好像汉文帝明明知道晁错是一个忠臣，康熙明知道苏克萨哈是一个忠臣，可最后都杀了晁错和苏克萨哈，这是肮脏的政治，沙皇必须平息大多数贵族的怒火，以免他们站在拿破仑一边。
于是斯佩兰斯基被流放了。
而这个人历史上最大的成就，其实是编制了《全俄罗斯法典》，沙皇也是以编制法典的名义，把他从流放地放回来的。
可是这样一个人，能够被周琅利用吗？
周琅对此都不报信心，但他决定亲自敢斯佩兰斯基谈一谈。
此人是在三个月后来到南京的，一路上走最快的军事通道，一路放行。
俩人交谈了很长时间，从世界历史到欧洲文化，可以看得出此人十分博学，尤其擅长法律。似乎改革者都出自法家，中国如是，西方也如是。
“我本人对您的学识十分敬佩。对您的际遇感到惋惜。为什么您不试着施行一下您的那些想法呢？”
周琅最后看着他诱惑道。
斯佩兰斯基的神色动了动，然后摇了摇头。
“俄国必须是在沙皇的领导下进行合理的变革！”
他坚持说道。
才能到了这种程度的人，很多事情都不用直接点破，他很容易就能猜到周琅想要什么。
周琅摇头叹道：“可能您理解错了。我也是一个一直在进行变革的人。知道变革中的难度，一来对您的遭遇感到惋惜和不平，二来我也想在俄国做一个试验。看看三权分立的原则是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而且您不觉得俄国实在是太落后了吗，难道你们要一直这样下去？”
斯佩兰斯基还是不动声色。
周琅继续道：“农奴制这种古老的制度，也并没有什么罪恶，只是他实在是到了该革除的时候。中国两千年前就已经没有了奴隶制，欧洲也在废除农奴制，只有俄国还在固守这一套。恐怕用不了多少年，俄国就将被世界文明所淘汰。”
斯佩兰斯基不悦道：“您说的是奴隶制不等同于农奴制。农奴不是奴隶，农奴只是在法律上被封建义务束缚住了。”
周琅笑道：“奴隶也是法律上的身份，生物学上，大家都是人类。我不是跟您争论学术问题，我是想跟您讨论一下社会问题。我国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农奴制，可我们的农民也被束缚在土地上，被宗族观念，亲情以及城市的风险压在土地上不敢动弹。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人并不是被法律或者制度所束缚，而是被自己的心束缚了。所以我对您的改革有些不一样的理解，或许您从一开始就错了。”
斯佩兰斯基想了想道：“您用哲学层面的道理来解释政治是不正确的。欧洲已经向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他们证明从法律上废除农奴制是可行的。”
法学家总是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可惜建立法治文化很难，没有法治文化，所有人都对法律不尊重的话，通过法律改革就无从谈起。
周琅鼓励道：“也许您说的对。您的想法真的值得一试。我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另外我不是想借助您来统治俄国。我国跟贵国的战争迟早会结束，俄国的还是俄国的，我国的还是我国的。你愿意试一试吗？在我军控制区建立一个按您的方式运转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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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佩兰斯基来到中国之前，他的资料周琅就已经得到了，没想到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人。被称作以智慧、工作能力及杰出的管理才能，让他成为俄国事实上的首相。
之所以加个“事实上”，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宰相，而是以顾问的身份为沙皇服务，通过沙皇实现他的主张，因此并不是直接掌握权力的权臣。
也因为如此，周琅才一直没有掌握这个人的情报，不是中国情报机构太过落后，而是因为跟俄国之间的沟通障碍，根本不可能让情报机构关注到一个沙皇的顾问身上，因为沙皇的各种顾问实在是太多了。
在彼尔姆释放了流放中的斯佩兰斯基之后，周琅才得到他的情报。他是一个来自贫苦的乡村教士家庭，这种身份，让他不是大贵族，但依然可以拥有农奴。因为俄国的农奴制太普遍了，许多阶层都可以拥有农奴。国家有国家农奴，贵族有地主农奴，宫廷有宫廷农奴，教会还有教会农奴，只要你是一个自由的身份，你就可以买卖农奴。甚至有些农奴自己都有农奴，只是不受法律保护而已。
