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于是，她不再想这个问题。
她开始想，下一个问题。
她回来以后，她发现母亲很爱说话，她有很多的姐妹。
她向她们学习最新的毛衣的织法，向她们学习做菜的方法。
她身上这件藕荷色的毛衣，就是母亲新织的。
姐妹俩，一人一件，是最流行的，叫做“搓衣板”的粗针。
她和姐姐的衣服，领口不一样。
一是两件衣服好区分，二是很符合她们不同的气质。
母亲好有心，母亲好用心。
母亲的审美，也突飞猛进地提高了，她们穿得跟西昌城里的人，一模一样。
就是比她高中同学，也并不差。
她教她的姐妹们看老黄历，算命玩，唱革命歌，唱流行歌。
这就是父亲所说的，母亲去买个蝉壳泡酒，也能够和别人，扯上半天。
母亲也看最悲惨的电视剧，边看边掉眼泪。
但是看完眼泪也就掉完了，并不会往心里去。
她也会用来教育她，但最多只念一两次，并不会像其他的母亲那样，一直念下去。
赵叔叔，江叔叔，唐叔叔，都是她通过她的姐妹们认识的。
她和那些她所说的官太太，有工作的大小姐，也很能摆，很招她们喜欢，她总是很善解人意的样子。
她还和给父亲治病的冯叔叔和阿姨，也成了朋友。
她总是让她一个人带着礼物，石榴或者自己养的土鸡和兔子，去他们的家。
而自己却很少去。
一是锻炼她，二是怕自己招人烦。
她觉得她的女儿，乖巧懂事，人人都喜欢。
她也不让姐姐常去，说是妹妹以后要找工作，要出去走走。
姐姐顶替了父亲，也没话说。
两个女儿，完全不一样的养法。
母亲，不是那么简单的。
她甚至异想天开地问她，去不去读委培的大专。
她见冼锐的第一面，她告诉他说，她之所以读职高，是因为她和她母亲，都分不清楚普高和职高的区别。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觉得这辈子，可能也就只见冼锐这一面，怎么说都没有关系。
在一个有钱人面前，说分不清楚，比说没有钱，更好听一点点。
在一个有钱人面前，说自己没有钱，是有点可笑，和有点不恰当的。
现在想来，怎么说都不恰当，人家是又有知识，又有钱。
而且人家觉得，有知识，比有钱，还更重要。
其实那时候，她们是能够分清楚的。
虽然不像那些坐机关的人，分得那么清楚。
但是她们还是知道，一个是可以念大学，有好工作，将来做干部的。
一个是不可以念大学，只是有一个工作，将来做工人的。
只是家里实在没有那么多钱供她上大学，所以放弃了。
再说三年以前，她很多家里条件不错的同学，父母也是极有头脑的。
也并没有判断出，这世界变化这么快。
他们觉得，先有工作，然后再往上爬，一样可以。
或者是，工作以后再去上个在职的大学，还占了单位的便宜。
在三年以前，职高还是很吃香的，干部和工人的区别，也并没有那么大。
单位效率低，冗员又多，干部不用操那么多的苦心，工人也不用干那么多的脏活。
都很轻松。
而现在，单位开始减员增效。
干部累，工人更累。
也不再支持，职工在职去上大学。
在职上的大学，不但不会被重用，还要被人嘲笑。
这一年，正规大学，都开始扩招了。
这次回家，母亲告诉她说，家里有钱，而且她还在不停地挣钱，供得起。
那要花两万多块的学费，还有生活费呢？
那委培吧，就是挂在一个很正规的一本大学里面，委托培养的一个班，四十人左右。
比那些上在职大学的，更正规，更好听。
就是干部解决子女就业问题，所用的一种玩法，是一种权利的变相。
为了凑人数，得招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陪着他们玩。
如果运气好，遇上同学是高干子弟，那就大家一起去好单位。
如果运气不好，同学是一般干部子弟，没法大家一起顾上。
那就人家凭关系找到出路，一般人混个大专文凭，还是继续回来，当个工人。
当然，有个文凭，也有可能以后会升上去。
一般人，在上学之前，是不可能知道那些同学，到底是谁的。
最差也是工人吧，那个钱，也不算损失。
说不定那些同学，以后还能用上呢？
如果能跑腿，并且八面玲珑，倒是可以的。
总得让人，有所图吧？
她高中同学，她没攀上一个。
小叶，也没攀上任何一个。
她和冼锐，他们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是很近距离地接触。
而且一见钟情，他非常喜欢她。
他给了她很多机会，他完全不注重门第。
他们，都没成。
难道，就因为她花了两万多块钱的学费，她那些比她高中同学更牛的同学，就会被感动？
学费是交给学校的，又不是给她同学。
就是给她同学，那虽然已经是她全部的家产了，但是对别人来说，却是九牛一毛，不感兴趣。
所以，她不打算动这个心思，这也并不是她，所擅长的。
也有女孩子，会利用这个机会，谈个恋爱，找个好人家。
她有个老乡就是，她在读委培时谈的同班同学，毕业即结婚，公公送了九十万的别墅。
