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91章：正史英雄曹操
对于菠萝来说，9岁开始熟读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在我眼里，更是一部奇书！奇在哪里呢？
奇在有华人处必讲《三国》；奇在很多人以为它就是正史；而《三国演义》乃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章学诚·清）
奇在满人可以拿它当军事教材，居然还能实践成功；奇在一个意图投机的破落军阀被人以“仁义”之名千年传唱，而一个真正扶大厦于将倾的盖世英雄却永远背负“奸雄”骂名！
曹操年轻的时候，依仗着官宦之家的雄厚资本，玩鹰溜狗，游荡无度，一副纨袴子弟的模样。叔叔看不下去，便经常在曹父面前告他的黑状，曹操因此很怕他。
某次，曹操正在路上走着，远远地发现叔叔也迎面走来。他脑筋一转，立即让自己变得嘴歪眼斜。叔叔很奇怪，问曹操怎么了。曹操说：不小心中风了。
叔叔便把此事告诉了曹嵩。曹嵩又惊又怕，赶紧把曹操叫到跟前，结果却发现曹操什么事都没有，便问其缘故。曹操说，我哪得过什么中风，是叔叔不喜欢我，才故意说我的坏话。
曹嵩一听“恍然大悟”，从此之后，不管弟弟怎么告曹操的状，他都不相信了。
《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於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
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於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两汉时期的人才发现和官吏选拔方式是“察举”，其主要特征是由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长官按照官方确定的道德、品行、才能标准，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至中央，通过考核后再任命官职。
如此一来，被举荐人固然需具备一定的才能、品德，但举荐人的态度、荐词却显得更为重要，甚至被录用与否都决定于举荐人的一念之间。
曹操得以顺利出仕，除了其自身能力外，就主要得益于两位名人的广告宣传：桥玄和许邵。
桥玄，汉灵帝光和年间任太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是汉末三公里面的一位异类——清正廉洁，因病辞官，死后都无钱下葬，这在买官鬻爵成风的汉末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张璠《汉纪》曰：玄历位中外，以刚断称，谦俭下士，不以王爵私亲。光和中为太尉，以久病策罢，拜太中大夫，卒，家贫乏产业，柩无所殡。当世以此称为名臣。
桥玄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长于识人，尤其在发现曹操异于常人后，居然还把自己的家人托付于他。
《续汉书》曰：玄字公祖，严明有才略，长於人物。
《魏书》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讬。“由是声名益重。
《魏晋世语》则更进一步说，桥玄怕只有自己举荐份量不够，还特地让曹操去拜访更以识人著名的许邵（字子将）。许邵不仅持相同意见，还给出了那句传世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世语》曰：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於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於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如果说许邵的评语还只是一种预测的话，那么，吕伯奢一家之死和那句集自私、狂妄、霸道于一身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则让曹操坐实了奸雄之名。
不过，这则著名的恩将仇报的故事，从后来的演变过程来看，好像是一次栽赃嫁祸，也就是曹操可能被冤枉了。
先是《魏书》，说曹操在逃亡中路过吕伯奢家，老吕不在，小吕和自己的朋友见财起意甚至是想谋财害命，结果被曹操反杀。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魏晋世语》则进了一步，说吕伯奢外出，五个儿子代父款待曹操，曹操却怀疑人家目的不纯，先下手为强，杀了八个人跑了——在这里，曹操的杀人行为已经从被动变主动。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而到了东晋孙盛那里，仍然是由误会杀人，当曹操发现后，虽然后悔，却拒不承认错误，反而大喊道：我可以对不起别人，但别人不能对不起我——这句话很无耻、很美国，不仅让读者油然而生憎恶之感，还立即让曹操的“奸雄”形象丰满了起来。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曹操应该是被黑化了。
从三个出处的成书年代来看，《魏书》成于西晋初年，《魏晋世语》成于西晋中期，而孙盛则是东晋时人。所以，这个故事明显有以讹传讹之嫌，和“三人成虎”简直如出一辙。
战国时期，魏太子将入赵为质。临行前，陪同前往的庞葱给魏王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说城里有只老虎，你会相信吗？魏王说不会。
庞葱又问，如果有两个人来说呢？魏王说我虽然会怀疑，但仍然不信。庞葱续问，那么有第三个人来说呢？魏王说，那样的话我可能就会相信了。
庞葱说，你看吧，这就是谣言的力量，明明知道城里面不会有老虎，你却仍然选择相信。邯郸距离大梁城更加遥远，背后说太子坏话的人也会更多，希望大王您一定要明辨是非，不要轻易听信那些人的话。魏王说我明白了。
