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七章 笨蛋，根本问题是经济
天花。
如果说病毒是造物主为了平衡地球生态链的天灾军团，那么天花，就是专砍人类的急先锋。
它没有中间宿主，没有自然宿主，直接寄生于人类，只对人类有效的同时，还拥有着高达三成以上的致死率，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封建时代，这种致死率会在营养不良等多种诱因之下飙升至四成到五成。
若是像鼠疫、疟疾一般，有中间宿主，有传播途径可以切断，勤劳而勇敢，富有总结经验的中国人，会在长期的瘟疫笼罩之下，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疫手段。将瘟疫的伤害降到最低。
隶属于太医院的惠民药局，就是在这种人文环境下诞生的全国性的疫情监测和防治系统。
这也是为什么耿如杞在得知察哈尔部两旗发生了瘟疫之后，第一次向朝廷请援，就是请太医院的太医前往坐镇，而不是放弃对两旗的控制。
这是耿如杞第一次向大明皇帝开口，请求支援。
天花病毒，最早的记录是尼罗河畔的古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五世，在公元前1400年死于天花。
公元前1000年前后，天花病毒乘坐着埃及商人的大篷车，摇摇晃晃的来到了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也赶到了恒河流域，成为了印度人的噩梦。
公元4世纪初，天花随着丝绸之路，正式来到了中国，状如火疮，皆戴白浆，剧者多死，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
在天花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康熙皇帝因为患有天花，并且幸存了下来，继任了皇位，因为他的父亲死在天花的手中，而康熙的后人，同治皇帝，却死于了天花。
而死于这位死神的帮凶手下的王公贵族，还有英吉利女王玛丽二世，德国皇帝约瑟夫一世，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俄国皇帝彼得二世等等、等等。
“太医院那边臣也去问过了，人痘术对天花有奇效，不过这人痘术得经年的老医生才能做，效果好是好，但是……”王承恩有些为难的说道。
“但是什么？”朱由检非常疑惑的问道。
王承恩略微有些叹息的说道：“一来这人痘术也有一分的可能性会让人真的染上天花，二来，这人痘术，还是太贵了。动一次刀就要三十两银子。”
“三十两？！”朱由检略显震惊的说道。
西山煤局的一个普通窑民一年也就能剩下个十两银子左右，这还是隶属于皇庄，大明皇帝亲自盯着的项目，内监官上上下下不敢贪腐的结果。
王承恩点头说道：“是，所以百姓们多数都去无为老母那里求一碗符水，只需要三分银。”
“上次吴太医在北居贤坊做了一段时间的义诊，免费给百姓们施这人痘术，可是呢，去的人很少也就罢了，还被无为教母派人砸了摊子，若非当时孙传庭孙府丞正好经行此处，救下了吴太医，吴太医怕是要被活活打死。”
果然，底层的百姓们，不仅仅是受到了信息茧房效应，对人痘术的忌讳莫深的同时，因为无为教在民间的广泛流传，长期愚昧百姓，让百姓们对人痘术的效果，知之不详。
勤劳、朴素而富有总结精神的中国医生们，用了将近千年的时间，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抵抗天花病毒的手段，那就是人痘术，人痘术在千年时间，从最开始的鼻塞生苗术，逐渐的转化为了多次减毒的熟水苗术。
生苗术，是直接把痘痂研末并用棉花沾着放进鼻腔之中。而熟水苗术，在借种之前，则进行长达七次的减毒才会成为各大名医的镇局之宝。
天花病毒只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次感染，终身免疫。
七次减毒是世代行医的医倌们，用最初代的痘痂，进行种痘，随后从幸存的人身上，挑选症状最轻微存活下来的人身上，得到新的痘苗再用防腐香料处理，随后，再次接种，再次挑选最轻微的新的痘苗，再用防腐香料处理，这就是熟苗诞生的过程。
吴又可家中世代行医，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手中的痘苗经过了多少代的减毒。
在大明朝养苗炼蛊，是每个医生必修的功课。
七次减毒，是各大医馆的医倌们，实施人痘术的最低标准。
人痘术的有效率是多少，在统计学缺失的大明朝，确实不得而知，但是大明中医手中，的确握有这个世界上，毒性最低的痘苗。
“这三十两银子的标准，是谁定下的？有没有可能降低一些？”朱由检有些犹豫的问道。
“万岁爷，这不是个钱的问题。”王承恩有些苦恼的挠了挠头，大明不是什么问题都是钱的问题。
笨蛋，根本问题是经济。
这是一个很有迷惑性的政治术语，将所有的问题归咎到经济问题上，就可以得到一个看似终结所有政治问题的唯一解。
但经济是政治活动中一个环节，占比很重，但不是所有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朱由检很敏锐的察觉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发言，让自己这位身边的大珰有些难以启齿，不知道该怎么纠正。