她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没有工作。
但是她另外四个姐姐很能干，在单位里做小领导，嫁得也不错。
她们凑了两万块钱，让她念书。
本来一个班都只招铁路子弟，怎么会有商人的儿子？
他们的玩法，太复杂了。
可能是那男的，结婚太早，又想到，娶的只是一个小工人的女儿，不甘心吧。
结婚以后各种玩，出轨，去歌舞厅。
然后，离婚了。
那姐姐回了铁路，做到列车长。
再然后，他玩够了，她竟然原谅了他。
她辞了工作，两人复婚了。
据说，她还没嫁时就很前卫。
她有个同学，高中毕业后找了个技校老师，结婚早，生孩子早。
她生孩子时，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去看她。
她们看见那满屋子的尿片和手忙脚乱的年轻夫妇，在背后说：“那样的婚姻，不如不过，不如自己一个人过。”
在当时，很前卫。
她们俩都不是美女，但是却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气质，在穿着，仪态上很注意。
那话传到技校老师那里，他不是对她老婆说：“老婆，我以后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而是埋怨她：“你怎么交了那样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
他跟冼锐所说的：“我一定要赚很多的钱，为我们以后的家，挣很多很多的钱。”
不一样。
和她同去的那个同学，也做到了列车长，一直熬到了三十五岁才出嫁。
她嫁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然后辞职了。
只有商人，走的是野路子，才不那么计较，一个女孩子的出身。
可能是列车长每天都要和，成百上千的人打交道，硬座的，软卧的，硬卧的，穷人富人一般人。
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这就是一个工人的女儿，比较好的结局了。
她当时是四个能干的姐姐教她，四个姐姐一起强推。
湘潇自己一个人，恐怕不行。
上高中时，除了那个送玫瑰花的男孩，还有一个男孩的母亲找过她，警告过她，不要跟她儿子来往。
她连那男生是谁都不知道，就被警告。
她不但知道，她父亲只是一个小站站长，而且，已经去世了。
她还知道，她有一个七十岁的外婆，家在哪里。
好像她明天就要嫁到她家里去了一样，让她愤怒。
明明是亲情，却成了她谈婚论嫁的拖累，无端地被人挑剔。
他在日记里详细地描写了她，她详细地调查了她。
她当时只说了一句：“我不认识他。”
她甩头就走，心里却像个小飞妹一样，有点痞气地骂：“一个疯婆娘。”
那个送玫瑰花的男孩，其实一共也就只送了她十支玫瑰花，之后，就突然消失了。
莫名其妙地送，也莫名其妙地不送。
而且每一次都是，很认真地含着笑，塞到她手里，然后跑开，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当时，她觉得她简直被戏耍了，然而，她又看他那么认真。
后来她明白了，是因为他知道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他只是在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
当他走进婚姻，被杂事所缠时，他会想起来，他上高中时，他曾经喜欢过一个外表美好的女孩子。
当他头发秃顶，他老婆也头发秃顶时，他会想起来，他上高中时，他曾经喜欢过一个外表美好的女孩子，她永远十八岁。
对她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安慰呀。
十支玫瑰花，代表十全十美吧。
能够被人惦记，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总比被人警告强。
她并没有扔掉那些玫瑰花，而是悄悄地把它放在枕头下，让它变成了干花。
她也并没有哭，有什么好哭的呢？
母亲说：“比农村里和老彝胞好多了。”
他们，一定不能够，像她一样，理解到他。
他算是送对人了，她也算是，收对花了。
那十支玫瑰花，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现在想来，他们也都很可怜。
他们家里，也只是一个小领导，也只是比她好一点点，她的家，也真能把他们拖住。
而不像，对冼锐来说，最多只是用几个小钱，甚至连钱都用不上，出点力就行。
简直对他，毫发无损。
并且，他母亲也不会插手，完全由他自己做主。