果然，庞葱和太子前脚走，后面说坏话的就到了。而魏王却如庞葱所料，没能坚守立场、顶住压力，从此疏远了太子。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
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战国策魏策二》）
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
屠城恶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是曹操的名作《蒿里行》。长久以来，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史学界，对此诗的评价都极高。的确，在诗中，作者通过深刻揭露军阀祸国殃民、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与担忧，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和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
但事实是这样吗？
非也。
乱世之中，从来没有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仁义道德也分文不值，各路牛鬼蛇神比得是谁的盾更坚、谁的矛更利、谁的心更狠、谁的计更毒——作为军阀之一，曹操自然也不能免俗，尤其是他在与陶谦争夺徐州过程中进行的血腥和野蛮杀戮，历来为史家所诟病。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的父亲曹嵩在返回老家的途中为陶谦部下所害，为报父仇，曹操东征徐州，连下十余座城池，并于次年（兴平元年）春退兵回到鄄城。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馀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於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於陶谦，故伐之。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夏，曹操让荀彧和程昱留守大本营，他自己带兵再次征讨陶谦。
这次又连下五城，一直打到东海边上。在退军途中，他还捎带着击败了刘备，并攻下襄贲——史书里还追加了一句：所过之外，杀人很多。
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相比于《三国志》里的轻描淡写，《后汉书》则是过程详尽且毫不留情。而且，不是一般杀戮，是屠城，甚至鸡犬不留。
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东晋史学家孙盛对此大加鞭笞，说子报父仇，名正言顺，但打着报仇的旗号滥杀无辜就太过分了。
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可见，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里面就有曹操的很大功劳。
战争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兵力多寡，还有后勤、谋略、心理、气候以及地势等诸因素。也就是说，打仗不是简单的群殴，人多必胜，人少必败。
中国战争史上曾有过多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像巨鹿之战、彭城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关之战等等，
其中以曹操为主角的就有两场，战绩是一胜一负：胜是与袁绍的官渡之战，负是与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
不过，从裴松之的分析来看，官渡之战的所谓以少胜多是注了水的，而且水分还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战争过程和裴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曹、袁二人相持于官渡。五年八月，袁绍将大营稍稍往前作了推进，并依沙丘扎寨，东西军营长达数十里。
曹操也将阵营分列，与袁军针锋相对，不过，在试探性的交手中，曹军失利。尤其对曹操不利的是，当时曹军还不到一万人，受伤的还占了二、三成。
（建安五年）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看到这里，裴松之不愿意了，连续发出灵魂追问，对本纪的记载表示了严重质疑。
首先，裴松之认为，曹操起兵的时候，原始资本就有五千，之后虽然不能说是百战百胜，但负的比例只占十分之二三。
况且在大破黄巾军后，他又一次性收编降卒三十多万，这还不算从其他地方受降的人数。如此一来，即便是每次打仗都有损耗，也不可能出现兵不满万的情况。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其次，结营对峙，和面对面冲锋不一样。按照本纪所载，袁绍十万多大军，结营东西达数十里长。曹操他就是再有办法，也不可能用八千人结成和袁绍一样长的大营。所以，曹操的人即使比袁绍少一些，但也不少到哪里去。
夫结营相守，异於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馀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
世语曰：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孙盛评曰：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
再次，《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如果袁绍有这么多人，早就把曹操围得跟铁桶一样了。而事实上曹操不仅没有被围，还有余力派出徐晃劫其粮车，他自己也带着若干人去袭击了袁绍粮草所在地乌巢，出入无碍，袁绍没有任何办法阻止。
