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27 南洋勾吴
建隆五年，渤泥洲，朝晖城（文莱）。
这座坐落于渤泥洲北部的城市，乃是大汉帝国勾吴国都城，是当下渤泥洲内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也是汉文明在渤泥洲内的传播中心。
早在开宝中后期，汉人的足迹就已经遍布渤泥岛沿海周遭，并建立了大小不等的贸易点，坤城就是最早的一批的汉人聚居点。
不过，那时帝国的经营重心在南北金洲与爪哇，对渤泥岛只是简单关照，因此汉人在渤泥洲上的发展，处于一种相对缓慢的态势，对洲内土着邦国渤泥国很谨慎，往来频繁的汉商常互赠礼物以维持关系，对土着的贪婪袭击，也只有基本的扞卫抗击，少有扩大事态。
随着刘昀、刘淳、郭良平率海陆大军南下，灭三佛齐，平定爪哇，世祖皇帝大封南洋，汉军的舰船与军队也第一次大规模入侵渤泥岛（水陆军万余人）。
在洲内汉商的配合下，迅速占领渤泥洲沿岸城镇、据点，这就是一场军事旅行，几乎无难度可言，只在攻取渤泥都城的时候稍微遇到了些阻力，但汉军强大的武力面前，其抵抗也如纸一般脆弱。
建国数百年的古国渤泥，就这样以一种悲凉无奈的结局收场，国灭之后，整个渤泥洲就成为了大汉官军商民的后花园了，自由通商，任意驰骋。
汉人对渤泥道开发程度的加快，也正是从渤泥国灭国之后开始，但是，这片地广人稀的洲陆，武力征服容易，文明同化也不算难，最大的阻力，反而是一穷二白的开拓与建设。
到建隆五年，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汉人对渤泥洲的探索，也基本只停留在沿海地区，而广阔的陆地深处，大部分仍旧是处女地，河流所及也大部分被土着部落所占据。
即便如此，曾经的聚居点与交易场，也在汉人商民的主导下，形成了一个个沿海城市、镇甸，当然避免不了来自渤泥国余孽以及不臣野蛮土着的袭扰，但面对这些威胁，都不需正规军，汉人商民武装就能对付。而相比之下，蚊虫、疾病、瘴气这些恶劣的自然生态，对汉族移民的威胁要大得多。
朝晖城，是在原渤泥国都的基础上改造扩建而成，不管在汉人眼中渤泥洲是怎样原始落后，但能够成其邦国，作为都邑，其各方面的条件与基础，总是要优于其他沿海镇甸。
而从封国的角度来说，世祖皇帝与太宗皇帝对吴王刘晖都还是不错的，毕竟这一片洲陆中，文明开发程度最高，也相对最成熟的一片土地，都给了他这一脉。
吴王一脉对渤泥洲的经营，始于雍熙四年，当年吴王刘晖因“公府弊案”被判圈禁一年，府中大权交与世子刘文渝，并交待其经营封地，以避朝中风波。
刘文渝当时便开始调措钱粮，征召人手，筹备出海事宜。以参军郑峙为首，组织起第一批“垦殖团”，人数在两千人上下，其中涵盖了公府扈从、仆佣、佃民、工匠以及从社会上征兆的水手、团丁等等。
当年冬垦殖团自上海港启航，于雍熙五年二月抵达渤泥城，开始了正式的“垦殖”。当时的渤泥城，只有郭良平遣驻的几百军队以及税务官，算是官方管理人员，只能维持基本到简陋的秩序，而其运转实际是由一干汉地大族、富商说了算。
这样的模式，前前后后持续了差不多有十年，并且发展得还不错，但其中伴随着的冲突、流血与死亡，也是可以想象的，而罪恶往往能在一定时期内浇灌出繁荣之花。
而随着吴国公府垦殖团的到来，当地的局面立刻就被打破了，因为真正当家做主、一锤定音的人来了，从名义上与实力上，都是如此。
“吴国公”这条强龙的到来，意味着渤泥城将走向另外一种秩序，必将导致利益的冲突与重新分配，这个过程也注定不可能是平顺的。
平心而论，公府垦殖团的到来，还真就有摘桃子的嫌疑，这对苦心把渤泥城经营出来的几大家族来说，一时间是很难接受的，抗拒心理之下，各种明里暗里的抵触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只不过，小鬼虽然难缠，但原渤泥国土，可是大汉帝国皇帝钦封与吴公的，有着官方的大义，这一点就不是一干所谓家族能够抗衡的。
而被刘文渝选作垦殖团长的参军郑峙，也不是凡人，至少不是善人，这可是在帝国体制内部从基层打熬出来的人，还曾专门去武德司主管的刑徒营参观学习过。