她们善良，正直，不贪财，有正当收入，是良民。
又不是那些，满地打滚的刁民。
但是，像他那样体量的人，也是不容易胡涂的。
他只在楼梯上，在被关在那个铁门里，那个笼子里的时候，昏了一下头。
他一上火车，一到昆明，那个大湖里，那个大草原上，他就像那大鱼，就像那烈马一样，舒展开了身子。
他马上就无比清醒了。
他用一句话，就精辟地总结了，像开小店的女子，像水晶妹，像她，这样的小镇女子：“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全是废话。”
面子易仿，里子难学。
她们和城里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外表已经看不出来，一开口就露馅。
她身边的男孩子，没有一个像冼锐那样，一句话就这么精辟地，说准了她们。
他有这样的火眼金睛，何需他母亲为他做主，何需他母亲为他操心？
所以，她现在最重要的是，弄好自己。
自己不行，再好的运气，也没有用。
婚姻，说到底，就是旗鼓相当，蒙混不过去。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就是。
当年父亲一心想留在部队上，然后娶个城里女子。
既然没有留下来，能娶到二十里之外，能写会算，又还比较漂亮的母亲，那也就是他，最好的选择了。
生活，真让人觉得心酸而无奈。
然而，谁又不是呢？
难道，冼锐就不心酸，就不无奈吗？
母亲如果知道她这样想，一定会说：“上海人民看不起全国人民，那全国人民都不活了？上海人民还说他们，很难呢！”
母亲从来不相信风吹灭了蜡烛，她像革命战士一样，有很多的豪言壮语。
她不愧是军人的老婆，做过女民兵，又是自由自在的独生子女。
她是乐观的，有智慧的，知道量体裁衣。
原来，她并不柔弱。
她的眼泪，说掉就掉，掉完就好。
湘潇也知道，一对完美的夫妻，应该有的样子。
那就是给父亲看病的，冯叔叔和阿姨。
叔叔从小就是个孤儿，并且是外地人。
他十四岁下乡，在附近的农村里长大。
他在乡亲们的共同关爱下长大，他们推荐他上了工农兵大学。
他自学成才，是西昌城里很有名气的医生。
他很包容，也很有爱。
他对乡亲们很好，总是用他的医术，默默地回馈他们，甚至免费给那些看不起病的乡亲看病。
他也很宠爱，比他小九岁的阿姨。
阿姨是豆瓣厂的工人，但是没有去上班。
她每天跟着叔叔到处看病，跟着他学习配药，帮他将中药材碾碎。
有一次她和阿姨，一起去豆瓣厂的澡堂洗澡，迎面正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
阿姨告诉她说，那个人就是顶替她上班的人。
她让她领了全部的工资和福利，而她，只想领退休以后的退休金。
阿姨是十分慷慨的，因为别人，只会给到80%。
如果阿姨上班，肯定没有她干得好，和她那么满足。
而这样，阿姨恰好可以腾出手来，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两全其美吧。
叔叔不断地学习，阿姨也跟着他，不断地学习。
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都一点也看不出来，她只是一个豆瓣厂的工人。
—————
他们的月收入，有上万元。
任何事情，他们俩都商商量量地去做，从来不吵架。
他们有一儿一女。
儿子比她大一岁，总带回来一个，比他学习还好的同学，是附近农村的。
叔叔和阿姨总是那么热情，像对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对他。
阿姨对她也很好，他们六个人，一起包粽子，一起过端午节。
叔叔还带她去吃过，西昌城著名的潘砂锅和大碗牛肉面。
女儿比她大四岁，她叫她春姐。
有一天晚上，她和她住一起。
她告诉她说，她每个月都到成都荷花池去进一次货，卖最时尚的小商品。
她看货很准，拿回来的东西总是很好卖，她每个月，至少能赚2000块。
卧铺不好买，她有时候坐卧铺，更多的时候，是挤人山人海的硬座。
没想到春姐竟然这么能干，这么能吃苦，一点也不像有钱人家的孩子。
她真是羞愧，觉得自己并不是16岁。
在她面前，她简直就像，一个十岁的孩子。
她这样的家庭条件，她这样的品质，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找不到？
她和春姐，就住在叔叔和阿姨的隔壁。
她们坐在床上面对面地讲话，春姐点燃了一根烟，边抽烟边讲话。
她拿了一个小瓶子接住烟灰。
她说她压力大的时候，偶尔会悄悄地吸一根烟。
但是她吸烟的时候，会将烟雾全部吸进去，只留下最后一个烟圈。
只有那最后的一个烟圈，实在没有办法隐藏。
就像那变魔术的人，将手绢全部吞进肚子里一样。
而且她吸烟，不会留下任何味道。