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
第四，曹操取胜后，很多记载说坑杀了七、八万袁军。这一点更不可思议：这七八万人如果四散奔逃的话，曹操仅凭八千人能制止得了？而能让步这些人乖乖地引颈受戮，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第五，按照《钟繇传》所记，在曹操和袁绍官渡相持的时候，司隶校尉钟繇曾支援前线两千匹战马。而曹操的本纪和《魏晋世语》则说当时曹操只有可怜的六百匹战马，那么，钟繇送来的马哪去了？
按《锺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馀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馀匹，繇马为安在哉？
所以，裴松之最后给出了结论，说负责记述这件事的人为了宣传效果，才故意夸大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因李傕、郭氾内讧，长安大乱，汉献帝刘协趁乱逃往洛阳。在曹阳准备北渡黄河的时候，太史令王立前来阻止，理由是天象不允许。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天象对宗正刘艾和汉献帝分析说，从去年春天开始，金星（太白）向中央运行，在斗、牛二宿间与土星（镇星）相犯，然后过天津至于天关。
火星（荧惑）则从南方逆行至天关，与金星在天关区相会。金、火相遇，从天象来说是要发生朝代鼎革的先兆，汉祚将终，代之而起的是曹氏建立的魏朝。
张璠《汉纪》曰：初，天子败於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於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
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
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
曹操听说后，倒是没有把这位王立怎么样，只是派人告诉他说，我知道你是忠于朝廷的，只是天机深远，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以后少说这一类的话。
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曹操为什么会低调处理这件事，他真得没有什么想法吗？
当然不是。当时献帝东迁，关东群雄逐鹿，大小军阀遍地走，曹操还远未显露王者之相，所谓低调，只是时机不成熟而已。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晋位魏王。二十四年，孙权上表称臣，并希望曹操顺天应人，登基称帝。曹操对众人说，孙权这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啊。
但是，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人却一致劝道，大王功高盖世，汉祚也是因你才得以延续这几十年，孙权的意见很对，因为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曹操感慨地说：我现在的权力地位和当皇帝还有什么区别吗？如果天命真在我们曹家的话，我会把机会留给我儿子。
《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於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適今日也。……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这个时候，天下虽然三分，但无论是土地还人口，曹操已实得其二，所以，他就不用再刻意隐瞒真实想法了。
裴注《三国志》广征博引，取材甚杂，像《九州春秋》、《魏晋世语》、《汉纪》、《晋纪》、《曹瞒传》等，可考者居然达150余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
又因为这些著作多为个人所编修，言语上少了顾忌，褒贬上更加自由，所以就呈现出与正史一本正经完全䢛异的风格。
就曹操而言，如果说其“奸雄”之谓是由裴注而来的话，那么，吴人所著的《曹瞒传》则在其中贡献最大。
故事一：曹操为人极为轻佻不庄重，喜声色之娱，经常通宵达旦地玩乐。会见宾客时常着便服，说话也很随便，吃饭时搞得浑身都是。但在执法时却很严苛，尤其是谁要表现地比他突出，他便会想方设法地将其治于死地，即便是老朋友也不行。每次杀人后，还要装模作样地悔恨流泪。像袁忠任沛相的时候，曾想惩治曹操，桓邵、边让也曾得罪过他，于是，曹操得势后，这三个人都没逃过一死。
《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馀。
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於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
故事二：每次带兵出征，曹操都强调要秋毫无犯，尤其不能破坏麦地，违令者斩。某次，曹操的马因突然受惊跑进麦地，曹操让主簿依法办事。
主簿说，按照古训，刑不上大夫。曹操说那不行，如果不作处罚，我以后还怎么要求下属。不过我是主帅，自杀肯定不合适，就先割段头发代替吧。
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於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於尊。
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故事三：有一个宠姬经常陪着睡午觉，曹操告诉她，一会记得叫醒我。宠姬看他睡着了，还没来得及睡，曹操却已经自己醒了。二话没说，立即让人把她给乱棍打死了。