对于渤泥城几大家族紧张不满情绪，郑峙洞若观火，不过一直没有动手，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垦殖团的安定、南洋官方的联系（尤其是良平岛那边），还有就是把吴国公府的大旗与招牌打出来，宣告这座城池与土地真正的主人到来了。
随着雍熙六年，来自公府第二批的垦殖团支援到达，已经基本熟悉当地情况的郑峙动手了，一场收权归治行动，或者说是立威行动，来得迅疾如火。
就和广袤南洋地区呈现出来的风貌一般，南下垦殖的大汉官民们同样感染了不少野性，甚至少了许多敬畏，几大家族中，竟然有人敢反抗，明晃晃提刀的那种。
一场血拼是无法避免的，即便南下“传播”文明的汉人，有些也需要鲜血，才能将他们的脑袋涤荡清醒。原本渤泥城有“八大家族”，雍熙六年之后，就只剩三个了，并且其中两个都与帝国权贵有关。雍熙六年之时，舍得扎根南洋发展的帝国权贵，实则还不算多，但渤泥城就有两个。
在完成基本的整顿收权之后，郑峙为首的公府垦殖团，也正式开始了对渤泥港城及其周遭地区的经营。还在渤泥国时代，此地就以农业为主，加以渔盐之利，这些也是汉人所擅长的，几乎无缝衔接，并且汉人带来的是更加先进、精细的技术办法。
同时，商业与小手工业，也逐渐被发展起来，能够诞生所谓几大家族，本身就意味着当地在经济上的积累。而郑峙做的，是要继续壮大，为公府建国打基础。
一朵文明之花的成长绽放，需要足够的养分，而滋养南洋“勾吴国”这朵骄花的养分来源，主要有三处，一是当地丰沃的自然水土，二是当地的土着、旧国民，三则是通过南洋航线不断输送而来的汉人，尤其是第三者，那是汉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立足的根基。
从雍熙五年起，每年都有吴国公府从帝国本土征募人口（包括各种技术丁口），从帝国的沿海港口，输送至封地，每次的规模都不算特别大，多者两千余人，少者数百到一千，每年一到两次，但贵在坚持。
一直到雍熙十二年，这个节奏方才放缓，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其一是成本问题，即便是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以及航海路线都相对成熟的雍熙时代，走正规渠道往数千里之遥的渤泥洲运输一个人，用最极致的办法去压缩成本，平均每个人也得耗费4贯钱往上。
就这，还不包括前期人员的征召集中、物资的准备供应、到岸后的安顿落户，还不排除途中的风险，海上行船倾覆的情况比比皆是，就吴国公府的人口输送，葬身在南海汪洋中的移民，不下四千人，船只+人员损失及相应抚恤，足以让吴国公府肉疼到骨子里。
而各种技术人才、行政管理人员，他们的待遇与要求更高，再加上行政成本，以及垦殖拓荒过程中的损失......种种支出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吴国公府做事，得“堂堂正正”，走正规的移民程序，代价就是这般高昂。
然，即便以吴国公府的家底，面对这样的输血支出，又能支撑几时呢？事实上，前后坚持了八九年，损失巨大也不动摇，已经是刘晖、刘文渝父子意志坚定了。
这，或许都是吴王刘晖一辈子最坚持的一件事了，虽然其中，劳心劳力操持此事的，乃是刘文渝（在那些年里，刘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太和楼内喝酒弹琴，听人议政）。
另一方面的因素，则源于吴国公府内部的牵扯了，准确地讲是刘晖诸子之间的矛盾。刘晖共有五子长成，除长子文渝之外，另有文波、文淙、文泳、文渤四弟。
刘晖从开宝后期开始，在政治上是一直遭受打压的，老子不得志，做儿子也很难在仕途上有什么作为，因此，吴国公府下诸子，虽各有经营，但更主要的，还是指着公府啃老。
爵位问题，刘文渝占着嫡长的优势，很难推翻，但财产问题就有很大讨论空间了，一个个盯得也很紧，尤其是同为嫡出的刘文波与刘文泳二人，更是眼红得紧。
公国拓殖，虽然是刘晖定下的，但也不容你长房如此肆无忌惮的转移财产，那可是二三十万贯钱啊，看得几兄弟是异常心疼，心中更有怨气。
于是，在渤泥洲上的拓殖，从公府的层面，就有明里暗里的阻挠。刘文波、刘文泳二人，又时不时地跑到老爷子那里告状、诉委屈。二兄弟有一句话倒也没说错，再不节制，公府下属的财产都要被刘文渝搬空了......