斯佩兰斯基的出身，让他不至于像贵族那样考虑问题，让他更贴近农奴，同时他的出身也让他可以受到良好教育，各种机缘让他的世界观跟欧洲正在发生的资产阶级精英的世界观保持一致，认为西方就是先进，这种思想在俄国有广泛的市场。
所以亚历山大沙皇十年前就开始严查欧洲书籍流入俄国，刑罚十分严重，偷运某些书籍可以直接处死。
从斯佩兰斯基的教育背景，周琅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他在圣彼得堡神学院完成的教育，在这里他成为了数学和物理学讲师。能在大学留下当讲师的，往往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但并没有在西方的大学受教育，很难解释他的世界观的演变。
然后因为他的才能和素质使得他受到了政府的注意，被库拉金亲王招为秘书。不久后斯佩兰斯基就成为最有才能的帝国官员。这些说明此人确实在行政上很有天赋，通过结交权贵进入政治活动中来，这对一个牧师家庭出身，又在大学任教的知识精英来说并不难，文艺复兴之后，结交学者就成了欧洲贵族自我标榜的一种方式。
可进入政治圈子，跟展现出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能说斯佩兰斯基是真的有才能。
斯佩兰斯基的命运是从1808年之后开始改变，这年亚历山大一世带着斯佩兰斯基一起参加爱尔福特会议，并派他与法皇拿破仑一世进行直接会谈。传说拿破仑盛赞斯佩兰斯基是俄国唯一头脑精明的人，其实这是一句骂人的话，拿破仑也称赞说叶卡捷琳娜大帝是俄国唯一的明白人，实际上就是在讽刺俄国没有头脑清醒的人。
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坚决要求下，斯佩兰斯基受遣与拿破仑进行多次关于俄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讨论。
不知道是不是从这时候，斯佩兰斯基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理念，试图在俄国推广基于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治制度。他设想建立一个以一系列杜马为基础的宪政系统，乡或镇立法会议（杜马）选举县立法会议议员，县立法会议议员选举出省立法会议议员，后者则选举出帝国立法会议（国家杜马）或国民议会的成员。
作为居中平衡皇帝的权力以及杜马的权力，斯佩兰斯基还计划设立国务会议。该机构在形式上模仿拿破仑法国的****会，斯佩兰斯基在该机构中担任国务秘书。这个由专家组成的机构的成员由皇帝任命，协助皇帝开展立法工作，但无权限制专制政府的原则。
大革命后的法国，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竞相模仿的改革对象，从这一点上来看，上层不是没有改革的意愿，只是他们需要权衡，真正认为上层因为个人利益而阻挠改革这种说法，实在是太底层了。
所以沙皇也想从法国学到一些先进的东西，毕竟这时候的法国实在是太强盛了，于是结束跟拿破仑的会面，跟法国签订了一些条约之后。沙皇在1808年年底，授权斯佩兰斯基拟定一些改革的文件，包括《1809年国法概论》、《1809年国家法典草案》。
斯佩兰斯基希望又国家杜马、国王、参政院，这三个权力机构平衡国家权力系统，打造类似法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尽管这些改革限制了沙皇的权力，可沙皇并没有因此而打击斯佩兰斯基，真正让他倒台的，是他得罪了太多的贵族，而他被贵族们抓住了把柄。
斯佩兰斯基希望改变俄国贵族把持权力的现状，让真正有才能的人管理国家。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宫廷贵族都有官衔，而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提升。这些贵族们大多数都游手好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得悠闲自在。御史提出有宫廷封号、头衔的贵族都应该有自己实际的工作岗位，而不是尸位素餐，单是有个官衔什么都不干。
