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回论宋朝光世激愤，亡兄弟王贵悔恨
话说王佐在临安闲游几日，探得刘光世也在临望闲居，便去探望。不想刘光世染病，躺在床上将养。光世见王佐来看他，很是高兴。寒暄过后，上了茶，光世问道：“王佐，我听说你被送去浔州编管，还只道今生再难见你了呢，你如何却在临安？”
王佐道：“大人，说来话长啊！”遂将陆文龙之事细细说与光世。光世如听天书，听罢叹道：“好，好，王佐，你福报不浅哪，料是陆登夫妇在天上护佑你。你与金兀术家的小王爷交好，这临安城里，哪个还敢惹你。”
王佐苦笑道：“只是个挟金自重罢了，也不是什么体面事。已有士人责我全无家国情怀，投奔外国了。”
光世道：“如何不体面，这朝堂内外，不知多少人嫉妒你，直至恨死你呢？咱这宋国，几时还有体面，只怕这回，要举朝跪接金主册书了。人家都不觉失了体面，你现在是上国王爷的朋友，体面得很咧。不然张俊如何对你客气，朝廷还给你加封？至于士人责你全无家国情怀，你只当他是犬吠罢了。我现在听人说这四个字，便气不打一处来。岳飞、韩世忠没有家国情怀？不是让那群每日高呼家国情怀之辈整死整废了吗？你看这“国”字，框内一个“或”，“或”者，执戈之士也。可见这国之主体，原为战士。然我大宋朝，战士乃是武人，武人乃粗鄙下贱之人，隧有文人墨客将框内的“或”换成个“玉”，即是翩翩君子，温润如玉者方为国之本。离了他们那些玉，则国将不国。你看他等写这国字，这框的上下，总不将口封死，我总是不解，总以为是书法之美，忽地一日明白了，不将囗封死乃是方便玉们跑去外国。你再看这家字，屋顶下一猪。玉们所居，为宅，为府，为邸，为院，只我等这些粗鄙之人，所居才是个家，可见我等俱是猪。我就奇了怪了，猪的情怀如何与玉的情怀并列，家里的猪如何去管他玉的国，玉的国又与家的猪何干？玉们败了国，保不住自己的国了，便哄着猪们去为他拼命，夸这猪有家国情怀。玉们都跑去外国，却来责你这猪跑出去，真奇怪也哉。”
王佐笑道：“大人这几年不打仗了，倒闲出这多奇谈怪论，佩服，佩服。”
光世道：“我这几年，只是混日子罢了。闲来无事，便读几本杂书，想出些怪论。今日幸得你来，不然怪论无人可诉。你是个造反的出身，你那六字可是个天字号的怪论，想我不论如何胡说，你也不以为意的。今日你得陪我好好聊聊，才肯放你走的。”
王佐道：“甚好，我也正有些事想听听大人的高论哩。这次我拖个残废之躯去浔州，只说这条性命便丧在蛮荒之地了，不想到有此际遇。我跟着岳元帅也跟金人打了几年，好歹算个抗金派，不想倒得金兀术恩惠，保全力性命，真是造化弄人。只可惜岳元帅蒙冤遇害，我们却是无能为力呀。”
光世道：“现在是奸臣当道，投降的掌权，下跪的得利，你能奈何？韩世忠都服了软，更莫说你我了。当年我让鹏举去真定投军时，他正是十九岁，风华正茂。此后，他一直为国家征战，整整二十年，遇害时仅三十九岁，正是盛年，实乃英年早逝。可以说，我看着鹏举一步步走来，他对国家，对朝廷的忠诚，人神共签哪！我在京中的一些朋友，一些耳目曾对我说，鹏举得进高位后，时有人提醒圣上防着他，连圣上也说鹏举忠义，断不会行践越之事，可也总有人以文彦博当年害狄青之语，“太祖也是后周忠臣”之语邀宠。这是个怎样的国家，怎样的文化才会生出这样的鼠辈呀！毁忠直，媚权奸，欺良善，跪强人，这便是我大宋朝廷倚重的一群满囗圣人之道的文人士大夫吗？只一群满口仁义道德，自诩风雅的一群混晚等死的蛆虫罢了，只是华美的纸张包裹的一枚臭鸡蛋罢了。那年我去鄂州，与你和鹏举谈了一日，便知鹏举会吃亏的，想来你也明白。只不料这才几年，鹏举便遇害，实是太快了些。”
王佐道：“有些事我明白，却是无能为力。不瞒大人说，岳元帅来临安之前，我便知不妙，我曾劝他学北平王罗艺，听调不听宣，索性在荆湖自立。岳元帅却宁愿自已受委屈，也不愿惹得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他就是这般人物，便最终遭人暗害了。”
光世道：“鹏举是青史中人物，不是我这般俗人。他选择了立着做人，选择了尊严和高贵，但他效忠的朝廷却选择了跪着做人，选择了苟且和卑贱，那他如何能有活路。想来也是好笑，前朝太祖郭威，别号郭雀儿，却有鲲鹏之志。父子二人，金戈铁马，气吞山河如虎。说我朝太祖降世，红光满室，异香满天，以为必是不世雄主，以为必能扫平宇内，一统天下。现在看来，却是鸠占了雀巢，真真成了雀儿。又传下数代，愈发成了雀儿，全无了冲天之志，只惦记着占人家的这个窝。现在更好，只要有个窝来活命，跪着也行。”
王佐道：“我这几日在临安，听说朝廷要借议和休战后，与民休息，还天下太平。要将江南宋国建成人文鼎盛之国，文明祥和之地，要重现当年汴京之繁盛，大人以为如何？”
光世道：“跪便跪了，找些大话遮羞。我且先说说我宋国之所谓文化，所谓文明。王佐，一般以为，我华夏自周始，农人与地主的关系都已过渡为雇佣性质的佃户制，没曾想，到两千年后的我大宋，农奴制倒在广大地区普遍存在了。有史具载：“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往。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你看，到我文明之大宋，佃户倒与牲畜一般，被地主牢牢捏在了手中。太祖时史料中，《刘师道传》中记载：“川陕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凡租庸调敛，番佃户承之。”这类投靠而来的旁户，一般“相承数代”，子孙世代为奴，更是农奴无疑。这便是我大宋的文明。还有一宗文明更是骇人听闻，便是“杀婴”。这个残忍陋席，更行盛于南方诸省，荆湖南北两路、皖闽尤烈。你是湘人，当不陌生吧。有个词叫“生子不举”，说的就是此事。苏学士的《与朱鄂州书一首》中曾说：“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以及“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一个“例”字足可见溺毙子女早已为一习俗。以宋人之所谓文明开化竟仍致狃于此陋习，颇不可思议。苏学士曾泣血描述：“初生辄以冷水浸杀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宋会要.刑法二》亦曾记述：“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男……女多则杀女……谓之薅子。”杀子如薅草一般啊！王佐，此人世间人伦惨剧，为何盛行于我大宋？你当年造反，当是知晓的。根结便是个“贫”。贫苦之家，无力养儿罢了。我想，我宋国行征身丁钱，按家中人囗收取苛捐杂税，当是此祸之根本吧。历代王朝都知土地兼并，贫富悬殊乃祸乱之本，我们这大宋朝，倒以无尽地巴结、倚靠士大夫阶层为要，“田制不立，不抑兼并”，遂使自耕农群体愈发贫困，愈贫则愈无力养子，只得薅之。朝廷历代行文地方，督察禁绝此事。又以人伦教化，责生子不举，甚伤风俗，人伦崩坏，实伤天理。只知责人，不知责己，只做些表面文章，从未想过从根上来解决。王安石大人之变法，原是要以田亩收取赋税，动了士大夫们的利益，终至失败。我大宋之士人，俱以琴棋书画，花鸟楼榭，香茶玉液，锦锻细瓷为文化。以空谈圣道，妄言忠孝，以德责人，隐忍退让为文明。殊不知，根子上只是个吃人的文化，拿人不当人的文明。诗词歌赋，锦绣文章，不过是营造个表面上的文化繁盛罢了，又怎遮掩得住根子上的无志、无骨的卑贱，又怎遮掩得住对内凶狂贪婪，对外软弱大度的蛆虫嘴脸。”
王佐道：“大人之言虽甚激烈，确也是实话。”
