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精神价值
问：
这三个可疑的“精神价值”，其实也正是您一再警惕过的“文化伪坐标”，概括得令人震撼。它们眼下还在流行，而且势必流行下去。那么，能不能稍稍花点时间，展开讲述一下？
答：
可以。
问：
先说说民间的那个“文化伪坐标”——成功，好吗？
答：
好。“成功”的正常含义，是完成了一件让大家高兴的好事，但现在民间追求的“成功”，却把大家当作了对手，争夺只属于自己的利益。下一代刚刚懂事，就从家长、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伪坐标。很多家长直到今天还咬牙坚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奇怪志向，拉拽着自己幼小孩子的手开始了争取“成功”的险恶长途。但“成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可以原谅的是，中国在兵荒马乱中苦了几百年，多数家长没有领略过那个名之为“成功”的高地，因此要像驱赶小羊那样把自己可怜的孩子赶上那些崎岖的山道。他们不知道，那个山间高地上寒风凛冽、风沙扑面，又处处容易失足。
很多家长把孩子的学历当作“成功”的标志。那么，你们这些北大学生也就成了他们的楷模。不知道你们当时考上北大，家乡有没有敲锣打鼓？其实最好不要敲了，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讲课时结识不少已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也都在为寻找合适的职业而苦恼，并没有得意洋洋的神色。山外有山，越走越累，哪一步算是“成功”？
“成功”这个伪坐标的最大祸害，是把人生看成“输赢战场”，并把“打败他人”当作求胜的唯一通道。因此，他们经过的地方，迟早会变成损人利己的精神荒路。
问：
请再说说官方的那个“文化伪坐标”——民意，老师方便吗？
答：
对我来说，什么都方便。
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看，官方关注民意当然是好事。但是从宏观文化学的角度看，如果“民意”成了一种当代图腾，是危险的伪坐标。
“民意”如何取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即使取得的方式比较科学，“民意”也三天一变，流荡不定。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一旦陷入号称“民意”的“群众广场”中，也都失去了证据分析、专业裁断、理性判别、辨伪鉴识的能力，因此只能在众声喧哗中“从众”，在群情激昂中“随群”。也就是说，这种“民意”中的我们，早已不是真正的我们。
在当代，这种“民意”一旦发酵于传媒网络，看似接近真相，实质早已成为另一个事端。传媒与口水构成一种“互哺互慰”的恶性循环，在山呼海啸中极易构成灾难。
我经历过的“**”灾难，一开始由“上意”发动，很快完全失控，任由“民意”驱动，处处都是“革命群众”（亦即当时的“弱势群体”）组成的“民间法庭”，九州大地血迹斑斑。“**”结束后，我曾多方寻找害死我亲人、关押我父亲的恶人，但最后的回答都是一样：革命群众。
现在不少官员把很多非理性、无统计的所谓“民意”当作精神价值，我认为，一是无奈，二是作秀。北大学子，必须警惕。
问：
我喜欢老师的痛快淋漓，而不喜欢文化学术界惯常出现的那种左右逢源、貌似全面的废话。现在想请您再说说学界祭拜的那个“文化伪坐标”——国学，这对老师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吧？
答：
“国学”，如果说成是“中国学”“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经典”等，就很正常了。但现在，执意要把一种学问抬升到可以与“国旗”“国歌”相提并论的政治高度，就产生了很多问题。至少，会对国内同类文化不公平，会与国外同类文化不相融。
举一个小例子就明白了。如果说京剧是“中国戏剧”，谁也不会反对；但是，如果把它说成“国剧”，就套上了“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金项圈。这样一来，该怎么处置比它更经典、更悠久的昆剧？怎么处置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的元杂剧？
而且，现在京剧也遇到了重大生存危机。如果封成了“国剧”，还有谁敢动它？还有谁敢改革？
“国学”的范围当然比“国剧”大得多，但由于同样在追求一种“国家主义”的文化权威，也就有了“排他性”，会产生一系列逻辑矛盾。
问：
我很赞成老师的观点，“国学”这种提法的毛病，是试图通过“国家主义”来推行“排他性”。不仅“国剧”，现在争来争去的所谓“国酒”“国饮”“国服”，也都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推行“排他性”。其实，只要有了“排他性”，反而会把自己做小，对吗？
答：
你说得很对。大海如果“排他”，就成不了大海。中华文化是一个大海，是百川汇流的结果，包括很多国界之外的河川。
“国学”这个概念首先会遇到一个尴尬的矛盾：佛教算不算“国学”？如果不算，有点难办，因为那是中国两千年来最普及的宗教信仰，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经络血脉之内，连很多第一流的中国文化人都是佛教信徒，肯定已成为“国之重学”，这要不算，说不过去吧？但是如果算成了“国学”，那也麻烦，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印度文化啊，虽然也曾局部地中国化，但至今中国运用的佛教经典，很多重要的专用名词还是梵文的音译，我们总不好意思说它是“国学”吧？