他的改革为贵族的晋升设置了障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也就自然会遭到反对。斯佩兰斯基还建议，所有的官衔都需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能胜任。这让贵族们想保住原先的地位，就需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这种生活状态的突然转变让贵族们无法接受。
斯佩兰斯基在1809年开始进行宏伟的改革，1810年10月成立国务会议，但仅此而已，大多数改革没有落到实处，还得罪了太多的人；沙皇出于大局考虑，同意斯佩兰斯基的《自由农民法》被列入宪法，并在波兰和芬兰试行。而俄国本土涉及面太广，暂时不执行。
尽管大多数被贵族反对的措施实际上没有施行，可贵族们普遍怨恨斯佩兰斯基，把他视作法国人的走狗，这在俄国跟法国结盟状态下，还没有什么，可是当拿破仑侵入俄国之后，斯佩兰斯基就倒霉了。
贵族们将他包装成间谍，污蔑他偷偷阅览宫廷机密文件，是要给拿破仑传递消息云云。
沙皇亚历山大未必不知道这是污蔑，可他还是流放了斯佩兰斯基，就好像汉文帝明明知道晁错是一个忠臣，康熙明知道苏克萨哈是一个忠臣，可最后都杀了晁错和苏克萨哈，这是肮脏的政治，沙皇必须平息大多数贵族的怒火，以免他们站在拿破仑一边。
于是斯佩兰斯基被流放了。
而这个人历史上最大的成就，其实是编制了《全俄罗斯法典》，沙皇也是以编制法典的名义，把他从流放地放回来的。
可是这样一个人，能够被周琅利用吗？
周琅对此都不报信心，但他决定亲自敢斯佩兰斯基谈一谈。
此人是在三个月后来到南京的，一路上走最快的军事通道，一路放行。
俩人交谈了很长时间，从世界历史到欧洲文化，可以看得出此人十分博学，尤其擅长法律。似乎改革者都出自法家，中国如是，西方也如是。
“我本人对您的学识十分敬佩。对您的际遇感到惋惜。为什么您不试着施行一下您的那些想法呢？”
周琅最后看着他诱惑道。
斯佩兰斯基的神色动了动，然后摇了摇头。
“俄国必须是在沙皇的领导下进行合理的变革！”
他坚持说道。
才能到了这种程度的人，很多事情都不用直接点破，他很容易就能猜到周琅想要什么。
周琅摇头叹道：“可能您理解错了。我也是一个一直在进行变革的人。知道变革中的难度，一来对您的遭遇感到惋惜和不平，二来我也想在俄国做一个试验。看看三权分立的原则是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而且您不觉得俄国实在是太落后了吗，难道你们要一直这样下去？”
斯佩兰斯基还是不动声色。
周琅继续道：“农奴制这种古老的制度，也并没有什么罪恶，只是他实在是到了该革除的时候。中国两千年前就已经没有了奴隶制，欧洲也在废除农奴制，只有俄国还在固守这一套。恐怕用不了多少年，俄国就将被世界文明所淘汰。”
斯佩兰斯基不悦道：“您说的是奴隶制不等同于农奴制。农奴不是奴隶，农奴只是在法律上被封建义务束缚住了。”
周琅笑道：“奴隶也是法律上的身份，生物学上，大家都是人类。我不是跟您争论学术问题，我是想跟您讨论一下社会问题。我国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农奴制，可我们的农民也被束缚在土地上，被宗族观念，亲情以及城市的风险压在土地上不敢动弹。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人并不是被法律或者制度所束缚，而是被自己的心束缚了。所以我对您的改革有些不一样的理解，或许您从一开始就错了。”
斯佩兰斯基想了想道：“您用哲学层面的道理来解释政治是不正确的。欧洲已经向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他们证明从法律上废除农奴制是可行的。”
法学家总是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可惜建立法治文化很难，没有法治文化，所有人都对法律不尊重的话，通过法律改革就无从谈起。
周琅鼓励道：“也许您说的对。您的想法真的值得一试。我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另外我不是想借助您来统治俄国。我国跟贵国的战争迟早会结束，俄国的还是俄国的，我国的还是我国的。你愿意试一试吗？在我军控制区建立一个按您的方式运转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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