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回传手艺师父尽全能 清障碍徒弟使阴招
徒弟负义莫怨天，人有垃圾很自然。
欺师损师常常见，知恩报恩万万千。
丢开悔恨能解气，留着胡须不扫烟。
先辈授业传技艺，当以育德在前边。
师父品行端，徒弟心眼偏，大恩遭恶报，难免悔不堪。
学艺记心间，手艺非手段，功夫凭功练，心忠胜心奸。
闲话暂且丢一边，速回正题不能偏。上文说道：三伏天的早晨也不凉快，中午那就可想而知了。常大伯从包谷地里步行到西村里去，想要承包紧靠小坟岗的三十亩地。半道上偶遇自己想要寻找的胖猪倌，二人坐在地里说了许多话，初次听到了搬迁村的奇闻异事。
他又从西村里到商周村的村委会去报名投标，瞻仰了富丽堂皇，宽敞漂亮，却又空旷无人的现代村委会全貌，不由得感慨万千，痛彻心肝。
当他正要去村里问人的时候，却意外地遇见了隔壁看校的长须怪。二人坐在石凳上说了很多话，又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知道了土皇上的可恶，地头蛇的难缠。觉得自己要办的事情，并不是想象地那么简单。
他们到长须怪的住所里给会计打电话，常大伯没拿眼镜，看不清电话号码和手机上的字，长须怪帮他把电话挂通了。他打完电话羡慕地说：“你比我只小两岁，眼睛这么好，不用戴镜就能看清。”
长须怪得意地说：“我这眼睛的确好，看啥都不用戴镜。就是一点，看不清人，跟瞎子没有什么两样，不值得你羡慕。”
常大伯不解其意，接着自己的话又说：“我全靠眼镜看书写字哩。你是怎样保养的？可否介绍一下，让我也跟你学学。”
长须怪说：“跟我学，那你也成了瞎子啦。老哥，要在世上弄事，认人被认字重要得多。我从来没保养过，可能是天生的吧？”
常大伯还是不明白，他也不想再说闲话，马上回归正题说：“听那女娃所言，会计这时候正在家里，我不如到他家去找找。”
长须怪劝着他说：“天气热啦，你还是先回去吧。这里离他家不远也够跑，如果把你受了热，要不了命就得受难过。”
常大伯犟着说：“不咋，我这人耐热，走几里路算啥哩。来一回不容易，还是找见他把名一报，回去好叫他们准备标书。”
长须怪又说：“她说会计在家里，不一定是实话。你想，他既然在家里，手机咋能在厂里？你即便找见，他还要请示太上皇，一竿子就把你撑远了。我给你把他的电话号码抄下来，你回去用电话联系比跑路强。”
常大伯点点头说：“也好，那就麻烦你了。”长须怪找出纸笔写电话号码，常大伯看他用左手写字，眼光自然向他的右手看去，却发现他的右手少了一根食指，眼光又转到他脸上仔细地瞅了起来。
长须怪写好号码递过来，他接到手里惊奇地说：“啊呀！你这个怪物原来就是大名鼎鼎地‘快剪刀’，蒯师傅呀！你留那么长的胡须干啥呀？害得我半天都没认出你这个名人。你是有专长的人，怎么在这里看校哩？”
长须怪说：“我算啥名人，能有啥专长？好像也不认识你。”
常大伯把纸条装进口袋说：“我没有你有名，也没有你的本事，你当然不认识我。但我却认识你，过去请你在家里做过活，也在批斗会上见过。”
长须怪说：“哦，我留这么长的胡子，就是为了改变本来面目，彻底忘记过去，今天还是被你认出来了。”常大伯说：“人人都有过去，为啥要忘掉它哩？你过去那么有名，又不是汉奸卖国贼，害怕后代骂先人。”
长须怪又说：“唉，也没有啥值得炫耀的。我过去上过批斗会，把手指都叫你村里那个兰一江，当着资本主义尾巴割了。”
常大伯忙问：“那次是全公社的批斗会，我去得迟了，对发生的事情不太清楚。你就是出门做个衣裳，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咋能割你的手指？”
长须怪叹着气说：“唉，我后来才知道，主要是挨了我那个狼心狗肺的徒弟的错啦。”常大伯惊奇地问：“你徒弟，他是谁呀？为啥要害师父？”
长须怪正要回答，从外面走来一个老婆，看着蛮精神的，就是两条腿有点弯，走路不太美气；嘴唇薄薄的，耳朵也很灵敏。人还没有进门就说：“再有谁哩，就是‘冯斜眼’么。比我老汉只小一岁，我们都三个娃了他还没有媳妇，原因很简单，家庭条件不好，自己布景不洋活。我老汉呕心沥血地给他把手艺教成，费尽心机地把媳妇领回来，成了家，立了业，儿啦女啦都不缺。结果，他却恩将仇报，作了些猪狗不如的缺德事。”
长须怪说：“对啦，再别说了，歇一会做饭，今天输赢如何？”
老婆说：“我们几个老婆在一起玩，输了不输钱，赢了也不赢钱，就是消磨时间哩。我现在只给咱两个做饭，赶时间回来就是，保证饿不了你。”
长须怪对常大伯笑了笑说：“老常哥，我这人没本事，一辈子都是吃现成的。她就是给我做了一辈子饭的老婆，到现在还离不了。”
常大伯也笑着说：“不用介绍，看得出来。人吗，各有所长，你不会做饭却会做衣裳。你吃老婆做的饭，她穿你做的衣裳，这才叫相得益彰。”
他老婆说：“啥相得益彰，我是他老婆，做饭生孩子都是分内之事。他不管干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我都得给他做饭。”
长须怪又说：“话是那么说的，不会做饭就得听老婆的话，不敢得罪。”
他老婆叮着他说：“你听我的话吗？一辈子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就拿你收那个徒弟来说，你同学领来的时候我就说：‘这样的人不能交，我看他那贼眉眼就不顺眼，干脆一竿子撑远，小心日后挨他的错。’
你当时还不服气，说什么：‘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咱咋能以貌取人哩？你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家庭妇女，几时成了相面的啦？’
我给你说：‘你没听人说：‘目不正，心不端’吗？我虽然不会相面，但我听人说过：‘心眼，心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可以看进去的。’可是，你一句也没听进去，不但收了，还真心实意地教了起来。”
长须怪说：“唉，只怪我这人心太软了。他当时说得那么可怜，又有老同学介绍。我，我咋能忍心拒人于千里之外哩？”
他老婆愤愤地说：“软，软，这一软把麻达弄下了，救了一只吃人的恶狼，养了一条凶恶的毒蛇，到底把自己伤了。那时候的人很穷，都在吃饭上边抠掐哩。你一天挣人家两块五要做八件衣裳，带一个徒弟实在不容易。尽管自己加班加点，尽量多做几件活，主人家还是很有意见。有的人直截了当地说：‘给我做活不能带徒弟，我们管不起两个人的饭。’你给人家说：‘那你就另请高明吧，我不能为了给你做活而不要徒弟。’主人家就是看上你做的活，只好允许带着徒弟进门。
就这，你觉得那样带徒弟不是长法，徒弟只能早晨摸摸缝纫机，大部分时间站在旁边看，没有足够的实践时间，就不可能练成基本功。
于是，你又想方设法地承包工作服、自己买布在家里做成衣，只要够本钱就买。那时候的布是要布证的，一个人起初一年只发七尺三寸布证，后来逐渐涨到一丈多。自己要买布做成衣，谈何容易，咱们这里，谁家的布证也没有多余的。你只得不辞劳苦，多次跑到贫困地区购买布证，有一次竟被市管会逮住了，不但没收了所有的钱和布证，还被订了个投机倒把分子。不然，单凭资本主义尾巴也不可能被批斗得那么厉害。
在那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岁月里，做成的衣裳也不敢公开去卖，只能像搞地下活动似的秘密进行，销路怎么得好？结果，徒弟的基本功练出来了，自己出钱买布证、买布做的衣裳，到现在还有两大包。徒弟练功做的衣裳，当时能卖，以后就没人能看上了。
唉，都是因为你不听我的话，尽弄了些啥事吗？好心没好报，挨了多少闷砖，指头被人家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了，自己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还煞费苦心地给徒弟把媳妇引回来，人家的家庭完整了，手艺学成了，一般的活基本能做啦，要想独立门户还有一段距离。他又几句米汤把你灌糊涂啦，领着徒弟共同出门打拼。结果，又让人家弄到市管会去了。”
常大伯心里十分纳闷，忍不住插话说：“这都是那儿和那儿吗？老兄，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人生中两件最大的事，授业、成家，都是你给他办成的。他就算是个白眼狼，不记好处也就罢了，大不了各干各的。他还咋能多次加害哩？我就不信世上会有这么狼心狗肺的人。”
长须怪叹着气说：“老兄，这是真的，她说的这些都是真的，这人叫冯德友。我们蒯家的裁缝手艺世代相传，虽不致驰名天下，在当地农村也算得不祧之祖，是深孚众望的。然而，到我手里不但没有发扬光大，还几乎弄得后继无人啦。我觉得没脸去见列祖列宗，就用胡须遮掩起来。”
他老婆知道这话说起来一时结束不了，就给他们泡了茶水，还把室内的台扇插上电源，让它转了起来，屋里当时凉快了许多。
长须怪喝了口茶接着说：“我干这一行比较早，在青年时期就小有名气啦。当时在政治上虽然不太吃香，实地生活中还是很受人们羡慕、妇女青睐的。因此，在结婚成家方面，条件自然比没有手艺的农村青年优越多了。
这个冯德友很能洞察局势，知道在政治挂帅的形势下，手艺人做几天活都是偷偷摸摸，怎么会收徒弟哩？没有大劲关系引见，是根本可能的。
于是，他就采取了迂回战术，托熟人、找关系，让我老表先来说情，再缠着我的同学把他引进我家，恳求收他为徒。
我问清了他的家庭状况就说：‘你家那么复杂，弟兄五个，两个有工作的还是右派分子，三个在农村没有什么特长，穷得连一台缝纫机也没有。自己读过初中，虽然有点文化，对裁缝这一行却一无所知。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我出门做两天活跟做贼似的，给生产队一天缴一块五毛钱都不让走，我怎么带徒弟呀？这事实在不行。你如果真心要学，回去和家里商量，想办法买台缝纫机，自己先练习着把机子踏顺，用自己的活，亲戚朋友的活学着做，几时有了基础，我再带你出门。’
他当时看着我的家庭，眼里噙着泪花说：‘好师傅哩，当时买缝纫机不行。我们没有关系，你就是能帮我找个有关系的人，家里人多开支大，弟兄五个没有收入，那里有钱买它呀？家里人口虽然不少，却没有要做的衣裳。就是这样的条件，要啥没有啥，你叫我在家里怎么练习呀？
师傅呀，我比你只小一岁，今年都二十七啦；你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我的媳妇还不知在那里呢？你让我在家里慢慢练习，就算我家的条件允许，几年时间很快过去了，我这一辈子也就彻底完了。
不瞒你说，这几年为了我的婚姻问题，家里把难做扎了。母亲为此眼睛花，兄长为此掉头发；姐姐亲友法用尽，一个弟弟难成家。我妈天天要招待媒人，我隔三差五地就要见面，回回事情不得成。
师傅呀，我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求你拜师学艺的。我想，只要学门手艺，有了一技之长，这种情况才有可能改观。还望师父大发慈悲之心，收下我这个徒弟吧！我会永远牢记师父的大恩大德，终生感激不尽。’
我这人同情弱者，本来心就太软，听他说到这里，实在不忍心拒绝。”
他老婆接着说：“他一心软，可把我害苦了。我这人就是前半夜的瞌睡，劳累一天，刚黑就得睡觉。自从收了这个徒弟，把我整得半夜以前没睡过觉，每天晚上，夜深了还得给他师徒做吃的。”
常大伯诧异地问：“怎么，他收个徒弟，与你晚上睡觉的啥事哩？”
他老婆接着说：“他连缝纫机都没摸过，一窍不通，出门就没办法带，我老汉只能叫他每天晚上到我家来学。我们五口人住了一个房子，缝纫机就在炕下让他学着踏空机，空机踏顺了又穿针打线踏布条；然后再手把手教着踏衣裳。一个炕睡着三个孩子，还得腾出半个让他学着画图，我每天都得陪到半夜以后，给他们做的吃了，把徒弟送走才能睡觉。”