你看，一说“国学”，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就出来了。
问：
只要有“自封为王”的“排他心理”，这样的漏洞一定会层出不穷。即使在国内的各种文化中，谁是“国学”，谁不是“国学”，迟早也会引发争斗吧？
答：
你的判断很正确。现在所说的“国学”，实际范围不大，好像主要是指儒家文化，加一点道家文化和民俗文化。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字实在非同小可，地域广阔，气吞万汇，其间的文化更是森罗百态，藏龙卧虎。有不少地处边缘的文化曾经强劲地推动过中华文化的重构和新生，例如突厥文化、鲜卑文化、契丹文化、西域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等，都非常重要。没有它们，中国之“国”就要退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小“国”去了。那么，这些文化算不算“国学”？我猜，现在的“国学达人”一定会说，“算，迟早会算”。但是，“迟早”到什么时候？我看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丝一毫把它们“算”进去的痕迹或意图？如果不想“算”，那么对不起了，也不应该称作“国学”，因为你们既然要借着这个国字来获取“国家主义”的政治权威，那就不能不承担与它相关的政治义务和政治责任。
问：
他们也曾辩解说，二十世纪前期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提过“国学”，这该怎么解释？
答：
那个时候列强频频进犯，国运危在旦夕，提“国学”，是一种“在最后时刻自报家门”的凄楚之声，丝毫不存在借取“国家主义”来实行“排他主义”的嫌疑。最早章太炎他们成立“国学振起社”，时间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之间，地点是在日本东京，时间和地点的针对性不言而喻。后来，以美国所退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大学，也成立过国学研究机构。但是，无论是章太炎，还是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他们都知道，学术无界，文化无墙，永远不能画地为牢。他们几位本身的文化结构，更是宏观全球，博采寰宇，融会贯通，不设边防。
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那时候，新时代的学术研究刚刚起步，连他们这些学者，也还没有理清楚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章太炎还认为来自巴比伦呢。因此，他们是面对一大串问号进入的，想为中国文化找出一条依稀线索。这与今天高谈阔论的“国学”，完全是两个面貌。
问：
近年来的“国学热”，我们北大基本上没有参与，还算不错吧？但我们远远看去，事情好像越做越过分了。而且因为裹挟着“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等因素，让人很难劝解。秋雨老师，您劝过他们吗？
答：
劝过。有一位企业家曾经兴奋地告诉我，他与几个朋友在郊区开办了一个“国学堂”，招收不少小学生天天诵读国学经典，连行为举止、生活礼节都要仿效古人。我便忍不住询问：“这些孩子毕业之后，会到哪里工作？”
那位企业家一愣，但很快就充满信心地说：“文化学术界的很多专家都向我担保，今天的社会太需要这些年轻的国学人才，而且越来越需要。”
我说：“对不起，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到古籍出版社当校对。但我早就打听过了，那里已经满员，没有名额。”
这就是我的劝说。
问：
但是还有很多人着魔。现在已经不只对小学生了，有的大学还开设了“总裁国学班”，收很高的费用，把那些企业家吸引过去，关上门，拉上厚厚的窗帘，不知在里边讲什么。如果是“爱国”，也不必那么神秘啊！您估计，窗帘里边在讲什么内容？
答：
毫无兴趣。我只想提醒大家一句，最早章太炎等人提出这个概念时，确有救亡、爱国的动机，但从整体来看，“国学”与“爱国”不能画上等号。抗日战争爆发时，连很多文化程度很低的军阀、土匪都积极投入抗日，反倒是一批“国学专家”快速做了汉奸，例如罗振玉、郑孝胥、梁鸿志、胡兰成，等等。连五四新文学阵营里的“国学专家”周作人，也成了汉奸。因此大家看到了，在战后审判汉奸的法庭上，那些著名的被告都穿着长衫、马褂之类的“国服”。相反，原来一直被嘲笑为“西装革履、数典忘祖”的“西派人物”，却一批批在国际舞台上用英语捍卫着民族尊严，从顾维钧到倪征燠，都是这样。
问：
您说起审判庭上的“国服”，使我想起，在“国学”热中，确实有一些激进青年提出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必须过自己的节日，声势很大。秋雨老师，我们该如何反驳他们？
答：
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汉服”，而在于“必须”。中国人好不容易迎来了服饰自主的时代，任何强制都是倒退。“爱国主义”加上专制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如果你们认识这些激进青年，可以在他们耳边悄悄提醒一句：汉服，在唐代长安就没有什么人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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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可疑的“精神价值”，其实也正是您一再警惕过的“文化伪坐标”，概括得令人震撼。它们眼下还在流行，而且势必流行下去。那么，能不能稍稍花点时间，展开讲述一下？