但好在，大明皇帝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不擅长自我反省的人，相反，他很擅长自我批评，在了解到了自己的幼稚之后，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尴尬的情绪。
反正乾清殿现在就他和王承恩一个人，王承恩不会出去瞎叨叨。
“其实这个三十两，是太医院定出的价格，太医院十七位太医，其实手里的痘苗也都是传下来的，他们必须要定期去接种然后取痘痂，再次储存起来。这个钱是太医院定出来的，惠民药局那边是不收钱的。”王承恩稍微详细的解释了下自己探听来的情报。
大明的明公们对于免费的东西是十分抵触的，所以太医院的太医们不得不标出一个高昂的价格，来表示这种痘苗的来之不易。
而在惠民药局的接种，却是完全免费的形式，这部分的钱，从明公、勋戚、富商那里已经挣出来了。
这算是另外一种信息茧房，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勋戚巨贾，明公以及富户，他们对于惠民药局那种免费的痘苗，都持有一种藐视，免费的怎么会有好东西呢？
这也算是大明朝特有的分配方式了。
这让朱由检感到了一种极其现实的魔化色彩。
明公们把持着信息，对人痘术忌讳莫深，从来不向下普及这种高明的手段，而太医们则是利用这种信息的金贵，构建了另外一套信息茧房，在惠民药局实行普惠式的医助。
谁的损失更大？
显然是被无为教等邪异蛊惑的大明百姓，他们生下了孩子，喝了一碗不知道什么的符水，最终还是要感染上天花，不得不摔死自己的孩子，丢弃在乱葬岗上。
在大明每生一个娃，都是女子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文现象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大明的妒妇现象如此严重，上到皇帝，下到普通百姓，女子妒夫，却没人认为有问题？
这可是封建社会！
这不是大明的女子地位有多么的尊崇，只不过是女子太少了的缘故。
摔婴是摔死得了天花的孩子，那么溺婴，就是人工筛选，将出生的女童直接溺死，就是一种残忍的、民间的、普遍存在的人口控制机制了。
摔死女娃，留下男的做劳动力，几乎是所有的人家默认的选择，母亲躺在床上，只能看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被活活溺死，却只能干哭，毫无办法。
出生，还是第一步的人丁筛选。
熬过了幼年时期，天生免疫力低下的问题之后，这些个姑娘，还要面对重男轻女的思想压迫，这种思想压迫，就导致了女童在成长至青年时期的生存问题。
而民间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童养媳遍布大江南北，富裕人家，从小门小户买一个女童，知根知底的同时，也是看着长大，轻易不会逃跑。
熬过了成长期的女孩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面临着生产问题，而每次的生产，都是一道鬼门关，但凡是跨不过去，就是一命呜呼。
在京师，成年男子与成年女子的比例为二比一，每两个成男男子，才会有一个成年的女子，这里的成年，指的是十六岁及以上。
女子如此稀少的情况下，妒妇蔚然成风，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童养媳的产生，就是富裕人家去穷人家里买女孩子，做童养媳，那穷人家，本来就不多的女孩子，在小门小户的世界里，就变的更加珍贵和稀少。
在洪武五年，天下初定，在经过了频繁的战争之后，大明的男丁已经经过了统一战争的巨大消耗之后，依旧是男多女少，京师、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媒妁之礼，六礼之费就高达五十余两。
而那时，一个蒙兀人披甲之卒的人头，也就五十两的银子而已。
为此，朱元璋在洪武五年下诏：古之婚礼，结两姓之欢，以重人伦。近世以来，专论聘财，习染奢侈。其仪制颁行。务从节俭，以厚风俗，违者，论罪如律。
通过大明律的形式，对聘财进行了规定，结婚成本过高是要入刑的。
朱元璋活着的时候，这条法律还被执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已经没人把这个当做一回事了。
而现在京师的普通人家的结婚成本，已经高达百两，是一个普通男丁，不吃不喝五六年才能够攒下。
不过大明百两的结婚成本，五六年不吃不喝攒下来，和后世那种动辄数十万的彩礼、又要房子、也要车子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至少在大明，女方还不会索要车驾，八抬大轿也就是结婚时候坐一坐。攒个五六年钱，还是能够讨到老婆。
穷不过三代，还不是穷不过一代，直接社会性单身，直至没有子嗣。
结婚成本过高，那解决经济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简单了。
北直隶的彩礼普遍在七八十两的范围，结婚成本百两以上，而江南，可不仅仅是七八十两了，至少的两百两起步。
经济好，只会让结婚成本更高，并不会让大明的光棍们有媳妇孩子热炕头。
高昂的结婚成本的目的是什么？传宗接代，在只能养活一个的情况下，选择性的溺婴现象，就是普遍存在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恶性循环。
