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二章 老站长叶长青的故事7
“刚刚踏进部队大门的我，虽然来到北部边疆，又面对头号敌人，自然条件很差，政治气候严峻，随时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但我和其它同志一样，受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支配，能安心服役，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加上我自幼好胜心强，不甘落后性格，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学在前干在先，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196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提升为班长。当战士四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和现在两年服役期相比，我入团、入党、当班长并不算快，可我们的服役期是七至八年。我在同期入伍的战士中占全了四个第一：第一个入团、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后来第一个提干。我在交检科当战士时还学会了照相，那时会照相的人很少，不光个人没有相机，一般单位也没有，只有重要单位才配备，如公安、外事等单位。满洲里边检站当时只有三部相机，都集中在政检科，交检科虽是大科，任务量很大，又地处边防一线，也没配备相机，没人会用，检查现场一旦需要拍照取证，则由政检科临时派人赶到十八里完成。一天突然有人通知我说，站长找我有事，我当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站长直接找我一个小兵有什么事?边想边来到站长面前，同来的还有另外一名蒙族战士，站长开门见山要我们两人学照相，并且由他亲自教，接着给我们讲了照相的构造、工作原理，还讲了光圈、速度、取景等摄影技巧，亲自带我们到室外练习拍照。临走时把照相机留下，留两卷胶卷供我们练习。我很长一段时间想不明白，站长为什么在百忙中亲自去十八里教我们照相。或许是到十八里有其它工作顺便教一教，或许他想和我们接触对我们俩进行考查了解。摄影是站长的业余爱好，并有较深的功底。就这样站长成了教我学摄影的启蒙老师。现在回想起来第二种可能性最大，因为时隔不久，政委也到十八里分别找我和那位战士谈话，征求我们愿不愿意留在部队长期干下去，对我们提干进行思想摸底。站长教我们摄影以后，我就开始从事兼职摄影，后来又学会了黑白胶卷冲洗、照片洗印、放大等，为摄影打下了较好基础，也为后来学习彩色摄影创造了条件。十多年后，我被选送到公安部边防局举办的彩色摄影培训班学习一个多月，初步掌握了彩色胶卷的拍照、冲洗的手工操作方法。这些都是后话。”
“1964年，交检科勤务中队除原有的四个班外，又组建了一个警卫班，专门负责国门站哨和自卫哨，我被任命为新组建的警卫班班长，全班共十人，都是从原四个班抽调的。不知为什么，几乎把勤务中队所有后 进的战士都集中到我们班。事隔不久真相大白，警卫班全体调离交检科，到站部机关搞警卫，机关组建了警通排，共有两个班，我们班是警卫班，负责机关门卫站岗，另一个班是通信班，由通信员、话务员、司号员组成。虽然我当班长仅一年多时间，但这一年却对我成长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我们班后 进战士多，教育管理难度大，这对我锻炼提高反而是有利的。部队的班长和其它单位的基层干部有所不同，班长每天二十四小时和全班战士生活在一起，虽然自己也是战士，但对全班战士思想、学习、工作、生活方方面面都要管，大到天文地理，小到鸡毛蒜皮，这话一点不错。对战士管理要以关心爱护为基本出发点，主要靠说服教育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仅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对战士的管理既没有经济手段可用，又没有职务和岗位变动的制约。所以当班长确实是锻炼提高的好机会。”
“1965年5月底我被选送到内蒙古公安总队教导大队进行培训，教导大队在内蒙古西部的丰镇，靠近山西，离大同市不远。这次训练以擒敌技术为主，另有射击、刺杀、战术、队列等，共训练三个月。时间不长，但学擒敌技术时间不短，有两个多月每天每天训练时间都在八小时以上，累得腰酸背疼，回宿舍不少人爬上床都很困难，幸亏教员都是专职的，训练强度把握较好，加之穿插其它训练科目，大家都坚持下来完成了任务。我们刚到丰镇教导大队报到，全军就开始统一取消军衔，帽徽改戴红五星，领章改戴红板大绒领章，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这就是当时解放军的形象。和取消军衔同步进行的还有公安部队改编成了解放军，公安部队建制取消，划入解放军编制序列。取消警 衔时我戴上士衔，是警士最高衔。这时我入伍还不到四年，却经历了三种体制。刚伍入时是人民武装警察，没有警 衔，帽徽是国徽，领章是红色塑料平板，中间戴金色盾牌。1962年改编成公安部队，开始佩戴警 衔，我被评为上等兵，和我同年入伍的绝大部分戴列兵衔。公安部队警士每年晋升一次，我以后还戴过下士、中士、上士。公安部队执行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和所有规章制度，享受解放军的待遇，是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北京设公安部队司令部，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兼任公安部队司令员。1965年6月1日划入解放军序列，同时取消警 衔。划归解放军后入伍的新兵每月只有六元津贴费，我们仍保留原36元津贴，另加百分之二十的地区补贴，我一直到提干前一直享受43.20元的津贴费。丰镇教导大队集训共三个月，我于1965年9月初回到满洲里边检站，仍在警通排当班长。”
