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一章 金马车
万年对贾科长的感觉，一直很复杂。
一方面，佩服他，他的电影里有一种粗砺感，这来源于生活的厚度和力量。他用镜头填补了中国电影关于县城的影像空白，以人文关怀记录时代的变迁，就这一点，他就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另一方面，万年又很膈应他。贾科长是一个极度理想化的人，理想化到不愿意去接受现实。
即便是不迎合市场，不迎合主流，他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忠实于自己的视野和视角。而往往从这种小众，甚至于是个人视角看出来的东西，大众不会喜欢。
所以，他就用那种理想主义的心态去在艺术和市场的夹缝里边生存，象征性的抵抗着大势的侵蚀，却也始终无能为力。
比较讽刺的是，在地下的时候，他能在小县城里肆意的撒欢。反倒是上岸之后，沉溺于符号化角色的构建，太注重空间和形式，把人放到了一边。
《天注定》的四段小故事，《山河故人》的三段式结构，所有人几乎都是符号化，性格的转变都在一瞬间。
就比如宝强在《天注定》里的那个杀手的角色，为什么杀这种最有发挥空间的剧情全部被跳过，角色变成了符号，再也没有最开始《站台》中，时间对角色的影响那般鲜活。
从《三峡好人》开始，贾科长已经不满足于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拼贴上瘾，到《山河故人》为止，拼贴已经到了极致，三段年代、三种画幅，还有虽然是一个但明明就是三个的故事···
其实也能说得通。
有的导演，拍出来的电影是小说，引人入胜。有的导演，拍出来的电影是文献，注重真实。
贾科长就属于后者，他说希望影片能有种文献性，希望能记录下时代的印记。这类电影的确有必要存在，但显然影响了故事，沦为了新闻事件的再现，人物和情节都被符号化，失去了灵魂。
人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代表和符号。你要怎么拍摄一个群体的性格变化呢？
没办法，所以他的故事就越发的生硬。
2021的老贾似乎远离了电影，听说还在汾阳老家开了个面馆。
没必要，老谋子都能靠着搞舞台设计和歌舞表演挣点外快，贾科长完全可以拍点纪录片或者当代艺术，完全退休也挺可惜。
······
5月14日，电影宫。
今日的电影宫比较特殊，除了要放映竞争金棕榈的影片之外，还要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小个子男人颁奖。
话说，在导演双周揭幕之前，戛纳有时会给部分杰出导演颁发一个奖项，名为金马车奖。
这个名字来源于奖项名字来源于法国电影宗师让·雷诺阿的杰作《金马车》，主要目的是表彰杰出的电影导演，表彰的是电影人过往所有的作品。
之前，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大卫·柯南伯格等老牌电影大师曾被授予过这一殊荣。贾科长是国内唯一获得这个奖的导演，颇有点终身成就奖青春版的意思。
颁奖礼上，万年等中国电影人也来捧场，热热闹闹坐满了整个卢米埃尔厅。
开始之前，大会首先放映了贾科长的第3部长片作品，《站台》。
相比于不成熟的《小武》，这才是他真正的代表作，也是公认的贾科长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万年一直很喜欢他早期电影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尘土飞扬的破路，透着傻缺的男主角，哪儿哪儿都有种莫名其妙的诗意跟深沉。
《站台》里上一个镜头尹瑞娟在办公室里听着音乐，慢慢起舞，从压抑地轻轻晃动，到最后的肆意舞蹈，下一个镜头就是她穿着税务制服，骑着摩托从县城中穿城而过。
如此简洁而又如此充满感情。
比如崔明亮在黄昏的旷野里，伴着《站台》的歌声，点起一把静静的火。比如在影片的结尾，暖壶开了，尹瑞娟抱着孩子，崔明亮躺在沙发上不小心睡着。抱着孩子的女人，不小心睡着的男人——时间对人的改变竟然被表达的如此准确。