长须怪接着说：“就这样，我们把时间白费上，缝纫机白磨上，成本白摊上，吃的白贴上，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算把机子踏顺，基本能做条简单的裤子。这样一来，我出门做活带着他才不算太过尴尬。
那时候的手艺人，一天吃了喝了两块五，裁缝还要自带机线，实地上能落两块钱，比在生产队里挣几毛钱的劳动日强多了。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大都特别注重平均，自己挣不上的钱，也不允许别人挣。对我害眼红的人特别多，生产队也就管得越来越紧了，不但农忙时候不准出门，农闲时也百般限制，想法刁难。”
他老婆又插话说：“我在这种情况下又给他说：‘他爸，我看这人交不过。队上不让出去，咱就不去了，安心在农业社里劳动吧，别人能过去咱就能过去。你出去带个徒弟，人家主人也嫌哩。干脆就此罢手，就说你也没办法了，让他另谋出路吧。省得教个白眼狼，到头来咬你一口。’
我老汉当时自能地说：‘谁说我没办法啦，我的办法多着哩，这点困难难不倒我。咱要教徒弟就得教成，怎么能弄半途而废的事哩？’
于是，他就日鬼倒棒槌地在家里成道开啦，自己买布做成衣。结果把徒弟训练出来啦，自己落个投机倒把还不满足，又煞费苦心地给他说媳妇。”
长须怪接着说：“他那时虽然能做活啦，有我在没人相信他，婚姻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我不能眼睁睁地看自己的徒弟打一辈子光棒。”
他老婆又抢着说：“他凭着多年来的阅历和名望，到几十里路以外，自己威信最高的村里说通了一个姑娘，以帮忙剥棉花为名引着来，让他们晚上在生产队的场坢里见了面。再叫了几个人和我们一起帮腔说合，终于打通了姑娘的思想顾虑，应允了这门亲事。他又打铁趁热，啥事都不干啦，把姑娘送回去在那里住了几天，给姑娘家里人说得天花乱坠。姑娘吗，迟早都是要出门的，有这么有本事的女婿，这么理想的家庭，那还有说的啥哩？姑娘父母当时点头同意，并决定了订婚日子。”
常大伯忍不住说：“这就好，你给他教手艺确实费了心啦？也给你造成了许多损失。帮他说这个媳妇倒还顺当，好像没有作多大的困难。”
长须怪继续说：“我也觉得自己的威望高，没费多大的事就帮他把最害头疼的事办成了。然而，远非如此，老鼠拉锨把，大头在后边。谁能想得到，落个满脸臊，女方提出要退婚，男方阵营乱了套，兄长跺脚连声叹，她妈叫着要上吊。全家有人没办法，徒弟来把师父叫。我听此言忙思考，亦觉大事不太妙，连夜跑到徒弟家，百般劝说不见效。
他几个哥还在我跟前说：‘唉！你咋能把事办成这样子哩？早知那边这么难说话，咱就不办这粘牙事。’他妈接着说：‘你是娃的师父哩，可不能撂下不管呀！我德友这回的事再瞎了，我就不得活啦。’
我听他们说话的意思都在怪我，当时不客气地说：‘说媒都是为好哩，事情有变故，不在里边找原因，有啥好抱怨的。我给徒弟说媒，又没图谁的几七几八。你们弟兄五人，姊妹六个，老五已经二十七啦还没成家，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农村还有吗？有也是个别有特殊情况的人。据我所知，在我收这个徒弟之前，你们家天天要招待媒人，你兄弟三天两头见面，回回事情不得成。那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这些老哥人家的本事哩？’
他哥一个个面红耳赤，她妈一个劲地苦苦哀求。我安慰着她说：‘婶婶放心，我出面说的事，没有那么容易瞎的。我就是工不上，活不做，也要下功夫了解一下，先找出症结所在，然后对症下药，非把这事办成不可。’
于是，我就向生产队请假，队长认为我说媒是假，想出去做活是真，不予批准。我咋说都不起作用，只好私自走了半个月，终于把人引回来了。”
他老婆又插话说：“给人家把媳妇引回来了，自己落了个啥吗？工没做，钱没挣，小会批，大会斗，一年口粮全部扣。大人饿，孩子瘦，少吃没喝硬忍受；我老汉，脸皮厚，还说受饿心高兴。”
长须怪说：“我当时胜利了，心里就是高兴吗。咱们的领袖以前说过：‘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吗。少分点粮食怕啥，我出去做活就不在家里吃了。胜利的喜悦，那才是最珍贵的。徒弟成了家，你，你难道不高兴吗？”
他老婆说：“高兴，高兴个屁。人家有了媳妇，对你有啥好处？媳妇娘家把你当仇人哩，她爸都给你唾到脸上啦。那里的活也不敢做了。”
长须怪说：“她爸就是那么说说，还没顾得唾就被我说得泛不上来话。我把姑娘领出来就在她们大队、公社开了介绍信，回来又叫他两个到咱们公社领了结婚证。当天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订了结婚日子，姑娘觉得父母只有自己一个女儿，结婚大事，娘家没有一个人来，自己心里怎么痛快得了。我当时给她打着保票说：‘你高高兴兴地准备你的，到结婚的时候，我保证你娘家有人来参加婚礼。你知道，我这人是说话算数的。’
结婚的日子说到就到，我又秘密来到女方村里，找了个能说会道的人，一起去说通他们村的队长，由他二人出面去见姑娘她爸，以商量解决问题为由把她爸哄来了。他们三人刚到门口，就见家里张灯结彩，宾客满堂，门前烫金对联，墙上大红喜字。她爸情知不妙，拧身就往回走。
跟着的人和门口的人怎么会让他离开，当时推的推，拉的拉，说着劝着把他弄进家门。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解着，她女也及时出现，向父亲认了错。她爸只说了一句话：‘我见了蒯师，非给他往脸上唾不可。’
我当时就在门外，听到这话不但没有回避，反而一步跨进门说：‘四叔此话差矣，新社会的婚姻大事都是自主的。你女的婚事自己愿意，你就不该执意不从，这才导致女儿跟着丈夫离家出走。你们是父女关系，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她连你的话都不听；怎么会听我的话哩？你还是多怪自己思想太僵，教育无方，这才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
有几个人纷纷劝导说：‘事已至此，都少说两句，消消气，商量着把事办了。女儿还是女儿，丈人还是丈人，都不生气就没事啦。’我赶快叫我徒弟向岳父行了礼，认了错，信誓旦旦待老婆，------。”
常大伯疑惑地说：“婚姻自主是对的，女儿同意的事，父母不愿意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可以慢慢做工作，你的确有点太过分啦。”
长须怪又说：“你不知道，人家不愿意的原因我调查清啦。要是不采取果断措施，这门婚事就彻底完了，我要是迟去一步也无法挽救啦。
我也没有料到，他们家在村里那么没有威信，砸他锅的人真不少。人家来到村里打听，就没有说好话的人；竟有人跑到女方村里去砸锅，把他们说得连三分人气都没有；还说他本人的眼睛也是换的狗眼睛。
女方家里彻底悔了心，姑娘心里也犯了疑，觉得我给她没说实话。既然人那么好，为啥会有那么多人说瞎话？我叫徒弟前去，当场试验眼睛，费尽口舌才算打通了姑娘的思想疑虑。她家里的工作不但作不通，还要把姑娘送到她舅家去，她舅已经给外甥女瞅了好下家。我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在姑娘身上下了一番功夫，终于使她踏上了离家出走之路。”
他老婆又说：“给人家出了那么大的力，操了那么大的心。还吹你的眼睛好，认人跟认布一样，错不了。结果怎么样？被人害了还替人说好话。”
常大伯又说：“我还是弄不明白，他为啥要害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人哩？”
长须怪说：“为啥，一山不容二虎呗。有我在这一带罩着，他出不了名，成不了气候。有许多人给我说了好多次，让我多长个心眼，对这种人要防着点，我还为他百般辩解，说了许多好话。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我才明白人家说的那些都是真话，说他蛇蝎心肠，一点也不冤枉。”
他老婆接着说：“他明里经常说着刻骨铭心的感恩话，暗地里却腹有鳞甲、包藏祸心。千方百计地巴结干部，处心积虑地算计师父。除了投机倒把分子、资本主义尾巴而外，还给加了作风不正，荒淫无耻许多罪名，每次批斗四类分子都要拉他陪桩。尽管如此，群众还是相信他的手艺，找我丈夫做活的妇女始终那么多。他徒弟的目的达不到，就丧心病狂地下黑手。买通群众组织里边一个头目，把主要批斗对象换成了我丈夫。”
长须怪接着说：“那个头目就是你村里的‘兰一江’，我徒弟让他想办法使我永远做不成活，他们全家的衣裳在他那里随便拿。兰一江唯利是图，有这样的好处何乐而不为。他自作主张，把陪桩的我换成了主要批斗对象，当时绳捆索绑，叫他的手下割去我的资本主义尾巴。他的手下诧异地说：‘人的屁股后面没有尾巴，你莫非叫我们割前边的不成？’
兰一江凶巴巴地说：‘谁说没有，他的尾巴就在手上。’自己挥动利刃，当真割了我的右手食指。我当时疼得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批斗会已经结束，群众走光了，我的伤手不知是谁包扎起来的。”
常大伯气愤地说：“好可憎呀！这个烂头蝎的心就是特别瞎，直到现在还是爱在背后害人。我不知道他年轻时那么可恶，竟敢持刀伤人？”
他老婆又说：“最可恶的还是他那个蛇蝎心肠的徒弟，没有他，我老汉就是上批斗会，也不过走走过程，怎么会落下那么悲惨的下场。就这，我老汉还不识称，把徒弟当心肝宝贝似的疼着。一心要让徒弟出名，把自己好多长期顾客介绍给他，还到处跑着宣传、赞扬他的好徒弟。”
长须怪大声说：“我那时不知道呀！要是知道了他那么狠毒，杀他的心都有啦，怎么还会全心全意地帮他呢？唉！要不是我亲耳听见他自己说出实话，至今也不会相信他是那么可憎之人。唉，我好后悔呀！”
常大伯劝着他说：“行啦，后悔啥哩，过去就过去啦。人在作，天在看，像他那样的人不会有好下场。蒯师父，世间万事皆空，一切随缘而过，不要太认真了。只要自己光明磊落，做啥事顺天应人，对得起天地良心。有生之年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子孙后代、为周围群众做些有益事情，就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像你徒弟那样的人，迟早会遭天谴的。”正所谓：
世间万事皆是空，为人莫要勉强争。
和和顺顺随缘过，年年月月都轻松。
师父授业不图报，徒弟理应记在胸。
艺成忘恩反加害，天理昭彰有眼睛。
长须怪老婆忙说：“对着哩，老常哥，你说得真准呀！那家伙把人亏得重了，尽作了些伤天害理的事，老天惩罚，就是没有好下场。儿子夭折，女子上吊；活动妇女主任给媳妇取了节育环，又连续生了两个儿子；长大以后，一个还成了杀人犯。再后来，年纪不老又把媳妇死了，听说他自己也得了瞎瞎病。这些都是你说的天谴，我们说的报应。”
常大伯忙说：“这样说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我说的天谴一样，都不正确。即便你说这些瞎事是真的，那也是碰巧而已，绝对不是什么报应。”
长须怪老婆着急地说：“对着哩，对着哩，大家都是这样说的。连他亲侄子都说：‘我五爸遇这些事都是报应，谁叫他那么没良心哩。’你说不正确，不是报应那会是啥哩？除此以外就说不通。”
常大伯没有高深的理论水平，对这个问题当然解释不清，只能敷衍着扭转话题说：“凭咱们的水平，明知不对，也只能这样说啦。他后来怎么会遇那些事哩？你们是听人说的，还是到他家去亲眼见到的？”
长须怪说：“都是人家给我说的，我自从知道了他怎样对我，当时气得死去活来，在盛怒之下失去了理智，扑上去就要拼个你死我活。幸亏有人及时拉住了我，他趁机逃走；不然，必然会弄出严重后果。
从那以后，我和他形同路人，对面相逢谁不理谁，直到现在也没有来往过，怎么会亲眼看到他家那些事哩？全是别人给我说的。”
