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单调而痛苦的日子。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母亲或许担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有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
“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天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避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他默默地走向房门。她们不理他。他走出门，一口气跑下楼去。
他走在人行道上，脑子里还是乱烘烘的。夜的寒气开始洗他的脸，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
“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没有回答。他无目的地走着。他又到了那个冷酒馆的门前。
“你应该使自己忘记一切，”好象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朝那个小店里面望。桌子都被客人占据了。只有靠里那张方桌比较空，只坐了一个客人，穿一件旧棉袍，头发长，脸黑瘦。那个人埋着头喝酒，不理睬旁人。“我去拼个位子，”他低声自语道，就走进去，在那个人的对面拉开板凳坐下来。
“来一杯红糟！”他大声说。堂倌送来一杯酒。他马上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酒进到肚里，一股热气冒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
“文宣，”对面那个客人忽然抬起头来看他，唤他的名字。他呆呆地望着那张带病容的黑瘦脸，一时认不出是谁来。
“你认不得我？你吃醉了吗？连老同学——”那个人痛苦地笑了笑。
“柏青！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打断了那个人的话。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布满了血丝。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你做了什么事？还不到一个月！”他问着，他有点毛骨悚然了。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那个人嘶声回答，还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笑得象在抽筋似的，牙齿黄得可怕。
“不要这样说，柏青，你是不是生过病？”他关心地问，他忘记了自己的苦恼。
“病在这里，在这里！”那个人用手指敲着前额说。
“那么，你不要喝酒了，快回家去休息，”他着急地劝道。
“我要吃，吃了酒才舒服啊，”那个人狞笑地答道，却并不去动面前的酒杯，那里面还有大半杯酒。
“那么你快喝干，好回家去，”他催促道。
“家！我哪里还有家？你要我到哪里去？”那个人冷笑说。
“你住的地方，我陪你回去，”他说。
“我没有住的地方，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那个人生气地答道，突然端起杯子，把酒一口喝光了。“痛快！痛快！”他大声说。“我白读了一辈子书，弄成这种样子，真想不到！你知道我住在哪里？有时候我睡小客栈，有时候我就睡马路，我还在你们大门口睡过……”
“你喝醉了，不要多说，我们走罢，”他截断了那个人的话，一面站起来叫堂倌来把两个人的酒钱收了。他拉着那个人的膀子，接连说：“走，走。”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那个人不停地摇头说，不肯站起来。
“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他说。
“好罢，”那个人站起来，身子摇摆一下，又坐下了。“你先走罢，我多坐一会儿，”那个人痛苦地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到我家去坐坐，树生还一直记挂你的太太，”他温和地说，刚说出“太太”两个字，他马上明白自己说错了话，便闭上嘴不作声了。
“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能到你家里去！”那个人说，两腮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埋头看看自己的胸膛，右手五根手指在旧棉袍的油腻的前胸上敲了两下：“我穿这样的衣服。”摸摸下巴：“我这样的脸貌。”又摇摇头：“不，我不去。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柏青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管这些？穿什么衣服，住什么地方，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都不理我，也好，横竖我已经死了，死了。”最后勉强笑了笑：“你回去罢，不要理我。啊，刚才你还说，你们都记挂我内人。你们都记得她，我怎么能够忘记她！”
汪文宣掉转头看了看四周，几张桌子上客人的眼光全向着他的同学。他脸红了。
“快走罢，那些人都在看你，”他低声催促道。
“看我？让他们看罢，我们都是一样，”那个人抬起头望着他，两眼射出一种类似疯狂的眼光，“到冷酒馆来吃酒的就没有一个快活的人。你也一样。”汪文宣听见这句话，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仍旧低声在催促：“不要说了，我们走罢。”
“势利，势利，没有一个人不势利！”那个人只顾自己地说下去。“我把人看透了。我那些老朋友，一年前我结婚，他们还来吃过喜酒的，现在街上碰见，都不理我了。哼，钱，钱！”勉强做出轻蔑的笑容。“没有人不爱钱，不崇拜钱！我这个穷光蛋！你死罢，最好早点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好！”忽然站起来：“我跟你去看看大嫂。我内人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要到府上去拜望大嫂，现在……”说不下去开始抽泣了。
汪文宣拉着那个同学的膀子走出了酒馆。两个人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同学忽然站住，说：“我不去了。”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他问。