因此，叔叔和阿姨，从来不知道她要吸烟。
她还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她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隔壁的叔叔和阿姨在讲什么。
湘潇仔细地听，她的耳朵已经够好。
但是，她没有听见任何的声音，更别说听清楚他们在讲什么。
春姐还告诉她，她从小就躲在被窝里看小说，比她所有的同学看得都多。
但是他们近视了，而她的眼睛，却比任何人都好。
可能是她吃得好，身体好的原因吧。
有些人，你不得不相信，他们就是与众不同。
冼锐也一定是，与众不同吧。
所以人与人，各个不同，千人千面。
不能用同样一种标准去看人。
要变通。
她的问题，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她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站起身来，向山下走去。
她走着走着，忽然，迎面走来一个壮汉，手里拎着个酒瓶，喝得醉醺醺的。
他和她擦肩而过。
再走大概200米，就是中学的外墙和镇政府了。
她走着走着，忽然觉得不对劲，连忙转过头去看。
原来，那个醉汉并没有离她越来越远，而是转过身来，和她朝着同样的一个方向走。
他就在她身后，不到10米的地方。
难道，是她的白皮肤吸引了他？
她想着想着，有些害怕。
但是她又想，幸好不是在她大哭大嚎，没有力气的时候。
也不是在那个，她感觉到，快要疯了的时候。
遇见了他。
她现在，是有力气的。
而且，她正向山下走去。
她离人烟，离家，越来越近了。
她的脚下就是黄沙，实在不行，她还可以马上抓住一把黄沙，撒到他的眼睛里去。
今天明明是赶集的日子，怎么偏偏没有人，从这里走过？
怎么说，她也是走过两个省城，她也是见过，许多大人物的人了。
她才不腿软，她才不害怕！
但是，她真的不该走这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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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想，下一个问题。
她回来以后，她发现母亲很爱说话，她有很多的姐妹。
她向她们学习最新的毛衣的织法，向她们学习做菜的方法。
她身上这件藕荷色的毛衣，就是母亲新织的。
姐妹俩，一人一件，是最流行的，叫做“搓衣板”的粗针。
她和姐姐的衣服，领口不一样。
一是两件衣服好区分，二是很符合她们不同的气质。
母亲好有心，母亲好用心。
母亲的审美，也突飞猛进地提高了，她们穿得跟西昌城里的人，一模一样。
就是比她高中同学，也并不差。
她教她的姐妹们看老黄历，算命玩，唱革命歌，唱流行歌。
这就是父亲所说的，母亲去买个蝉壳泡酒，也能够和别人，扯上半天。
母亲也看最悲惨的电视剧，边看边掉眼泪。
但是看完眼泪也就掉完了，并不会往心里去。
她也会用来教育她，但最多只念一两次，并不会像其他的母亲那样，一直念下去。
赵叔叔，江叔叔，唐叔叔，都是她通过她的姐妹们认识的。
她和那些她所说的官太太，有工作的大小姐，也很能摆，很招她们喜欢，她总是很善解人意的样子。
她还和给父亲治病的冯叔叔和阿姨，也成了朋友。
她总是让她一个人带着礼物，石榴或者自己养的土鸡和兔子，去他们的家。
而自己却很少去。
一是锻炼她，二是怕自己招人烦。
她觉得她的女儿，乖巧懂事，人人都喜欢。
她也不让姐姐常去，说是妹妹以后要找工作，要出去走走。
姐姐顶替了父亲，也没话说。
两个女儿，完全不一样的养法。
母亲，不是那么简单的。
她甚至异想天开地问她，去不去读委培的大专。
她见冼锐的第一面，她告诉他说，她之所以读职高，是因为她和她母亲，都分不清楚普高和职高的区别。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觉得这辈子，可能也就只见冼锐这一面，怎么说都没有关系。
在一个有钱人面前，说分不清楚，比说没有钱，更好听一点点。
在一个有钱人面前，说自己没有钱，是有点可笑，和有点不恰当的。
现在想来，怎么说都不恰当，人家是又有知识，又有钱。
而且人家觉得，有知识，比有钱，还更重要。
其实那时候，她们是能够分清楚的。
虽然不像那些坐机关的人，分得那么清楚。
但是她们还是知道，一个是可以念大学，有好工作，将来做干部的。
一个是不可以念大学，只是有一个工作，将来做工人的。
只是家里实在没有那么多钱供她上大学，所以放弃了。
再说三年以前，她很多家里条件不错的同学，父母也是极有头脑的。
也并没有判断出，这世界变化这么快。