“1965年春，那时我还在交检科警卫班，一天下午我正在国门哨位上站岗，政委找我谈话。政委是一把手，站党委书记，我知道政委很忙，找我谈话，一定有重要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见面政委就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提干在部队长期干下去，我几乎未加思索就回答，我服从组织需要，让我走我就走，让我留就留。这样的回答在今天看来是在打官腔，可是在当时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当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学雷锋，毛主席和其它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为雷锋同志题词不久，雷锋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楷模，全国党风正，民风齐，整个社会风气大变，人人学雷锋、个个做好事己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所以我的回答也确实是我的心里话。就这样，这次谈话不超过十分钟，时间虽短，它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我在部队一干就是三十五年，直到退休。”
“1966年，我的任职命令公布，任命为满洲里边防检查站交检科三组副组长，行政级别23级，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我同年入伍的一个战友，我们两人是六一年入伍战士中最早提干的，站长曾教我们两人学摄影。我到交检科三组报到时，三组只有两名干部，他们俩像老大哥一样关照我，工作中也是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他们两位多年在交检科工作，在组织勤务、指挥检查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业务方面的事他们俩管得多些。我文化水平比他们高，他们两人都是小学，写封信都有困难，所以要写写材料等文字方面的事，自然落到我的肩上。另外我刚从教导大队受训回单位不久，军事技术比他们好些，组织军事训练一般由我负责。我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大家都很开心，逐渐成了朋友，不仅工作相互支持，生活也相互照顾。那时同志间关系都很纯洁，大家以诚相待，没有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的历害关系，如果个别人为本人个人利益乱拉关系，他就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成为众矢之的。”
“我提干后在交检科实际工作仅一年多，尽管我的任职命令有七年半都在交检科，直到1973年前都任交检科三组副组长。可实际上却从1967年4月就离开交检科，先到深圳边检站学习边检技术检查一个半月，回站后到政检科、政治处帮助工作，又抽到思想宣传队、三支两军等，频繁变换岗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深圳回来后不久就到政检科帮助工作，可能是准备开展技术检查吧，可是仅一个来月。技术检查工作尚未开展，又于1967年调我到政治处帮助工作。政治处的工作很忙很累，但让我工作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有一次内蒙古军区布置各团以上单位写突出政治、狠抓路线斗争教育的经验材料，为把这个材料写好，站领导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写作小组，小组由政治处一个干事牵头，又从交检科抽调了一个俄文翻译，还有我，共三人组成，经过几天的努力写成初稿，后来又几次召开干部座谈会征求大家意见，经反复修改后定稿上报。这个材料不仅我们写作小组满意，站领导满意，全站干部也满意。后来内蒙古军区转发了这篇文章，并作为典型经验上报总政。当时在全站引起轰动，我们三人也就成了公认的笔杆子。其实这篇文章最多只能说文笔还可以，它本身就是极左思潮的产物。那时大约是在1968年夏天，文 化 大 革 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遍地都是敌人，打倒一切的大背景下，又是写路线教育的文章，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
听到叶长青老站长提到文 化 大 革 命，吕子龙激动起来，他说：“老站长，这段历史您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我过去在编站里的史志时，发现这阶段缺失得非常厉害，几乎没有什么能招到的资料，您跟我说说吧。”
老站长听到吕子龙这么问，不好拒绝，但是也没有直接说，而是跟吕子龙说：“吕队长，这段时期的历史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但是今天我看时间可能不太够了，我先留着，下次有机会跟你单独交流吧。”
吕子龙明白，老站长对于这段历史还是有点忌讳的，当着丁洁、东子和茉莉的面不太好说，所以也就作罢了。
老站长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他的故事：“那段历史咱们先略过不提，来说说我的个人事项吧，因为我觉得我的个人事项，跟当时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从我的人生轨迹，你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历史氛围。”
“好好好！”这回丁洁开心了，终于听到老站长说他个人的事情了。