答：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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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民间的那个“文化伪坐标”——成功，好吗？
答：
好。“成功”的正常含义，是完成了一件让大家高兴的好事，但现在民间追求的“成功”，却把大家当作了对手，争夺只属于自己的利益。下一代刚刚懂事，就从家长、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伪坐标。很多家长直到今天还咬牙坚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奇怪志向，拉拽着自己幼小孩子的手开始了争取“成功”的险恶长途。但“成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可以原谅的是，中国在兵荒马乱中苦了几百年，多数家长没有领略过那个名之为“成功”的高地，因此要像驱赶小羊那样把自己可怜的孩子赶上那些崎岖的山道。他们不知道，那个山间高地上寒风凛冽、风沙扑面，又处处容易失足。
很多家长把孩子的学历当作“成功”的标志。那么，你们这些北大学生也就成了他们的楷模。不知道你们当时考上北大，家乡有没有敲锣打鼓？其实最好不要敲了，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讲课时结识不少已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也都在为寻找合适的职业而苦恼，并没有得意洋洋的神色。山外有山，越走越累，哪一步算是“成功”？
“成功”这个伪坐标的最大祸害，是把人生看成“输赢战场”，并把“打败他人”当作求胜的唯一通道。因此，他们经过的地方，迟早会变成损人利己的精神荒路。
问：
请再说说官方的那个“文化伪坐标”——民意，老师方便吗？
答：
对我来说，什么都方便。
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看，官方关注民意当然是好事。但是从宏观文化学的角度看，如果“民意”成了一种当代图腾，是危险的伪坐标。
“民意”如何取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即使取得的方式比较科学，“民意”也三天一变，流荡不定。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一旦陷入号称“民意”的“群众广场”中，也都失去了证据分析、专业裁断、理性判别、辨伪鉴识的能力，因此只能在众声喧哗中“从众”，在群情激昂中“随群”。也就是说，这种“民意”中的我们，早已不是真正的我们。
在当代，这种“民意”一旦发酵于传媒网络，看似接近真相，实质早已成为另一个事端。传媒与口水构成一种“互哺互慰”的恶性循环，在山呼海啸中极易构成灾难。
我经历过的“**”灾难，一开始由“上意”发动，很快完全失控，任由“民意”驱动，处处都是“革命群众”（亦即当时的“弱势群体”）组成的“民间法庭”，九州大地血迹斑斑。“**”结束后，我曾多方寻找害死我亲人、关押我父亲的恶人，但最后的回答都是一样：革命群众。
现在不少官员把很多非理性、无统计的所谓“民意”当作精神价值，我认为，一是无奈，二是作秀。北大学子，必须警惕。
问：
我喜欢老师的痛快淋漓，而不喜欢文化学术界惯常出现的那种左右逢源、貌似全面的废话。现在想请您再说说学界祭拜的那个“文化伪坐标”——国学，这对老师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吧？
答：
“国学”，如果说成是“中国学”“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经典”等，就很正常了。但现在，执意要把一种学问抬升到可以与“国旗”“国歌”相提并论的政治高度，就产生了很多问题。至少，会对国内同类文化不公平，会与国外同类文化不相融。
举一个小例子就明白了。如果说京剧是“中国戏剧”，谁也不会反对；但是，如果把它说成“国剧”，就套上了“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金项圈。这样一来，该怎么处置比它更经典、更悠久的昆剧？怎么处置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的元杂剧？
而且，现在京剧也遇到了重大生存危机。如果封成了“国剧”，还有谁敢动它？还有谁敢改革？
“国学”的范围当然比“国剧”大得多，但由于同样在追求一种“国家主义”的文化权威，也就有了“排他性”，会产生一系列逻辑矛盾。
问：
我很赞成老师的观点，“国学”这种提法的毛病，是试图通过“国家主义”来推行“排他性”。不仅“国剧”，现在争来争去的所谓“国酒”“国饮”“国服”，也都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推行“排他性”。其实，只要有了“排他性”，反而会把自己做小，对吗？
答：
你说得很对。大海如果“排他”，就成不了大海。中华文化是一个大海，是百川汇流的结果，包括很多国界之外的河川。
“国学”这个概念首先会遇到一个尴尬的矛盾：佛教算不算“国学”？如果不算，有点难办，因为那是中国两千年来最普及的宗教信仰，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经络血脉之内，连很多第一流的中国文化人都是佛教信徒，肯定已成为“国之重学”，这要不算，说不过去吧？但是如果算成了“国学”，那也麻烦，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印度文化啊，虽然也曾局部地中国化，但至今中国运用的佛教经典，很多重要的专用名词还是梵文的音译，我们总不好意思说它是“国学”吧？