三个小时的电影，万年一点没觉得无聊，反而觉得分外的佩服。真有人能把一个复杂的变化用简单的镜头给表现出来，看到尹瑞娟穿着羽绒服站在门口，看到崔明亮坐在卡车后斗里若有所失，这么简单，男女的分手和感伤就出来了，让人感动叹气。
这么一比较，《山河故人》简直像是晋省公共频道的栏目剧，烂俗且直白。
回不去喽···
三个小时的电影放完，时间已经来到黄昏。
电影节，毕竟是看重逼格，不可能在现场搞个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再叫上几个当红歌星就着破喇叭来几首流行金曲。
乍一看简陋，细品，那就是庄重。
颁奖的是新任组委会主席皮埃尔·莱斯屈尔，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贾科长上台，对自己的艺术人生进行总结。
只见那个穿着一件黑西装，从农村干部风变成精英土豪风的男人上台，
“一个在卡拉OK厅唱情歌的人令我很伤感，因为我知道当他走出这间歌厅，他再也不会说出一个爱字。
我眼中的中国人不太善于表达感情，尽管内心世界很丰富，但是因为很多原因，不善于表达情感，只有通过流行歌曲才能发泄。这份伤感激发了我，从而创作了电影《站台》。
对我来说，一切纪实的方法都是为了描述我内心体验到的真实世界。我们几乎无法接近真实本身，电影的意义也不是仅仅为了到达真实的层面。
我追求电影中的真实感甚于追求真实，因为我觉得真实感在美学的层面，而真实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的范畴。就像在我的电影中，穿过社会问题的是个人的存在危机，因为终究你是一个导演而非一个社会学家。
我希望借助自己的电影，能够表达对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看法：个人要实现现代化，要得到自由、独立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
谢谢！”
万年在台下，看着他从主席手中接过那座奖杯，银白色的底座上是金色的马车，一眼看去像是一座小小的金色王冠。
“感谢法国导演协会，感谢法国导演和法国电影给我灵感。这个鼓励很及时，是对我未来的鼓励。这个世界还没改变完，我们要继续为自由独立而努力。谢谢电影，谢谢电影界的同行，我们赶快去拍电影吧，坐着这个金马车去拍吧。”
颁奖礼结束，华语影人聚餐。
得到法国导演协会认可的贾科长显然非常开心，坐席间与众人觥筹交错。
“小贾，你觉得，咱们国内的电影教育进行的怎么样？”
贾科长眯着眼睛，笑道，“您前几年还在带本科生呢，教学什么样，您应该比我清楚。”
“别打马虎眼，电影通俗了，怎么人也这么通俗了，都会说胡话了？”
贾科长笑笑，正色道，“问题挺多，首先，咱们国内的电影教育，细分的太严重，正经导演系的学生出头不多，反倒是我这样二把刀的，在毕业前就被毒打，正好能看到一些细微的东西。
其次，咱们对术的教育不够多，太形而上。讲电影史、讲鉴赏、讲镜头，这些都是道，都是基础。但是咱们没法实际操作，第一是没资源，第二就是对拍摄流程不熟悉。”
“您是说工业化流程？”万年搭茬道。
“嗯，没错。我们的年轻导演非常缺乏实际操作经验，要是真要改，就应该以动手、以实际操作为出发点，声音设计、影视制作，制作里面又分摄影跟导演方向，也有表演班，也有化妆，一定要注重实际操作。”
老贾倒是看得挺明白，“道决定高度，术决定生存。我们这帮人，最被看不起的就是镜头这些东西。你觉得挺好，观众看着无聊，这就是缺少术的结果。谢老师，您在学校办的那个国际学生短片展就很不错，半小时的长度，难度不高，又能练习，很不错的。”
“好，我就帮你到这儿了，剩下的自己说！”谢飞拍拍万年肩膀，转身吃饭去了。
老贾特古怪的看着他，咋地，想请我当老师？
“你，有什么事？”