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
故事四：某次外出讨贼，打着打着，粮食不够吃了。曹操便偷偷问粮草官怎么办，粮草官说，这个好办，减少供应量就行了。士兵们发现后，纷纷埋怨曹操克扣军粮。
这时，曹操对粮草官说，没办法，只能借你的人头来平息众怒了。然后提着粮草官的人头对大家说：粮草官克扣军粮、假公济私，已经被我杀了。
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文章最后还说，像这类使奸耍诈的事，曹操做的太多了。
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三国志》卷六和卷十中，对袁绍都有一个相同的评价，即“外宽内忌”，尤其批评其诛杀田丰之举，甚至比项羽驱离范增的性质还坏。
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於羽远矣！
但是，如果看完《武帝纪》以及裴注就会发现，所谓“外宽内忌”用在曹操身上，居然也非常贴切。
据《魏书》载，袁绍与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以及少府孔融一直不对付，就让曹操找个借口杀掉这几个人。曹操说，现在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如果随便杀人，那不就更加乱套了？于是拒绝了袁绍。
这番话听上去确实大义凛然，但裴松之一句话就戳穿了曹操的画皮。他说，千万别信曹操的鬼话，后来杨彪被他整了个半死，孔融则是直接死在他的手上。别看曹操说别人的时候头头是道，到了自己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魏书》曰：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雠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
绍以为公外讬公义，内实离异，深怀怨望。臣松之以为杨彪亦曾为魏武所困，几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诛灭，岂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哉！非知之难，其在行之，信矣。
这一点，清人赵翼的评价最为精准犀利。
他说，曹操在用人方面确实是前恭而后倨，得势前和得势后完全是两种做派。
前期，事业草创，正值用人，所以，他的指导思想是你可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可以杀人越货、坏事做绝，但只要是有过人才能，那就是我曹操的菜——这在他的三次《招贤令》中体现地淋漓尽致。
因此，除了荀彧、程昱这些元勋故旧、肱股重臣之外，像明知道刘备不是池中之物，仍然硬着头皮先收入麾下，后又极其大度地纵之而去，给自己和后代埋下了一颗巨雷。
而臧霸、徐翕、毛晖、毕谌、魏种这些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甚至在曹操背后捅刀的人，也毫无差别地被重新接纳并继续重用。曹魏名臣杨阜就因此称赞曹操，在用人方面的肚量远超常人。
荀彧、程昱为操划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
然此犹非与操有怨者。臧霸先从陶谦，后助吕布，布为操所擒，霸藏匿，操募得之，即以霸为琅邪相，青、徐二州悉委之。先是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晖为将，兖州乱，翕、晖皆叛，后操定兖州，翕、晖投霸。至是操使霸出二人，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
操叹其贤，并以翕、晖为郡守。（《霸传》）操以毕谌为兖州别驾，张邈之叛，劫谌母妻去，操遣谌往，谌顿首无二，既出，又亡归从吕布。布破，操生得谌，众为之惧，操曰：“人能孝于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操初举魏种为孝廉，兖州之叛，操谓种必不弃我，及闻种走，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及种被禽，操曰：“惟其才也。”释而用之。（本纪）
此等先臣后叛之人，既已生擒，谁肯复贷其命，乃一一弃嫌录用。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
事情如果发展到这里就结束的话，还真算是一出君臣相得的和谐大戏。但是，自北方一统、地位稳固，而且向南、向西的试探性攻击失败之后，曹操深知天下无望，便开始把精力收回到国内，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内部整合上。
而这其中，又以政治清算为重头戏，一帮原来被无比推崇的老臣先后倒在曹操的屠刀之下。
孔融、许攸、娄圭，前者一直与曹操不对付，死地倒还不冤；但后两者都是曹操的同学或发小，只是因为言语上的放肆便都丢了性命。
荀彧，曹操的首席谋士和铁杆跟班，因为反对他受九锡而不明不白地死（隐诛）。
杨修，一直为曹操所欣赏，因为涉入曹操家事（立嗣）而被杀；
崔琰，曹操近臣，更是以“莫须有”被杀。
乃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
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
对此，赵翼感叹道，曹操秉性猜忌多疑，刚开始掩藏地很深，但时间一长就表露出来了。之前之所以装出一副恢宏大度的样子，就是为了让人死心塌地地替他卖命。
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