老站长说道：“1965年我从丰镇教导大队集训回到满洲里边防检查站后，发现站里新来了两名女大学生，当时我的思想很单纯，没有对她们有任何想法。有一天，一个女大学生来到警卫班，要求替战士站岗，被我拒绝了。拒绝她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天已经很冷，她刚从南方来，不适应高寒区的气候；二是没有女同志穿的毡靴。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女大学生很泼辣，没有大学生的娇气，愿意跟战士打成一片。后来，她成为了我的妻子。这是我们第一次打交道，以后她还是来要求站岗，她很坚决，我就同意了她的要求。不久我提干命令下达，任命为交三组副组长，长住十八里，见面机会很少，除非全站性活动或劳动才有机会见面。当时全站性活动不多，而劳动却不少，边检站有自己的蔬菜地，主要种土豆、大白菜、大头菜、萝卜等蔬菜，春种夏锄秋收都由干部战士自己动手。蔬菜地都在十八里，全站干部经常到十八里劳动。一天全站到土豆地锄草，中午在交检科休息，男同志都到各班组宿舍闲聊，十八里没有女宿舍，这位女大学生只好到执勤室闲坐，那天正赶上我值班，我们开始了首次交谈，主要谈业务工作。她对交检科业务不了解，对货车、汽车的检查监护都感兴趣，我们谈了很多，也很谈得来。这是1966年夏天的事，那时我刚提干不久，没有想到婚恋，觉得不过是一次同志间闲谈而已。说实在话，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知识分子存在偏见，当时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很低，一直作为被改造对象，什么臭知识分子、臭老九、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等等。但是通过这次交谈，这位女大学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不错，觉得她热情、直率、性格开朗。以后由于组织文艺小分队，我在站部活动多些，也经常同她见面，但没机会交谈，仅仅是见面打个招乎点点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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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交检科勤务中队除原有的四个班外，又组建了一个警卫班，专门负责国门站哨和自卫哨，我被任命为新组建的警卫班班长，全班共十人，都是从原四个班抽调的。不知为什么，几乎把勤务中队所有后 进的战士都集中到我们班。事隔不久真相大白，警卫班全体调离交检科，到站部机关搞警卫，机关组建了警通排，共有两个班，我们班是警卫班，负责机关门卫站岗，另一个班是通信班，由通信员、话务员、司号员组成。虽然我当班长仅一年多时间，但这一年却对我成长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我们班后 进战士多，教育管理难度大，这对我锻炼提高反而是有利的。部队的班长和其它单位的基层干部有所不同，班长每天二十四小时和全班战士生活在一起，虽然自己也是战士，但对全班战士思想、学习、工作、生活方方面面都要管，大到天文地理，小到鸡毛蒜皮，这话一点不错。对战士管理要以关心爱护为基本出发点，主要靠说服教育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仅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对战士的管理既没有经济手段可用，又没有职务和岗位变动的制约。所以当班长确实是锻炼提高的好机会。”
“1965年5月底我被选送到内蒙古公安总队教导大队进行培训，教导大队在内蒙古西部的丰镇，靠近山西，离大同市不远。这次训练以擒敌技术为主，另有射击、刺杀、战术、队列等，共训练三个月。时间不长，但学擒敌技术时间不短，有两个多月每天每天训练时间都在八小时以上，累得腰酸背疼，回宿舍不少人爬上床都很困难，幸亏教员都是专职的，训练强度把握较好，加之穿插其它训练科目，大家都坚持下来完成了任务。我们刚到丰镇教导大队报到，全军就开始统一取消军衔，帽徽改戴红五星，领章改戴红板大绒领章，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这就是当时解放军的形象。和取消军衔同步进行的还有公安部队改编成了解放军，公安部队建制取消，划入解放军编制序列。取消警 衔时我戴上士衔，是警士最高衔。这时我入伍还不到四年，却经历了三种体制。刚伍入时是人民武装警察，没有警 衔，帽徽是国徽，领章是红色塑料平板，中间戴金色盾牌。1962年改编成公安部队，开始佩戴警 衔，我被评为上等兵，和我同年入伍的绝大部分戴列兵衔。公安部队警士每年晋升一次，我以后还戴过下士、中士、上士。公安部队执行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和所有规章制度，享受解放军的待遇，是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北京设公安部队司令部，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兼任公安部队司令员。1965年6月1日划入解放军序列，同时取消警 衔。划归解放军后入伍的新兵每月只有六元津贴费，我们仍保留原36元津贴，另加百分之二十的地区补贴，我一直到提干前一直享受43.20元的津贴费。丰镇教导大队集训共三个月，我于1965年9月初回到满洲里边检站，仍在警通排当班长。”
“1965年春，那时我还在交检科警卫班，一天下午我正在国门哨位上站岗，政委找我谈话。政委是一把手，站党委书记，我知道政委很忙，找我谈话，一定有重要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见面政委就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提干在部队长期干下去，我几乎未加思索就回答，我服从组织需要，让我走我就走，让我留就留。这样的回答在今天看来是在打官腔，可是在当时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当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学雷锋，毛主席和其它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为雷锋同志题词不久，雷锋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楷模，全国党风正，民风齐，整个社会风气大变，人人学雷锋、个个做好事己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所以我的回答也确实是我的心里话。就这样，这次谈话不超过十分钟，时间虽短，它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我在部队一干就是三十五年，直到退休。”