溺死女婴，导致女子数量减少，结婚成本因此变得更加高昂，结婚的目的却又是为了传宗接代，如此反复几代人下去，男女比例失衡，社会问题加剧，就成了肉眼可见的社会乱象。
光棍们多会出现什么？
群小，流匪。
群小流匪也是要生存的，要吃喝拉撒，要衣食住行，他们也是要讨生活。
群小和流匪，必须要寄居在高门大户的人家，这让高门大户们的阶级地位愈加的稳定，也让大明的朝廷对地方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弱。
整个地方，从上到小，都是缙绅们的人，朝廷怎么管？
朝中的明公们，真的看不到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不知道这种止投献的风气，形成的原因吗？
连建奴的黄台吉都看出问题的根本了，大明的明公们看不出来吗？
不，他们一清二楚问题的关键在哪里，甚至连如何解决问题，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是绝大多数的明公们，不过是选择了妥协罢了。
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百姓们揭竿而起，敲碎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富户、缙绅、巨贾、勋戚、明公，最后敲碎他朱由检的狗头。
眼下，几乎所有大明的社会问题，都指向了一个最终的答案，那就是敲碎他朱由检的脑袋，给天下人一个交待。
然后换一个皇帝上台的结果，依旧是明公们尸位素餐，缙绅们夜夜笙歌，巨贾、缙绅们作威作福，富户们有一点的小确幸关起门来，自己的日子还能过，而小门小户平头百姓们的日子愈加苦楚。
这种社会问题，改朝换代，依旧得不到解决，如此往复循环，最终，就是张养浩的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摔婴、溺婴的社会问题只是表象，天花之害，只不过是社会乱象之下一个妖魔鬼怪，牛鬼神蛇罢了。
真正得问题出在了哪里？
朱由检靠在了御座之上，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很年轻，他对社会问题了解，但是问题的根源，他不清楚，解决方案，他也没有。
他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
朱由检不由自主的想到了那个逆潮流的人口大爆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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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病毒是造物主为了平衡地球生态链的天灾军团，那么天花，就是专砍人类的急先锋。
它没有中间宿主，没有自然宿主，直接寄生于人类，只对人类有效的同时，还拥有着高达三成以上的致死率，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封建时代，这种致死率会在营养不良等多种诱因之下飙升至四成到五成。
若是像鼠疫、疟疾一般，有中间宿主，有传播途径可以切断，勤劳而勇敢，富有总结经验的中国人，会在长期的瘟疫笼罩之下，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疫手段。将瘟疫的伤害降到最低。
隶属于太医院的惠民药局，就是在这种人文环境下诞生的全国性的疫情监测和防治系统。
这也是为什么耿如杞在得知察哈尔部两旗发生了瘟疫之后，第一次向朝廷请援，就是请太医院的太医前往坐镇，而不是放弃对两旗的控制。
这是耿如杞第一次向大明皇帝开口，请求支援。
天花病毒，最早的记录是尼罗河畔的古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五世，在公元前1400年死于天花。
公元前1000年前后，天花病毒乘坐着埃及商人的大篷车，摇摇晃晃的来到了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也赶到了恒河流域，成为了印度人的噩梦。
公元4世纪初，天花随着丝绸之路，正式来到了中国，状如火疮，皆戴白浆，剧者多死，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
在天花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康熙皇帝因为患有天花，并且幸存了下来，继任了皇位，因为他的父亲死在天花的手中，而康熙的后人，同治皇帝，却死于了天花。
而死于这位死神的帮凶手下的王公贵族，还有英吉利女王玛丽二世，德国皇帝约瑟夫一世，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俄国皇帝彼得二世等等、等等。
“太医院那边臣也去问过了，人痘术对天花有奇效，不过这人痘术得经年的老医生才能做，效果好是好，但是……”王承恩有些为难的说道。
“但是什么？”朱由检非常疑惑的问道。
王承恩略微有些叹息的说道：“一来这人痘术也有一分的可能性会让人真的染上天花，二来，这人痘术，还是太贵了。动一次刀就要三十两银子。”