“您有没有想办个电影节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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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佩服他，他的电影里有一种粗砺感，这来源于生活的厚度和力量。他用镜头填补了中国电影关于县城的影像空白，以人文关怀记录时代的变迁，就这一点，他就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另一方面，万年又很膈应他。贾科长是一个极度理想化的人，理想化到不愿意去接受现实。
即便是不迎合市场，不迎合主流，他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忠实于自己的视野和视角。而往往从这种小众，甚至于是个人视角看出来的东西，大众不会喜欢。
所以，他就用那种理想主义的心态去在艺术和市场的夹缝里边生存，象征性的抵抗着大势的侵蚀，却也始终无能为力。
比较讽刺的是，在地下的时候，他能在小县城里肆意的撒欢。反倒是上岸之后，沉溺于符号化角色的构建，太注重空间和形式，把人放到了一边。
《天注定》的四段小故事，《山河故人》的三段式结构，所有人几乎都是符号化，性格的转变都在一瞬间。
就比如宝强在《天注定》里的那个杀手的角色，为什么杀这种最有发挥空间的剧情全部被跳过，角色变成了符号，再也没有最开始《站台》中，时间对角色的影响那般鲜活。
从《三峡好人》开始，贾科长已经不满足于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拼贴上瘾，到《山河故人》为止，拼贴已经到了极致，三段年代、三种画幅，还有虽然是一个但明明就是三个的故事···
其实也能说得通。
有的导演，拍出来的电影是小说，引人入胜。有的导演，拍出来的电影是文献，注重真实。
贾科长就属于后者，他说希望影片能有种文献性，希望能记录下时代的印记。这类电影的确有必要存在，但显然影响了故事，沦为了新闻事件的再现，人物和情节都被符号化，失去了灵魂。
人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代表和符号。你要怎么拍摄一个群体的性格变化呢？
没办法，所以他的故事就越发的生硬。
2021的老贾似乎远离了电影，听说还在汾阳老家开了个面馆。
没必要，老谋子都能靠着搞舞台设计和歌舞表演挣点外快，贾科长完全可以拍点纪录片或者当代艺术，完全退休也挺可惜。
······
5月14日，电影宫。
今日的电影宫比较特殊，除了要放映竞争金棕榈的影片之外，还要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小个子男人颁奖。
话说，在导演双周揭幕之前，戛纳有时会给部分杰出导演颁发一个奖项，名为金马车奖。
这个名字来源于奖项名字来源于法国电影宗师让·雷诺阿的杰作《金马车》，主要目的是表彰杰出的电影导演，表彰的是电影人过往所有的作品。
之前，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大卫·柯南伯格等老牌电影大师曾被授予过这一殊荣。贾科长是国内唯一获得这个奖的导演，颇有点终身成就奖青春版的意思。
颁奖礼上，万年等中国电影人也来捧场，热热闹闹坐满了整个卢米埃尔厅。
开始之前，大会首先放映了贾科长的第3部长片作品，《站台》。
相比于不成熟的《小武》，这才是他真正的代表作，也是公认的贾科长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万年一直很喜欢他早期电影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尘土飞扬的破路，透着傻缺的男主角，哪儿哪儿都有种莫名其妙的诗意跟深沉。
《站台》里上一个镜头尹瑞娟在办公室里听着音乐，慢慢起舞，从压抑地轻轻晃动，到最后的肆意舞蹈，下一个镜头就是她穿着税务制服，骑着摩托从县城中穿城而过。
如此简洁而又如此充满感情。
比如崔明亮在黄昏的旷野里，伴着《站台》的歌声，点起一把静静的火。比如在影片的结尾，暖壶开了，尹瑞娟抱着孩子，崔明亮躺在沙发上不小心睡着。抱着孩子的女人，不小心睡着的男人——时间对人的改变竟然被表达的如此准确。