他们觉得，先有工作，然后再往上爬，一样可以。
或者是，工作以后再去上个在职的大学，还占了单位的便宜。
在三年以前，职高还是很吃香的，干部和工人的区别，也并没有那么大。
单位效率低，冗员又多，干部不用操那么多的苦心，工人也不用干那么多的脏活。
都很轻松。
而现在，单位开始减员增效。
干部累，工人更累。
也不再支持，职工在职去上大学。
在职上的大学，不但不会被重用，还要被人嘲笑。
这一年，正规大学，都开始扩招了。
这次回家，母亲告诉她说，家里有钱，而且她还在不停地挣钱，供得起。
那要花两万多块的学费，还有生活费呢？
那委培吧，就是挂在一个很正规的一本大学里面，委托培养的一个班，四十人左右。
比那些上在职大学的，更正规，更好听。
就是干部解决子女就业问题，所用的一种玩法，是一种权利的变相。
为了凑人数，得招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陪着他们玩。
如果运气好，遇上同学是高干子弟，那就大家一起去好单位。
如果运气不好，同学是一般干部子弟，没法大家一起顾上。
那就人家凭关系找到出路，一般人混个大专文凭，还是继续回来，当个工人。
当然，有个文凭，也有可能以后会升上去。
一般人，在上学之前，是不可能知道那些同学，到底是谁的。
最差也是工人吧，那个钱，也不算损失。
说不定那些同学，以后还能用上呢？
如果能跑腿，并且八面玲珑，倒是可以的。
总得让人，有所图吧？
她高中同学，她没攀上一个。
小叶，也没攀上任何一个。
她和冼锐，他们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是很近距离地接触。
而且一见钟情，他非常喜欢她。
他给了她很多机会，他完全不注重门第。
他们，都没成。
难道，就因为她花了两万多块钱的学费，她那些比她高中同学更牛的同学，就会被感动？
学费是交给学校的，又不是给她同学。
就是给她同学，那虽然已经是她全部的家产了，但是对别人来说，却是九牛一毛，不感兴趣。
所以，她不打算动这个心思，这也并不是她，所擅长的。
也有女孩子，会利用这个机会，谈个恋爱，找个好人家。
她有个老乡就是，她在读委培时谈的同班同学，毕业即结婚，公公送了九十万的别墅。
她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没有工作。
但是她另外四个姐姐很能干，在单位里做小领导，嫁得也不错。
她们凑了两万块钱，让她念书。
本来一个班都只招铁路子弟，怎么会有商人的儿子？
他们的玩法，太复杂了。
可能是那男的，结婚太早，又想到，娶的只是一个小工人的女儿，不甘心吧。
结婚以后各种玩，出轨，去歌舞厅。
然后，离婚了。
那姐姐回了铁路，做到列车长。
再然后，他玩够了，她竟然原谅了他。
她辞了工作，两人复婚了。
据说，她还没嫁时就很前卫。
她有个同学，高中毕业后找了个技校老师，结婚早，生孩子早。
她生孩子时，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去看她。
她们看见那满屋子的尿片和手忙脚乱的年轻夫妇，在背后说：“那样的婚姻，不如不过，不如自己一个人过。”
在当时，很前卫。
她们俩都不是美女，但是却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气质，在穿着，仪态上很注意。
那话传到技校老师那里，他不是对她老婆说：“老婆，我以后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而是埋怨她：“你怎么交了那样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
他跟冼锐所说的：“我一定要赚很多的钱，为我们以后的家，挣很多很多的钱。”
不一样。
和她同去的那个同学，也做到了列车长，一直熬到了三十五岁才出嫁。
她嫁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然后辞职了。
只有商人，走的是野路子，才不那么计较，一个女孩子的出身。
可能是列车长每天都要和，成百上千的人打交道，硬座的，软卧的，硬卧的，穷人富人一般人。
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这就是一个工人的女儿，比较好的结局了。
她当时是四个能干的姐姐教她，四个姐姐一起强推。
湘潇自己一个人，恐怕不行。
上高中时，除了那个送玫瑰花的男孩，还有一个男孩的母亲找过她，警告过她，不要跟她儿子来往。
她连那男生是谁都不知道，就被警告。
她不但知道，她父亲只是一个小站站长，而且，已经去世了。
她还知道，她有一个七十岁的外婆，家在哪里。