常大伯说：“既然是别人说的，未必都准。也许有人为了安慰你而夸大其词，故意编出虚假听闻来讨你高兴，出发点是好的，不一定真有其事。”
他老婆忙说：“真的，都是真的，一个大队发生的大事，谁不知道，怎么会假得了呢？他们师徒在这一带早就是名人了，以前的事妇孺皆知；以后发生的变化，关注的人特别多，年深日久，没有编假话的必要。”
常大伯又说：“我只说报应是安慰人心的灵丹妙药，不会真那么灵验。有多少善良的人蒙冤受屈，死得不明不白；有多少坏人作恶多端，却一直逍遥法外，也没见受到惩罚，遭到报应。你徒弟怎么会遇那些坏事哩？即使真有其事，也是巧合，人们说成报应，也是向往美好，希望世间真有天公地道。你们师徒关系走到这一步，是不是其中有什么误会？”
长须怪又说：“我的手指被人割了，根本想不到会是徒弟的阴谋。自己当时做不成活，就尽心尽力地把徒弟往出推。他心里高兴，表面上却哭丧着脸，嘴里老是为我愤愤不平，我常为自己教了个好徒弟而高兴。
我家里的负担也很沉重，三个孩子要上学，一家老少要生活，伤好以后还得苦练功夫，右手不行了就用左手捉剪刀。经过刻苦锻炼，不懈努力，我的快剪刀还能左右开弓啦，当时暗自庆幸：他们多亏只割了右手上一根食指，我还能裁剪，还能做活；要是把大拇指割去，恐怕就难了。
后来，上边觉得裁缝行道也是群众所需要的，不让他们做活，时间长了就会影响群众的穿衣大事。上级指示，在每个大队成立缝纫组，群众做衣裳只少量收点成本费，缝纫组的成员挣工分，参加本小队年终分红。
于是，我这个让干部头疼的资本主义分子，就成了一名大队事企业人员。缝纫组里一共五个人，只有我一个男的是凭技术进来的，其他四人都是凭关系进来的干部家属，我自然就是让她们不敢小瞧的领导兼师父了。
我徒弟看我在缝纫组里受人尊敬，挣着长期工分，自己也想进来。但他没有群众推荐，不受领导赏识，一时很难如愿。他就四处活动，极力讨好干部。最后，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我的要求下，终于在第二年进了缝纫组。
我们师徒联手，缝纫组的势力壮大了，有了他与我也轻松了，可以轮换着出去做点私事，偷着干点私活，我觉得很不错，他却不太高兴。做衣裳的群众来了没有找他的；即便我没在，人家宁愿把布拿回去也不让他裁剪。
我看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劝解着说：‘别难受，群众都很穷，做件衣裳不容易，当然不放心自己不太信任的人裁剪。时间长了，这种情况就会改变。’我们在一起干了两年，他还是觉得有我在前边挡着，自己永远出不了名。他就离开了缝纫组，自己打天下，决心闯出一番事业。
我觉得他想的很有道理，离不开父亲的孩子永远长不大。便支持他摆脱师父的影响，自己出去打拼。并再次把他领到我做活的地方，向群众推荐、介绍，让大家打消顾虑，放心让他做活，有啥问题我承担。
又过了几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把各大队的缝纫组也吹散了。农村的手艺人可以办营业执照，到城市里去摆摊设点开门面。
我当然不会丢掉这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托熟人、想办法，东抓西借，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台锁边机。又到当地工商所，县工商局办了营业执照和外出证明，带着妻子进了城，在街道边摆了个露天缝纫摊点。
时间不长，凭着我娴熟的裁剪技术，没有食指的右手，和左右开弓的快剪刀，很快名声大震。我的摊点每天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前来裁剪锁边、做活参观的人摩肩接踵，市管会害怕影响正常秩序，便维持着排成长龙。缺指蒯师的名声不胫而走，传遍了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他老婆兴奋地插话说：“那时候真是辉煌极了，每天都有裁不完的衣裳，做不尽的活，市文化宫还要举办裁剪学习班，请他去讲课。可是，手艺人挣钱都是凭辛苦、靠时间磨哩，一剪裁不到成不了型，一针缝不住成不了衣。要想服装合体，美观大方，必须精工细作，丝毫马虎不得。我两口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子？白天累得精疲力尽，晚上不能早睡-----。”
长须怪又急着说：“就在这个时候，我徒弟找来了。他那时在一个县城摆摊子，由于无人问津、生意清淡，混不下去才进城找到了我。我当时不加思索就说：‘不行了搬过来，咱师徒一荣俱荣，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他当时假惺惺地说：‘师父吃肉，让徒弟喝点汤就可以了。’
就这样，他两口子也搬来了，当时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和我两口住在一起。四个人占了小小两间房子，连住人带做饭，白天街上出摊，晚上室内做活。真可谓有饭同吃，有钱同挣，收入一人一半，花费共同负担。”
常大伯插话说：“这就好，出门在外，就是应当同甘共苦。这样好好干下去，你们都把钱挣啦，怎么会发生矛盾？师徒关系成了仇人？”
长须怪接着说：“我们在一起干了一段时间，他还是觉得自己这样小鸟依人不是办法，永远出不了名。我也觉得地方过于窄小，就帮他们找到住处，另摆摊子，独立门户，谁知他的生意还是不行。我把自己接的活给他送去，做了活的钱一分不少地给了他，连我裁剪锁边的钱都不扣。他虽然生意不成，钱挣得也差不多，嘴上感恩戴德，心里耿耿于怀，总觉得我是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绊脚石，只有清除了才能畅行无阻。”
常大伯叹息着说：“唉，这是没办法的事，就算是障碍物也清除不了。”
他老婆说：“也很危险，只差一点，我老汉就彻底消失啦。有天晚上，他从徒弟那里回来，夜已经很深了，开门的时候被人打了闷棒。要不是棍有点长，棍头打在了门扇上，恐怕他的脑袋就开了花。我当时正在整烫衣裳，听到响声跑去开门，那人消失在黑暗之中，我丈夫昏到在门前。那时候没有手机，报警、叫120都不方便，只能把他拖进门去叫徒弟。
他两口急急跑来，帮我把人抬到床上，看看没有生命之忧才放心了。我问他们估计是谁干的？你师父在这里没得罪人呀！
他徒弟说：‘还没得罪人，城里的同行们早把他恨之入骨啦。人怕出名猪怕壮，做活的顾客都来找他，那么多同行挣不来钱，不恨他才怪哩。依我看，挣钱事小，保命要紧，咱还是收拾摊子，给别人把路让开。’
我丈夫苏醒过来以后，几天没出摊子，在家里一直考虑这事。觉得徒弟说地不无道理，咱抢了人家的饭碗，人家难免做出过激的事来。
他徒弟倒是每天过来看望师父，通风报信，说同行们不知道他们是师徒关系，有几个到他那里串联，商量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劝我们避其锋芒，退一步海阔天空吗。并说他在县城摆摊子的时候，遇上一个在外省工作的乡党回家探亲，说他们工作的地方人称西方路上的小香港，客商云集，非常繁华。宽敞的大街上人山人海，就是没有一个做活的裁缝。他劝我们到哪里去换换环境，并愿意和我们一块前去，共同闯出一番事业。
我丈夫想想也对，与其在这里和人竞争，担惊受怕；不如把战场让给同行，自己另辟新路。哪里的黄土不发芽，咱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长须怪接着说：“于是，我们师徒两家把孩子做了安排，‘北上抗日’，四个大人带着铺盖行李，机子工具，乘火车来到了从未去过的生地方。
改革开放不久，这里客商云集，周围山区里的群众都出来购买东西，果然好一派繁华景象。干裁缝活的手艺人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我们在乡党的帮助下找到住所安顿下来，再到工商部门登了记，很快在大街上摆了两个裁缝摊点。开始的时候势均力敌，两个摊子都差不多。我们两家互相关照，有说有笑，关系非常融洽。
我徒弟高兴地说：‘咱们这一步走对了，来到几千里路的异乡他地，谁就知道咱们是师徒关系，再也不用担心师父挡我的路了。’
可是，时间一长，我们之间的差距又明显地显示出来了。我这边的生意日益上升，他那边天天下降。我常常找种种借口把活推给他，并向前来做活的群众说：‘那个摊子的冯师是我师父，他的手艺比我高多了。’
就这样，我这边还是越来越红火，人们像看耍猴似的都来看我这缺指的右手，左手操剪刀的独门绝技，和不加思索的制图速度、飞快的推剪技术；还有前来取衣裳的顾客，试穿以后的满意笑脸。
附近有许多年轻女娃想学手艺，托熟人、找关系拜我为师，我在一月之内收了十来个徒弟。徒弟们每天早早来到街上，先把裁剪案子支好，划粉削薄，按照先后次序给顾客把队排好。等我来了就量体的量体，记尺寸的记尺寸，算账的算账，收钱的收钱，锁边机都是几个人换着蹬。我每天专门接活裁剪，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有多少天把腿都站硬了。
有几个徒弟是附近山区的女娃，来时总要带点她们那里的特产。周边的女娃也不甘落后，想办法给师父带点东西，我就让妻子给那边送些。
我们的摊子有了这些当地徒弟捧场，生意更红火了。前来做衣裳的人都爱挤热窝，宁愿排队等半天，也不到没有人的摊子上去。我让徒弟们把顾客往那边介绍，自己亲自叫他合兵一处，他就是不好意思。”
常大伯又插话说：“有啥不好意思的，出门就是挣钱来了，不管怎么，只要把钱挣到手就是目的。出名不出名有啥哩？徒弟就是徒弟吗。”
长须怪老婆说：“他要是能这样想就好了，我们在一起好好干上几年，两家都把钱挣了。他偏要自己出名，尽想了些损人的歪点子。”
长须怪又说：“腊月时光，正是裁缝行业的黄金时代。我把做不过来的活尽量推让给他，他尽管生意不行也不少挣钱。
就在这个时候，老家外大队有两个同行到这里来了。大家互相认识，难免嘘寒问暖，热情招呼，在大街上开开玩笑。他们在我这边看了一会，又跑到他那边大声说：‘哎呀，冯师，你从陕西跑到这里看风景来了。蒯师那边热火朝天，顾客排了那么长的队伍；你这边却冷冷清清，两口子坐在街上看人哩！唉，都不如拔根毬毛，勒死算了，活啥味气哩？’
他当时红着脸说：‘没办法，咱到哪里都是徒弟。我不行，你们能行就来吗。有我师父在这里，你两个可能还不如我。’
两个同行倒有自知之明，看了一会就到别处去了。过了几天，我们正在街上营业，工商所的所长亲自带着人来勒令停业，不容分说把我的锁边机抬走了。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又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棒打晕了。
我歇了一会就到工商所去问原因，所长是个复转军人，他板着脸生硬地说：‘啥原因，你都不知道啥原因。有人反映，你以做活为名，目的是为了逃避陕西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我们工商部门有权监督。既然有人反映，不会是空穴来风，你们必须带着医院证明，和当地计生部门的介绍材料才能领取锁边机，继续营业。赶快回老家办你们该办的事，不要找人说情，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谁来都不行。’
我的当地徒弟纷纷出言献策找熟人，有个徒弟家长和工商所里边的会计熟悉，主动前去了解情况，得到的结果是，有人给工商所写了检举信，说我在老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来到这里身怀有孕，还想再生一胎。
并说他们的所长原则性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认真处理，没有医院证明不会让我们营业。看来，你们想要回锁边机，继续营业是不可能了。”