三个小时的电影，万年一点没觉得无聊，反而觉得分外的佩服。真有人能把一个复杂的变化用简单的镜头给表现出来，看到尹瑞娟穿着羽绒服站在门口，看到崔明亮坐在卡车后斗里若有所失，这么简单，男女的分手和感伤就出来了，让人感动叹气。
这么一比较，《山河故人》简直像是晋省公共频道的栏目剧，烂俗且直白。
回不去喽···
三个小时的电影放完，时间已经来到黄昏。
电影节，毕竟是看重逼格，不可能在现场搞个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再叫上几个当红歌星就着破喇叭来几首流行金曲。
乍一看简陋，细品，那就是庄重。
颁奖的是新任组委会主席皮埃尔·莱斯屈尔，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贾科长上台，对自己的艺术人生进行总结。
只见那个穿着一件黑西装，从农村干部风变成精英土豪风的男人上台，
“一个在卡拉OK厅唱情歌的人令我很伤感，因为我知道当他走出这间歌厅，他再也不会说出一个爱字。
我眼中的中国人不太善于表达感情，尽管内心世界很丰富，但是因为很多原因，不善于表达情感，只有通过流行歌曲才能发泄。这份伤感激发了我，从而创作了电影《站台》。
对我来说，一切纪实的方法都是为了描述我内心体验到的真实世界。我们几乎无法接近真实本身，电影的意义也不是仅仅为了到达真实的层面。
我追求电影中的真实感甚于追求真实，因为我觉得真实感在美学的层面，而真实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的范畴。就像在我的电影中，穿过社会问题的是个人的存在危机，因为终究你是一个导演而非一个社会学家。
我希望借助自己的电影，能够表达对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看法：个人要实现现代化，要得到自由、独立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
谢谢！”
万年在台下，看着他从主席手中接过那座奖杯，银白色的底座上是金色的马车，一眼看去像是一座小小的金色王冠。
“感谢法国导演协会，感谢法国导演和法国电影给我灵感。这个鼓励很及时，是对我未来的鼓励。这个世界还没改变完，我们要继续为自由独立而努力。谢谢电影，谢谢电影界的同行，我们赶快去拍电影吧，坐着这个金马车去拍吧。”
颁奖礼结束，华语影人聚餐。
得到法国导演协会认可的贾科长显然非常开心，坐席间与众人觥筹交错。
“小贾，你觉得，咱们国内的电影教育进行的怎么样？”
贾科长眯着眼睛，笑道，“您前几年还在带本科生呢，教学什么样，您应该比我清楚。”
“别打马虎眼，电影通俗了，怎么人也这么通俗了，都会说胡话了？”
贾科长笑笑，正色道，“问题挺多，首先，咱们国内的电影教育，细分的太严重，正经导演系的学生出头不多，反倒是我这样二把刀的，在毕业前就被毒打，正好能看到一些细微的东西。
其次，咱们对术的教育不够多，太形而上。讲电影史、讲鉴赏、讲镜头，这些都是道，都是基础。但是咱们没法实际操作，第一是没资源，第二就是对拍摄流程不熟悉。”
“您是说工业化流程？”万年搭茬道。
“嗯，没错。我们的年轻导演非常缺乏实际操作经验，要是真要改，就应该以动手、以实际操作为出发点，声音设计、影视制作，制作里面又分摄影跟导演方向，也有表演班，也有化妆，一定要注重实际操作。”
老贾倒是看得挺明白，“道决定高度，术决定生存。我们这帮人，最被看不起的就是镜头这些东西。你觉得挺好，观众看着无聊，这就是缺少术的结果。谢老师，您在学校办的那个国际学生短片展就很不错，半小时的长度，难度不高，又能练习，很不错的。”
“好，我就帮你到这儿了，剩下的自己说！”谢飞拍拍万年肩膀，转身吃饭去了。
老贾特古怪的看着他，咋地，想请我当老师？
“你，有什么事？”
“您有没有想办个电影节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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