光世道：“王佐，我这几年，也读了些书，想了些事。我朝自立国始，方针上便出了错，只一个“崇文抑武”，但断了进取之心，只剩下个“守”字，只剩下个“退”字。所谓不进则退，原为大道。太祖、太宗时之天下，与汉唐之天下实已是不可同曰而语。向北没了燕云，向西没了河西走廊、庸凉陇右，向南更好，小小的千年交趾之地，也在我大宋手上弄丢了。守到如今倒好，守得只剩个江南半壁。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殊不知退一步，便有退十步，退百步，也许身后便是万丈深渊。多么高明的“退”呀，只退到偏安江南，成金人藩国。每每还好夸文化、经济之盛，在我看来，只是“耗子下崽，替猫忙活”罢了。当年行个“强干弱枝”的方针，集天下财货、人力、军力于汴京，营造个清明上河图上的盛世。实则汴京之外，民生刁弊，民变不断。哪朝民变，都是在国朝末世时为多。我朝倒好，仅立国三年，便民变四起，其后经年不断。显见汴京之繁盛，只是皇家与士大夫们的繁盛，与天下兆民却是无关的。积积攒攒了百余年，金人一来，俱被掠去，一把大火，将那繁盛之都烧作灰土，岂非替猫忙活一回？一个国家，没了进取之心，只思守成，只知退让，必会在战略上出错，贻祸后世。当年真宗朝时，好好的机会不去把握，遂让辽、夏日益坐大。又不肯出兵助六谷吐蕃，致使唯一的军马来源白白失去。真不知这守，要守到何时，又能守得多久啊！”
王佐道：“是啊。大人久掌军旅，我也在军中多年。这一国但凡取个守势，总是个被动挨打。我宋国又不比得盛汉盛唐时节之疆域辽阔。其时疆域之大，每有官员赴远地上任，经年累月，竟至死在路上。然汉唐雄烈，有廓括宇内之志，武臣万里拓疆戍边，文臣万里持节抚远，但有不臣，策马执戟伐其于万里之外。遥思汉唐雄风，不由得心驰神往。咱这宋国倒好，群狼环伺，却一味退让，但凡人掀桌子，立马给钱，倒洋洋自得，谓之忍小而图大谋，图个经济利益。只图得满天下皆知，只要跟宋人掀桌子，就能得利，竟至被人拆了房子，赶到了这江南一隅。大人你看，我宋国无打出去的雄心，便至亳无战略外延，人家但凡动手，立马战火便在我国境内，就是把人挡回去了，每每也是损失惨重。人家知道你不敢打出去，便也不用担心你的报复，便愈发张狂。自太宗时北上惨败而归后，这百余年我宋国不就是一直被动挨打吗？”
光世愤然道：“你弱便该换打，此乃天道。我朝一干竖儒，倒编排些我汉民族不喜征伐，向来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热受和平，不以邻为壑的屁话，难不成我汉唐之盛，乃是热爱来的？诺大的疆域，是讲理讲来的？自己没了血性，软了骨头，还敢自称汉人，全不知羞。我与夏战，与辽战，与金战，每听他等呼我们为“宋狗”时，总是痛彻心扉。我顶天立地之汉唐后裔，如何到了这大宋朝，便被人呼作了“宋狗”？”
王佐道：“岳元帅一直力主北伐不能停，也不能等，便是看出了不打出去而取守势的危害。他曾说过，趁着军队多还是北地人，体格上不输与金人；趁着正有数万马军，且平原野战能占上风时，直捣黄龙，方可为后世争得战略上的主动。他最担心一旦停下来，二十年后，再无可死战之兵，再无可驰骋之马。且再奢糜之风一起，文弱之风一吹，国家进取之心再度消散，便只有坐等灭亡了。”
光世道：“王佐，鹏举实是看出了关健。和平安宁固然是个好东西，然于我大宋，以目前天下之形势，实是个祸患。国朝初期，与辽战，与夏战，尚打出了几支能战的队伍。后都停了下来，安享了近百年和平安宁，队伍便都垮了。徽宗时我有幸参与了一场大阅兵，但见那禁军队伍，盔明甲亮，战旗飞扬，一溜地步子走得齐整，刀枪举得漂亮，操练起来也是进退有序，章法得体。当时皇帝大悦，众臣夸赞，观兵之百姓俱是喜笑颜开。下来后我与几个西军将领闲聊，都很不以为然。军队从大了说，是保境安民，护卫国家，从实话上说，军队就是杀人的。任你穿的漂亮，走的整齐，操练得热闹，若没见过脑浆迸溅，肚肠横流，如何敢战。任你千般操练，万般比划，怎比得实打实的一战更能练兵？果然金军一来，我宋军便现了原形。我就奇了怪了，我国中这多千般会讲理，万般能论德的文人士大夫们，怎不去与金人讲理、论德，个个只剩了会筛糠。王佐，你看北边的蛮族，以杀为生，为争草场、牲畜、人囗，常年相战。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环境，造就了人人能战，个个好杀。我们这边却是好谈和平，喜论经济，夸耀文化，轻贱武人，这岂不是找打，找死。鹏举正是看出了这个关健，才立定脚跟，舍了一代人打死打残，方熬炼出了一支铁军。一群竖儒，岂不知由北向南，几曾夺过天下，俱是一群混吃等死的鼠辈罢了。鹏举北伐围攻汴京时，河北金人业已仓惶北窜，河北血性男儿业已只待接应光复，这是我朝最好的一次翻身的机会呀！一群鼠辈，鹏举尸骨未寒，便已对他大肆诋毁，只要将鹏举毁得体无完肤，方趁了他们的贼心，方显了他们的高贵。他们能批鹏举什么，不外乎便是个不会照着他们的下贱做人，不会照着他们的下贱做奴才罢了。他们跌入了粪坑，学会了吃屎，便自诩为顺势而为，以为合了道。岂不知，再有缺陷的战士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终归是个苍蝇，只配吃屎。害了鹏举，便是害了国家，把个极好的打出去的机会生生断送呀！王佐，我宋人再无可能北进了，日后即便再有君王重起北代之心，却是断无成功的可能也。任你诗词歌赋，书画文章，任你精美瓷茶，锦缎绢肙，任你再多的文化鼎盛，经济繁荣，你却再也不能冲出去，只能固守等死了。金人的“中华一统”岂是空喊的？北地已生出如此雄心壮志，既便金人实现不了，必有更强的君王来实现。到时候，除剩下个满地跪伏为奴，还能剩下什么？所谓文化，只留给后世文人去遐想，去追思，苦难只留给当世兆民去承受，去饱尝罢了。”
王佐叹道：“想不到大人会比我还要悲观、绝望呀！”
光世道：“王佐，我想你也知道，我宋国的结局，不外乎如此。今世文人，已在沾沾自喜，拿当年之汴京来夸耀；后世之文人，也必拿临安、扬州来夸耀，都要夸耀我两宋之文明。殊不知，我华夏文明，在有宋一朝，已被打断了脊梁，只剩个瘫软的皮肉了。恰如一锅大骨汤，飘散着无数作料的芬芳，内中只无了那根大骨。后世之人，定会自称汉人、唐人，断不会自称宋人。一个跪下的王朝，一个趴伏的文明，有何可来夸耀？所谓繁盛的文化，只不过是苟活的借口，遮羞的面纱，一幅醉生梦死的图画。无骨的文化，只待无骨之人来夸；孱弱的诗歌，只待孱弱的蛆虫来吟唱。若有一日，竖儒蜂起，再夸两宋文化；若有一曰，天下不知岳飞，只知宋词；天下不知世忠，只知宋画；天下不知顺昌、颖冒，只知扬州、杭州；天下不知骨气，只知经济，则天下又将危矣，士大夫又在误国矣！”
王佐也是长叹，说道：“我看秦、汉、唐，俱亡于内乱，只我宋恐亡于外患。北部边患，自周时便有，但我华夏一族，尚武精神不息。秦时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汉时封狼居胥，匈奴漠南无王庭；盛唐就更不用说了。我朝现在面临的北部边患，却为汉唐时不同。我朝北部之辽、金，文化上逐渐汉化，都习儒学，都行科举，都认同大一统思想，政治上都已形成了完善的国家政权，国家机构，再非当年的部族联盟了。若我宋亡，则真是亡天下也，亡的是法统、道统，恐宋亡之后再无中国矣。”
光世道：“这你却是忧过了。我华夏文明，从来便不是单流传播，而是不同文化融合而来。晋时匈奴王刘渊，以汉高祖后裔自居，遂灭晋而立后汉；鲜卑拓跋氏，人主中原，全民汉化，始有北魏，后更与关陇汉人士族融合，始兴盛唐。我宋国怎配担得起华夏正朔，担得起文明之法统、道统？华夏文明，从未因某朝更迭而断掉，更不会因宋亡而摧毁。”。
王佐道：“从长远看，从大处看，原也如此。但千余年来，毕竟是以我汉文化为主体而融合外族文化。我汉人王朝，虽屡遭倾覆，却总能崛起。直是这大宋朝，却让人看不到希望啊！”