他老婆忙说：“我当时就估计是他徒弟做的鬼，我们在几千里路以外的地方做活，谁就知道家里有三个孩子？并且，我在这里怀孕的事，只有他两口知道，除了他们还能有谁？他就是不想叫咱营业才这样干的。”
长须怪又说：“我当时还说：‘不一定吧，他不可能恩将仇报，干这种缺德事。咱老家不是还来过两个同行吗，他们想在这里立足，也有可能出此下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地人，因为咱们轰动太大了，难免会引起有些人的嫉妒之心，便设法打听咱们的底细，留心观察咱们的动态。你的身子已经有点显怀，被他们看出来了就写信检举。’
你连连摇着头说：‘不会，不会，人家吃了没盐的饭了，检举咱们与他有啥好处？那两个同行更不可能，人家只停了一会就去了外地。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有啥的事，怎么会写那样的检举信哩？’
我半信半疑地说：‘不管是谁不重要了，人家说的也是事实。咱们有儿有女，是不想再要孩子啦！可是，想不到这时候又有了。干脆，咱过年以前不干了，收拾摊子回家吧。把这事了结以后，拿着医院和计生办的证明，过了年再来，看他们还有啥说的。’
你惋惜地说：‘回去上医院没有啥，反正咱不想再要孩子，就是舍不得这样好的生意。把腊月时光耽搁过去，明年就不可能这么好了。’
我安慰着你说：‘不过就是少挣一个月钱的事，没有啥，钱挣多少得够吗？手艺行道，挣钱都是凭苦换哩，咱们少挣一点也少受点苦。’于是，我们就忙着做善后工作，准备回家进医院。”
常大伯听到这里插话说：“这样说来，你们只是怀疑，并无真凭实据，没有理由弄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你或许还把徒弟冤枉了。”
长须怪说：“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裁缝摊点，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接的活没有做完，做好的衣裳没有发。还有我新收的那些徒弟，咱不能让人家半途而废呀！有啥办法哩？我只能把这些事交给徒弟，没做完的活让他做，没发的衣裳让他发，咱没收的钱也只好让他收了。还得把这些徒弟介绍给他，想让他当自己的徒弟教下去，我带着这些问题，晚上去找徒弟。
经过这样的事情，我对他也产生了怀疑，走路速度慢了，脚步也轻了。我慢慢地磨蹭着来到徒弟门外，迟疑着没有马上推门。没想到这一停留，倒把以前的事、现在的事，全都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首先听到他媳妇说：‘他爸，我，我这几天睡不好觉，老做噩梦，总想着你对师父作的那些事，太缺德啦！太对不起人了。我成天忐忑不安，怕遭报应；你难道就能心安理得，不怕遭天谴吗？’
我徒弟安慰着妻子说：‘唉，不用害怕，那些报应的话都是哄老实人哩，世上没有那么回事。我这样做也是没办法吗，有他在，咱就没有出头之日。’
他妻子抱怨着说：‘那咱们自己来就行了，为啥要处心积虑地把他拽来？以前做过那么多忘恩负义的事，到这里还得做。我，我心里不好受。’
他又安慰着说：‘有啥不好受的，几天就过去了。他这几天没出摊，咱的生意一下好多了，他再停几个月，咱就可以出人头地啦。我要是不把他拽来，凭我这两下子恐怕闯不出来，咱的确没有他的功夫硬，手艺高。’
他妻子又说：‘人害人，害不死，老天杀人不用刀。他那缺指快手，还不是拜你所赐吗！不但没有达到目的，还给人家创造了出名条件。要不是那样，他也不会引人注目，到哪里都能吸引那么多人看。他爸，人做事不要太过分了，人家对你有再造之恩，你做哪些丧尽天良的事都不后悔？’
他竟恶狠狠地说：‘后悔，我就是后悔，后悔当初没给兰一江说清，让把他的拇指割了，害得我目的没有达到，白给他做了这些年衣裳。后悔，后悔那一棍不解恨，被门扇卸了劲，不然，我就不用再费心机啦！’
我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当时气得失去了理智，‘忽’地一下推开了门，闯进去只骂了一句：‘我把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一把抓起案子上的熨斗向他当头砸去，那家伙急忙闪了过去，熨斗砸在了他旁边的电壶上，只听‘轰’地一声巨响，如同炸弹爆炸一般，把房东和邻居的人都招来了。
我一击不中，又抓起案子上的剪刀向他扑去，被他妻子和房东死命地抱住了。我的怒火再旺，也睁不开几个人的手，他趁机逃了出去。
我悔恨得不可言状，竟坐在他那里失声痛哭起来。周围的人你一言，他一语地劝说着。我多年来付出的心血，岂是几句平常话就能诠释得了。
最后，还是他妻子说：‘蒯师父，他的确亏了你的心啦。可是，树是咋栽的，老鸹是咋招的？你比谁都清楚。自作自受，怨得何人？只怪自己把眼瞎了。我就是听了你这个瞎子的话才背离父母，离家出走，跟这个没长人心的家伙生儿育女，在一起过了这些年。我，我找谁伸冤去呀？’
他的话说得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人也清醒了许多。是呀，我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呀！怨谁哩，自以为一双亮眼，原来是瞎子。”
长须怪老婆又说：“我等得时间长了没见他回来，便领着两个近处的徒弟找到那里，啥话没问就看出怎么回事。我几个扶着他回到住处，徒弟们安慰一番回家去了，他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地想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丈夫改变了主意，不回去了，要决心和那个没良心的家伙打肚皮官司。他既然要斗，咱就陪着他斗下去，为啥要让路哩？
他先让人陪我进当地医院做了引产手术，再找了两个有威望的人，拿着医院证明到工商局去，找上级说明情况。工商局很快把所长调走了，这里的工作暂时由副所长和会计负责。在几个徒弟家长的帮助下，工商所给了锁边机，同意我们继续营业。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认那个徒弟啦。”
长须怪接着说：“我虽然耽搁了十来天时间，影响也不太大，很快一如既往，又恢复正常啦。他那边却日益萧条，冷冷清清，我对他形同路人，不理不睬，更不会有意相让，再给他送活啦。尽管如此，过年以前的裁缝摊点，生意不好也能维持下去，我们就这样相持到过年。”
他老婆接着说：“春节期间，两家都没回去。我们在外地过年，还是人来客往，热热闹闹，十来个徒弟轮换着请师父到家里做客吃饭。我们吃了这家吃那家，每天都是席上席下，酒足饭饱。他们是怎样过年的，我们不予理睬，也不想知道，只看到他们早早就出摊营业。
我们是过了十五以后才开始营业的，时隔不久，他们的摊子突然不见了，一连几天都没有出现。几个当地徒弟从我乡党那里听说：冯师他哥来电报说他儿子病危，两口子连夜回老家去了。我听到这话就说：‘他们这是报应，把我没出世的孩子害得没有了，他儿子就该出事。’
你当时还说：‘孩子生病是常有的事，你咋能那么说人家。咱本来就不想再要孩子，他那样做虽然动机不纯，倒也给咱把忙帮了。’
我那时生气地说：‘好，好，给你把忙帮了。他那一棍要是把你打死了，你就再不用做活，再不用下苦，再不用担心，早早走到头，也是给你把大忙帮了。那你应当感激才是，为啥跑到人家那里又哭又闹的？’
你嘴硬地说：‘是呀，他那一次要是把我打死了，公安机关非认真调查不可。他必然罪责难逃，杀人者偿命，那就没有后边这些事啦。’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遇那些事都是报应，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
常大伯不想再听这方面的话就打着岔说：“你们的生意那么好，可能把钱挣美啦？现在坐享清福，利息都用不完，怎么在乎这点看校钱？”
长须怪说：“其实，我在那里也没干太长时间。我的生意好，他的生意不行，那次真的把儿子夭折了，夫妻受了沉重打击，自己气妥了；再加上他害师父的事，经过我那些当地徒弟的嘴传开，附近人都知道了他的德行，威信丧失殆尽，渐渐维持不住，只有拔寨起营。
我没有了竞争对手，勇气也丧失了不少，就支持徒弟们独立工作。由于前车之鉴，我自己渐渐退缩，徒弟们摆了几个摊子之后，我们就主动返回老家。他后来遇的那些事情，都是听人家说的，真不真不想知道。”
常大伯又说：“那你回来以后还能做活，不能把手艺荒废了。”
长须怪说：“手艺就是手劲，硬功夫。技术好学，功夫难练，学到手上就忘不了。我回来以后当然继续做活，精心培养我的女儿。后来年龄大了，也就做不成了，在这里看校，多少有点零花，就当混光阴哩。”
常大伯说：“年龄大了技术更高，经验老道，怎么做不成活哩？”
长须怪又说：“裁缝不是医生，越老越红。裁缝老了跟不上形势，新兴时装自己都看不惯，怎么给人家做呀？自古就有老医生、少裁缝之说。时代变迁，这是没办法的事，过了时的人，做不了兴时的衣裳。”
常大伯点着头说：“你说这也是事实，我觉得你的手艺闲着太可惜，寻思着想请你办缝纫厂哩。看来，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
他老婆连忙插话说：“不是不可能，他不行了还有我女儿哩！她现在人在深圳，是什么服装企业的设计师，完全可以叫回来自己干。”
长须怪忙说：“去，去，咋可能哩？人家那么大的企业就指望她，放她回来就把屋梁抽拉。再说，他们办的是果品公司，和服装牛头不对马嘴。”
他老婆又说：“行不行打电话问问，咱女子如果能回来那该多好，天天能见面，咱就不用经常牵肠挂肚地想女儿啦。”
常大伯说：“现在搞改革开放，就是要多种经营，引进外资哩。问一下有何不可，说不定他们公司还会到内地发展，搞联合开发哩。”
长须怪说：“那好，我晚上给她打电话，有啥消息去给你说。老婆子，别把你的本职工作忘了。今天多做点饭，让老常哥也体验一下生活。”
常大伯忙说：“不，不，我很忙，你们在，我得赶快回去。”说着，起身就往出走。长须怪两口一再挽留也不起作用，只好把他送出校门。
这时候，日已中天，火辣辣的太阳当头晒着。长须怪手打凉棚，仰头望了望说：“老兄，这么热的天，还是别走了吧。就在这里吃顿饭，下午天凉了再走。”他老婆也帮着腔说：“是呀，上了年纪的人，最怕热啦。”
常大伯风趣地说：“我这人的头皮，就跟你老汉的胡子一样，晒惯了，不怕热。我哪里还有一大摊子事，不回去实在不行呀。”
常大伯不顾长须怪两口的劝阻，离开商周村，向西村里走去，还想从包谷地里回小坟岗。这时的太阳比来时热得多，走了一会就感觉头昏目眩，汗如雨下。幸好路旁还有几颗柳树，实在不行就坐在树荫下歇歇。
树荫下也是热浪烤人，没有一点凉快感觉。汗水把身上的短袖衫溻湿完了，他脱下来在脸上擦擦，抬起头看看，西村里还有好几百米，天哪，今天怕是回不去了。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到胖猪倌那里。
他站起身顽强地继续走着，啊，前边渠里有水，急忙走过去把短袖衫洗了洗往身上一披，人当时舒服了许多。好不容易走到西村里，披在身上的衣裳也晒干了。西村里的树荫下比路旁的树荫下凉快，他不由自主地坐下去歇了好大一会，想起来再走却有点身不由己。只觉得：
浑身酸软头脑昏，手脚没劲眼前黑；
心里慌慌跳不停，肠胃滚滚泛恶心。
频频欲呕无物吐，连连想拉不是真。
莫道意志比钢硬，人体到底是肉身。
常大伯想站起来不能如愿，反而摇摇欲倒，知道自己中了暑啦，怎么办？今天真是回不去了。正在此时，他看见有辆电摩朝这里飞驰而来。正所谓：人老别说意志坚，有心无力是枉然。要知谁会飞车至，下回更是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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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师损师常常见，知恩报恩万万千。