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渤泥洲方向，来自吴国公府从帝国本土的输血放缓了，甚至陷入了停滞。然而，经过近十年的不懈支持，以及郑峙等人的辛苦经营，渤泥洲的开拓也日见成效，不只是渤泥城，还向外扩散到几乎整个北部渤泥洲，将原渤泥国最传统统治区域都正式囊括治下。
在渤泥国统治时期，其盛时都城人口也就逾万，这个数字在雍熙十二年的渤泥城，已然突破两万，其中汉人就占一半多。
而能供养一座两万人口的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最直观的开拓成果展现，毕竟这意味着足够的物产供应。当然，达到这等程度，其中的辛苦与牺牲，也是难以计量的。
对公府来说，最大的损失，要属于郑峙的病逝了，这个开拓前期最主要的执行者，也是最重要的控局者，更是最大功臣，在长期的劳累与辛苦中，染上疾病，暴毙而亡，而其留下的，是一个初具雏形的南洋吴公国。
当然，对郑峙之死，惋惜之余，吴国公府也给予了足够的尊荣，封其为马驿伯，以其子郑台继嗣。（马驿位于渤泥城西南方向三百余里，郑峙于其地置镇，名为马驿。同时，各大封国下属的爵位，与帝国本土有一项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世袭罔替，不存在降等一说，这也是帝国内部许多人愿意往外闯的原因之一）
同时，还在渤泥城内，给郑峙立庙、树碑，叙其功勋，让后人永以铭记。因其最初是以参军之职主持对渤泥洲的开拓，其庙名“参军庙”。在渤泥洲内，参军之职不只一人担当，但参军庙纪念的独指郑峙。
郑峙死于雍熙十年，他死后，渤泥城少了一个主事者，对于继任者，公府那边重新打造了一个“管理层”，像郑峙那种一家独大的情况是不允许出现了，公府同样防备着。
于是新的主事之权，被一分为三，从渤泥洲当地提拔了一名开拓功臣刘褚负责军事，此人乃是公府家将出身，刘文渝又将心腹王泰派去主管民政。
更为重要的，刘文渝将幼弟刘文渤也派去南洋，主持大局，在刘晖诸子之中，庶出的刘文渤与刘文渝关系最佳，可谓亲密无间。此事对于南洋吴国来说，意义尤其重大，这意味着刘晖一脉，正式向南洋迈出了步伐，这是关键的一步，也是历史性的一步。
雍熙十三年，在启动渤泥洲拓殖将近十年后，刘文渝亲自动身出海，以吴国公世子，也以主人家的身份，驾临渤泥洲。
刘文渝此行，除了视察十年开拓之成果外，也宣告南洋吴公国的正式成立，这当然首先得到了皇帝与朝廷的认可。虽然开国仪式上，作为公国君主的刘晖缺席了，但并不妨碍其重要意义，北渤泥洲的历史已然就此翻开了一页新篇章。
开国之初，除了封赏功臣之外，刘文渝还将渤泥城更名为朝晖城，取吴公刘晖名字中的那个晖字，也是对新吴国公国的美好寄望。
不得不说，新吴公国在南洋的拓殖建立，其过程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基本完整地呈现了一个大汉封国从无到有的过程，绝不是中央朝廷一道金册册封就完事的。
到太宗驾崩，康宗继位，刘晖晋吴王，封国也跟着升格成为王国，在朝廷国书上，记为“勾吴”，当然在民间与南洋地区也多呼之为新吴。
也有称之为北吴的，因为吴国的主要领地范围在渤泥洲北部，同时在东北、西北部沿海各据一部分土地城镇。至于渤泥洲其他区域，则分别为刘淳建立的雍国以及刘晗建立越国所占领。
等到刘文济继位，从康宗时代便一直以王太子身份统治吴国的刘文渝，终于熬死在太和楼弹了二十年琴的老父刘晖，成功转正，继位称王，那时，他也已经四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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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开宝中后期，汉人的足迹就已经遍布渤泥岛沿海周遭，并建立了大小不等的贸易点，坤城就是最早的一批的汉人聚居点。