光世道：“王佐，我汉人之文化，自周时形成，至盛唐而至鼎峰。其时之文化，开拓进取，奋发向上，飘怡洒脱，恢宏大气，虽屡经倾覆，却能再发生机。在我看来，其关健便在有血性，有骨气，筋骨不倒。然至我宋百余年延续，却生生将筋骨销磨掉了，成了个纯粹的文人士大夫文化，成了个文字游戏。这种没了筋骨的文化却是有毒，有害。我禁不住想到，若我宋国延续的时间越长，这种文化延续的时间越久，恐对我华夏民族遗祸更甚。我且从小处来说说，只一家之言，作闲聊罢了。秦汉唐三代，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亿万兆民之天下一说。只论君臣之礼，便可见一斑。彼时君臣论政，君坐臣亦坐。君见重臣，君立请重臣先坐而后君才坐。朝堂之上，君臣俱是坐而论道。至我朝太祖，却动了小心思，登基第二日，丞相范质照惯例坐着奏事，太祖以眼花，让他将奏章拿近些看。范质起身上前后，坐席即被内侍拿走。从此，大臣奏事再无座了。朝堂之上，君坐而臣立，尽显皇帝尊贵，天下遂为一家一姓之天下。虽则是君王耍个小手段，但我宋国之士大夫却不敢去争，汉唐士人之高贵遂在宋之士人身上消散。为何不敢去争？因为宋之士人，气节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利害的计较。既没了坐而选择了站，那从站再选择跪也便可以接受了，遂至举朝跪金人。我只恐这一跪下去，我华夏精魂遂散，日后会越来越习惯跪，越来越喜欢跪了啊！王佐，你看既已认可了他一家之天下，则极尽奢华，以天下而供一人；既已是一家之天下，则最怕人夺了去，便行杯酒释兵权，崇文抑武之策。只恨不得天下尽文弱，任他逞凶狂；天下尽跪伏，任他呼奴才。我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哪是个共治，只是个共享罢了。士人既只要计较利害，那君王便与其结成个利益共享集团，一齐来盘剥万民。我朝官吏，因朝廷行高俸养廉政策，薪俸之高，历朝罕见，尤以文臣更甚。可谓举一州而奉一人，举一县而奉一人。聚天下财力于汴京，搜天下财力以供汴京，遂得一表面繁荣之清明上河图。汴京之外，民生之艰，哪个去理。太祖封桩库中的五十万两黄金耗得干干净净，国库年年亏空，只将苛捐杂税年年加征，弄得民变四起。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民不畏死，蜂起不缀，可见盘剥之重。文化夸了不够，又来自夸商业兴盛。然商税之重，竟达货值之八九成，遂得财源滚滚。但谁人不知，我朝之商业，盐、铁、酒、丝、茶，但凡民生之必需，俱为专卖，哪配谈得上是个商业。商税收入再高，不过是转嫁于民，不过是官商勾结，搜刮万民的新法罢了。那远走海外的商船，以时下之运力，能赚得外国几多银钱？反观国内，我闻徽、湖（湖州）盐商，官价五文钱一斤食盐，贩至湖、川，售价五十文，弄得湖川贫民，经年淡食。商贾们倒是坐收暴利，兴巨资打造所谓文化，聚财之余，最好空谈圣人之道，教化伦常。民脂民膏，建起一座座园林，享尽奢华；民骨民血，立一栋栋书楼，自诩风雅。弄出个表面繁荣，根子上却已烂透。最可恨，圣人之学，孔孟之道，俱作了蔽体的华裳，翩翩风度，彬彬礼仪，遮掩个逐利的肝肠，扒开宽袍博带，现出个地主豪强。遂至我华夏文化，君子之风，士子之节，烂骨烂心，都知是个“假”字了。
再说这百余年来的崇文抑武。兵倒养了不少，只这兵哪是用来御外辱的，最忙的便是为弹压民变忙个臭死。一遇辽、金，顿作鸟兽散。我华夏历代王朝，几曾有君王朝臣，让外族一锅端得干净的呀！为了一家天下，为了一己私欲，便自毁长城，将抑武做到极致。这二十年来，好不容易熬炼出几只队伍，为了坐下的龙椅，为了去给人下跪，都硬生生给折散了。鹏举已死，世忠已废，再有难时，看去找谁？我每思华夏历朝历代，每遇倾覆，总有力换狂澜之人现世，聊以安慰。但转念再想，“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袂。”天见我朝万民蒙难，生灵涂炭，乃遣岳飞、世忠下界，救国难，解倒悬。不想人家并不珍惜，硬生生地杀岳飞，废世忠；硬生生地将最好的一次进取机会葬送掉了。我想天若有心天亦凉啊！天要降祸于这个宋国了。”
王佐道：“大人，我观历朝历代，君王对武人也多有防范。我朝之前，历五代十国七十余年大乱，太祖方定下这崇文抑武的国策，原可体谅。文武之道，原是一张一驰，我朝只是抑武抑得过了些罢了。”
光世道：“王佐，文与武，于国于人都不可戓缺，我华夏早期，其实原无文武之分。周时起，上战场的人被称作士兵或战士，其时并不是任何人都可做士兵，做战士的。只有士人，也即贵族子弟方可做战士，战士是极为高贵的。彼时战阵之上，俱为各诸候国之士，彼时之战，喻礼于战，更似竟技，不重杀戮。至战国纷争，方以杀戮为重，斩级序功。各国士子，死伤无数。这才放宽募兵限制，士农工商俱可为兵。之前的士大夫，上马杀敌，下马治民，上马执戈，下马挥毫。所受教育，都是尚武崇文，文武兼修。朝堂之上，也无文武的径滑分明。而后大兴灭国之战，囚徒，贱民俱可入军旅，士大夫阶层逐渐退离军旅，专行文事，直至如今竟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纯文人，且开始鄙视武人。武人成分，也逐渐低下，秦时常征囚徒为兵，汉武每有征伐，屡征国中恶少年入伍。这文武之分，便逐渐形成。文人鄙视武人之粗鄙，武人鄙视文人之纤弱。想来文武之于一国，怎分高下？安时倚文，乱时倚武，原是正道。虽历代君王都知，王朝兴替，俱凭武力，而文人却没有这个能力，江山是打下来的，而不是论下来的。所以历朝历代，对武人多有防范，但也是适可而止，于文武之间，取一平衡。彼时君王，有廊括宇宙之志，深知武事之重要，并未刻意以文人来压制武人，尚武之风，从未停息。唐时王玄策，以文职出使天竺受辱，乃于吐蕃、泥婆罗调兵，灭天竺之国而擒其王，献俘于长安。可见当时尚武之风甚烈，文人也有血性，也能战。我朝以唐末武人乱国为教训，矫枉过正，弄出个以文压武。一则是已无进取之志，只图守成；二则是为一家之江山稳固，刻意压制武人。百十年来，我华夏先民勇武之气在宋人中曰消，而文弱之气日涨，遂成靖康时任人宰割之“宋狗”。这崇文抑武之风不消，我宋国万难崛起。宋之君王，向以文事自夸；宋之士人，向以风雅自傲，俱以武人为卑鄙，视为草芥。此风不息，何来中兴，何来崛起，亡国也只看时日长短罢了。”
王佐道：“我这几日在临安，满耳听到的俱是经济恢复之论，都说只有经济强盛了，才可重振武备，才有复兴。只不知如何恢复，恢复之后又作何打算？怎么个样子才算复兴？”
光世道：“王佐，你莫听他等瞎扯。但凡恢复，首要便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你看自议和停战至今，为支撑战争而征收的各种赋税杂费可有削减？反倒又生出些名目。恢复之说，只是恢复他士大夫们的享乐罢了。所谓复兴，你以为他们能复兴出个汉唐的样子吗？军队裁撤了一些，军费开支也减了不少，可人家的用度却都涨了。战时看将，安时看相，你看我朝这位相，可是个能兴邦的吗？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已不言自明了。指着他来恢复，岂不可笑。况且既便经济恢复，经济强盛之后，这王朝安卧于江南，哪还能去中原争胜哪。王佐，这江南之地，与中原、北地不同，任你哪家王朝，但凡扎在这江南水乡，必是个亡字。江南山川秀美，气候怡人，物产丰富，更有一个文风鼎盛。此地是个安享太平之地，是个出文人墨客之地，断不是个出雄主，出雄兵之地。此地文人士大夫，自有其生存法则，不同于中原、北地。我发现个现象，不知对否？便是这江南之文人士大夫们，多耽于一家一族之利益，对于国家存亡兴替，并不十分在意。说白了，但凡不触动他的利益，亡也罢，跪也罢，降也罢，似乎都与他们无关的。你看，江南士大夫，多无中原争胜之雄心，多有偏安一隅之心计。他们饱读诗书典籍，岂不知王朝偏安江南，终会为中原、北地王朝灭掉？但正如当年鲁肃劝孙权时所言：“臣等降曹，依旧做个大夫，大王降曹，当居何位？”他们也知，任一王朝一统天下后，这江南都会是王朝的重要财税来源，是舍不得把江南彻底捣毁的。治理江南，需他江南士族，便是治理天下，也离不开他江南士人。所谓文治武功，天下一统后必息刀兵而兴文事。江南文风鼎盛，文人辈出，仅凭科举一项，江南士人又可再登新朝朝堂。时日一久，又可形成气候。到时候，朝内朝外，官绅勾结，官商勾结，他江南士人照旧得利。我想，这可能便是扎在江南的王朝无法崛起的原因吧。江南之地，能滋养出光滑鲜亮的皮肉，却养不出雄强刚强的筋骨；养得出精致自私的算计，养不出吞吐宇内的豪气。朝廷现已定了心，要扎在这江南一地偏安。空谈经济恢复，重振武备，欺人罢了。所谓屈已议和，舍小而就大谋者，赖活的借囗罢了。时下朝廷官吏，江南士人越来越多，王朝在这里，只会曰渐沉伦，耽于享乐。我大宋只会越来越光鲜，越来越精致，但更会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无骨。血性会被这江南温柔水乡消磨殆尽，剩下的便是拖延时曰罢了。”
王佐道：“今日听大人言说，叫王佐好生丧气。”
光世道：“我已心灰意冷，且年纪也大了些，但求善终罢，自然丧气的话多些。我再来说些提气的话，只当是为你去北国壮行，如何？”