丢开悔恨能解气，留着胡须不扫烟。
先辈授业传技艺，当以育德在前边。
师父品行端，徒弟心眼偏，大恩遭恶报，难免悔不堪。
学艺记心间，手艺非手段，功夫凭功练，心忠胜心奸。
闲话暂且丢一边，速回正题不能偏。上文说道：三伏天的早晨也不凉快，中午那就可想而知了。常大伯从包谷地里步行到西村里去，想要承包紧靠小坟岗的三十亩地。半道上偶遇自己想要寻找的胖猪倌，二人坐在地里说了许多话，初次听到了搬迁村的奇闻异事。
他又从西村里到商周村的村委会去报名投标，瞻仰了富丽堂皇，宽敞漂亮，却又空旷无人的现代村委会全貌，不由得感慨万千，痛彻心肝。
当他正要去村里问人的时候，却意外地遇见了隔壁看校的长须怪。二人坐在石凳上说了很多话，又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知道了土皇上的可恶，地头蛇的难缠。觉得自己要办的事情，并不是想象地那么简单。
他们到长须怪的住所里给会计打电话，常大伯没拿眼镜，看不清电话号码和手机上的字，长须怪帮他把电话挂通了。他打完电话羡慕地说：“你比我只小两岁，眼睛这么好，不用戴镜就能看清。”
长须怪得意地说：“我这眼睛的确好，看啥都不用戴镜。就是一点，看不清人，跟瞎子没有什么两样，不值得你羡慕。”
常大伯不解其意，接着自己的话又说：“我全靠眼镜看书写字哩。你是怎样保养的？可否介绍一下，让我也跟你学学。”
长须怪说：“跟我学，那你也成了瞎子啦。老哥，要在世上弄事，认人被认字重要得多。我从来没保养过，可能是天生的吧？”
常大伯还是不明白，他也不想再说闲话，马上回归正题说：“听那女娃所言，会计这时候正在家里，我不如到他家去找找。”
长须怪劝着他说：“天气热啦，你还是先回去吧。这里离他家不远也够跑，如果把你受了热，要不了命就得受难过。”
常大伯犟着说：“不咋，我这人耐热，走几里路算啥哩。来一回不容易，还是找见他把名一报，回去好叫他们准备标书。”
长须怪又说：“她说会计在家里，不一定是实话。你想，他既然在家里，手机咋能在厂里？你即便找见，他还要请示太上皇，一竿子就把你撑远了。我给你把他的电话号码抄下来，你回去用电话联系比跑路强。”
常大伯点点头说：“也好，那就麻烦你了。”长须怪找出纸笔写电话号码，常大伯看他用左手写字，眼光自然向他的右手看去，却发现他的右手少了一根食指，眼光又转到他脸上仔细地瞅了起来。
长须怪写好号码递过来，他接到手里惊奇地说：“啊呀！你这个怪物原来就是大名鼎鼎地‘快剪刀’，蒯师傅呀！你留那么长的胡须干啥呀？害得我半天都没认出你这个名人。你是有专长的人，怎么在这里看校哩？”
长须怪说：“我算啥名人，能有啥专长？好像也不认识你。”
常大伯把纸条装进口袋说：“我没有你有名，也没有你的本事，你当然不认识我。但我却认识你，过去请你在家里做过活，也在批斗会上见过。”
长须怪说：“哦，我留这么长的胡子，就是为了改变本来面目，彻底忘记过去，今天还是被你认出来了。”常大伯说：“人人都有过去，为啥要忘掉它哩？你过去那么有名，又不是汉奸卖国贼，害怕后代骂先人。”
长须怪又说：“唉，也没有啥值得炫耀的。我过去上过批斗会，把手指都叫你村里那个兰一江，当着资本主义尾巴割了。”
常大伯忙问：“那次是全公社的批斗会，我去得迟了，对发生的事情不太清楚。你就是出门做个衣裳，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咋能割你的手指？”
长须怪叹着气说：“唉，我后来才知道，主要是挨了我那个狼心狗肺的徒弟的错啦。”常大伯惊奇地问：“你徒弟，他是谁呀？为啥要害师父？”
长须怪正要回答，从外面走来一个老婆，看着蛮精神的，就是两条腿有点弯，走路不太美气；嘴唇薄薄的，耳朵也很灵敏。人还没有进门就说：“再有谁哩，就是‘冯斜眼’么。比我老汉只小一岁，我们都三个娃了他还没有媳妇，原因很简单，家庭条件不好，自己布景不洋活。我老汉呕心沥血地给他把手艺教成，费尽心机地把媳妇领回来，成了家，立了业，儿啦女啦都不缺。结果，他却恩将仇报，作了些猪狗不如的缺德事。”
长须怪说：“对啦，再别说了，歇一会做饭，今天输赢如何？”
老婆说：“我们几个老婆在一起玩，输了不输钱，赢了也不赢钱，就是消磨时间哩。我现在只给咱两个做饭，赶时间回来就是，保证饿不了你。”
长须怪对常大伯笑了笑说：“老常哥，我这人没本事，一辈子都是吃现成的。她就是给我做了一辈子饭的老婆，到现在还离不了。”
常大伯也笑着说：“不用介绍，看得出来。人吗，各有所长，你不会做饭却会做衣裳。你吃老婆做的饭，她穿你做的衣裳，这才叫相得益彰。”
他老婆说：“啥相得益彰，我是他老婆，做饭生孩子都是分内之事。他不管干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我都得给他做饭。”
长须怪又说：“话是那么说的，不会做饭就得听老婆的话，不敢得罪。”
他老婆叮着他说：“你听我的话吗？一辈子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就拿你收那个徒弟来说，你同学领来的时候我就说：‘这样的人不能交，我看他那贼眉眼就不顺眼，干脆一竿子撑远，小心日后挨他的错。’
你当时还不服气，说什么：‘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咱咋能以貌取人哩？你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家庭妇女，几时成了相面的啦？’
我给你说：‘你没听人说：‘目不正，心不端’吗？我虽然不会相面，但我听人说过：‘心眼，心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可以看进去的。’可是，你一句也没听进去，不但收了，还真心实意地教了起来。”
长须怪说：“唉，只怪我这人心太软了。他当时说得那么可怜，又有老同学介绍。我，我咋能忍心拒人于千里之外哩？”
他老婆愤愤地说：“软，软，这一软把麻达弄下了，救了一只吃人的恶狼，养了一条凶恶的毒蛇，到底把自己伤了。那时候的人很穷，都在吃饭上边抠掐哩。你一天挣人家两块五要做八件衣裳，带一个徒弟实在不容易。尽管自己加班加点，尽量多做几件活，主人家还是很有意见。有的人直截了当地说：‘给我做活不能带徒弟，我们管不起两个人的饭。’你给人家说：‘那你就另请高明吧，我不能为了给你做活而不要徒弟。’主人家就是看上你做的活，只好允许带着徒弟进门。
就这，你觉得那样带徒弟不是长法，徒弟只能早晨摸摸缝纫机，大部分时间站在旁边看，没有足够的实践时间，就不可能练成基本功。
于是，你又想方设法地承包工作服、自己买布在家里做成衣，只要够本钱就买。那时候的布是要布证的，一个人起初一年只发七尺三寸布证，后来逐渐涨到一丈多。自己要买布做成衣，谈何容易，咱们这里，谁家的布证也没有多余的。你只得不辞劳苦，多次跑到贫困地区购买布证，有一次竟被市管会逮住了，不但没收了所有的钱和布证，还被订了个投机倒把分子。不然，单凭资本主义尾巴也不可能被批斗得那么厉害。
在那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岁月里，做成的衣裳也不敢公开去卖，只能像搞地下活动似的秘密进行，销路怎么得好？结果，徒弟的基本功练出来了，自己出钱买布证、买布做的衣裳，到现在还有两大包。徒弟练功做的衣裳，当时能卖，以后就没人能看上了。
唉，都是因为你不听我的话，尽弄了些啥事吗？好心没好报，挨了多少闷砖，指头被人家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了，自己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还煞费苦心地给徒弟把媳妇引回来，人家的家庭完整了，手艺学成了，一般的活基本能做啦，要想独立门户还有一段距离。他又几句米汤把你灌糊涂啦，领着徒弟共同出门打拼。结果，又让人家弄到市管会去了。”
常大伯心里十分纳闷，忍不住插话说：“这都是那儿和那儿吗？老兄，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人生中两件最大的事，授业、成家，都是你给他办成的。他就算是个白眼狼，不记好处也就罢了，大不了各干各的。他还咋能多次加害哩？我就不信世上会有这么狼心狗肺的人。”
长须怪叹着气说：“老兄，这是真的，她说的这些都是真的，这人叫冯德友。我们蒯家的裁缝手艺世代相传，虽不致驰名天下，在当地农村也算得不祧之祖，是深孚众望的。然而，到我手里不但没有发扬光大，还几乎弄得后继无人啦。我觉得没脸去见列祖列宗，就用胡须遮掩起来。”
他老婆知道这话说起来一时结束不了，就给他们泡了茶水，还把室内的台扇插上电源，让它转了起来，屋里当时凉快了许多。
长须怪喝了口茶接着说：“我干这一行比较早，在青年时期就小有名气啦。当时在政治上虽然不太吃香，实地生活中还是很受人们羡慕、妇女青睐的。因此，在结婚成家方面，条件自然比没有手艺的农村青年优越多了。
这个冯德友很能洞察局势，知道在政治挂帅的形势下，手艺人做几天活都是偷偷摸摸，怎么会收徒弟哩？没有大劲关系引见，是根本可能的。
于是，他就采取了迂回战术，托熟人、找关系，让我老表先来说情，再缠着我的同学把他引进我家，恳求收他为徒。
我问清了他的家庭状况就说：‘你家那么复杂，弟兄五个，两个有工作的还是右派分子，三个在农村没有什么特长，穷得连一台缝纫机也没有。自己读过初中，虽然有点文化，对裁缝这一行却一无所知。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我出门做两天活跟做贼似的，给生产队一天缴一块五毛钱都不让走，我怎么带徒弟呀？这事实在不行。你如果真心要学，回去和家里商量，想办法买台缝纫机，自己先练习着把机子踏顺，用自己的活，亲戚朋友的活学着做，几时有了基础，我再带你出门。’
他当时看着我的家庭，眼里噙着泪花说：‘好师傅哩，当时买缝纫机不行。我们没有关系，你就是能帮我找个有关系的人，家里人多开支大，弟兄五个没有收入，那里有钱买它呀？家里人口虽然不少，却没有要做的衣裳。就是这样的条件，要啥没有啥，你叫我在家里怎么练习呀？
师傅呀，我比你只小一岁，今年都二十七啦；你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我的媳妇还不知在那里呢？你让我在家里慢慢练习，就算我家的条件允许，几年时间很快过去了，我这一辈子也就彻底完了。
不瞒你说，这几年为了我的婚姻问题，家里把难做扎了。母亲为此眼睛花，兄长为此掉头发；姐姐亲友法用尽，一个弟弟难成家。我妈天天要招待媒人，我隔三差五地就要见面，回回事情不得成。
师傅呀，我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求你拜师学艺的。我想，只要学门手艺，有了一技之长，这种情况才有可能改观。还望师父大发慈悲之心，收下我这个徒弟吧！我会永远牢记师父的大恩大德，终生感激不尽。’
我这人同情弱者，本来心就太软，听他说到这里，实在不忍心拒绝。”
他老婆接着说：“他一心软，可把我害苦了。我这人就是前半夜的瞌睡，劳累一天，刚黑就得睡觉。自从收了这个徒弟，把我整得半夜以前没睡过觉，每天晚上，夜深了还得给他师徒做吃的。”
常大伯诧异地问：“怎么，他收个徒弟，与你晚上睡觉的啥事哩？”
他老婆接着说：“他连缝纫机都没摸过，一窍不通，出门就没办法带，我老汉只能叫他每天晚上到我家来学。我们五口人住了一个房子，缝纫机就在炕下让他学着踏空机，空机踏顺了又穿针打线踏布条；然后再手把手教着踏衣裳。一个炕睡着三个孩子，还得腾出半个让他学着画图，我每天都得陪到半夜以后，给他们做的吃了，把徒弟送走才能睡觉。”
长须怪接着说：“就这样，我们把时间白费上，缝纫机白磨上，成本白摊上，吃的白贴上，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算把机子踏顺，基本能做条简单的裤子。这样一来，我出门做活带着他才不算太过尴尬。