（PS :太困了，睡觉去，害怕猝死……佩服老鹰啊！注，晚上可能还有两章……历史是我的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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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在有华人处必讲《三国》；奇在很多人以为它就是正史；而《三国演义》乃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章学诚·清）
奇在满人可以拿它当军事教材，居然还能实践成功；奇在一个意图投机的破落军阀被人以“仁义”之名千年传唱，而一个真正扶大厦于将倾的盖世英雄却永远背负“奸雄”骂名！
曹操年轻的时候，依仗着官宦之家的雄厚资本，玩鹰溜狗，游荡无度，一副纨袴子弟的模样。叔叔看不下去，便经常在曹父面前告他的黑状，曹操因此很怕他。
某次，曹操正在路上走着，远远地发现叔叔也迎面走来。他脑筋一转，立即让自己变得嘴歪眼斜。叔叔很奇怪，问曹操怎么了。曹操说：不小心中风了。
叔叔便把此事告诉了曹嵩。曹嵩又惊又怕，赶紧把曹操叫到跟前，结果却发现曹操什么事都没有，便问其缘故。曹操说，我哪得过什么中风，是叔叔不喜欢我，才故意说我的坏话。
曹嵩一听“恍然大悟”，从此之后，不管弟弟怎么告曹操的状，他都不相信了。
《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於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
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於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两汉时期的人才发现和官吏选拔方式是“察举”，其主要特征是由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长官按照官方确定的道德、品行、才能标准，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至中央，通过考核后再任命官职。
如此一来，被举荐人固然需具备一定的才能、品德，但举荐人的态度、荐词却显得更为重要，甚至被录用与否都决定于举荐人的一念之间。
曹操得以顺利出仕，除了其自身能力外，就主要得益于两位名人的广告宣传：桥玄和许邵。
桥玄，汉灵帝光和年间任太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是汉末三公里面的一位异类——清正廉洁，因病辞官，死后都无钱下葬，这在买官鬻爵成风的汉末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张璠《汉纪》曰：玄历位中外，以刚断称，谦俭下士，不以王爵私亲。光和中为太尉，以久病策罢，拜太中大夫，卒，家贫乏产业，柩无所殡。当世以此称为名臣。
桥玄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长于识人，尤其在发现曹操异于常人后，居然还把自己的家人托付于他。
《续汉书》曰：玄字公祖，严明有才略，长於人物。
《魏书》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讬。“由是声名益重。
《魏晋世语》则更进一步说，桥玄怕只有自己举荐份量不够，还特地让曹操去拜访更以识人著名的许邵（字子将）。许邵不仅持相同意见，还给出了那句传世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世语》曰：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於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於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如果说许邵的评语还只是一种预测的话，那么，吕伯奢一家之死和那句集自私、狂妄、霸道于一身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则让曹操坐实了奸雄之名。
不过，这则著名的恩将仇报的故事，从后来的演变过程来看，好像是一次栽赃嫁祸，也就是曹操可能被冤枉了。
先是《魏书》，说曹操在逃亡中路过吕伯奢家，老吕不在，小吕和自己的朋友见财起意甚至是想谋财害命，结果被曹操反杀。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魏晋世语》则进了一步，说吕伯奢外出，五个儿子代父款待曹操，曹操却怀疑人家目的不纯，先下手为强，杀了八个人跑了——在这里，曹操的杀人行为已经从被动变主动。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而到了东晋孙盛那里，仍然是由误会杀人，当曹操发现后，虽然后悔，却拒不承认错误，反而大喊道：我可以对不起别人，但别人不能对不起我——这句话很无耻、很美国，不仅让读者油然而生憎恶之感，还立即让曹操的“奸雄”形象丰满了起来。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曹操应该是被黑化了。
从三个出处的成书年代来看，《魏书》成于西晋初年，《魏晋世语》成于西晋中期，而孙盛则是东晋时人。所以，这个故事明显有以讹传讹之嫌，和“三人成虎”简直如出一辙。
战国时期，魏太子将入赵为质。临行前，陪同前往的庞葱给魏王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说城里有只老虎，你会相信吗？魏王说不会。
庞葱又问，如果有两个人来说呢？魏王说我虽然会怀疑，但仍然不信。庞葱续问，那么有第三个人来说呢？魏王说，那样的话我可能就会相信了。
庞葱说，你看吧，这就是谣言的力量，明明知道城里面不会有老虎，你却仍然选择相信。邯郸距离大梁城更加遥远，背后说太子坏话的人也会更多，希望大王您一定要明辨是非，不要轻易听信那些人的话。魏王说我明白了。
果然，庞葱和太子前脚走，后面说坏话的就到了。而魏王却如庞葱所料，没能坚守立场、顶住压力，从此疏远了太子。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