“1966年，我的任职命令公布，任命为满洲里边防检查站交检科三组副组长，行政级别23级，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我同年入伍的一个战友，我们两人是六一年入伍战士中最早提干的，站长曾教我们两人学摄影。我到交检科三组报到时，三组只有两名干部，他们俩像老大哥一样关照我，工作中也是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他们两位多年在交检科工作，在组织勤务、指挥检查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业务方面的事他们俩管得多些。我文化水平比他们高，他们两人都是小学，写封信都有困难，所以要写写材料等文字方面的事，自然落到我的肩上。另外我刚从教导大队受训回单位不久，军事技术比他们好些，组织军事训练一般由我负责。我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大家都很开心，逐渐成了朋友，不仅工作相互支持，生活也相互照顾。那时同志间关系都很纯洁，大家以诚相待，没有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的历害关系，如果个别人为本人个人利益乱拉关系，他就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成为众矢之的。”
“我提干后在交检科实际工作仅一年多，尽管我的任职命令有七年半都在交检科，直到1973年前都任交检科三组副组长。可实际上却从1967年4月就离开交检科，先到深圳边检站学习边检技术检查一个半月，回站后到政检科、政治处帮助工作，又抽到思想宣传队、三支两军等，频繁变换岗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深圳回来后不久就到政检科帮助工作，可能是准备开展技术检查吧，可是仅一个来月。技术检查工作尚未开展，又于1967年调我到政治处帮助工作。政治处的工作很忙很累，但让我工作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有一次内蒙古军区布置各团以上单位写突出政治、狠抓路线斗争教育的经验材料，为把这个材料写好，站领导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写作小组，小组由政治处一个干事牵头，又从交检科抽调了一个俄文翻译，还有我，共三人组成，经过几天的努力写成初稿，后来又几次召开干部座谈会征求大家意见，经反复修改后定稿上报。这个材料不仅我们写作小组满意，站领导满意，全站干部也满意。后来内蒙古军区转发了这篇文章，并作为典型经验上报总政。当时在全站引起轰动，我们三人也就成了公认的笔杆子。其实这篇文章最多只能说文笔还可以，它本身就是极左思潮的产物。那时大约是在1968年夏天，文 化 大 革 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遍地都是敌人，打倒一切的大背景下，又是写路线教育的文章，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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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站长听到吕子龙这么问，不好拒绝，但是也没有直接说，而是跟吕子龙说：“吕队长，这段时期的历史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但是今天我看时间可能不太够了，我先留着，下次有机会跟你单独交流吧。”
吕子龙明白，老站长对于这段历史还是有点忌讳的，当着丁洁、东子和茉莉的面不太好说，所以也就作罢了。
老站长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他的故事：“那段历史咱们先略过不提，来说说我的个人事项吧，因为我觉得我的个人事项，跟当时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从我的人生轨迹，你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历史氛围。”
“好好好！”这回丁洁开心了，终于听到老站长说他个人的事情了。
老站长说道：“1965年我从丰镇教导大队集训回到满洲里边防检查站后，发现站里新来了两名女大学生，当时我的思想很单纯，没有对她们有任何想法。有一天，一个女大学生来到警卫班，要求替战士站岗，被我拒绝了。拒绝她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天已经很冷，她刚从南方来，不适应高寒区的气候；二是没有女同志穿的毡靴。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女大学生很泼辣，没有大学生的娇气，愿意跟战士打成一片。后来，她成为了我的妻子。这是我们第一次打交道，以后她还是来要求站岗，她很坚决，我就同意了她的要求。不久我提干命令下达，任命为交三组副组长，长住十八里，见面机会很少，除非全站性活动或劳动才有机会见面。当时全站性活动不多，而劳动却不少，边检站有自己的蔬菜地，主要种土豆、大白菜、大头菜、萝卜等蔬菜，春种夏锄秋收都由干部战士自己动手。蔬菜地都在十八里，全站干部经常到十八里劳动。一天全站到土豆地锄草，中午在交检科休息，男同志都到各班组宿舍闲聊，十八里没有女宿舍，这位女大学生只好到执勤室闲坐，那天正赶上我值班，我们开始了首次交谈，主要谈业务工作。她对交检科业务不了解，对货车、汽车的检查监护都感兴趣，我们谈了很多，也很谈得来。这是1966年夏天的事，那时我刚提干不久，没有想到婚恋，觉得不过是一次同志间闲谈而已。说实在话，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知识分子存在偏见，当时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很低，一直作为被改造对象，什么臭知识分子、臭老九、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等等。但是通过这次交谈，这位女大学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不错，觉得她热情、直率、性格开朗。以后由于组织文艺小分队，我在站部活动多些，也经常同她见面，但没机会交谈，仅仅是见面打个招乎点点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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