王佐道：“愿闻大人高论。”
光世道：“王佐，这王朝兴替，原是天道，你不争气，便让人消灭，合情合理。我等为宋人，为宋国忧劳，也只是聊尽人事，天之道，岂我辈可知，杞人忧天罢了。汉唐强盛，不惟武功，文事之盛，亦叫人艳羡。然汉唐文化，雄浑大气，志存高远，与我大宋文化迥异，这却是为何？实乃是开万里疆土，逐万里洪波，眼界开阔了。眼界一开阔，自然胸中之气辽远大气。彼时盛唐，与数万里外之大秦、大食、天竺等国通行商贸、文化之交流，开放包容，吸万国之所长，唐人气象，自然高远。唐时宰辅大臣，竟曾达十余人都是外国人，可见其时与四海交流之盛。彼时我华夏文化，亦是大放异彩，独树一帜，引得万国来朝。然如此雄浑大气的文化，到了我宋朝便成了这等精致小气呢？究其缘由，疆域小了，与外交融的途径断了。没了吸纳，便只得紧着那几部经史子集深耕细匀，便只能将心力尽使在这狭小的国土内。眼界窄了，自然也就小气了，渐成井底之蛙。却还犹不自知，动辄以井为天下，还以为死守的几部经史子集便是宇内文化的巅峰。你说我大宋恐亡于外族，恐失法统、道统，以我看来，你是过忧了。辽人汉化、金人也在汉化，他们捣毁不了我华夏文化，只会被裹挟进来。但我华夏文化至我宋朝，已是日益自闭，日益软弱。辽人全面汉化后，便全面软化，遂为金灭；金人逐渐汉化后，战力开始下降，也在逐渐软化。可见我华夏文化自汉唐攀上顶峰后已急速下降，至我宋已只剩了一丝游气，竟至有毒。我想这种日益保守自闭、精致软弱的文化终究会被捣碎。天下之大，岂只我江南一井；文化千传，岂只我华夏一鸣。有友人从泉州来，他随商船出海，始知天下之大，文化各异，俱也传承数千年，迥异于我华夏，且也能生生不息。又有数万里外之大国，疆域之辽阔，竟至不输我盛唐。我终夜乱想，那是些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人与国呀！若有一朝，那数万里外的国，异军突起，挟其武功文化直捣了过来，我们能挡住吗？我们这种自闭软弱精致的文化还能将他裹挟得住吗？王佐，去北国吧，莫再耽于那小忠小义，去更辽阔的天地间，开阔眼界，激荡胸中豪气吧。鹏举，鹏举，鲲鹏击水三千尺，扶摇只上九万里。江南的水太浅，江南的天太低，容不得鹏举展翼。北国才有雄气，北国才有王气。王佐，趁着腿脚还有气力，去北国展翼，去北国佐王吧。这墓气沉沉的江南，只能养雀，容不得大鹏的。”
王佐别了光世，回到驿馆，心中久难平复，倒生出了急切，只想快快去到北国，去饱赏那凛冽的寒风，草原的高远，大漠的雄浑。过了几曰，金使刘筈一行到了临安，诸事办完后，王佐随他去往金国。数月之后，刘光世病逝于临安，年五十四岁。高宗追赠其为太师，谥号“武僖”。小心畏忌日僖。
徽宗与郑后梓宫，并韦太后一行南来。金遣使臣刘祹、高居安、完颜赛里等扈从。宋以参政王次翁为奉迎使，迎于淮河。高宗又亲率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衙管军等三千余人，迎于临平，以彰“圣孝”。见太后，喜极而泣，母子备述相思之苦。来迎的众臣次等参见太后，到韩世忠，大后欢喜，说道：“韩相公威名，哀家在金国早已耳闻。”慰勉有加。太后问：“岳飞何在？”世忠为难，嚅嚅答道：“岳飞已死。”太后大惊，喝问高宗道：“如何有此事？”高宗不好答，王次翁只好含糊答道：“岳飞意欲谋反，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太后还未言，一旁的金使刘祹已哈哈大笑，讥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灭。”如岳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高宗与众臣受刘祹讥讽，俱无言以对，只落个面红耳赤。太后大怒，从临平入临安，再不与高宗言语。
韦太后入了临安，居慈宁宫。因高宗杀岳飞，废世忠，太后怨恨，不与高宗说话，又闹着要出家。高宗苦劝，方才作罢，改为终身着道服、素食。毕竟儿子是皇帝，终生不理他也不妥，又得知儿子无子嗣，收养的赵瑗、赵璩乃太祖后裔。韦太后对高宗说道：“我们初到金国时，金人待我们如奴仆，备受欺侮。至岳飞、韩世忠在牛头山、黄天荡大胜，赶金人逃离建康北归后，我们的境遇倒好了许多，可见金人也是欺软怕硬的。后来听闻岳飞围攻汴京，燕金的金人都往北逃，我们都是万分欢喜，指望岳飞能打到金国，接我们回来。你不知金国当时有多慌乱，都谈岳飞色变，畏之如虎，不想你却叫他撤了军。我听说金兀术得知岳飞撤军，曾说：“天幸岳飞撤了，不然我们谁也别想活着回去。”你如何这般糊涂，好好的机会不把握，如何又杀了岳飞，倒向金国称臣？你以为你一味退让，人家就可怜你吗？”
高宗遂将前因后果，所思所虑细细向韦太后说了。韦太后明白了高宗的心思，也知道这个儿子与他父兄一般，俱不是个有雄心的，唯有叹息。又说道：“我临行之前，赵桓拉着我哀求道：“如果能让我南归，就让我当个太一宫主好了，对九哥（赵构）就没其他要求了。”我当时无法推辞，便发了誓：“我先回去，如不能迎回你，我就瞎了眼晴。”此事你看如何办？”
高宗道：“此事儿子不瞒母后。早些年与金议和时，一直是要将他迎回来的，儿子是想将他捏在手中，免得金人立他在北方与我相争。其时儿子还有些兴兵北伐，收复故疆的心气。但现在形势变了，我却不想接他回来了。儿子又无子嗣，日后皇位必传与赵瑗或者赵璩，这是又转回给了太祖一脉。赵桓一支若在朝，日后恐生祸乱。再有，儿子听闻金太宗曾言：“为赵氏养济之事，乃国之美政，不可罢。”想来金人也不肯将他送回来的，定要将他一支留在金国，好来讹诈儿子的。况且儿子还有个心思，把他们都接回来了，在金国的一些事，传开了也不妥。”
韦太后听高宗这话，便不再提赵桓之事。原来韦太后去金国时，只三十八岁，初时发在浣衣库，后又与福陵帝姬一起被赐与盖天大王完颜宗贤为妾。那帝姬乃徽宗之女，两辈人同侍一夫。福陵帝姬先于韦太后已逃回，在临安一寺中出了家，高宗也曾去看过这个姐姐。韦太后一回来，听闻福陵帝姬已在临安，恐与她两女侍一夫的丑事传开，乃说福陵帝姬早已病死在金国，临安的这个是假冒的。高宗岂会不认得自己的同父异母姐姐，为给母亲遮羞，乃以假冒天眷，派人密杀了姐姐。高宗多年来一直宣称韦太后入金时已四十八岁，只一老妇耳，断无改嫁一说。却也作怪，韦太后不再提迎回赵桓之后，双目逐渐染疾，虽经诊治，却不得愈，几不能视物。韦太后在临安，安享太平十七年后，逝，年八十岁，实为七十岁。
田师中在鄂州掌军，最不放心牛皋，恐其异动，乃借召诸将会饮之机，在牛皋酒中下毒。牛皋回去，毒性发作，乃叹道：“我官至侍从，已足够矣。所恨者南北通和，使我不能马革裹尸而死，却死在屋檐下而已！”
张显在吴璘那里，听闻牛皋死讯，又得知大哥岳飞谋反一案，实由王贵举发诬陷，再也顾不得妻儿了，留书给吴璘，乃独自离了陕南赶去福建。张显见了王贵，嘶声痛哭又愤声大骂，忽拔剑大呼道：“王贵，你独自去享你的富贵吧。便是阴间，我四兄弟也不再认你。”迫近王贵，举剑在颈上一划，血溅王贵一脸一身。王贵大哭，抱着张显连唤“五弟”，张显满脸是泪，双目圆睁而死。王贵野狼般嚎哭，自此疯癫，每日枯坐在几个兄弟灵位前，或哭或笑，悔恨而终。临终前遗命为长孙改名为王悔，字思飞。
秦桧在岳飞死后，连续为相十三年，极力贬斥抗金将士，阻止恢复；又结纳私党，斥逐异己，屡兴大狱。因岳飞部将施全行刺秦桧未果，秦桧虐杀施全后，乃大聚甲兵护卫，甚为惊恐，夜间闻响则惊。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死，年六十六岁。其子秦熺，其孙秦埙，俱为朝臣，秦桧咽气，高宗即罢其子孙官职，不再叙用。与秦桧同时代的南宋大儒朱熹直指秦桧为内奸，评道：“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元臣相脱脱修宋史，评秦桧：“桧两据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却也作怪，不知何时，有竖儒跳将出来大赞秦桧，夸其会抓经济，使南宋得苟延残喘；又夸其字写得好，诗写得妙。哈，哈，竖儒看来，金钱、文化远高于国家。不知其论如何也能行其道，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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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道：“大人，说来话长啊！”遂将陆文龙之事细细说与光世。光世如听天书，听罢叹道：“好，好，王佐，你福报不浅哪，料是陆登夫妇在天上护佑你。你与金兀术家的小王爷交好，这临安城里，哪个还敢惹你。”