“我也不知道。你不要管我，”那个人坚决地说。
“柏青，这样不行，你到我家里去住一晚罢，”他同情地劝道，又把那个人的膀子拉住。
“不！不！”那个人摇头说。
“柏青，你不能这样，你该记得你从前的抱负，你振作起来罢，”他痛苦地大声说。他只想哭。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刚刚要转进他住的那条街，那个人忽然固执地大声说：“不，我要走。”又说：“你放我！”挣脱了他的手，那个人就跑下马路朝对面跑去。
“柏青！柏青！”他失望地唤着。他要跑过去追那个人。他听见一阵隆隆的声音，接着一声可怖的尖叫。他的眼睛模糊了，他仿佛看见一辆大得无比的大卡车在他的身边飞跑过去。
人们疯狂地跑着，全挤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十字街口马上围了一大群人。他呆呆地走过去，站在人背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觉得一个可怖的黑影罩在他的头上。
“好怕人！整个头都成了肉泥，看得我心都紧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
“我说象这样的地方，根本就不应该行驶卡车。这个月辗死好几个人了。前天在小十字辗死一位年轻太太，那才惨！车子也是逃掉了，还跌伤一个警察，”另一个声音说。
他醒了过来。他明白了。他恐怖地、痛苦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喉咙哑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他一脸。他心里难过得厉害。他浑身发冷。
他悄悄地离开人群走回家去。没有人注意他。只有一个声音伴送他到家。那个熟习的声音不断地嚷着：“我完了，我完了。”
他推开房门。电灯相当亮。妻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她放下书抬起头看他，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亲热地问了一句：“你又到冷酒馆去了？”
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费力地吐出一句：“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母亲从里屋跑出来，大声说：“宣，你回来了！”
“什么梦？你怎么了？休息一会儿罢，”妻温和地说。
他想答话。但是那声可怕的尖叫还在他的脑子里震响。他的精力竭尽了，他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努力支持着。两对急切、关怀、爱怜的眼睛望着他，等待他的答话。他一着急，嘴动了，痰比话先出来，他的心在燃烧。
“血！血！你吐血！”两个女人齐声惊呼。她们把他搀到床前，让他躺下来。
“我完了，我完了，”他迷迷糊糊地念着那句可怕的话，脑子里还响着那声尖叫，眼泪象水似地流下来，他觉得他再没有力气挣扎了。他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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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母亲或许担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有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
“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天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避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他默默地走向房门。她们不理他。他走出门，一口气跑下楼去。
他走在人行道上，脑子里还是乱烘烘的。夜的寒气开始洗他的脸，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
“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没有回答。他无目的地走着。他又到了那个冷酒馆的门前。
“你应该使自己忘记一切，”好象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朝那个小店里面望。桌子都被客人占据了。只有靠里那张方桌比较空，只坐了一个客人，穿一件旧棉袍，头发长，脸黑瘦。那个人埋着头喝酒，不理睬旁人。“我去拼个位子，”他低声自语道，就走进去，在那个人的对面拉开板凳坐下来。
“来一杯红糟！”他大声说。堂倌送来一杯酒。他马上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酒进到肚里，一股热气冒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
“文宣，”对面那个客人忽然抬起头来看他，唤他的名字。他呆呆地望着那张带病容的黑瘦脸，一时认不出是谁来。
“你认不得我？你吃醉了吗？连老同学——”那个人痛苦地笑了笑。
“柏青！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打断了那个人的话。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布满了血丝。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你做了什么事？还不到一个月！”他问着，他有点毛骨悚然了。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那个人嘶声回答，还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笑得象在抽筋似的，牙齿黄得可怕。
“不要这样说，柏青，你是不是生过病？”他关心地问，他忘记了自己的苦恼。
“病在这里，在这里！”那个人用手指敲着前额说。
“那么，你不要喝酒了，快回家去休息，”他着急地劝道。
“我要吃，吃了酒才舒服啊，”那个人狞笑地答道，却并不去动面前的酒杯，那里面还有大半杯酒。
“那么你快喝干，好回家去，”他催促道。
“家！我哪里还有家？你要我到哪里去？”那个人冷笑说。
“你住的地方，我陪你回去，”他说。