“三十两？！”朱由检略显震惊的说道。
西山煤局的一个普通窑民一年也就能剩下个十两银子左右，这还是隶属于皇庄，大明皇帝亲自盯着的项目，内监官上上下下不敢贪腐的结果。
王承恩点头说道：“是，所以百姓们多数都去无为老母那里求一碗符水，只需要三分银。”
“上次吴太医在北居贤坊做了一段时间的义诊，免费给百姓们施这人痘术，可是呢，去的人很少也就罢了，还被无为教母派人砸了摊子，若非当时孙传庭孙府丞正好经行此处，救下了吴太医，吴太医怕是要被活活打死。”
果然，底层的百姓们，不仅仅是受到了信息茧房效应，对人痘术的忌讳莫深的同时，因为无为教在民间的广泛流传，长期愚昧百姓，让百姓们对人痘术的效果，知之不详。
勤劳、朴素而富有总结精神的中国医生们，用了将近千年的时间，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抵抗天花病毒的手段，那就是人痘术，人痘术在千年时间，从最开始的鼻塞生苗术，逐渐的转化为了多次减毒的熟水苗术。
生苗术，是直接把痘痂研末并用棉花沾着放进鼻腔之中。而熟水苗术，在借种之前，则进行长达七次的减毒才会成为各大名医的镇局之宝。
天花病毒只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次感染，终身免疫。
七次减毒是世代行医的医倌们，用最初代的痘痂，进行种痘，随后从幸存的人身上，挑选症状最轻微存活下来的人身上，得到新的痘苗再用防腐香料处理，随后，再次接种，再次挑选最轻微的新的痘苗，再用防腐香料处理，这就是熟苗诞生的过程。
吴又可家中世代行医，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手中的痘苗经过了多少代的减毒。
在大明朝养苗炼蛊，是每个医生必修的功课。
七次减毒，是各大医馆的医倌们，实施人痘术的最低标准。
人痘术的有效率是多少，在统计学缺失的大明朝，确实不得而知，但是大明中医手中，的确握有这个世界上，毒性最低的痘苗。
“这三十两银子的标准，是谁定下的？有没有可能降低一些？”朱由检有些犹豫的问道。
“万岁爷，这不是个钱的问题。”王承恩有些苦恼的挠了挠头，大明不是什么问题都是钱的问题。
笨蛋，根本问题是经济。
这是一个很有迷惑性的政治术语，将所有的问题归咎到经济问题上，就可以得到一个看似终结所有政治问题的唯一解。
但经济是政治活动中一个环节，占比很重，但不是所有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朱由检很敏锐的察觉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发言，让自己这位身边的大珰有些难以启齿，不知道该怎么纠正。
但好在，大明皇帝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不擅长自我反省的人，相反，他很擅长自我批评，在了解到了自己的幼稚之后，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尴尬的情绪。
反正乾清殿现在就他和王承恩一个人，王承恩不会出去瞎叨叨。
“其实这个三十两，是太医院定出的价格，太医院十七位太医，其实手里的痘苗也都是传下来的，他们必须要定期去接种然后取痘痂，再次储存起来。这个钱是太医院定出来的，惠民药局那边是不收钱的。”王承恩稍微详细的解释了下自己探听来的情报。
大明的明公们对于免费的东西是十分抵触的，所以太医院的太医们不得不标出一个高昂的价格，来表示这种痘苗的来之不易。
而在惠民药局的接种，却是完全免费的形式，这部分的钱，从明公、勋戚、富商那里已经挣出来了。
这算是另外一种信息茧房，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勋戚巨贾，明公以及富户，他们对于惠民药局那种免费的痘苗，都持有一种藐视，免费的怎么会有好东西呢？
这也算是大明朝特有的分配方式了。
这让朱由检感到了一种极其现实的魔化色彩。
明公们把持着信息，对人痘术忌讳莫深，从来不向下普及这种高明的手段，而太医们则是利用这种信息的金贵，构建了另外一套信息茧房，在惠民药局实行普惠式的医助。
谁的损失更大？
显然是被无为教等邪异蛊惑的大明百姓，他们生下了孩子，喝了一碗不知道什么的符水，最终还是要感染上天花，不得不摔死自己的孩子，丢弃在乱葬岗上。
在大明每生一个娃，都是女子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文现象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大明的妒妇现象如此严重，上到皇帝，下到普通百姓，女子妒夫，却没人认为有问题？
这可是封建社会！
这不是大明的女子地位有多么的尊崇，只不过是女子太少了的缘故。
摔婴是摔死得了天花的孩子，那么溺婴，就是人工筛选，将出生的女童直接溺死，就是一种残忍的、民间的、普遍存在的人口控制机制了。
摔死女娃，留下男的做劳动力，几乎是所有的人家默认的选择，母亲躺在床上，只能看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被活活溺死，却只能干哭，毫无办法。
出生，还是第一步的人丁筛选。
熬过了幼年时期，天生免疫力低下的问题之后，这些个姑娘，还要面对重男轻女的思想压迫，这种思想压迫，就导致了女童在成长至青年时期的生存问题。