你看，一说“国学”，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就出来了。
问：
只要有“自封为王”的“排他心理”，这样的漏洞一定会层出不穷。即使在国内的各种文化中，谁是“国学”，谁不是“国学”，迟早也会引发争斗吧？
答：
你的判断很正确。现在所说的“国学”，实际范围不大，好像主要是指儒家文化，加一点道家文化和民俗文化。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字实在非同小可，地域广阔，气吞万汇，其间的文化更是森罗百态，藏龙卧虎。有不少地处边缘的文化曾经强劲地推动过中华文化的重构和新生，例如突厥文化、鲜卑文化、契丹文化、西域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等，都非常重要。没有它们，中国之“国”就要退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小“国”去了。那么，这些文化算不算“国学”？我猜，现在的“国学达人”一定会说，“算，迟早会算”。但是，“迟早”到什么时候？我看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丝一毫把它们“算”进去的痕迹或意图？如果不想“算”，那么对不起了，也不应该称作“国学”，因为你们既然要借着这个国字来获取“国家主义”的政治权威，那就不能不承担与它相关的政治义务和政治责任。
问：
他们也曾辩解说，二十世纪前期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提过“国学”，这该怎么解释？
答：
那个时候列强频频进犯，国运危在旦夕，提“国学”，是一种“在最后时刻自报家门”的凄楚之声，丝毫不存在借取“国家主义”来实行“排他主义”的嫌疑。最早章太炎他们成立“国学振起社”，时间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之间，地点是在日本东京，时间和地点的针对性不言而喻。后来，以美国所退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大学，也成立过国学研究机构。但是，无论是章太炎，还是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他们都知道，学术无界，文化无墙，永远不能画地为牢。他们几位本身的文化结构，更是宏观全球，博采寰宇，融会贯通，不设边防。
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那时候，新时代的学术研究刚刚起步，连他们这些学者，也还没有理清楚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章太炎还认为来自巴比伦呢。因此，他们是面对一大串问号进入的，想为中国文化找出一条依稀线索。这与今天高谈阔论的“国学”，完全是两个面貌。
问：
近年来的“国学热”，我们北大基本上没有参与，还算不错吧？但我们远远看去，事情好像越做越过分了。而且因为裹挟着“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等因素，让人很难劝解。秋雨老师，您劝过他们吗？
答：
劝过。有一位企业家曾经兴奋地告诉我，他与几个朋友在郊区开办了一个“国学堂”，招收不少小学生天天诵读国学经典，连行为举止、生活礼节都要仿效古人。我便忍不住询问：“这些孩子毕业之后，会到哪里工作？”
那位企业家一愣，但很快就充满信心地说：“文化学术界的很多专家都向我担保，今天的社会太需要这些年轻的国学人才，而且越来越需要。”
我说：“对不起，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到古籍出版社当校对。但我早就打听过了，那里已经满员，没有名额。”
这就是我的劝说。
问：
但是还有很多人着魔。现在已经不只对小学生了，有的大学还开设了“总裁国学班”，收很高的费用，把那些企业家吸引过去，关上门，拉上厚厚的窗帘，不知在里边讲什么。如果是“爱国”，也不必那么神秘啊！您估计，窗帘里边在讲什么内容？
答：
毫无兴趣。我只想提醒大家一句，最早章太炎等人提出这个概念时，确有救亡、爱国的动机，但从整体来看，“国学”与“爱国”不能画上等号。抗日战争爆发时，连很多文化程度很低的军阀、土匪都积极投入抗日，反倒是一批“国学专家”快速做了汉奸，例如罗振玉、郑孝胥、梁鸿志、胡兰成，等等。连五四新文学阵营里的“国学专家”周作人，也成了汉奸。因此大家看到了，在战后审判汉奸的法庭上，那些著名的被告都穿着长衫、马褂之类的“国服”。相反，原来一直被嘲笑为“西装革履、数典忘祖”的“西派人物”，却一批批在国际舞台上用英语捍卫着民族尊严，从顾维钧到倪征燠，都是这样。
问：
您说起审判庭上的“国服”，使我想起，在“国学”热中，确实有一些激进青年提出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必须过自己的节日，声势很大。秋雨老师，我们该如何反驳他们？
答：
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汉服”，而在于“必须”。中国人好不容易迎来了服饰自主的时代，任何强制都是倒退。“爱国主义”加上专制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如果你们认识这些激进青年，可以在他们耳边悄悄提醒一句：汉服，在唐代长安就没有什么人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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