王佐苦笑道：“只是个挟金自重罢了，也不是什么体面事。已有士人责我全无家国情怀，投奔外国了。”
光世道：“如何不体面，这朝堂内外，不知多少人嫉妒你，直至恨死你呢？咱这宋国，几时还有体面，只怕这回，要举朝跪接金主册书了。人家都不觉失了体面，你现在是上国王爷的朋友，体面得很咧。不然张俊如何对你客气，朝廷还给你加封？至于士人责你全无家国情怀，你只当他是犬吠罢了。我现在听人说这四个字，便气不打一处来。岳飞、韩世忠没有家国情怀？不是让那群每日高呼家国情怀之辈整死整废了吗？你看这“国”字，框内一个“或”，“或”者，执戈之士也。可见这国之主体，原为战士。然我大宋朝，战士乃是武人，武人乃粗鄙下贱之人，隧有文人墨客将框内的“或”换成个“玉”，即是翩翩君子，温润如玉者方为国之本。离了他们那些玉，则国将不国。你看他等写这国字，这框的上下，总不将口封死，我总是不解，总以为是书法之美，忽地一日明白了，不将囗封死乃是方便玉们跑去外国。你再看这家字，屋顶下一猪。玉们所居，为宅，为府，为邸，为院，只我等这些粗鄙之人，所居才是个家，可见我等俱是猪。我就奇了怪了，猪的情怀如何与玉的情怀并列，家里的猪如何去管他玉的国，玉的国又与家的猪何干？玉们败了国，保不住自己的国了，便哄着猪们去为他拼命，夸这猪有家国情怀。玉们都跑去外国，却来责你这猪跑出去，真奇怪也哉。”
王佐笑道：“大人这几年不打仗了，倒闲出这多奇谈怪论，佩服，佩服。”
光世道：“我这几年，只是混日子罢了。闲来无事，便读几本杂书，想出些怪论。今日幸得你来，不然怪论无人可诉。你是个造反的出身，你那六字可是个天字号的怪论，想我不论如何胡说，你也不以为意的。今日你得陪我好好聊聊，才肯放你走的。”
王佐道：“甚好，我也正有些事想听听大人的高论哩。这次我拖个残废之躯去浔州，只说这条性命便丧在蛮荒之地了，不想到有此际遇。我跟着岳元帅也跟金人打了几年，好歹算个抗金派，不想倒得金兀术恩惠，保全力性命，真是造化弄人。只可惜岳元帅蒙冤遇害，我们却是无能为力呀。”
光世道：“现在是奸臣当道，投降的掌权，下跪的得利，你能奈何？韩世忠都服了软，更莫说你我了。当年我让鹏举去真定投军时，他正是十九岁，风华正茂。此后，他一直为国家征战，整整二十年，遇害时仅三十九岁，正是盛年，实乃英年早逝。可以说，我看着鹏举一步步走来，他对国家，对朝廷的忠诚，人神共签哪！我在京中的一些朋友，一些耳目曾对我说，鹏举得进高位后，时有人提醒圣上防着他，连圣上也说鹏举忠义，断不会行践越之事，可也总有人以文彦博当年害狄青之语，“太祖也是后周忠臣”之语邀宠。这是个怎样的国家，怎样的文化才会生出这样的鼠辈呀！毁忠直，媚权奸，欺良善，跪强人，这便是我大宋朝廷倚重的一群满囗圣人之道的文人士大夫吗？只一群满口仁义道德，自诩风雅的一群混晚等死的蛆虫罢了，只是华美的纸张包裹的一枚臭鸡蛋罢了。那年我去鄂州，与你和鹏举谈了一日，便知鹏举会吃亏的，想来你也明白。只不料这才几年，鹏举便遇害，实是太快了些。”
王佐道：“有些事我明白，却是无能为力。不瞒大人说，岳元帅来临安之前，我便知不妙，我曾劝他学北平王罗艺，听调不听宣，索性在荆湖自立。岳元帅却宁愿自已受委屈，也不愿惹得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他就是这般人物，便最终遭人暗害了。”
光世道：“鹏举是青史中人物，不是我这般俗人。他选择了立着做人，选择了尊严和高贵，但他效忠的朝廷却选择了跪着做人，选择了苟且和卑贱，那他如何能有活路。想来也是好笑，前朝太祖郭威，别号郭雀儿，却有鲲鹏之志。父子二人，金戈铁马，气吞山河如虎。说我朝太祖降世，红光满室，异香满天，以为必是不世雄主，以为必能扫平宇内，一统天下。现在看来，却是鸠占了雀巢，真真成了雀儿。又传下数代，愈发成了雀儿，全无了冲天之志，只惦记着占人家的这个窝。现在更好，只要有个窝来活命，跪着也行。”
王佐道：“我这几日在临安，听说朝廷要借议和休战后，与民休息，还天下太平。要将江南宋国建成人文鼎盛之国，文明祥和之地，要重现当年汴京之繁盛，大人以为如何？”
光世道：“跪便跪了，找些大话遮羞。我且先说说我宋国之所谓文化，所谓文明。王佐，一般以为，我华夏自周始，农人与地主的关系都已过渡为雇佣性质的佃户制，没曾想，到两千年后的我大宋，农奴制倒在广大地区普遍存在了。有史具载：“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往。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你看，到我文明之大宋，佃户倒与牲畜一般，被地主牢牢捏在了手中。太祖时史料中，《刘师道传》中记载：“川陕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凡租庸调敛，番佃户承之。”这类投靠而来的旁户，一般“相承数代”，子孙世代为奴，更是农奴无疑。这便是我大宋的文明。还有一宗文明更是骇人听闻，便是“杀婴”。这个残忍陋席，更行盛于南方诸省，荆湖南北两路、皖闽尤烈。你是湘人，当不陌生吧。有个词叫“生子不举”，说的就是此事。苏学士的《与朱鄂州书一首》中曾说：“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以及“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一个“例”字足可见溺毙子女早已为一习俗。以宋人之所谓文明开化竟仍致狃于此陋习，颇不可思议。苏学士曾泣血描述：“初生辄以冷水浸杀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宋会要.刑法二》亦曾记述：“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男……女多则杀女……谓之薅子。”杀子如薅草一般啊！王佐，此人世间人伦惨剧，为何盛行于我大宋？你当年造反，当是知晓的。根结便是个“贫”。贫苦之家，无力养儿罢了。我想，我宋国行征身丁钱，按家中人囗收取苛捐杂税，当是此祸之根本吧。历代王朝都知土地兼并，贫富悬殊乃祸乱之本，我们这大宋朝，倒以无尽地巴结、倚靠士大夫阶层为要，“田制不立，不抑兼并”，遂使自耕农群体愈发贫困，愈贫则愈无力养子，只得薅之。朝廷历代行文地方，督察禁绝此事。又以人伦教化，责生子不举，甚伤风俗，人伦崩坏，实伤天理。只知责人，不知责己，只做些表面文章，从未想过从根上来解决。王安石大人之变法，原是要以田亩收取赋税，动了士大夫们的利益，终至失败。我大宋之士人，俱以琴棋书画，花鸟楼榭，香茶玉液，锦锻细瓷为文化。以空谈圣道，妄言忠孝，以德责人，隐忍退让为文明。殊不知，根子上只是个吃人的文化，拿人不当人的文明。诗词歌赋，锦绣文章，不过是营造个表面上的文化繁盛罢了，又怎遮掩得住根子上的无志、无骨的卑贱，又怎遮掩得住对内凶狂贪婪，对外软弱大度的蛆虫嘴脸。”
王佐道：“大人之言虽甚激烈，确也是实话。”
光世道：“王佐，我这几年，也读了些书，想了些事。我朝自立国始，方针上便出了错，只一个“崇文抑武”，但断了进取之心，只剩下个“守”字，只剩下个“退”字。所谓不进则退，原为大道。太祖、太宗时之天下，与汉唐之天下实已是不可同曰而语。向北没了燕云，向西没了河西走廊、庸凉陇右，向南更好，小小的千年交趾之地，也在我大宋手上弄丢了。守到如今倒好，守得只剩个江南半壁。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殊不知退一步，便有退十步，退百步，也许身后便是万丈深渊。多么高明的“退”呀，只退到偏安江南，成金人藩国。每每还好夸文化、经济之盛，在我看来，只是“耗子下崽，替猫忙活”罢了。当年行个“强干弱枝”的方针，集天下财货、人力、军力于汴京，营造个清明上河图上的盛世。实则汴京之外，民生刁弊，民变不断。哪朝民变，都是在国朝末世时为多。我朝倒好，仅立国三年，便民变四起，其后经年不断。显见汴京之繁盛，只是皇家与士大夫们的繁盛，与天下兆民却是无关的。积积攒攒了百余年，金人一来，俱被掠去，一把大火，将那繁盛之都烧作灰土，岂非替猫忙活一回？一个国家，没了进取之心，只思守成，只知退让，必会在战略上出错，贻祸后世。当年真宗朝时，好好的机会不去把握，遂让辽、夏日益坐大。又不肯出兵助六谷吐蕃，致使唯一的军马来源白白失去。真不知这守，要守到何时，又能守得多久啊！”