不过，那时帝国的经营重心在南北金洲与爪哇，对渤泥岛只是简单关照，因此汉人在渤泥洲上的发展，处于一种相对缓慢的态势，对洲内土着邦国渤泥国很谨慎，往来频繁的汉商常互赠礼物以维持关系，对土着的贪婪袭击，也只有基本的扞卫抗击，少有扩大事态。
随着刘昀、刘淳、郭良平率海陆大军南下，灭三佛齐，平定爪哇，世祖皇帝大封南洋，汉军的舰船与军队也第一次大规模入侵渤泥岛（水陆军万余人）。
在洲内汉商的配合下，迅速占领渤泥洲沿岸城镇、据点，这就是一场军事旅行，几乎无难度可言，只在攻取渤泥都城的时候稍微遇到了些阻力，但汉军强大的武力面前，其抵抗也如纸一般脆弱。
建国数百年的古国渤泥，就这样以一种悲凉无奈的结局收场，国灭之后，整个渤泥洲就成为了大汉官军商民的后花园了，自由通商，任意驰骋。
汉人对渤泥道开发程度的加快，也正是从渤泥国灭国之后开始，但是，这片地广人稀的洲陆，武力征服容易，文明同化也不算难，最大的阻力，反而是一穷二白的开拓与建设。
到建隆五年，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汉人对渤泥洲的探索，也基本只停留在沿海地区，而广阔的陆地深处，大部分仍旧是处女地，河流所及也大部分被土着部落所占据。
即便如此，曾经的聚居点与交易场，也在汉人商民的主导下，形成了一个个沿海城市、镇甸，当然避免不了来自渤泥国余孽以及不臣野蛮土着的袭扰，但面对这些威胁，都不需正规军，汉人商民武装就能对付。而相比之下，蚊虫、疾病、瘴气这些恶劣的自然生态，对汉族移民的威胁要大得多。
朝晖城，是在原渤泥国都的基础上改造扩建而成，不管在汉人眼中渤泥洲是怎样原始落后，但能够成其邦国，作为都邑，其各方面的条件与基础，总是要优于其他沿海镇甸。
而从封国的角度来说，世祖皇帝与太宗皇帝对吴王刘晖都还是不错的，毕竟这一片洲陆中，文明开发程度最高，也相对最成熟的一片土地，都给了他这一脉。
吴王一脉对渤泥洲的经营，始于雍熙四年，当年吴王刘晖因“公府弊案”被判圈禁一年，府中大权交与世子刘文渝，并交待其经营封地，以避朝中风波。
刘文渝当时便开始调措钱粮，征召人手，筹备出海事宜。以参军郑峙为首，组织起第一批“垦殖团”，人数在两千人上下，其中涵盖了公府扈从、仆佣、佃民、工匠以及从社会上征兆的水手、团丁等等。
当年冬垦殖团自上海港启航，于雍熙五年二月抵达渤泥城，开始了正式的“垦殖”。当时的渤泥城，只有郭良平遣驻的几百军队以及税务官，算是官方管理人员，只能维持基本到简陋的秩序，而其运转实际是由一干汉地大族、富商说了算。
这样的模式，前前后后持续了差不多有十年，并且发展得还不错，但其中伴随着的冲突、流血与死亡，也是可以想象的，而罪恶往往能在一定时期内浇灌出繁荣之花。
而随着吴国公府垦殖团的到来，当地的局面立刻就被打破了，因为真正当家做主、一锤定音的人来了，从名义上与实力上，都是如此。
“吴国公”这条强龙的到来，意味着渤泥城将走向另外一种秩序，必将导致利益的冲突与重新分配，这个过程也注定不可能是平顺的。
平心而论，公府垦殖团的到来，还真就有摘桃子的嫌疑，这对苦心把渤泥城经营出来的几大家族来说，一时间是很难接受的，抗拒心理之下，各种明里暗里的抵触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只不过，小鬼虽然难缠，但原渤泥国土，可是大汉帝国皇帝钦封与吴公的，有着官方的大义，这一点就不是一干所谓家族能够抗衡的。
而被刘文渝选作垦殖团长的参军郑峙，也不是凡人，至少不是善人，这可是在帝国体制内部从基层打熬出来的人，还曾专门去武德司主管的刑徒营参观学习过。
对于渤泥城几大家族紧张不满情绪，郑峙洞若观火，不过一直没有动手，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垦殖团的安定、南洋官方的联系（尤其是良平岛那边），还有就是把吴国公府的大旗与招牌打出来，宣告这座城池与土地真正的主人到来了。
