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不言即位。孰继？继子般也。孰弑子般？庆父也。杀公子牙，今将尔，季子不免。庆父弑君，何以不诛？将而不免遏恶也，既而不可及，因狱有所归，不探其情而诛焉，亲亲之道也。恶乎归狱？归狱仆人邓扈乐。曷为归狱仆人邓扈乐？庄公存之时，乐曾淫于宫中，子般执而鞭之。庄公死。庆父谓乐曰：「般之辱尔，国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后诛邓扈乐而归狱焉，季子至而不变也。
齐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洛姑。
季子来归。其称季子何？贤也。其言来归何？喜之也。
冬，齐仲孙来。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齐无仲孙，其诸吾仲孙与？」
人秉受了上天赋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人有各种各样的善行，邪和正是有区别的，曲和直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行事准则；那些正直的行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德行。
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遵循君子的脚步，而行为遵循小人的做法，为什么呢？俗话说：“正直像弓弦，死在路边；邪曲像弯钩，反而能封侯。”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身平安，也不违逆（权势）而遭受祸害。况且史书的要义，就是要申明勉励惩诫，树立好的风气。如果有做坏事的臣子，不孝顺父母的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不加隐讳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那么他们的恶行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史书记载的内容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
（直笔记史）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就会安顺；如果在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也做，就会招来祸害。像董狐记载史实的原则是不隐讳真相，赵盾因为这种记史原则而蒙受屈辱，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各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至于像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身受刑戮，被当时人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知道。世事就像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刚直不屈的性格，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这样的要求）确实也难做到啊。因此张俨因愤激而努力，私下撰写保存《嘿记》的文字；孙盛心中不平，私自抄写了《晋阳秋》的原稿寄到辽东，（以保真实。）用这种办法来避祸，幸好获得两全。这足够用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得。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实录的言语，虽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可是披开沙子挑选金子，有时还是能收获宝贝的。考究魏晋更替，历史事件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或者司马懿在渭南和诸葛亮相持，被诸葛亮的遗计击败，或者魏帝曹髦云台发兵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刺杀。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说话，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凿齿，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刀刺杀魏帝曹髦的记载。历代的欺骗蒙蔽，这时才澄清。考究习凿齿的记事，大概就是近代遗留下来的直录精神吧？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考究当时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依然当政；北齐的将相，先人遗业仍然还在。而这两人写他们忌讳的事情，竟没有一点害怕。不畏强暴，大概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舍身求取美名，壮士看重气节，宁可做折断的兰花，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砾而保全性命。像南史、董狐依仗正气真实记载，不避强暴；韦昭、崔浩尽情秉笔直书，不迎合强权。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留下芳名和功业，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和王沈写《魏书》，凭借邪曲的笔法窃取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相比），（南、董、韦、崔的精神）直冲三光，（王沈、董统的行为）却是埋于九泉，（即使这样说）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啊。
其实孔子编纂《春秋》时就采用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也就是有改史了。
（11）《后汉书·班固传》：“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曲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12）《三国志·魏书·甄后传》：“臣松之以为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於是，异乎所闻於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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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洛姑。
季子来归。其称季子何？贤也。其言来归何？喜之也。
冬，齐仲孙来。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齐无仲孙，其诸吾仲孙与？」
人秉受了上天赋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人有各种各样的善行，邪和正是有区别的，曲和直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行事准则；那些正直的行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德行。
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遵循君子的脚步，而行为遵循小人的做法，为什么呢？俗话说：“正直像弓弦，死在路边；邪曲像弯钩，反而能封侯。”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身平安，也不违逆（权势）而遭受祸害。况且史书的要义，就是要申明勉励惩诫，树立好的风气。如果有做坏事的臣子，不孝顺父母的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不加隐讳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那么他们的恶行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史书记载的内容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
（直笔记史）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就会安顺；如果在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也做，就会招来祸害。像董狐记载史实的原则是不隐讳真相，赵盾因为这种记史原则而蒙受屈辱，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各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至于像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身受刑戮，被当时人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知道。世事就像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刚直不屈的性格，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这样的要求）确实也难做到啊。因此张俨因愤激而努力，私下撰写保存《嘿记》的文字；孙盛心中不平，私自抄写了《晋阳秋》的原稿寄到辽东，（以保真实。）用这种办法来避祸，幸好获得两全。这足够用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得。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实录的言语，虽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可是披开沙子挑选金子，有时还是能收获宝贝的。考究魏晋更替，历史事件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或者司马懿在渭南和诸葛亮相持，被诸葛亮的遗计击败，或者魏帝曹髦云台发兵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刺杀。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说话，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凿齿，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刀刺杀魏帝曹髦的记载。历代的欺骗蒙蔽，这时才澄清。考究习凿齿的记事，大概就是近代遗留下来的直录精神吧？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考究当时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依然当政；北齐的将相，先人遗业仍然还在。而这两人写他们忌讳的事情，竟没有一点害怕。不畏强暴，大概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舍身求取美名，壮士看重气节，宁可做折断的兰花，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砾而保全性命。像南史、董狐依仗正气真实记载，不避强暴；韦昭、崔浩尽情秉笔直书，不迎合强权。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留下芳名和功业，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和王沈写《魏书》，凭借邪曲的笔法窃取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相比），（南、董、韦、崔的精神）直冲三光，（王沈、董统的行为）却是埋于九泉，（即使这样说）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啊。
其实孔子编纂《春秋》时就采用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也就是有改史了。
（11）《后汉书·班固传》：“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曲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12）《三国志·魏书·甄后传》：“臣松之以为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於是，异乎所闻於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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