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战国策魏策二》）
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
屠城恶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是曹操的名作《蒿里行》。长久以来，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史学界，对此诗的评价都极高。的确，在诗中，作者通过深刻揭露军阀祸国殃民、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与担忧，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和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
但事实是这样吗？
非也。
乱世之中，从来没有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仁义道德也分文不值，各路牛鬼蛇神比得是谁的盾更坚、谁的矛更利、谁的心更狠、谁的计更毒——作为军阀之一，曹操自然也不能免俗，尤其是他在与陶谦争夺徐州过程中进行的血腥和野蛮杀戮，历来为史家所诟病。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的父亲曹嵩在返回老家的途中为陶谦部下所害，为报父仇，曹操东征徐州，连下十余座城池，并于次年（兴平元年）春退兵回到鄄城。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馀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於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於陶谦，故伐之。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夏，曹操让荀彧和程昱留守大本营，他自己带兵再次征讨陶谦。
这次又连下五城，一直打到东海边上。在退军途中，他还捎带着击败了刘备，并攻下襄贲——史书里还追加了一句：所过之外，杀人很多。
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相比于《三国志》里的轻描淡写，《后汉书》则是过程详尽且毫不留情。而且，不是一般杀戮，是屠城，甚至鸡犬不留。
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东晋史学家孙盛对此大加鞭笞，说子报父仇，名正言顺，但打着报仇的旗号滥杀无辜就太过分了。
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可见，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里面就有曹操的很大功劳。
战争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兵力多寡，还有后勤、谋略、心理、气候以及地势等诸因素。也就是说，打仗不是简单的群殴，人多必胜，人少必败。
中国战争史上曾有过多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像巨鹿之战、彭城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关之战等等，
其中以曹操为主角的就有两场，战绩是一胜一负：胜是与袁绍的官渡之战，负是与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
不过，从裴松之的分析来看，官渡之战的所谓以少胜多是注了水的，而且水分还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战争过程和裴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曹、袁二人相持于官渡。五年八月，袁绍将大营稍稍往前作了推进，并依沙丘扎寨，东西军营长达数十里。
曹操也将阵营分列，与袁军针锋相对，不过，在试探性的交手中，曹军失利。尤其对曹操不利的是，当时曹军还不到一万人，受伤的还占了二、三成。
（建安五年）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看到这里，裴松之不愿意了，连续发出灵魂追问，对本纪的记载表示了严重质疑。
首先，裴松之认为，曹操起兵的时候，原始资本就有五千，之后虽然不能说是百战百胜，但负的比例只占十分之二三。
况且在大破黄巾军后，他又一次性收编降卒三十多万，这还不算从其他地方受降的人数。如此一来，即便是每次打仗都有损耗，也不可能出现兵不满万的情况。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其次，结营对峙，和面对面冲锋不一样。按照本纪所载，袁绍十万多大军，结营东西达数十里长。曹操他就是再有办法，也不可能用八千人结成和袁绍一样长的大营。所以，曹操的人即使比袁绍少一些，但也不少到哪里去。
夫结营相守，异於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馀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
世语曰：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孙盛评曰：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
再次，《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如果袁绍有这么多人，早就把曹操围得跟铁桶一样了。而事实上曹操不仅没有被围，还有余力派出徐晃劫其粮车，他自己也带着若干人去袭击了袁绍粮草所在地乌巢，出入无碍，袁绍没有任何办法阻止。