好像她明天就要嫁到她家里去了一样，让她愤怒。
明明是亲情，却成了她谈婚论嫁的拖累，无端地被人挑剔。
他在日记里详细地描写了她，她详细地调查了她。
她当时只说了一句：“我不认识他。”
她甩头就走，心里却像个小飞妹一样，有点痞气地骂：“一个疯婆娘。”
那个送玫瑰花的男孩，其实一共也就只送了她十支玫瑰花，之后，就突然消失了。
莫名其妙地送，也莫名其妙地不送。
而且每一次都是，很认真地含着笑，塞到她手里，然后跑开，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当时，她觉得她简直被戏耍了，然而，她又看他那么认真。
后来她明白了，是因为他知道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他只是在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
当他走进婚姻，被杂事所缠时，他会想起来，他上高中时，他曾经喜欢过一个外表美好的女孩子。
当他头发秃顶，他老婆也头发秃顶时，他会想起来，他上高中时，他曾经喜欢过一个外表美好的女孩子，她永远十八岁。
对她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安慰呀。
十支玫瑰花，代表十全十美吧。
能够被人惦记，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总比被人警告强。
她并没有扔掉那些玫瑰花，而是悄悄地把它放在枕头下，让它变成了干花。
她也并没有哭，有什么好哭的呢？
母亲说：“比农村里和老彝胞好多了。”
他们，一定不能够，像她一样，理解到他。
他算是送对人了，她也算是，收对花了。
那十支玫瑰花，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现在想来，他们也都很可怜。
他们家里，也只是一个小领导，也只是比她好一点点，她的家，也真能把他们拖住。
而不像，对冼锐来说，最多只是用几个小钱，甚至连钱都用不上，出点力就行。
简直对他，毫发无损。
并且，他母亲也不会插手，完全由他自己做主。
她们善良，正直，不贪财，有正当收入，是良民。
又不是那些，满地打滚的刁民。
但是，像他那样体量的人，也是不容易胡涂的。
他只在楼梯上，在被关在那个铁门里，那个笼子里的时候，昏了一下头。
他一上火车，一到昆明，那个大湖里，那个大草原上，他就像那大鱼，就像那烈马一样，舒展开了身子。
他马上就无比清醒了。
他用一句话，就精辟地总结了，像开小店的女子，像水晶妹，像她，这样的小镇女子：“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全是废话。”
面子易仿，里子难学。
她们和城里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外表已经看不出来，一开口就露馅。
她身边的男孩子，没有一个像冼锐那样，一句话就这么精辟地，说准了她们。
他有这样的火眼金睛，何需他母亲为他做主，何需他母亲为他操心？
所以，她现在最重要的是，弄好自己。
自己不行，再好的运气，也没有用。
婚姻，说到底，就是旗鼓相当，蒙混不过去。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就是。
当年父亲一心想留在部队上，然后娶个城里女子。
既然没有留下来，能娶到二十里之外，能写会算，又还比较漂亮的母亲，那也就是他，最好的选择了。
生活，真让人觉得心酸而无奈。
然而，谁又不是呢？
难道，冼锐就不心酸，就不无奈吗？
母亲如果知道她这样想，一定会说：“上海人民看不起全国人民，那全国人民都不活了？上海人民还说他们，很难呢！”
母亲从来不相信风吹灭了蜡烛，她像革命战士一样，有很多的豪言壮语。
她不愧是军人的老婆，做过女民兵，又是自由自在的独生子女。
她是乐观的，有智慧的，知道量体裁衣。
原来，她并不柔弱。
她的眼泪，说掉就掉，掉完就好。
湘潇也知道，一对完美的夫妻，应该有的样子。
那就是给父亲看病的，冯叔叔和阿姨。
叔叔从小就是个孤儿，并且是外地人。
他十四岁下乡，在附近的农村里长大。
他在乡亲们的共同关爱下长大，他们推荐他上了工农兵大学。
他自学成才，是西昌城里很有名气的医生。
他很包容，也很有爱。
他对乡亲们很好，总是用他的医术，默默地回馈他们，甚至免费给那些看不起病的乡亲看病。
他也很宠爱，比他小九岁的阿姨。
阿姨是豆瓣厂的工人，但是没有去上班。
她每天跟着叔叔到处看病，跟着他学习配药，帮他将中药材碾碎。
有一次她和阿姨，一起去豆瓣厂的澡堂洗澡，迎面正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