王佐道：“是啊。大人久掌军旅，我也在军中多年。这一国但凡取个守势，总是个被动挨打。我宋国又不比得盛汉盛唐时节之疆域辽阔。其时疆域之大，每有官员赴远地上任，经年累月，竟至死在路上。然汉唐雄烈，有廓括宇内之志，武臣万里拓疆戍边，文臣万里持节抚远，但有不臣，策马执戟伐其于万里之外。遥思汉唐雄风，不由得心驰神往。咱这宋国倒好，群狼环伺，却一味退让，但凡人掀桌子，立马给钱，倒洋洋自得，谓之忍小而图大谋，图个经济利益。只图得满天下皆知，只要跟宋人掀桌子，就能得利，竟至被人拆了房子，赶到了这江南一隅。大人你看，我宋国无打出去的雄心，便至亳无战略外延，人家但凡动手，立马战火便在我国境内，就是把人挡回去了，每每也是损失惨重。人家知道你不敢打出去，便也不用担心你的报复，便愈发张狂。自太宗时北上惨败而归后，这百余年我宋国不就是一直被动挨打吗？”
光世愤然道：“你弱便该换打，此乃天道。我朝一干竖儒，倒编排些我汉民族不喜征伐，向来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热受和平，不以邻为壑的屁话，难不成我汉唐之盛，乃是热爱来的？诺大的疆域，是讲理讲来的？自己没了血性，软了骨头，还敢自称汉人，全不知羞。我与夏战，与辽战，与金战，每听他等呼我们为“宋狗”时，总是痛彻心扉。我顶天立地之汉唐后裔，如何到了这大宋朝，便被人呼作了“宋狗”？”
王佐道：“岳元帅一直力主北伐不能停，也不能等，便是看出了不打出去而取守势的危害。他曾说过，趁着军队多还是北地人，体格上不输与金人；趁着正有数万马军，且平原野战能占上风时，直捣黄龙，方可为后世争得战略上的主动。他最担心一旦停下来，二十年后，再无可死战之兵，再无可驰骋之马。且再奢糜之风一起，文弱之风一吹，国家进取之心再度消散，便只有坐等灭亡了。”
光世道：“王佐，鹏举实是看出了关健。和平安宁固然是个好东西，然于我大宋，以目前天下之形势，实是个祸患。国朝初期，与辽战，与夏战，尚打出了几支能战的队伍。后都停了下来，安享了近百年和平安宁，队伍便都垮了。徽宗时我有幸参与了一场大阅兵，但见那禁军队伍，盔明甲亮，战旗飞扬，一溜地步子走得齐整，刀枪举得漂亮，操练起来也是进退有序，章法得体。当时皇帝大悦，众臣夸赞，观兵之百姓俱是喜笑颜开。下来后我与几个西军将领闲聊，都很不以为然。军队从大了说，是保境安民，护卫国家，从实话上说，军队就是杀人的。任你穿的漂亮，走的整齐，操练得热闹，若没见过脑浆迸溅，肚肠横流，如何敢战。任你千般操练，万般比划，怎比得实打实的一战更能练兵？果然金军一来，我宋军便现了原形。我就奇了怪了，我国中这多千般会讲理，万般能论德的文人士大夫们，怎不去与金人讲理、论德，个个只剩了会筛糠。王佐，你看北边的蛮族，以杀为生，为争草场、牲畜、人囗，常年相战。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环境，造就了人人能战，个个好杀。我们这边却是好谈和平，喜论经济，夸耀文化，轻贱武人，这岂不是找打，找死。鹏举正是看出了这个关健，才立定脚跟，舍了一代人打死打残，方熬炼出了一支铁军。一群竖儒，岂不知由北向南，几曾夺过天下，俱是一群混吃等死的鼠辈罢了。鹏举北伐围攻汴京时，河北金人业已仓惶北窜，河北血性男儿业已只待接应光复，这是我朝最好的一次翻身的机会呀！一群鼠辈，鹏举尸骨未寒，便已对他大肆诋毁，只要将鹏举毁得体无完肤，方趁了他们的贼心，方显了他们的高贵。他们能批鹏举什么，不外乎便是个不会照着他们的下贱做人，不会照着他们的下贱做奴才罢了。他们跌入了粪坑，学会了吃屎，便自诩为顺势而为，以为合了道。岂不知，再有缺陷的战士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终归是个苍蝇，只配吃屎。害了鹏举，便是害了国家，把个极好的打出去的机会生生断送呀！王佐，我宋人再无可能北进了，日后即便再有君王重起北代之心，却是断无成功的可能也。任你诗词歌赋，书画文章，任你精美瓷茶，锦缎绢肙，任你再多的文化鼎盛，经济繁荣，你却再也不能冲出去，只能固守等死了。金人的“中华一统”岂是空喊的？北地已生出如此雄心壮志，既便金人实现不了，必有更强的君王来实现。到时候，除剩下个满地跪伏为奴，还能剩下什么？所谓文化，只留给后世文人去遐想，去追思，苦难只留给当世兆民去承受，去饱尝罢了。”
王佐叹道：“想不到大人会比我还要悲观、绝望呀！”
光世道：“王佐，我想你也知道，我宋国的结局，不外乎如此。今世文人，已在沾沾自喜，拿当年之汴京来夸耀；后世之文人，也必拿临安、扬州来夸耀，都要夸耀我两宋之文明。殊不知，我华夏文明，在有宋一朝，已被打断了脊梁，只剩个瘫软的皮肉了。恰如一锅大骨汤，飘散着无数作料的芬芳，内中只无了那根大骨。后世之人，定会自称汉人、唐人，断不会自称宋人。一个跪下的王朝，一个趴伏的文明，有何可来夸耀？所谓繁盛的文化，只不过是苟活的借口，遮羞的面纱，一幅醉生梦死的图画。无骨的文化，只待无骨之人来夸；孱弱的诗歌，只待孱弱的蛆虫来吟唱。若有一日，竖儒蜂起，再夸两宋文化；若有一曰，天下不知岳飞，只知宋词；天下不知世忠，只知宋画；天下不知顺昌、颖冒，只知扬州、杭州；天下不知骨气，只知经济，则天下又将危矣，士大夫又在误国矣！”
王佐也是长叹，说道：“我看秦、汉、唐，俱亡于内乱，只我宋恐亡于外患。北部边患，自周时便有，但我华夏一族，尚武精神不息。秦时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汉时封狼居胥，匈奴漠南无王庭；盛唐就更不用说了。我朝现在面临的北部边患，却为汉唐时不同。我朝北部之辽、金，文化上逐渐汉化，都习儒学，都行科举，都认同大一统思想，政治上都已形成了完善的国家政权，国家机构，再非当年的部族联盟了。若我宋亡，则真是亡天下也，亡的是法统、道统，恐宋亡之后再无中国矣。”
光世道：“这你却是忧过了。我华夏文明，从来便不是单流传播，而是不同文化融合而来。晋时匈奴王刘渊，以汉高祖后裔自居，遂灭晋而立后汉；鲜卑拓跋氏，人主中原，全民汉化，始有北魏，后更与关陇汉人士族融合，始兴盛唐。我宋国怎配担得起华夏正朔，担得起文明之法统、道统？华夏文明，从未因某朝更迭而断掉，更不会因宋亡而摧毁。”。
王佐道：“从长远看，从大处看，原也如此。但千余年来，毕竟是以我汉文化为主体而融合外族文化。我汉人王朝，虽屡遭倾覆，却总能崛起。直是这大宋朝，却让人看不到希望啊！”