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
第四，曹操取胜后，很多记载说坑杀了七、八万袁军。这一点更不可思议：这七八万人如果四散奔逃的话，曹操仅凭八千人能制止得了？而能让步这些人乖乖地引颈受戮，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第五，按照《钟繇传》所记，在曹操和袁绍官渡相持的时候，司隶校尉钟繇曾支援前线两千匹战马。而曹操的本纪和《魏晋世语》则说当时曹操只有可怜的六百匹战马，那么，钟繇送来的马哪去了？
按《锺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馀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馀匹，繇马为安在哉？
所以，裴松之最后给出了结论，说负责记述这件事的人为了宣传效果，才故意夸大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因李傕、郭氾内讧，长安大乱，汉献帝刘协趁乱逃往洛阳。在曹阳准备北渡黄河的时候，太史令王立前来阻止，理由是天象不允许。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天象对宗正刘艾和汉献帝分析说，从去年春天开始，金星（太白）向中央运行，在斗、牛二宿间与土星（镇星）相犯，然后过天津至于天关。
火星（荧惑）则从南方逆行至天关，与金星在天关区相会。金、火相遇，从天象来说是要发生朝代鼎革的先兆，汉祚将终，代之而起的是曹氏建立的魏朝。
张璠《汉纪》曰：初，天子败於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於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
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
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
曹操听说后，倒是没有把这位王立怎么样，只是派人告诉他说，我知道你是忠于朝廷的，只是天机深远，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以后少说这一类的话。
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曹操为什么会低调处理这件事，他真得没有什么想法吗？
当然不是。当时献帝东迁，关东群雄逐鹿，大小军阀遍地走，曹操还远未显露王者之相，所谓低调，只是时机不成熟而已。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晋位魏王。二十四年，孙权上表称臣，并希望曹操顺天应人，登基称帝。曹操对众人说，孙权这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啊。
但是，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人却一致劝道，大王功高盖世，汉祚也是因你才得以延续这几十年，孙权的意见很对，因为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曹操感慨地说：我现在的权力地位和当皇帝还有什么区别吗？如果天命真在我们曹家的话，我会把机会留给我儿子。
《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於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適今日也。……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这个时候，天下虽然三分，但无论是土地还人口，曹操已实得其二，所以，他就不用再刻意隐瞒真实想法了。
裴注《三国志》广征博引，取材甚杂，像《九州春秋》、《魏晋世语》、《汉纪》、《晋纪》、《曹瞒传》等，可考者居然达150余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
又因为这些著作多为个人所编修，言语上少了顾忌，褒贬上更加自由，所以就呈现出与正史一本正经完全䢛异的风格。
就曹操而言，如果说其“奸雄”之谓是由裴注而来的话，那么，吴人所著的《曹瞒传》则在其中贡献最大。
故事一：曹操为人极为轻佻不庄重，喜声色之娱，经常通宵达旦地玩乐。会见宾客时常着便服，说话也很随便，吃饭时搞得浑身都是。但在执法时却很严苛，尤其是谁要表现地比他突出，他便会想方设法地将其治于死地，即便是老朋友也不行。每次杀人后，还要装模作样地悔恨流泪。像袁忠任沛相的时候，曾想惩治曹操，桓邵、边让也曾得罪过他，于是，曹操得势后，这三个人都没逃过一死。
《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馀。
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於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
故事二：每次带兵出征，曹操都强调要秋毫无犯，尤其不能破坏麦地，违令者斩。某次，曹操的马因突然受惊跑进麦地，曹操让主簿依法办事。
主簿说，按照古训，刑不上大夫。曹操说那不行，如果不作处罚，我以后还怎么要求下属。不过我是主帅，自杀肯定不合适，就先割段头发代替吧。
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於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於尊。
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故事三：有一个宠姬经常陪着睡午觉，曹操告诉她，一会记得叫醒我。宠姬看他睡着了，还没来得及睡，曹操却已经自己醒了。二话没说，立即让人把她给乱棍打死了。
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