“我没有住的地方，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那个人生气地答道，突然端起杯子，把酒一口喝光了。“痛快！痛快！”他大声说。“我白读了一辈子书，弄成这种样子，真想不到！你知道我住在哪里？有时候我睡小客栈，有时候我就睡马路，我还在你们大门口睡过……”
“你喝醉了，不要多说，我们走罢，”他截断了那个人的话，一面站起来叫堂倌来把两个人的酒钱收了。他拉着那个人的膀子，接连说：“走，走。”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那个人不停地摇头说，不肯站起来。
“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他说。
“好罢，”那个人站起来，身子摇摆一下，又坐下了。“你先走罢，我多坐一会儿，”那个人痛苦地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到我家去坐坐，树生还一直记挂你的太太，”他温和地说，刚说出“太太”两个字，他马上明白自己说错了话，便闭上嘴不作声了。
“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能到你家里去！”那个人说，两腮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埋头看看自己的胸膛，右手五根手指在旧棉袍的油腻的前胸上敲了两下：“我穿这样的衣服。”摸摸下巴：“我这样的脸貌。”又摇摇头：“不，我不去。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柏青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管这些？穿什么衣服，住什么地方，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都不理我，也好，横竖我已经死了，死了。”最后勉强笑了笑：“你回去罢，不要理我。啊，刚才你还说，你们都记挂我内人。你们都记得她，我怎么能够忘记她！”
汪文宣掉转头看了看四周，几张桌子上客人的眼光全向着他的同学。他脸红了。
“快走罢，那些人都在看你，”他低声催促道。
“看我？让他们看罢，我们都是一样，”那个人抬起头望着他，两眼射出一种类似疯狂的眼光，“到冷酒馆来吃酒的就没有一个快活的人。你也一样。”汪文宣听见这句话，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仍旧低声在催促：“不要说了，我们走罢。”
“势利，势利，没有一个人不势利！”那个人只顾自己地说下去。“我把人看透了。我那些老朋友，一年前我结婚，他们还来吃过喜酒的，现在街上碰见，都不理我了。哼，钱，钱！”勉强做出轻蔑的笑容。“没有人不爱钱，不崇拜钱！我这个穷光蛋！你死罢，最好早点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好！”忽然站起来：“我跟你去看看大嫂。我内人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要到府上去拜望大嫂，现在……”说不下去开始抽泣了。
汪文宣拉着那个同学的膀子走出了酒馆。两个人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同学忽然站住，说：“我不去了。”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他问。
“我也不知道。你不要管我，”那个人坚决地说。
“柏青，这样不行，你到我家里去住一晚罢，”他同情地劝道，又把那个人的膀子拉住。
“不！不！”那个人摇头说。
“柏青，你不能这样，你该记得你从前的抱负，你振作起来罢，”他痛苦地大声说。他只想哭。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刚刚要转进他住的那条街，那个人忽然固执地大声说：“不，我要走。”又说：“你放我！”挣脱了他的手，那个人就跑下马路朝对面跑去。
“柏青！柏青！”他失望地唤着。他要跑过去追那个人。他听见一阵隆隆的声音，接着一声可怖的尖叫。他的眼睛模糊了，他仿佛看见一辆大得无比的大卡车在他的身边飞跑过去。
人们疯狂地跑着，全挤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十字街口马上围了一大群人。他呆呆地走过去，站在人背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觉得一个可怖的黑影罩在他的头上。
“好怕人！整个头都成了肉泥，看得我心都紧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
“我说象这样的地方，根本就不应该行驶卡车。这个月辗死好几个人了。前天在小十字辗死一位年轻太太，那才惨！车子也是逃掉了，还跌伤一个警察，”另一个声音说。
他醒了过来。他明白了。他恐怖地、痛苦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喉咙哑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他一脸。他心里难过得厉害。他浑身发冷。
他悄悄地离开人群走回家去。没有人注意他。只有一个声音伴送他到家。那个熟习的声音不断地嚷着：“我完了，我完了。”
他推开房门。电灯相当亮。妻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她放下书抬起头看他，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亲热地问了一句：“你又到冷酒馆去了？”
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费力地吐出一句：“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母亲从里屋跑出来，大声说：“宣，你回来了！”
“什么梦？你怎么了？休息一会儿罢，”妻温和地说。
他想答话。但是那声可怕的尖叫还在他的脑子里震响。他的精力竭尽了，他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努力支持着。两对急切、关怀、爱怜的眼睛望着他，等待他的答话。他一着急，嘴动了，痰比话先出来，他的心在燃烧。
“血！血！你吐血！”两个女人齐声惊呼。她们把他搀到床前，让他躺下来。
“我完了，我完了，”他迷迷糊糊地念着那句可怕的话，脑子里还响着那声尖叫，眼泪象水似地流下来，他觉得他再没有力气挣扎了。他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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