随着雍熙六年，来自公府第二批的垦殖团支援到达，已经基本熟悉当地情况的郑峙动手了，一场收权归治行动，或者说是立威行动，来得迅疾如火。
就和广袤南洋地区呈现出来的风貌一般，南下垦殖的大汉官民们同样感染了不少野性，甚至少了许多敬畏，几大家族中，竟然有人敢反抗，明晃晃提刀的那种。
一场血拼是无法避免的，即便南下“传播”文明的汉人，有些也需要鲜血，才能将他们的脑袋涤荡清醒。原本渤泥城有“八大家族”，雍熙六年之后，就只剩三个了，并且其中两个都与帝国权贵有关。雍熙六年之时，舍得扎根南洋发展的帝国权贵，实则还不算多，但渤泥城就有两个。
在完成基本的整顿收权之后，郑峙为首的公府垦殖团，也正式开始了对渤泥港城及其周遭地区的经营。还在渤泥国时代，此地就以农业为主，加以渔盐之利，这些也是汉人所擅长的，几乎无缝衔接，并且汉人带来的是更加先进、精细的技术办法。
同时，商业与小手工业，也逐渐被发展起来，能够诞生所谓几大家族，本身就意味着当地在经济上的积累。而郑峙做的，是要继续壮大，为公府建国打基础。
一朵文明之花的成长绽放，需要足够的养分，而滋养南洋“勾吴国”这朵骄花的养分来源，主要有三处，一是当地丰沃的自然水土，二是当地的土着、旧国民，三则是通过南洋航线不断输送而来的汉人，尤其是第三者，那是汉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立足的根基。
从雍熙五年起，每年都有吴国公府从帝国本土征募人口（包括各种技术丁口），从帝国的沿海港口，输送至封地，每次的规模都不算特别大，多者两千余人，少者数百到一千，每年一到两次，但贵在坚持。
一直到雍熙十二年，这个节奏方才放缓，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其一是成本问题，即便是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以及航海路线都相对成熟的雍熙时代，走正规渠道往数千里之遥的渤泥洲运输一个人，用最极致的办法去压缩成本，平均每个人也得耗费4贯钱往上。
就这，还不包括前期人员的征召集中、物资的准备供应、到岸后的安顿落户，还不排除途中的风险，海上行船倾覆的情况比比皆是，就吴国公府的人口输送，葬身在南海汪洋中的移民，不下四千人，船只+人员损失及相应抚恤，足以让吴国公府肉疼到骨子里。
而各种技术人才、行政管理人员，他们的待遇与要求更高，再加上行政成本，以及垦殖拓荒过程中的损失......种种支出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吴国公府做事，得“堂堂正正”，走正规的移民程序，代价就是这般高昂。
然，即便以吴国公府的家底，面对这样的输血支出，又能支撑几时呢？事实上，前后坚持了八九年，损失巨大也不动摇，已经是刘晖、刘文渝父子意志坚定了。
这，或许都是吴王刘晖一辈子最坚持的一件事了，虽然其中，劳心劳力操持此事的，乃是刘文渝（在那些年里，刘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太和楼内喝酒弹琴，听人议政）。
另一方面的因素，则源于吴国公府内部的牵扯了，准确地讲是刘晖诸子之间的矛盾。刘晖共有五子长成，除长子文渝之外，另有文波、文淙、文泳、文渤四弟。
刘晖从开宝后期开始，在政治上是一直遭受打压的，老子不得志，做儿子也很难在仕途上有什么作为，因此，吴国公府下诸子，虽各有经营，但更主要的，还是指着公府啃老。
爵位问题，刘文渝占着嫡长的优势，很难推翻，但财产问题就有很大讨论空间了，一个个盯得也很紧，尤其是同为嫡出的刘文波与刘文泳二人，更是眼红得紧。
公国拓殖，虽然是刘晖定下的，但也不容你长房如此肆无忌惮的转移财产，那可是二三十万贯钱啊，看得几兄弟是异常心疼，心中更有怨气。
于是，在渤泥洲上的拓殖，从公府的层面，就有明里暗里的阻挠。刘文波、刘文泳二人，又时不时地跑到老爷子那里告状、诉委屈。二兄弟有一句话倒也没说错，再不节制，公府下属的财产都要被刘文渝搬空了......
