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课 那里没有路标
余秋雨：
童年歌声终于变成了悲壮合唱，文化记忆终于变成了集体自尊。一九二八年，也就是王国维死后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下设历史语言所，重要任务就是考察殷墟，像李济、梁思永等具有国际视野的考古学家也都参与到殷墟考古中来。殷墟和甲骨文的研究，就从血泪斑斑的祭奠阶段解放出来了。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大规模挖掘十五次。一九三六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终于挖掘出了甲骨坑YH127号。这可能是古人类文化史上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皇家档案库。
这个档案库当然必须装火车，运到当时的首都南京。运送的那一天似乎发生了一点情况，我看到过一篇资料，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
正当甲骨坑YH127号整个用吊车打包，要运到安阳火车站的时候，殷墟边上的洹河突然升起了一股白气，白气升到天上以后变成白云，白云变成乌云，这个乌云就随着这个运输的车，一直到安阳火车站。接着下起倾盆大雨，这个大雨，就落在木箱子上。
如果这个记述是真的，诸位听下来有什么感觉？
金子：
我觉得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古老文明咒语的一个印证。就像法老的陵墓，任何打扰他安宁的人都可能会遭到厄运。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方式去保持它的神秘感，因为神秘，所以伟大。
王安安：
我个人并不是非常喜欢这种神秘主义的比附。一个乌云就是什么冥冥之中的某种天意，我觉得这样说不太可信。但是这又提醒我们，应该对历史和传统保持一种敬畏。尤其是面对文化传承之根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
余秋雨：
当然，不能让文化变成巫术。但是有一点不必讳避，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王懿荣之死、刘鹗之死、王国维之死、白气直至瓢泼大雨一直随YH127号甲骨坑跟到火车站的这一系列情景，都让我们从平庸的文化现实生活中超拔出来。只有这种超拔，才能使我们面对真正的伟大。我们平日的文化态度可能过于自以为是了，其实我们真正懂得的有多少呢？
前面我们谈到过，在一八九九年，几乎是在甲骨文被发现的同时，敦煌藏经洞也被发现了。其中大量的文物都被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带到西方去了，被很好地保存。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这些文物，是让西方考古学家带走好，还是应该让它们留在兵荒马乱的国内？
从今天看来，更大的问题是：这既然是中华文化在濒临灭绝的当口神秘出现的早期记忆，我们能让这种记忆的佐证快速离开本土吗？离开了，会让悲哀的大地增添一份悲哀；不离开，很可能就地毁坏，让遥远的祖先也对这片土地完全断念。
这里边其实还埋藏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离开了，有可能使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变成全人类的记忆，这对这个民族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增加尊严，还是更被嘲谑？
中华文化的荣辱存废又一次遭遇了十字路口，但在那里并没有路标。
我希望大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王牧笛：
我觉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民族的视角。文化可能是无疆界的，但是民族却是有界可循。我会选择让这些文物留下来。我相信当时中国学人的学术能力，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些东西，如果说这些文物能够留在他们的身边，凭借天然的语言优势和文化敏感，我想他们会做得更好。
诸丛瑜：
我想如果所有这些文物都被运到了国外，它们可能会被很好地保藏和研究，但那似乎只是一些飘零在世界各地的符号，难以改变这个民族文化记忆的消散。
王安安：
我的观点和两位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文物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当时兵荒马乱，容不下一方宁静的庭院组织大规模的研究，这些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沦为高官的私藏，最后就不知所归，这样的话，不如拉到国外得到很好的保护。
王牧笛：
我觉得从十九世纪末走出来的这批中国传统文人，他们有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同时也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学有足够的了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破读敦煌文化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必须将这些文化人组织起来，并且要能够确保这些历史遗存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就需要国家的介入。其实当时的北洋**和国民**都是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的，如果这些文物留在国内，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破读。
王安安：
文化人有这样的自觉，但是中国广大的民众未必有这样的自觉。
王秋实：
我一直坚持历史不可以假设。我们所面临的境地永远都是非常复杂的，永远都不是选A或者是选B这样简单的选择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像刚才牧笛师兄说到的，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国家的视角，我们希望文化学者可以以文化的视角来把这些文物当作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来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地时，我们也不得不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保有我们自己和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这两种维度。
余秋雨：
这个问题，今后还会争论，永远不会有结论。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最深刻的悲剧发生在两个各有充分理由的片面之间，两个片面谁也不能完全说服对方。我们刚才讨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今后我们北大学生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陷于一边，而应该同时体察对方，然后作出更高一层的选择。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许多重大事件都无能为力，但却选择了自己的行为投向。即使不能全部守护，也要作出最佳解读——这就是他们低哑而又坚定的心声。请大家想一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外侮内乱并发，而我们这些文化前辈却不为所动，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识着甲骨文。乍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一个民族的童年歌声终于被唤醒，这其实也是一种集体生命力的被唤醒。