阿姨告诉她说，那个人就是顶替她上班的人。
她让她领了全部的工资和福利，而她，只想领退休以后的退休金。
阿姨是十分慷慨的，因为别人，只会给到80%。
如果阿姨上班，肯定没有她干得好，和她那么满足。
而这样，阿姨恰好可以腾出手来，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两全其美吧。
叔叔不断地学习，阿姨也跟着他，不断地学习。
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都一点也看不出来，她只是一个豆瓣厂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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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月收入，有上万元。
任何事情，他们俩都商商量量地去做，从来不吵架。
他们有一儿一女。
儿子比她大一岁，总带回来一个，比他学习还好的同学，是附近农村的。
叔叔和阿姨总是那么热情，像对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对他。
阿姨对她也很好，他们六个人，一起包粽子，一起过端午节。
叔叔还带她去吃过，西昌城著名的潘砂锅和大碗牛肉面。
女儿比她大四岁，她叫她春姐。
有一天晚上，她和她住一起。
她告诉她说，她每个月都到成都荷花池去进一次货，卖最时尚的小商品。
她看货很准，拿回来的东西总是很好卖，她每个月，至少能赚2000块。
卧铺不好买，她有时候坐卧铺，更多的时候，是挤人山人海的硬座。
没想到春姐竟然这么能干，这么能吃苦，一点也不像有钱人家的孩子。
她真是羞愧，觉得自己并不是16岁。
在她面前，她简直就像，一个十岁的孩子。
她这样的家庭条件，她这样的品质，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找不到？
她和春姐，就住在叔叔和阿姨的隔壁。
她们坐在床上面对面地讲话，春姐点燃了一根烟，边抽烟边讲话。
她拿了一个小瓶子接住烟灰。
她说她压力大的时候，偶尔会悄悄地吸一根烟。
但是她吸烟的时候，会将烟雾全部吸进去，只留下最后一个烟圈。
只有那最后的一个烟圈，实在没有办法隐藏。
就像那变魔术的人，将手绢全部吞进肚子里一样。
而且她吸烟，不会留下任何味道。
因此，叔叔和阿姨，从来不知道她要吸烟。
她还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她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隔壁的叔叔和阿姨在讲什么。
湘潇仔细地听，她的耳朵已经够好。
但是，她没有听见任何的声音，更别说听清楚他们在讲什么。
春姐还告诉她，她从小就躲在被窝里看小说，比她所有的同学看得都多。
但是他们近视了，而她的眼睛，却比任何人都好。
可能是她吃得好，身体好的原因吧。
有些人，你不得不相信，他们就是与众不同。
冼锐也一定是，与众不同吧。
所以人与人，各个不同，千人千面。
不能用同样一种标准去看人。
要变通。
她的问题，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她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站起身来，向山下走去。
她走着走着，忽然，迎面走来一个壮汉，手里拎着个酒瓶，喝得醉醺醺的。
他和她擦肩而过。
再走大概200米，就是中学的外墙和镇政府了。
她走着走着，忽然觉得不对劲，连忙转过头去看。
原来，那个醉汉并没有离她越来越远，而是转过身来，和她朝着同样的一个方向走。
他就在她身后，不到10米的地方。
难道，是她的白皮肤吸引了他？
她想着想着，有些害怕。
但是她又想，幸好不是在她大哭大嚎，没有力气的时候。
也不是在那个，她感觉到，快要疯了的时候。
遇见了他。
她现在，是有力气的。
而且，她正向山下走去。
她离人烟，离家，越来越近了。
她的脚下就是黄沙，实在不行，她还可以马上抓住一把黄沙，撒到他的眼睛里去。
今天明明是赶集的日子，怎么偏偏没有人，从这里走过？
怎么说，她也是走过两个省城，她也是见过，许多大人物的人了。
她才不腿软，她才不害怕！
但是，她真的不该走这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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