那时候的手艺人，一天吃了喝了两块五，裁缝还要自带机线，实地上能落两块钱，比在生产队里挣几毛钱的劳动日强多了。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大都特别注重平均，自己挣不上的钱，也不允许别人挣。对我害眼红的人特别多，生产队也就管得越来越紧了，不但农忙时候不准出门，农闲时也百般限制，想法刁难。”
他老婆又插话说：“我在这种情况下又给他说：‘他爸，我看这人交不过。队上不让出去，咱就不去了，安心在农业社里劳动吧，别人能过去咱就能过去。你出去带个徒弟，人家主人也嫌哩。干脆就此罢手，就说你也没办法了，让他另谋出路吧。省得教个白眼狼，到头来咬你一口。’
我老汉当时自能地说：‘谁说我没办法啦，我的办法多着哩，这点困难难不倒我。咱要教徒弟就得教成，怎么能弄半途而废的事哩？’
于是，他就日鬼倒棒槌地在家里成道开啦，自己买布做成衣。结果把徒弟训练出来啦，自己落个投机倒把还不满足，又煞费苦心地给他说媳妇。”
长须怪接着说：“他那时虽然能做活啦，有我在没人相信他，婚姻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我不能眼睁睁地看自己的徒弟打一辈子光棒。”
他老婆又抢着说：“他凭着多年来的阅历和名望，到几十里路以外，自己威信最高的村里说通了一个姑娘，以帮忙剥棉花为名引着来，让他们晚上在生产队的场坢里见了面。再叫了几个人和我们一起帮腔说合，终于打通了姑娘的思想顾虑，应允了这门亲事。他又打铁趁热，啥事都不干啦，把姑娘送回去在那里住了几天，给姑娘家里人说得天花乱坠。姑娘吗，迟早都是要出门的，有这么有本事的女婿，这么理想的家庭，那还有说的啥哩？姑娘父母当时点头同意，并决定了订婚日子。”
常大伯忍不住说：“这就好，你给他教手艺确实费了心啦？也给你造成了许多损失。帮他说这个媳妇倒还顺当，好像没有作多大的困难。”
长须怪继续说：“我也觉得自己的威望高，没费多大的事就帮他把最害头疼的事办成了。然而，远非如此，老鼠拉锨把，大头在后边。谁能想得到，落个满脸臊，女方提出要退婚，男方阵营乱了套，兄长跺脚连声叹，她妈叫着要上吊。全家有人没办法，徒弟来把师父叫。我听此言忙思考，亦觉大事不太妙，连夜跑到徒弟家，百般劝说不见效。
他几个哥还在我跟前说：‘唉！你咋能把事办成这样子哩？早知那边这么难说话，咱就不办这粘牙事。’他妈接着说：‘你是娃的师父哩，可不能撂下不管呀！我德友这回的事再瞎了，我就不得活啦。’
我听他们说话的意思都在怪我，当时不客气地说：‘说媒都是为好哩，事情有变故，不在里边找原因，有啥好抱怨的。我给徒弟说媒，又没图谁的几七几八。你们弟兄五人，姊妹六个，老五已经二十七啦还没成家，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农村还有吗？有也是个别有特殊情况的人。据我所知，在我收这个徒弟之前，你们家天天要招待媒人，你兄弟三天两头见面，回回事情不得成。那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这些老哥人家的本事哩？’
他哥一个个面红耳赤，她妈一个劲地苦苦哀求。我安慰着她说：‘婶婶放心，我出面说的事，没有那么容易瞎的。我就是工不上，活不做，也要下功夫了解一下，先找出症结所在，然后对症下药，非把这事办成不可。’
于是，我就向生产队请假，队长认为我说媒是假，想出去做活是真，不予批准。我咋说都不起作用，只好私自走了半个月，终于把人引回来了。”
他老婆又插话说：“给人家把媳妇引回来了，自己落了个啥吗？工没做，钱没挣，小会批，大会斗，一年口粮全部扣。大人饿，孩子瘦，少吃没喝硬忍受；我老汉，脸皮厚，还说受饿心高兴。”
长须怪说：“我当时胜利了，心里就是高兴吗。咱们的领袖以前说过：‘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吗。少分点粮食怕啥，我出去做活就不在家里吃了。胜利的喜悦，那才是最珍贵的。徒弟成了家，你，你难道不高兴吗？”
他老婆说：“高兴，高兴个屁。人家有了媳妇，对你有啥好处？媳妇娘家把你当仇人哩，她爸都给你唾到脸上啦。那里的活也不敢做了。”
长须怪说：“她爸就是那么说说，还没顾得唾就被我说得泛不上来话。我把姑娘领出来就在她们大队、公社开了介绍信，回来又叫他两个到咱们公社领了结婚证。当天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订了结婚日子，姑娘觉得父母只有自己一个女儿，结婚大事，娘家没有一个人来，自己心里怎么痛快得了。我当时给她打着保票说：‘你高高兴兴地准备你的，到结婚的时候，我保证你娘家有人来参加婚礼。你知道，我这人是说话算数的。’
结婚的日子说到就到，我又秘密来到女方村里，找了个能说会道的人，一起去说通他们村的队长，由他二人出面去见姑娘她爸，以商量解决问题为由把她爸哄来了。他们三人刚到门口，就见家里张灯结彩，宾客满堂，门前烫金对联，墙上大红喜字。她爸情知不妙，拧身就往回走。
跟着的人和门口的人怎么会让他离开，当时推的推，拉的拉，说着劝着把他弄进家门。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解着，她女也及时出现，向父亲认了错。她爸只说了一句话：‘我见了蒯师，非给他往脸上唾不可。’
我当时就在门外，听到这话不但没有回避，反而一步跨进门说：‘四叔此话差矣，新社会的婚姻大事都是自主的。你女的婚事自己愿意，你就不该执意不从，这才导致女儿跟着丈夫离家出走。你们是父女关系，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她连你的话都不听；怎么会听我的话哩？你还是多怪自己思想太僵，教育无方，这才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
有几个人纷纷劝导说：‘事已至此，都少说两句，消消气，商量着把事办了。女儿还是女儿，丈人还是丈人，都不生气就没事啦。’我赶快叫我徒弟向岳父行了礼，认了错，信誓旦旦待老婆，------。”
常大伯疑惑地说：“婚姻自主是对的，女儿同意的事，父母不愿意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可以慢慢做工作，你的确有点太过分啦。”
长须怪又说：“你不知道，人家不愿意的原因我调查清啦。要是不采取果断措施，这门婚事就彻底完了，我要是迟去一步也无法挽救啦。
我也没有料到，他们家在村里那么没有威信，砸他锅的人真不少。人家来到村里打听，就没有说好话的人；竟有人跑到女方村里去砸锅，把他们说得连三分人气都没有；还说他本人的眼睛也是换的狗眼睛。
女方家里彻底悔了心，姑娘心里也犯了疑，觉得我给她没说实话。既然人那么好，为啥会有那么多人说瞎话？我叫徒弟前去，当场试验眼睛，费尽口舌才算打通了姑娘的思想疑虑。她家里的工作不但作不通，还要把姑娘送到她舅家去，她舅已经给外甥女瞅了好下家。我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在姑娘身上下了一番功夫，终于使她踏上了离家出走之路。”
他老婆又说：“给人家出了那么大的力，操了那么大的心。还吹你的眼睛好，认人跟认布一样，错不了。结果怎么样？被人害了还替人说好话。”
常大伯又说：“我还是弄不明白，他为啥要害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人哩？”
长须怪说：“为啥，一山不容二虎呗。有我在这一带罩着，他出不了名，成不了气候。有许多人给我说了好多次，让我多长个心眼，对这种人要防着点，我还为他百般辩解，说了许多好话。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我才明白人家说的那些都是真话，说他蛇蝎心肠，一点也不冤枉。”
他老婆接着说：“他明里经常说着刻骨铭心的感恩话，暗地里却腹有鳞甲、包藏祸心。千方百计地巴结干部，处心积虑地算计师父。除了投机倒把分子、资本主义尾巴而外，还给加了作风不正，荒淫无耻许多罪名，每次批斗四类分子都要拉他陪桩。尽管如此，群众还是相信他的手艺，找我丈夫做活的妇女始终那么多。他徒弟的目的达不到，就丧心病狂地下黑手。买通群众组织里边一个头目，把主要批斗对象换成了我丈夫。”
长须怪接着说：“那个头目就是你村里的‘兰一江’，我徒弟让他想办法使我永远做不成活，他们全家的衣裳在他那里随便拿。兰一江唯利是图，有这样的好处何乐而不为。他自作主张，把陪桩的我换成了主要批斗对象，当时绳捆索绑，叫他的手下割去我的资本主义尾巴。他的手下诧异地说：‘人的屁股后面没有尾巴，你莫非叫我们割前边的不成？’
兰一江凶巴巴地说：‘谁说没有，他的尾巴就在手上。’自己挥动利刃，当真割了我的右手食指。我当时疼得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批斗会已经结束，群众走光了，我的伤手不知是谁包扎起来的。”
常大伯气愤地说：“好可憎呀！这个烂头蝎的心就是特别瞎，直到现在还是爱在背后害人。我不知道他年轻时那么可恶，竟敢持刀伤人？”
他老婆又说：“最可恶的还是他那个蛇蝎心肠的徒弟，没有他，我老汉就是上批斗会，也不过走走过程，怎么会落下那么悲惨的下场。就这，我老汉还不识称，把徒弟当心肝宝贝似的疼着。一心要让徒弟出名，把自己好多长期顾客介绍给他，还到处跑着宣传、赞扬他的好徒弟。”
长须怪大声说：“我那时不知道呀！要是知道了他那么狠毒，杀他的心都有啦，怎么还会全心全意地帮他呢？唉！要不是我亲耳听见他自己说出实话，至今也不会相信他是那么可憎之人。唉，我好后悔呀！”
常大伯劝着他说：“行啦，后悔啥哩，过去就过去啦。人在作，天在看，像他那样的人不会有好下场。蒯师父，世间万事皆空，一切随缘而过，不要太认真了。只要自己光明磊落，做啥事顺天应人，对得起天地良心。有生之年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子孙后代、为周围群众做些有益事情，就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像你徒弟那样的人，迟早会遭天谴的。”正所谓：
世间万事皆是空，为人莫要勉强争。
和和顺顺随缘过，年年月月都轻松。
师父授业不图报，徒弟理应记在胸。
艺成忘恩反加害，天理昭彰有眼睛。
长须怪老婆忙说：“对着哩，老常哥，你说得真准呀！那家伙把人亏得重了，尽作了些伤天害理的事，老天惩罚，就是没有好下场。儿子夭折，女子上吊；活动妇女主任给媳妇取了节育环，又连续生了两个儿子；长大以后，一个还成了杀人犯。再后来，年纪不老又把媳妇死了，听说他自己也得了瞎瞎病。这些都是你说的天谴，我们说的报应。”
常大伯忙说：“这样说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我说的天谴一样，都不正确。即便你说这些瞎事是真的，那也是碰巧而已，绝对不是什么报应。”
长须怪老婆着急地说：“对着哩，对着哩，大家都是这样说的。连他亲侄子都说：‘我五爸遇这些事都是报应，谁叫他那么没良心哩。’你说不正确，不是报应那会是啥哩？除此以外就说不通。”
常大伯没有高深的理论水平，对这个问题当然解释不清，只能敷衍着扭转话题说：“凭咱们的水平，明知不对，也只能这样说啦。他后来怎么会遇那些事哩？你们是听人说的，还是到他家去亲眼见到的？”
长须怪说：“都是人家给我说的，我自从知道了他怎样对我，当时气得死去活来，在盛怒之下失去了理智，扑上去就要拼个你死我活。幸亏有人及时拉住了我，他趁机逃走；不然，必然会弄出严重后果。
从那以后，我和他形同路人，对面相逢谁不理谁，直到现在也没有来往过，怎么会亲眼看到他家那些事哩？全是别人给我说的。”
常大伯说：“既然是别人说的，未必都准。也许有人为了安慰你而夸大其词，故意编出虚假听闻来讨你高兴，出发点是好的，不一定真有其事。”