文化的责任，文化人的使命，就在这里。文化的力量，文化人的尊严，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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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歌声终于变成了悲壮合唱，文化记忆终于变成了集体自尊。一九二八年，也就是王国维死后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下设历史语言所，重要任务就是考察殷墟，像李济、梁思永等具有国际视野的考古学家也都参与到殷墟考古中来。殷墟和甲骨文的研究，就从血泪斑斑的祭奠阶段解放出来了。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大规模挖掘十五次。一九三六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终于挖掘出了甲骨坑YH127号。这可能是古人类文化史上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皇家档案库。
这个档案库当然必须装火车，运到当时的首都南京。运送的那一天似乎发生了一点情况，我看到过一篇资料，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
正当甲骨坑YH127号整个用吊车打包，要运到安阳火车站的时候，殷墟边上的洹河突然升起了一股白气，白气升到天上以后变成白云，白云变成乌云，这个乌云就随着这个运输的车，一直到安阳火车站。接着下起倾盆大雨，这个大雨，就落在木箱子上。
如果这个记述是真的，诸位听下来有什么感觉？
金子：
我觉得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古老文明咒语的一个印证。就像法老的陵墓，任何打扰他安宁的人都可能会遭到厄运。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方式去保持它的神秘感，因为神秘，所以伟大。
王安安：
我个人并不是非常喜欢这种神秘主义的比附。一个乌云就是什么冥冥之中的某种天意，我觉得这样说不太可信。但是这又提醒我们，应该对历史和传统保持一种敬畏。尤其是面对文化传承之根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
余秋雨：
当然，不能让文化变成巫术。但是有一点不必讳避，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王懿荣之死、刘鹗之死、王国维之死、白气直至瓢泼大雨一直随YH127号甲骨坑跟到火车站的这一系列情景，都让我们从平庸的文化现实生活中超拔出来。只有这种超拔，才能使我们面对真正的伟大。我们平日的文化态度可能过于自以为是了，其实我们真正懂得的有多少呢？
前面我们谈到过，在一八九九年，几乎是在甲骨文被发现的同时，敦煌藏经洞也被发现了。其中大量的文物都被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带到西方去了，被很好地保存。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这些文物，是让西方考古学家带走好，还是应该让它们留在兵荒马乱的国内？
从今天看来，更大的问题是：这既然是中华文化在濒临灭绝的当口神秘出现的早期记忆，我们能让这种记忆的佐证快速离开本土吗？离开了，会让悲哀的大地增添一份悲哀；不离开，很可能就地毁坏，让遥远的祖先也对这片土地完全断念。
这里边其实还埋藏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离开了，有可能使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变成全人类的记忆，这对这个民族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增加尊严，还是更被嘲谑？
中华文化的荣辱存废又一次遭遇了十字路口，但在那里并没有路标。
我希望大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王牧笛：
我觉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民族的视角。文化可能是无疆界的，但是民族却是有界可循。我会选择让这些文物留下来。我相信当时中国学人的学术能力，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些东西，如果说这些文物能够留在他们的身边，凭借天然的语言优势和文化敏感，我想他们会做得更好。
诸丛瑜：
我想如果所有这些文物都被运到了国外，它们可能会被很好地保藏和研究，但那似乎只是一些飘零在世界各地的符号，难以改变这个民族文化记忆的消散。
王安安：
我的观点和两位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文物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当时兵荒马乱，容不下一方宁静的庭院组织大规模的研究，这些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沦为高官的私藏，最后就不知所归，这样的话，不如拉到国外得到很好的保护。
王牧笛：
我觉得从十九世纪末走出来的这批中国传统文人，他们有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同时也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学有足够的了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破读敦煌文化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必须将这些文化人组织起来，并且要能够确保这些历史遗存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就需要国家的介入。其实当时的北洋**和国民**都是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的，如果这些文物留在国内，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破读。
王安安：
文化人有这样的自觉，但是中国广大的民众未必有这样的自觉。
王秋实：
我一直坚持历史不可以假设。我们所面临的境地永远都是非常复杂的，永远都不是选A或者是选B这样简单的选择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像刚才牧笛师兄说到的，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国家的视角，我们希望文化学者可以以文化的视角来把这些文物当作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来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地时，我们也不得不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保有我们自己和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这两种维度。
余秋雨：
这个问题，今后还会争论，永远不会有结论。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最深刻的悲剧发生在两个各有充分理由的片面之间，两个片面谁也不能完全说服对方。我们刚才讨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今后我们北大学生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陷于一边，而应该同时体察对方，然后作出更高一层的选择。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许多重大事件都无能为力，但却选择了自己的行为投向。即使不能全部守护，也要作出最佳解读——这就是他们低哑而又坚定的心声。请大家想一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外侮内乱并发，而我们这些文化前辈却不为所动，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识着甲骨文。乍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一个民族的童年歌声终于被唤醒，这其实也是一种集体生命力的被唤醒。
文化的责任，文化人的使命，就在这里。文化的力量，文化人的尊严，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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