光世道：“王佐，我汉人之文化，自周时形成，至盛唐而至鼎峰。其时之文化，开拓进取，奋发向上，飘怡洒脱，恢宏大气，虽屡经倾覆，却能再发生机。在我看来，其关健便在有血性，有骨气，筋骨不倒。然至我宋百余年延续，却生生将筋骨销磨掉了，成了个纯粹的文人士大夫文化，成了个文字游戏。这种没了筋骨的文化却是有毒，有害。我禁不住想到，若我宋国延续的时间越长，这种文化延续的时间越久，恐对我华夏民族遗祸更甚。我且从小处来说说，只一家之言，作闲聊罢了。秦汉唐三代，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亿万兆民之天下一说。只论君臣之礼，便可见一斑。彼时君臣论政，君坐臣亦坐。君见重臣，君立请重臣先坐而后君才坐。朝堂之上，君臣俱是坐而论道。至我朝太祖，却动了小心思，登基第二日，丞相范质照惯例坐着奏事，太祖以眼花，让他将奏章拿近些看。范质起身上前后，坐席即被内侍拿走。从此，大臣奏事再无座了。朝堂之上，君坐而臣立，尽显皇帝尊贵，天下遂为一家一姓之天下。虽则是君王耍个小手段，但我宋国之士大夫却不敢去争，汉唐士人之高贵遂在宋之士人身上消散。为何不敢去争？因为宋之士人，气节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利害的计较。既没了坐而选择了站，那从站再选择跪也便可以接受了，遂至举朝跪金人。我只恐这一跪下去，我华夏精魂遂散，日后会越来越习惯跪，越来越喜欢跪了啊！王佐，你看既已认可了他一家之天下，则极尽奢华，以天下而供一人；既已是一家之天下，则最怕人夺了去，便行杯酒释兵权，崇文抑武之策。只恨不得天下尽文弱，任他逞凶狂；天下尽跪伏，任他呼奴才。我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哪是个共治，只是个共享罢了。士人既只要计较利害，那君王便与其结成个利益共享集团，一齐来盘剥万民。我朝官吏，因朝廷行高俸养廉政策，薪俸之高，历朝罕见，尤以文臣更甚。可谓举一州而奉一人，举一县而奉一人。聚天下财力于汴京，搜天下财力以供汴京，遂得一表面繁荣之清明上河图。汴京之外，民生之艰，哪个去理。太祖封桩库中的五十万两黄金耗得干干净净，国库年年亏空，只将苛捐杂税年年加征，弄得民变四起。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民不畏死，蜂起不缀，可见盘剥之重。文化夸了不够，又来自夸商业兴盛。然商税之重，竟达货值之八九成，遂得财源滚滚。但谁人不知，我朝之商业，盐、铁、酒、丝、茶，但凡民生之必需，俱为专卖，哪配谈得上是个商业。商税收入再高，不过是转嫁于民，不过是官商勾结，搜刮万民的新法罢了。那远走海外的商船，以时下之运力，能赚得外国几多银钱？反观国内，我闻徽、湖（湖州）盐商，官价五文钱一斤食盐，贩至湖、川，售价五十文，弄得湖川贫民，经年淡食。商贾们倒是坐收暴利，兴巨资打造所谓文化，聚财之余，最好空谈圣人之道，教化伦常。民脂民膏，建起一座座园林，享尽奢华；民骨民血，立一栋栋书楼，自诩风雅。弄出个表面繁荣，根子上却已烂透。最可恨，圣人之学，孔孟之道，俱作了蔽体的华裳，翩翩风度，彬彬礼仪，遮掩个逐利的肝肠，扒开宽袍博带，现出个地主豪强。遂至我华夏文化，君子之风，士子之节，烂骨烂心，都知是个“假”字了。
再说这百余年来的崇文抑武。兵倒养了不少，只这兵哪是用来御外辱的，最忙的便是为弹压民变忙个臭死。一遇辽、金，顿作鸟兽散。我华夏历代王朝，几曾有君王朝臣，让外族一锅端得干净的呀！为了一家天下，为了一己私欲，便自毁长城，将抑武做到极致。这二十年来，好不容易熬炼出几只队伍，为了坐下的龙椅，为了去给人下跪，都硬生生给折散了。鹏举已死，世忠已废，再有难时，看去找谁？我每思华夏历朝历代，每遇倾覆，总有力换狂澜之人现世，聊以安慰。但转念再想，“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袂。”天见我朝万民蒙难，生灵涂炭，乃遣岳飞、世忠下界，救国难，解倒悬。不想人家并不珍惜，硬生生地杀岳飞，废世忠；硬生生地将最好的一次进取机会葬送掉了。我想天若有心天亦凉啊！天要降祸于这个宋国了。”
王佐道：“大人，我观历朝历代，君王对武人也多有防范。我朝之前，历五代十国七十余年大乱，太祖方定下这崇文抑武的国策，原可体谅。文武之道，原是一张一驰，我朝只是抑武抑得过了些罢了。”
光世道：“王佐，文与武，于国于人都不可戓缺，我华夏早期，其实原无文武之分。周时起，上战场的人被称作士兵或战士，其时并不是任何人都可做士兵，做战士的。只有士人，也即贵族子弟方可做战士，战士是极为高贵的。彼时战阵之上，俱为各诸候国之士，彼时之战，喻礼于战，更似竟技，不重杀戮。至战国纷争，方以杀戮为重，斩级序功。各国士子，死伤无数。这才放宽募兵限制，士农工商俱可为兵。之前的士大夫，上马杀敌，下马治民，上马执戈，下马挥毫。所受教育，都是尚武崇文，文武兼修。朝堂之上，也无文武的径滑分明。而后大兴灭国之战，囚徒，贱民俱可入军旅，士大夫阶层逐渐退离军旅，专行文事，直至如今竟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纯文人，且开始鄙视武人。武人成分，也逐渐低下，秦时常征囚徒为兵，汉武每有征伐，屡征国中恶少年入伍。这文武之分，便逐渐形成。文人鄙视武人之粗鄙，武人鄙视文人之纤弱。想来文武之于一国，怎分高下？安时倚文，乱时倚武，原是正道。虽历代君王都知，王朝兴替，俱凭武力，而文人却没有这个能力，江山是打下来的，而不是论下来的。所以历朝历代，对武人多有防范，但也是适可而止，于文武之间，取一平衡。彼时君王，有廊括宇宙之志，深知武事之重要，并未刻意以文人来压制武人，尚武之风，从未停息。唐时王玄策，以文职出使天竺受辱，乃于吐蕃、泥婆罗调兵，灭天竺之国而擒其王，献俘于长安。可见当时尚武之风甚烈，文人也有血性，也能战。我朝以唐末武人乱国为教训，矫枉过正，弄出个以文压武。一则是已无进取之志，只图守成；二则是为一家之江山稳固，刻意压制武人。百十年来，我华夏先民勇武之气在宋人中曰消，而文弱之气日涨，遂成靖康时任人宰割之“宋狗”。这崇文抑武之风不消，我宋国万难崛起。宋之君王，向以文事自夸；宋之士人，向以风雅自傲，俱以武人为卑鄙，视为草芥。此风不息，何来中兴，何来崛起，亡国也只看时日长短罢了。”
王佐道：“我这几日在临安，满耳听到的俱是经济恢复之论，都说只有经济强盛了，才可重振武备，才有复兴。只不知如何恢复，恢复之后又作何打算？怎么个样子才算复兴？”
光世道：“王佐，你莫听他等瞎扯。但凡恢复，首要便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你看自议和停战至今，为支撑战争而征收的各种赋税杂费可有削减？反倒又生出些名目。恢复之说，只是恢复他士大夫们的享乐罢了。所谓复兴，你以为他们能复兴出个汉唐的样子吗？军队裁撤了一些，军费开支也减了不少，可人家的用度却都涨了。战时看将，安时看相，你看我朝这位相，可是个能兴邦的吗？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已不言自明了。指着他来恢复，岂不可笑。况且既便经济恢复，经济强盛之后，这王朝安卧于江南，哪还能去中原争胜哪。王佐，这江南之地，与中原、北地不同，任你哪家王朝，但凡扎在这江南水乡，必是个亡字。江南山川秀美，气候怡人，物产丰富，更有一个文风鼎盛。此地是个安享太平之地，是个出文人墨客之地，断不是个出雄主，出雄兵之地。此地文人士大夫，自有其生存法则，不同于中原、北地。我发现个现象，不知对否？便是这江南之文人士大夫们，多耽于一家一族之利益，对于国家存亡兴替，并不十分在意。说白了，但凡不触动他的利益，亡也罢，跪也罢，降也罢，似乎都与他们无关的。你看，江南士大夫，多无中原争胜之雄心，多有偏安一隅之心计。他们饱读诗书典籍，岂不知王朝偏安江南，终会为中原、北地王朝灭掉？但正如当年鲁肃劝孙权时所言：“臣等降曹，依旧做个大夫，大王降曹，当居何位？”他们也知，任一王朝一统天下后，这江南都会是王朝的重要财税来源，是舍不得把江南彻底捣毁的。治理江南，需他江南士族，便是治理天下，也离不开他江南士人。所谓文治武功，天下一统后必息刀兵而兴文事。江南文风鼎盛，文人辈出，仅凭科举一项，江南士人又可再登新朝朝堂。时日一久，又可形成气候。到时候，朝内朝外，官绅勾结，官商勾结，他江南士人照旧得利。我想，这可能便是扎在江南的王朝无法崛起的原因吧。江南之地，能滋养出光滑鲜亮的皮肉，却养不出雄强刚强的筋骨；养得出精致自私的算计，养不出吞吐宇内的豪气。朝廷现已定了心，要扎在这江南一地偏安。空谈经济恢复，重振武备，欺人罢了。所谓屈已议和，舍小而就大谋者，赖活的借囗罢了。时下朝廷官吏，江南士人越来越多，王朝在这里，只会曰渐沉伦，耽于享乐。我大宋只会越来越光鲜，越来越精致，但更会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无骨。血性会被这江南温柔水乡消磨殆尽，剩下的便是拖延时曰罢了。”
王佐道：“今日听大人言说，叫王佐好生丧气。”
光世道：“我已心灰意冷，且年纪也大了些，但求善终罢，自然丧气的话多些。我再来说些提气的话，只当是为你去北国壮行，如何？”
王佐道：“愿闻大人高论。”