他老婆忙说：“真的，都是真的，一个大队发生的大事，谁不知道，怎么会假得了呢？他们师徒在这一带早就是名人了，以前的事妇孺皆知；以后发生的变化，关注的人特别多，年深日久，没有编假话的必要。”
常大伯又说：“我只说报应是安慰人心的灵丹妙药，不会真那么灵验。有多少善良的人蒙冤受屈，死得不明不白；有多少坏人作恶多端，却一直逍遥法外，也没见受到惩罚，遭到报应。你徒弟怎么会遇那些坏事哩？即使真有其事，也是巧合，人们说成报应，也是向往美好，希望世间真有天公地道。你们师徒关系走到这一步，是不是其中有什么误会？”
长须怪又说：“我的手指被人割了，根本想不到会是徒弟的阴谋。自己当时做不成活，就尽心尽力地把徒弟往出推。他心里高兴，表面上却哭丧着脸，嘴里老是为我愤愤不平，我常为自己教了个好徒弟而高兴。
我家里的负担也很沉重，三个孩子要上学，一家老少要生活，伤好以后还得苦练功夫，右手不行了就用左手捉剪刀。经过刻苦锻炼，不懈努力，我的快剪刀还能左右开弓啦，当时暗自庆幸：他们多亏只割了右手上一根食指，我还能裁剪，还能做活；要是把大拇指割去，恐怕就难了。
后来，上边觉得裁缝行道也是群众所需要的，不让他们做活，时间长了就会影响群众的穿衣大事。上级指示，在每个大队成立缝纫组，群众做衣裳只少量收点成本费，缝纫组的成员挣工分，参加本小队年终分红。
于是，我这个让干部头疼的资本主义分子，就成了一名大队事企业人员。缝纫组里一共五个人，只有我一个男的是凭技术进来的，其他四人都是凭关系进来的干部家属，我自然就是让她们不敢小瞧的领导兼师父了。
我徒弟看我在缝纫组里受人尊敬，挣着长期工分，自己也想进来。但他没有群众推荐，不受领导赏识，一时很难如愿。他就四处活动，极力讨好干部。最后，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我的要求下，终于在第二年进了缝纫组。
我们师徒联手，缝纫组的势力壮大了，有了他与我也轻松了，可以轮换着出去做点私事，偷着干点私活，我觉得很不错，他却不太高兴。做衣裳的群众来了没有找他的；即便我没在，人家宁愿把布拿回去也不让他裁剪。
我看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劝解着说：‘别难受，群众都很穷，做件衣裳不容易，当然不放心自己不太信任的人裁剪。时间长了，这种情况就会改变。’我们在一起干了两年，他还是觉得有我在前边挡着，自己永远出不了名。他就离开了缝纫组，自己打天下，决心闯出一番事业。
我觉得他想的很有道理，离不开父亲的孩子永远长不大。便支持他摆脱师父的影响，自己出去打拼。并再次把他领到我做活的地方，向群众推荐、介绍，让大家打消顾虑，放心让他做活，有啥问题我承担。
又过了几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把各大队的缝纫组也吹散了。农村的手艺人可以办营业执照，到城市里去摆摊设点开门面。
我当然不会丢掉这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托熟人、想办法，东抓西借，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台锁边机。又到当地工商所，县工商局办了营业执照和外出证明，带着妻子进了城，在街道边摆了个露天缝纫摊点。
时间不长，凭着我娴熟的裁剪技术，没有食指的右手，和左右开弓的快剪刀，很快名声大震。我的摊点每天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前来裁剪锁边、做活参观的人摩肩接踵，市管会害怕影响正常秩序，便维持着排成长龙。缺指蒯师的名声不胫而走，传遍了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他老婆兴奋地插话说：“那时候真是辉煌极了，每天都有裁不完的衣裳，做不尽的活，市文化宫还要举办裁剪学习班，请他去讲课。可是，手艺人挣钱都是凭辛苦、靠时间磨哩，一剪裁不到成不了型，一针缝不住成不了衣。要想服装合体，美观大方，必须精工细作，丝毫马虎不得。我两口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子？白天累得精疲力尽，晚上不能早睡-----。”
长须怪又急着说：“就在这个时候，我徒弟找来了。他那时在一个县城摆摊子，由于无人问津、生意清淡，混不下去才进城找到了我。我当时不加思索就说：‘不行了搬过来，咱师徒一荣俱荣，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他当时假惺惺地说：‘师父吃肉，让徒弟喝点汤就可以了。’
就这样，他两口子也搬来了，当时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和我两口住在一起。四个人占了小小两间房子，连住人带做饭，白天街上出摊，晚上室内做活。真可谓有饭同吃，有钱同挣，收入一人一半，花费共同负担。”
常大伯插话说：“这就好，出门在外，就是应当同甘共苦。这样好好干下去，你们都把钱挣啦，怎么会发生矛盾？师徒关系成了仇人？”
长须怪接着说：“我们在一起干了一段时间，他还是觉得自己这样小鸟依人不是办法，永远出不了名。我也觉得地方过于窄小，就帮他们找到住处，另摆摊子，独立门户，谁知他的生意还是不行。我把自己接的活给他送去，做了活的钱一分不少地给了他，连我裁剪锁边的钱都不扣。他虽然生意不成，钱挣得也差不多，嘴上感恩戴德，心里耿耿于怀，总觉得我是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绊脚石，只有清除了才能畅行无阻。”
常大伯叹息着说：“唉，这是没办法的事，就算是障碍物也清除不了。”
他老婆说：“也很危险，只差一点，我老汉就彻底消失啦。有天晚上，他从徒弟那里回来，夜已经很深了，开门的时候被人打了闷棒。要不是棍有点长，棍头打在了门扇上，恐怕他的脑袋就开了花。我当时正在整烫衣裳，听到响声跑去开门，那人消失在黑暗之中，我丈夫昏到在门前。那时候没有手机，报警、叫120都不方便，只能把他拖进门去叫徒弟。
他两口急急跑来，帮我把人抬到床上，看看没有生命之忧才放心了。我问他们估计是谁干的？你师父在这里没得罪人呀！
他徒弟说：‘还没得罪人，城里的同行们早把他恨之入骨啦。人怕出名猪怕壮，做活的顾客都来找他，那么多同行挣不来钱，不恨他才怪哩。依我看，挣钱事小，保命要紧，咱还是收拾摊子，给别人把路让开。’
我丈夫苏醒过来以后，几天没出摊子，在家里一直考虑这事。觉得徒弟说地不无道理，咱抢了人家的饭碗，人家难免做出过激的事来。
他徒弟倒是每天过来看望师父，通风报信，说同行们不知道他们是师徒关系，有几个到他那里串联，商量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劝我们避其锋芒，退一步海阔天空吗。并说他在县城摆摊子的时候，遇上一个在外省工作的乡党回家探亲，说他们工作的地方人称西方路上的小香港，客商云集，非常繁华。宽敞的大街上人山人海，就是没有一个做活的裁缝。他劝我们到哪里去换换环境，并愿意和我们一块前去，共同闯出一番事业。
我丈夫想想也对，与其在这里和人竞争，担惊受怕；不如把战场让给同行，自己另辟新路。哪里的黄土不发芽，咱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长须怪接着说：“于是，我们师徒两家把孩子做了安排，‘北上抗日’，四个大人带着铺盖行李，机子工具，乘火车来到了从未去过的生地方。
改革开放不久，这里客商云集，周围山区里的群众都出来购买东西，果然好一派繁华景象。干裁缝活的手艺人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我们在乡党的帮助下找到住所安顿下来，再到工商部门登了记，很快在大街上摆了两个裁缝摊点。开始的时候势均力敌，两个摊子都差不多。我们两家互相关照，有说有笑，关系非常融洽。
我徒弟高兴地说：‘咱们这一步走对了，来到几千里路的异乡他地，谁就知道咱们是师徒关系，再也不用担心师父挡我的路了。’
可是，时间一长，我们之间的差距又明显地显示出来了。我这边的生意日益上升，他那边天天下降。我常常找种种借口把活推给他，并向前来做活的群众说：‘那个摊子的冯师是我师父，他的手艺比我高多了。’
就这样，我这边还是越来越红火，人们像看耍猴似的都来看我这缺指的右手，左手操剪刀的独门绝技，和不加思索的制图速度、飞快的推剪技术；还有前来取衣裳的顾客，试穿以后的满意笑脸。
附近有许多年轻女娃想学手艺，托熟人、找关系拜我为师，我在一月之内收了十来个徒弟。徒弟们每天早早来到街上，先把裁剪案子支好，划粉削薄，按照先后次序给顾客把队排好。等我来了就量体的量体，记尺寸的记尺寸，算账的算账，收钱的收钱，锁边机都是几个人换着蹬。我每天专门接活裁剪，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有多少天把腿都站硬了。
有几个徒弟是附近山区的女娃，来时总要带点她们那里的特产。周边的女娃也不甘落后，想办法给师父带点东西，我就让妻子给那边送些。
我们的摊子有了这些当地徒弟捧场，生意更红火了。前来做衣裳的人都爱挤热窝，宁愿排队等半天，也不到没有人的摊子上去。我让徒弟们把顾客往那边介绍，自己亲自叫他合兵一处，他就是不好意思。”
常大伯又插话说：“有啥不好意思的，出门就是挣钱来了，不管怎么，只要把钱挣到手就是目的。出名不出名有啥哩？徒弟就是徒弟吗。”
长须怪老婆说：“他要是能这样想就好了，我们在一起好好干上几年，两家都把钱挣了。他偏要自己出名，尽想了些损人的歪点子。”
长须怪又说：“腊月时光，正是裁缝行业的黄金时代。我把做不过来的活尽量推让给他，他尽管生意不行也不少挣钱。
就在这个时候，老家外大队有两个同行到这里来了。大家互相认识，难免嘘寒问暖，热情招呼，在大街上开开玩笑。他们在我这边看了一会，又跑到他那边大声说：‘哎呀，冯师，你从陕西跑到这里看风景来了。蒯师那边热火朝天，顾客排了那么长的队伍；你这边却冷冷清清，两口子坐在街上看人哩！唉，都不如拔根毬毛，勒死算了，活啥味气哩？’
他当时红着脸说：‘没办法，咱到哪里都是徒弟。我不行，你们能行就来吗。有我师父在这里，你两个可能还不如我。’
两个同行倒有自知之明，看了一会就到别处去了。过了几天，我们正在街上营业，工商所的所长亲自带着人来勒令停业，不容分说把我的锁边机抬走了。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又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棒打晕了。
我歇了一会就到工商所去问原因，所长是个复转军人，他板着脸生硬地说：‘啥原因，你都不知道啥原因。有人反映，你以做活为名，目的是为了逃避陕西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我们工商部门有权监督。既然有人反映，不会是空穴来风，你们必须带着医院证明，和当地计生部门的介绍材料才能领取锁边机，继续营业。赶快回老家办你们该办的事，不要找人说情，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谁来都不行。’
我的当地徒弟纷纷出言献策找熟人，有个徒弟家长和工商所里边的会计熟悉，主动前去了解情况，得到的结果是，有人给工商所写了检举信，说我在老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来到这里身怀有孕，还想再生一胎。
并说他们的所长原则性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认真处理，没有医院证明不会让我们营业。看来，你们想要回锁边机，继续营业是不可能了。”