而民间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童养媳遍布大江南北，富裕人家，从小门小户买一个女童，知根知底的同时，也是看着长大，轻易不会逃跑。
熬过了成长期的女孩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面临着生产问题，而每次的生产，都是一道鬼门关，但凡是跨不过去，就是一命呜呼。
在京师，成年男子与成年女子的比例为二比一，每两个成男男子，才会有一个成年的女子，这里的成年，指的是十六岁及以上。
女子如此稀少的情况下，妒妇蔚然成风，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童养媳的产生，就是富裕人家去穷人家里买女孩子，做童养媳，那穷人家，本来就不多的女孩子，在小门小户的世界里，就变的更加珍贵和稀少。
在洪武五年，天下初定，在经过了频繁的战争之后，大明的男丁已经经过了统一战争的巨大消耗之后，依旧是男多女少，京师、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媒妁之礼，六礼之费就高达五十余两。
而那时，一个蒙兀人披甲之卒的人头，也就五十两的银子而已。
为此，朱元璋在洪武五年下诏：古之婚礼，结两姓之欢，以重人伦。近世以来，专论聘财，习染奢侈。其仪制颁行。务从节俭，以厚风俗，违者，论罪如律。
通过大明律的形式，对聘财进行了规定，结婚成本过高是要入刑的。
朱元璋活着的时候，这条法律还被执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已经没人把这个当做一回事了。
而现在京师的普通人家的结婚成本，已经高达百两，是一个普通男丁，不吃不喝五六年才能够攒下。
不过大明百两的结婚成本，五六年不吃不喝攒下来，和后世那种动辄数十万的彩礼、又要房子、也要车子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至少在大明，女方还不会索要车驾，八抬大轿也就是结婚时候坐一坐。攒个五六年钱，还是能够讨到老婆。
穷不过三代，还不是穷不过一代，直接社会性单身，直至没有子嗣。
结婚成本过高，那解决经济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简单了。
北直隶的彩礼普遍在七八十两的范围，结婚成本百两以上，而江南，可不仅仅是七八十两了，至少的两百两起步。
经济好，只会让结婚成本更高，并不会让大明的光棍们有媳妇孩子热炕头。
高昂的结婚成本的目的是什么？传宗接代，在只能养活一个的情况下，选择性的溺婴现象，就是普遍存在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恶性循环。
溺死女婴，导致女子数量减少，结婚成本因此变得更加高昂，结婚的目的却又是为了传宗接代，如此反复几代人下去，男女比例失衡，社会问题加剧，就成了肉眼可见的社会乱象。
光棍们多会出现什么？
群小，流匪。
群小流匪也是要生存的，要吃喝拉撒，要衣食住行，他们也是要讨生活。
群小和流匪，必须要寄居在高门大户的人家，这让高门大户们的阶级地位愈加的稳定，也让大明的朝廷对地方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弱。
整个地方，从上到小，都是缙绅们的人，朝廷怎么管？
朝中的明公们，真的看不到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不知道这种止投献的风气，形成的原因吗？
连建奴的黄台吉都看出问题的根本了，大明的明公们看不出来吗？
不，他们一清二楚问题的关键在哪里，甚至连如何解决问题，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是绝大多数的明公们，不过是选择了妥协罢了。
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百姓们揭竿而起，敲碎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富户、缙绅、巨贾、勋戚、明公，最后敲碎他朱由检的狗头。
眼下，几乎所有大明的社会问题，都指向了一个最终的答案，那就是敲碎他朱由检的脑袋，给天下人一个交待。
然后换一个皇帝上台的结果，依旧是明公们尸位素餐，缙绅们夜夜笙歌，巨贾、缙绅们作威作福，富户们有一点的小确幸关起门来，自己的日子还能过，而小门小户平头百姓们的日子愈加苦楚。
这种社会问题，改朝换代，依旧得不到解决，如此往复循环，最终，就是张养浩的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摔婴、溺婴的社会问题只是表象，天花之害，只不过是社会乱象之下一个妖魔鬼怪，牛鬼神蛇罢了。
真正得问题出在了哪里？
朱由检靠在了御座之上，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很年轻，他对社会问题了解，但是问题的根源，他不清楚，解决方案，他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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