光世道：“王佐，这王朝兴替，原是天道，你不争气，便让人消灭，合情合理。我等为宋人，为宋国忧劳，也只是聊尽人事，天之道，岂我辈可知，杞人忧天罢了。汉唐强盛，不惟武功，文事之盛，亦叫人艳羡。然汉唐文化，雄浑大气，志存高远，与我大宋文化迥异，这却是为何？实乃是开万里疆土，逐万里洪波，眼界开阔了。眼界一开阔，自然胸中之气辽远大气。彼时盛唐，与数万里外之大秦、大食、天竺等国通行商贸、文化之交流，开放包容，吸万国之所长，唐人气象，自然高远。唐时宰辅大臣，竟曾达十余人都是外国人，可见其时与四海交流之盛。彼时我华夏文化，亦是大放异彩，独树一帜，引得万国来朝。然如此雄浑大气的文化，到了我宋朝便成了这等精致小气呢？究其缘由，疆域小了，与外交融的途径断了。没了吸纳，便只得紧着那几部经史子集深耕细匀，便只能将心力尽使在这狭小的国土内。眼界窄了，自然也就小气了，渐成井底之蛙。却还犹不自知，动辄以井为天下，还以为死守的几部经史子集便是宇内文化的巅峰。你说我大宋恐亡于外族，恐失法统、道统，以我看来，你是过忧了。辽人汉化、金人也在汉化，他们捣毁不了我华夏文化，只会被裹挟进来。但我华夏文化至我宋朝，已是日益自闭，日益软弱。辽人全面汉化后，便全面软化，遂为金灭；金人逐渐汉化后，战力开始下降，也在逐渐软化。可见我华夏文化自汉唐攀上顶峰后已急速下降，至我宋已只剩了一丝游气，竟至有毒。我想这种日益保守自闭、精致软弱的文化终究会被捣碎。天下之大，岂只我江南一井；文化千传，岂只我华夏一鸣。有友人从泉州来，他随商船出海，始知天下之大，文化各异，俱也传承数千年，迥异于我华夏，且也能生生不息。又有数万里外之大国，疆域之辽阔，竟至不输我盛唐。我终夜乱想，那是些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人与国呀！若有一朝，那数万里外的国，异军突起，挟其武功文化直捣了过来，我们能挡住吗？我们这种自闭软弱精致的文化还能将他裹挟得住吗？王佐，去北国吧，莫再耽于那小忠小义，去更辽阔的天地间，开阔眼界，激荡胸中豪气吧。鹏举，鹏举，鲲鹏击水三千尺，扶摇只上九万里。江南的水太浅，江南的天太低，容不得鹏举展翼。北国才有雄气，北国才有王气。王佐，趁着腿脚还有气力，去北国展翼，去北国佐王吧。这墓气沉沉的江南，只能养雀，容不得大鹏的。”
王佐别了光世，回到驿馆，心中久难平复，倒生出了急切，只想快快去到北国，去饱赏那凛冽的寒风，草原的高远，大漠的雄浑。过了几曰，金使刘筈一行到了临安，诸事办完后，王佐随他去往金国。数月之后，刘光世病逝于临安，年五十四岁。高宗追赠其为太师，谥号“武僖”。小心畏忌日僖。
徽宗与郑后梓宫，并韦太后一行南来。金遣使臣刘祹、高居安、完颜赛里等扈从。宋以参政王次翁为奉迎使，迎于淮河。高宗又亲率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衙管军等三千余人，迎于临平，以彰“圣孝”。见太后，喜极而泣，母子备述相思之苦。来迎的众臣次等参见太后，到韩世忠，大后欢喜，说道：“韩相公威名，哀家在金国早已耳闻。”慰勉有加。太后问：“岳飞何在？”世忠为难，嚅嚅答道：“岳飞已死。”太后大惊，喝问高宗道：“如何有此事？”高宗不好答，王次翁只好含糊答道：“岳飞意欲谋反，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太后还未言，一旁的金使刘祹已哈哈大笑，讥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灭。”如岳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高宗与众臣受刘祹讥讽，俱无言以对，只落个面红耳赤。太后大怒，从临平入临安，再不与高宗言语。
韦太后入了临安，居慈宁宫。因高宗杀岳飞，废世忠，太后怨恨，不与高宗说话，又闹着要出家。高宗苦劝，方才作罢，改为终身着道服、素食。毕竟儿子是皇帝，终生不理他也不妥，又得知儿子无子嗣，收养的赵瑗、赵璩乃太祖后裔。韦太后对高宗说道：“我们初到金国时，金人待我们如奴仆，备受欺侮。至岳飞、韩世忠在牛头山、黄天荡大胜，赶金人逃离建康北归后，我们的境遇倒好了许多，可见金人也是欺软怕硬的。后来听闻岳飞围攻汴京，燕金的金人都往北逃，我们都是万分欢喜，指望岳飞能打到金国，接我们回来。你不知金国当时有多慌乱，都谈岳飞色变，畏之如虎，不想你却叫他撤了军。我听说金兀术得知岳飞撤军，曾说：“天幸岳飞撤了，不然我们谁也别想活着回去。”你如何这般糊涂，好好的机会不把握，如何又杀了岳飞，倒向金国称臣？你以为你一味退让，人家就可怜你吗？”
高宗遂将前因后果，所思所虑细细向韦太后说了。韦太后明白了高宗的心思，也知道这个儿子与他父兄一般，俱不是个有雄心的，唯有叹息。又说道：“我临行之前，赵桓拉着我哀求道：“如果能让我南归，就让我当个太一宫主好了，对九哥（赵构）就没其他要求了。”我当时无法推辞，便发了誓：“我先回去，如不能迎回你，我就瞎了眼晴。”此事你看如何办？”
高宗道：“此事儿子不瞒母后。早些年与金议和时，一直是要将他迎回来的，儿子是想将他捏在手中，免得金人立他在北方与我相争。其时儿子还有些兴兵北伐，收复故疆的心气。但现在形势变了，我却不想接他回来了。儿子又无子嗣，日后皇位必传与赵瑗或者赵璩，这是又转回给了太祖一脉。赵桓一支若在朝，日后恐生祸乱。再有，儿子听闻金太宗曾言：“为赵氏养济之事，乃国之美政，不可罢。”想来金人也不肯将他送回来的，定要将他一支留在金国，好来讹诈儿子的。况且儿子还有个心思，把他们都接回来了，在金国的一些事，传开了也不妥。”
韦太后听高宗这话，便不再提赵桓之事。原来韦太后去金国时，只三十八岁，初时发在浣衣库，后又与福陵帝姬一起被赐与盖天大王完颜宗贤为妾。那帝姬乃徽宗之女，两辈人同侍一夫。福陵帝姬先于韦太后已逃回，在临安一寺中出了家，高宗也曾去看过这个姐姐。韦太后一回来，听闻福陵帝姬已在临安，恐与她两女侍一夫的丑事传开，乃说福陵帝姬早已病死在金国，临安的这个是假冒的。高宗岂会不认得自己的同父异母姐姐，为给母亲遮羞，乃以假冒天眷，派人密杀了姐姐。高宗多年来一直宣称韦太后入金时已四十八岁，只一老妇耳，断无改嫁一说。却也作怪，韦太后不再提迎回赵桓之后，双目逐渐染疾，虽经诊治，却不得愈，几不能视物。韦太后在临安，安享太平十七年后，逝，年八十岁，实为七十岁。
田师中在鄂州掌军，最不放心牛皋，恐其异动，乃借召诸将会饮之机，在牛皋酒中下毒。牛皋回去，毒性发作，乃叹道：“我官至侍从，已足够矣。所恨者南北通和，使我不能马革裹尸而死，却死在屋檐下而已！”
张显在吴璘那里，听闻牛皋死讯，又得知大哥岳飞谋反一案，实由王贵举发诬陷，再也顾不得妻儿了，留书给吴璘，乃独自离了陕南赶去福建。张显见了王贵，嘶声痛哭又愤声大骂，忽拔剑大呼道：“王贵，你独自去享你的富贵吧。便是阴间，我四兄弟也不再认你。”迫近王贵，举剑在颈上一划，血溅王贵一脸一身。王贵大哭，抱着张显连唤“五弟”，张显满脸是泪，双目圆睁而死。王贵野狼般嚎哭，自此疯癫，每日枯坐在几个兄弟灵位前，或哭或笑，悔恨而终。临终前遗命为长孙改名为王悔，字思飞。
秦桧在岳飞死后，连续为相十三年，极力贬斥抗金将士，阻止恢复；又结纳私党，斥逐异己，屡兴大狱。因岳飞部将施全行刺秦桧未果，秦桧虐杀施全后，乃大聚甲兵护卫，甚为惊恐，夜间闻响则惊。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死，年六十六岁。其子秦熺，其孙秦埙，俱为朝臣，秦桧咽气，高宗即罢其子孙官职，不再叙用。与秦桧同时代的南宋大儒朱熹直指秦桧为内奸，评道：“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元臣相脱脱修宋史，评秦桧：“桧两据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却也作怪，不知何时，有竖儒跳将出来大赞秦桧，夸其会抓经济，使南宋得苟延残喘；又夸其字写得好，诗写得妙。哈，哈，竖儒看来，金钱、文化远高于国家。不知其论如何也能行其道，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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