故事四：某次外出讨贼，打着打着，粮食不够吃了。曹操便偷偷问粮草官怎么办，粮草官说，这个好办，减少供应量就行了。士兵们发现后，纷纷埋怨曹操克扣军粮。
这时，曹操对粮草官说，没办法，只能借你的人头来平息众怒了。然后提着粮草官的人头对大家说：粮草官克扣军粮、假公济私，已经被我杀了。
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文章最后还说，像这类使奸耍诈的事，曹操做的太多了。
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三国志》卷六和卷十中，对袁绍都有一个相同的评价，即“外宽内忌”，尤其批评其诛杀田丰之举，甚至比项羽驱离范增的性质还坏。
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於羽远矣！
但是，如果看完《武帝纪》以及裴注就会发现，所谓“外宽内忌”用在曹操身上，居然也非常贴切。
据《魏书》载，袁绍与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以及少府孔融一直不对付，就让曹操找个借口杀掉这几个人。曹操说，现在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如果随便杀人，那不就更加乱套了？于是拒绝了袁绍。
这番话听上去确实大义凛然，但裴松之一句话就戳穿了曹操的画皮。他说，千万别信曹操的鬼话，后来杨彪被他整了个半死，孔融则是直接死在他的手上。别看曹操说别人的时候头头是道，到了自己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魏书》曰：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雠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
绍以为公外讬公义，内实离异，深怀怨望。臣松之以为杨彪亦曾为魏武所困，几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诛灭，岂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哉！非知之难，其在行之，信矣。
这一点，清人赵翼的评价最为精准犀利。
他说，曹操在用人方面确实是前恭而后倨，得势前和得势后完全是两种做派。
前期，事业草创，正值用人，所以，他的指导思想是你可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可以杀人越货、坏事做绝，但只要是有过人才能，那就是我曹操的菜——这在他的三次《招贤令》中体现地淋漓尽致。
因此，除了荀彧、程昱这些元勋故旧、肱股重臣之外，像明知道刘备不是池中之物，仍然硬着头皮先收入麾下，后又极其大度地纵之而去，给自己和后代埋下了一颗巨雷。
而臧霸、徐翕、毛晖、毕谌、魏种这些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甚至在曹操背后捅刀的人，也毫无差别地被重新接纳并继续重用。曹魏名臣杨阜就因此称赞曹操，在用人方面的肚量远超常人。
荀彧、程昱为操划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
然此犹非与操有怨者。臧霸先从陶谦，后助吕布，布为操所擒，霸藏匿，操募得之，即以霸为琅邪相，青、徐二州悉委之。先是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晖为将，兖州乱，翕、晖皆叛，后操定兖州，翕、晖投霸。至是操使霸出二人，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
操叹其贤，并以翕、晖为郡守。（《霸传》）操以毕谌为兖州别驾，张邈之叛，劫谌母妻去，操遣谌往，谌顿首无二，既出，又亡归从吕布。布破，操生得谌，众为之惧，操曰：“人能孝于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操初举魏种为孝廉，兖州之叛，操谓种必不弃我，及闻种走，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及种被禽，操曰：“惟其才也。”释而用之。（本纪）
此等先臣后叛之人，既已生擒，谁肯复贷其命，乃一一弃嫌录用。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
事情如果发展到这里就结束的话，还真算是一出君臣相得的和谐大戏。但是，自北方一统、地位稳固，而且向南、向西的试探性攻击失败之后，曹操深知天下无望，便开始把精力收回到国内，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内部整合上。
而这其中，又以政治清算为重头戏，一帮原来被无比推崇的老臣先后倒在曹操的屠刀之下。
孔融、许攸、娄圭，前者一直与曹操不对付，死地倒还不冤；但后两者都是曹操的同学或发小，只是因为言语上的放肆便都丢了性命。
荀彧，曹操的首席谋士和铁杆跟班，因为反对他受九锡而不明不白地死（隐诛）。
杨修，一直为曹操所欣赏，因为涉入曹操家事（立嗣）而被杀；
崔琰，曹操近臣，更是以“莫须有”被杀。
乃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
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
对此，赵翼感叹道，曹操秉性猜忌多疑，刚开始掩藏地很深，但时间一长就表露出来了。之前之所以装出一副恢宏大度的样子，就是为了让人死心塌地地替他卖命。
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
（PS :太困了，睡觉去，害怕猝死……佩服老鹰啊！注，晚上可能还有两章……历史是我的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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