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渤泥洲方向，来自吴国公府从帝国本土的输血放缓了，甚至陷入了停滞。然而，经过近十年的不懈支持，以及郑峙等人的辛苦经营，渤泥洲的开拓也日见成效，不只是渤泥城，还向外扩散到几乎整个北部渤泥洲，将原渤泥国最传统统治区域都正式囊括治下。
在渤泥国统治时期，其盛时都城人口也就逾万，这个数字在雍熙十二年的渤泥城，已然突破两万，其中汉人就占一半多。
而能供养一座两万人口的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最直观的开拓成果展现，毕竟这意味着足够的物产供应。当然，达到这等程度，其中的辛苦与牺牲，也是难以计量的。
对公府来说，最大的损失，要属于郑峙的病逝了，这个开拓前期最主要的执行者，也是最重要的控局者，更是最大功臣，在长期的劳累与辛苦中，染上疾病，暴毙而亡，而其留下的，是一个初具雏形的南洋吴公国。
当然，对郑峙之死，惋惜之余，吴国公府也给予了足够的尊荣，封其为马驿伯，以其子郑台继嗣。（马驿位于渤泥城西南方向三百余里，郑峙于其地置镇，名为马驿。同时，各大封国下属的爵位，与帝国本土有一项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世袭罔替，不存在降等一说，这也是帝国内部许多人愿意往外闯的原因之一）
同时，还在渤泥城内，给郑峙立庙、树碑，叙其功勋，让后人永以铭记。因其最初是以参军之职主持对渤泥洲的开拓，其庙名“参军庙”。在渤泥洲内，参军之职不只一人担当，但参军庙纪念的独指郑峙。
郑峙死于雍熙十年，他死后，渤泥城少了一个主事者，对于继任者，公府那边重新打造了一个“管理层”，像郑峙那种一家独大的情况是不允许出现了，公府同样防备着。
于是新的主事之权，被一分为三，从渤泥洲当地提拔了一名开拓功臣刘褚负责军事，此人乃是公府家将出身，刘文渝又将心腹王泰派去主管民政。
更为重要的，刘文渝将幼弟刘文渤也派去南洋，主持大局，在刘晖诸子之中，庶出的刘文渤与刘文渝关系最佳，可谓亲密无间。此事对于南洋吴国来说，意义尤其重大，这意味着刘晖一脉，正式向南洋迈出了步伐，这是关键的一步，也是历史性的一步。
雍熙十三年，在启动渤泥洲拓殖将近十年后，刘文渝亲自动身出海，以吴国公世子，也以主人家的身份，驾临渤泥洲。
刘文渝此行，除了视察十年开拓之成果外，也宣告南洋吴公国的正式成立，这当然首先得到了皇帝与朝廷的认可。虽然开国仪式上，作为公国君主的刘晖缺席了，但并不妨碍其重要意义，北渤泥洲的历史已然就此翻开了一页新篇章。
开国之初，除了封赏功臣之外，刘文渝还将渤泥城更名为朝晖城，取吴公刘晖名字中的那个晖字，也是对新吴国公国的美好寄望。
不得不说，新吴公国在南洋的拓殖建立，其过程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基本完整地呈现了一个大汉封国从无到有的过程，绝不是中央朝廷一道金册册封就完事的。
到太宗驾崩，康宗继位，刘晖晋吴王，封国也跟着升格成为王国，在朝廷国书上，记为“勾吴”，当然在民间与南洋地区也多呼之为新吴。
也有称之为北吴的，因为吴国的主要领地范围在渤泥洲北部，同时在东北、西北部沿海各据一部分土地城镇。至于渤泥洲其他区域，则分别为刘淳建立的雍国以及刘晗建立越国所占领。
等到刘文济继位，从康宗时代便一直以王太子身份统治吴国的刘文渝，终于熬死在太和楼弹了二十年琴的老父刘晖，成功转正，继位称王，那时，他也已经四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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