他老婆忙说：“我当时就估计是他徒弟做的鬼，我们在几千里路以外的地方做活，谁就知道家里有三个孩子？并且，我在这里怀孕的事，只有他两口知道，除了他们还能有谁？他就是不想叫咱营业才这样干的。”
长须怪又说：“我当时还说：‘不一定吧，他不可能恩将仇报，干这种缺德事。咱老家不是还来过两个同行吗，他们想在这里立足，也有可能出此下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地人，因为咱们轰动太大了，难免会引起有些人的嫉妒之心，便设法打听咱们的底细，留心观察咱们的动态。你的身子已经有点显怀，被他们看出来了就写信检举。’
你连连摇着头说：‘不会，不会，人家吃了没盐的饭了，检举咱们与他有啥好处？那两个同行更不可能，人家只停了一会就去了外地。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有啥的事，怎么会写那样的检举信哩？’
我半信半疑地说：‘不管是谁不重要了，人家说的也是事实。咱们有儿有女，是不想再要孩子啦！可是，想不到这时候又有了。干脆，咱过年以前不干了，收拾摊子回家吧。把这事了结以后，拿着医院和计生办的证明，过了年再来，看他们还有啥说的。’
你惋惜地说：‘回去上医院没有啥，反正咱不想再要孩子，就是舍不得这样好的生意。把腊月时光耽搁过去，明年就不可能这么好了。’
我安慰着你说：‘不过就是少挣一个月钱的事，没有啥，钱挣多少得够吗？手艺行道，挣钱都是凭苦换哩，咱们少挣一点也少受点苦。’于是，我们就忙着做善后工作，准备回家进医院。”
常大伯听到这里插话说：“这样说来，你们只是怀疑，并无真凭实据，没有理由弄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你或许还把徒弟冤枉了。”
长须怪说：“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裁缝摊点，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接的活没有做完，做好的衣裳没有发。还有我新收的那些徒弟，咱不能让人家半途而废呀！有啥办法哩？我只能把这些事交给徒弟，没做完的活让他做，没发的衣裳让他发，咱没收的钱也只好让他收了。还得把这些徒弟介绍给他，想让他当自己的徒弟教下去，我带着这些问题，晚上去找徒弟。
经过这样的事情，我对他也产生了怀疑，走路速度慢了，脚步也轻了。我慢慢地磨蹭着来到徒弟门外，迟疑着没有马上推门。没想到这一停留，倒把以前的事、现在的事，全都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首先听到他媳妇说：‘他爸，我，我这几天睡不好觉，老做噩梦，总想着你对师父作的那些事，太缺德啦！太对不起人了。我成天忐忑不安，怕遭报应；你难道就能心安理得，不怕遭天谴吗？’
我徒弟安慰着妻子说：‘唉，不用害怕，那些报应的话都是哄老实人哩，世上没有那么回事。我这样做也是没办法吗，有他在，咱就没有出头之日。’
他妻子抱怨着说：‘那咱们自己来就行了，为啥要处心积虑地把他拽来？以前做过那么多忘恩负义的事，到这里还得做。我，我心里不好受。’
他又安慰着说：‘有啥不好受的，几天就过去了。他这几天没出摊，咱的生意一下好多了，他再停几个月，咱就可以出人头地啦。我要是不把他拽来，凭我这两下子恐怕闯不出来，咱的确没有他的功夫硬，手艺高。’
他妻子又说：‘人害人，害不死，老天杀人不用刀。他那缺指快手，还不是拜你所赐吗！不但没有达到目的，还给人家创造了出名条件。要不是那样，他也不会引人注目，到哪里都能吸引那么多人看。他爸，人做事不要太过分了，人家对你有再造之恩，你做哪些丧尽天良的事都不后悔？’
他竟恶狠狠地说：‘后悔，我就是后悔，后悔当初没给兰一江说清，让把他的拇指割了，害得我目的没有达到，白给他做了这些年衣裳。后悔，后悔那一棍不解恨，被门扇卸了劲，不然，我就不用再费心机啦！’
我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当时气得失去了理智，‘忽’地一下推开了门，闯进去只骂了一句：‘我把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一把抓起案子上的熨斗向他当头砸去，那家伙急忙闪了过去，熨斗砸在了他旁边的电壶上，只听‘轰’地一声巨响，如同炸弹爆炸一般，把房东和邻居的人都招来了。
我一击不中，又抓起案子上的剪刀向他扑去，被他妻子和房东死命地抱住了。我的怒火再旺，也睁不开几个人的手，他趁机逃了出去。
我悔恨得不可言状，竟坐在他那里失声痛哭起来。周围的人你一言，他一语地劝说着。我多年来付出的心血，岂是几句平常话就能诠释得了。
最后，还是他妻子说：‘蒯师父，他的确亏了你的心啦。可是，树是咋栽的，老鸹是咋招的？你比谁都清楚。自作自受，怨得何人？只怪自己把眼瞎了。我就是听了你这个瞎子的话才背离父母，离家出走，跟这个没长人心的家伙生儿育女，在一起过了这些年。我，我找谁伸冤去呀？’
他的话说得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人也清醒了许多。是呀，我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呀！怨谁哩，自以为一双亮眼，原来是瞎子。”
长须怪老婆又说：“我等得时间长了没见他回来，便领着两个近处的徒弟找到那里，啥话没问就看出怎么回事。我几个扶着他回到住处，徒弟们安慰一番回家去了，他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地想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丈夫改变了主意，不回去了，要决心和那个没良心的家伙打肚皮官司。他既然要斗，咱就陪着他斗下去，为啥要让路哩？
他先让人陪我进当地医院做了引产手术，再找了两个有威望的人，拿着医院证明到工商局去，找上级说明情况。工商局很快把所长调走了，这里的工作暂时由副所长和会计负责。在几个徒弟家长的帮助下，工商所给了锁边机，同意我们继续营业。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认那个徒弟啦。”
长须怪接着说：“我虽然耽搁了十来天时间，影响也不太大，很快一如既往，又恢复正常啦。他那边却日益萧条，冷冷清清，我对他形同路人，不理不睬，更不会有意相让，再给他送活啦。尽管如此，过年以前的裁缝摊点，生意不好也能维持下去，我们就这样相持到过年。”
他老婆接着说：“春节期间，两家都没回去。我们在外地过年，还是人来客往，热热闹闹，十来个徒弟轮换着请师父到家里做客吃饭。我们吃了这家吃那家，每天都是席上席下，酒足饭饱。他们是怎样过年的，我们不予理睬，也不想知道，只看到他们早早就出摊营业。
我们是过了十五以后才开始营业的，时隔不久，他们的摊子突然不见了，一连几天都没有出现。几个当地徒弟从我乡党那里听说：冯师他哥来电报说他儿子病危，两口子连夜回老家去了。我听到这话就说：‘他们这是报应，把我没出世的孩子害得没有了，他儿子就该出事。’
你当时还说：‘孩子生病是常有的事，你咋能那么说人家。咱本来就不想再要孩子，他那样做虽然动机不纯，倒也给咱把忙帮了。’
我那时生气地说：‘好，好，给你把忙帮了。他那一棍要是把你打死了，你就再不用做活，再不用下苦，再不用担心，早早走到头，也是给你把大忙帮了。那你应当感激才是，为啥跑到人家那里又哭又闹的？’
你嘴硬地说：‘是呀，他那一次要是把我打死了，公安机关非认真调查不可。他必然罪责难逃，杀人者偿命，那就没有后边这些事啦。’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遇那些事都是报应，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
常大伯不想再听这方面的话就打着岔说：“你们的生意那么好，可能把钱挣美啦？现在坐享清福，利息都用不完，怎么在乎这点看校钱？”
长须怪说：“其实，我在那里也没干太长时间。我的生意好，他的生意不行，那次真的把儿子夭折了，夫妻受了沉重打击，自己气妥了；再加上他害师父的事，经过我那些当地徒弟的嘴传开，附近人都知道了他的德行，威信丧失殆尽，渐渐维持不住，只有拔寨起营。
我没有了竞争对手，勇气也丧失了不少，就支持徒弟们独立工作。由于前车之鉴，我自己渐渐退缩，徒弟们摆了几个摊子之后，我们就主动返回老家。他后来遇的那些事情，都是听人家说的，真不真不想知道。”
常大伯又说：“那你回来以后还能做活，不能把手艺荒废了。”
长须怪说：“手艺就是手劲，硬功夫。技术好学，功夫难练，学到手上就忘不了。我回来以后当然继续做活，精心培养我的女儿。后来年龄大了，也就做不成了，在这里看校，多少有点零花，就当混光阴哩。”
常大伯说：“年龄大了技术更高，经验老道，怎么做不成活哩？”
长须怪又说：“裁缝不是医生，越老越红。裁缝老了跟不上形势，新兴时装自己都看不惯，怎么给人家做呀？自古就有老医生、少裁缝之说。时代变迁，这是没办法的事，过了时的人，做不了兴时的衣裳。”
常大伯点着头说：“你说这也是事实，我觉得你的手艺闲着太可惜，寻思着想请你办缝纫厂哩。看来，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
他老婆连忙插话说：“不是不可能，他不行了还有我女儿哩！她现在人在深圳，是什么服装企业的设计师，完全可以叫回来自己干。”
长须怪忙说：“去，去，咋可能哩？人家那么大的企业就指望她，放她回来就把屋梁抽拉。再说，他们办的是果品公司，和服装牛头不对马嘴。”
他老婆又说：“行不行打电话问问，咱女子如果能回来那该多好，天天能见面，咱就不用经常牵肠挂肚地想女儿啦。”
常大伯说：“现在搞改革开放，就是要多种经营，引进外资哩。问一下有何不可，说不定他们公司还会到内地发展，搞联合开发哩。”
长须怪说：“那好，我晚上给她打电话，有啥消息去给你说。老婆子，别把你的本职工作忘了。今天多做点饭，让老常哥也体验一下生活。”
常大伯忙说：“不，不，我很忙，你们在，我得赶快回去。”说着，起身就往出走。长须怪两口一再挽留也不起作用，只好把他送出校门。
这时候，日已中天，火辣辣的太阳当头晒着。长须怪手打凉棚，仰头望了望说：“老兄，这么热的天，还是别走了吧。就在这里吃顿饭，下午天凉了再走。”他老婆也帮着腔说：“是呀，上了年纪的人，最怕热啦。”
常大伯风趣地说：“我这人的头皮，就跟你老汉的胡子一样，晒惯了，不怕热。我哪里还有一大摊子事，不回去实在不行呀。”
常大伯不顾长须怪两口的劝阻，离开商周村，向西村里走去，还想从包谷地里回小坟岗。这时的太阳比来时热得多，走了一会就感觉头昏目眩，汗如雨下。幸好路旁还有几颗柳树，实在不行就坐在树荫下歇歇。
树荫下也是热浪烤人，没有一点凉快感觉。汗水把身上的短袖衫溻湿完了，他脱下来在脸上擦擦，抬起头看看，西村里还有好几百米，天哪，今天怕是回不去了。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到胖猪倌那里。
他站起身顽强地继续走着，啊，前边渠里有水，急忙走过去把短袖衫洗了洗往身上一披，人当时舒服了许多。好不容易走到西村里，披在身上的衣裳也晒干了。西村里的树荫下比路旁的树荫下凉快，他不由自主地坐下去歇了好大一会，想起来再走却有点身不由己。只觉得：
浑身酸软头脑昏，手脚没劲眼前黑；
心里慌慌跳不停，肠胃滚滚泛恶心。
频频欲呕无物吐，连连想拉不是真。
莫道意志比钢硬，人体到底是肉身。
常大伯想站起来不能如愿，反而摇摇欲倒，知道自己中了暑啦，怎么办？今天真是回不去了。正在此时，他看见有辆电摩朝这里飞驰而来。正所谓：人老别说意志坚，有心无力是枉然。要知谁会飞车至，下回更是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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