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28 剑南“玩”脱了
怀着一种复杂且沉重的心情，刘旸打算再往外走走，帝国这么大，他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
不过，这个念头被近随们竭力打消了，微服渡河，离京百多里，就已经让他们紧张不已了，哪敢再让皇帝走远，出了问题谁也担待不起。
如欲远行，是必须准备好卤簿仪仗，随从臣子官兵，銮驾的安危必须得到绝对保证，这是对皇帝的负责，也是对国家，对天下百姓的负责，一番话说得刘旸都不便反驳，只能按下心中那股被激起的热潮，暂且回京。
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从剑南道传来了一则消息，一则噩耗，剑南道布政使潘佑死了，还不是正常死亡，就丧报上言，潘佑死于乱民刺杀。
又是剑南，又涉及到布政使潘佑，在收到这则消息的第一时刻，刘旸便想起了前次王审锐对潘佑的弹劾。而这一份丧报，里边隐含的内容，可比上一次还要丰富。
虽然很完整，对潘佑死亡的前因后果以及遇刺情况描述得很详尽，但是带给刘旸的异样感却更加强烈，值得推敲的地方太多了，什么乱民，会想着去刺杀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偏偏还成功了！
纵然先不深究背后的隐情，就表面来看，布政使遇刺身亡，放眼大汉立国四十七年，这都是头一次，简直是耸人听闻，离谱之极，这就是一场对朝廷赤裸裸的挑衅。
如果真如奏报上言，这真的是一干乱民所为，那他们的能量也太大了，胆子也太大了！因此，对于剑南奏报，刘旸只相信一件事，那便是潘佑之死，至于其他，都值得商榷，甚至于未加调查之前，全部表示怀疑！
急匆匆返回洛阳后，刘旸直奔政事堂，就潘佑遇刺事件进行讨论，可谓是大发雷霆，天威震动，这是必要的态度，也是这段时间糟心事多了，刘旸对臣下们的一次宣泄。
当然，宰相们也能理解，潘佑之死，事情实在太重大了，就是他们这些饱经世变的老臣，闻之也不禁瞠目结舌，倍觉惊悚。这件事情，往怎么严重了看都不为过，不管背后有怎样的隐情，这都是对帝国统治的公然挑战，是绝对零容忍的事情。
因此，对于剑南之事，众相公倒与皇帝是一致的，中央的权威必须肃立，朝廷的统治必须维护，潘佑之死以及剑南之政也必需彻查
当场，诏制便从速拟好下达，着有司选派要员干吏，赴成都调查，同时让剑南道那边把更详细的情况奏上来，朝廷必须要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交代。
另一方面，潘佑之死也难免牵动起朝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比如在廷议结束后，如赵匡义者就不住地把眼神往财政使张雍那里瞄。
政事堂的宰相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基本盘”，而张雍从成都府到剑南道布政使再到西南转运使，前前后后可在西南待了十四五年。
剑南若出了大问题，那张雍在那里的门生故吏、徒子徒孙们，岂能没有牵涉。一般的事情固然动摇不了这个先皇老臣、开宝功臣，但此一遭，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问题重大！
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以这样的方式被干下去了，简直是无法无天。比起其他人，赵匡义就是断定，潘佑之死与剑南道某些人与势力是逃不开干系的。
采取这样的办法，固然愚蠢，但也从侧面说明剑南局面的紧张，矛盾之不可调合，而潘佑，就冲他在京畿道的那些做法，在剑南将那些权贵逼到这个份上，似乎也不那么奇怪。
潘佑这颗铜豌豆，骨头是真硬的，也是一心做事的人，而事情做得太认真，就难免得罪人，侵犯旁人利益。而剑南可不必京畿道，没有朝廷直接的权威震慑，相对偏远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造成其复杂的政治氛围，乱着呢，黑暗着呢.
不过，赵匡义并没有提出这些东西，只是附和着说了一些场面话，一则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便多言，二者他也想看看此事还能怎样发展，剑南那边如何收尾，皇帝最终又当如何处置.
或许，与赵匡义抱有类似想法的人并不少，都是千年的狐狸，个中有什么问题，不说一眼窥破，不对劲之处总能察觉一二。
散议之时，张雍表情格外难看，也不打招呼，直接返回衙司，然后信件飞传剑南，想要搞清楚情况，显然财政使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同时，也有不少大臣把注意力放到皇帝刘旸身上，关注着他的举措变化。一些感慨也是免不了的，若是世祖皇帝，面对这等情况，只怕已经举起屠刀，只待罪魁冒头，就干脆地斩下去。
当然，更可能的是，世祖皇帝若在，这等事情根本不会发生。至少到道司主官这样级别的封疆大吏，不至于落得这样的下场。
显然，皇帝刘旸再一次面临着登基以来树立权威的战争，这一次，更没有一丝妥协的道理与空间。
刘旸也自然有其他动作，事急从权，他也没有迂腐到这种事况下还要走正统程序的地步。
回到垂拱殿后，便将武德副使林特召来，责其安排调查，将剑南事故、潘佑之死彻查清楚。
过去的一年，武德使王玄真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全国刑徒营的整顿上，许多地方都需要他亲自去坐镇弹压、指挥安排，而武德司的日常事务，则由林特这个副使主持着。
毫无疑问，这就是一场权力交接过渡的过程，林特就是刘旸选择接掌武德司的人。
林特可是根红苗正的东宫旧臣，就坊间传闻，林特的经历还是比较传奇的，当初刘旸从征平南，入金陵，时年12岁的林特便拿着自己写的文章请随侍的李昉指教，李昉颇奇之。
毕竟神童不少，他5岁识字，8岁属文的，李昉都见识过，但如此善于把握机会并主动求上进者，却实在不多。
后来，李昉将林特收入门下，待年纪稍长，又举荐给太子，作为东宫侍读，成功实现这华丽的转身。
而林特在东宫当值，一待就是二十多年，此前任太子少詹事，刘旸登基，自然水涨船高。能被安排去接任武德使，更是才干突出，并且足够信任。
雍熙元年的这个中秋末尾，朝廷上下都为潘佑之死牵动人心，当然更重要的是，围绕着剑南道布政使之职，一场明争暗斗已经展开。
毕竟，剑南道不只是剑南道，那可是西南五道的核心，辐射范围遍及整个西南，包括吐蕃地区。这个位置，值得所有权贵为之争抢。
但有个前提，潘佑之死需要一个结论，而得出结论的过程，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然而，没有多久，一个更让朝廷震动，甚至让全天下震动的消息传来了，青城县发生叛乱，一个名为王小波的贼首率众举事，攻破州县，杀害官吏.
即便只是像江西丰城县那般的骚乱，出兵迅速平息，朝廷也得追责，但偏偏还不止于此，这是一场大骚乱，大叛乱。
初时，朝廷虽然重视，但更多停留在对剑南道军政的不满上，降诏严厉申饬，责令从事镇压，安抚百姓，恢复治安，这也算是日常操作。
事情后面的发展，大大出乎朝廷意料，军报纷来，急呈文武堂院，发生在剑南的乱事，愈演愈烈，等叛军祸连州县，连续攻破成都府周遭十余州县，众达十几余万之时，朝廷这边才真正意识道剑南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赵匡义在与其子赵德崇的交谈中，甚至忍不住调侃，说有些人“玩脱了”。自乾祐平蜀以来，“繁荣稳定”地走过整个开宝时代的川蜀，再次迎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动乱。
直接诱发的原因，当然是近几年频繁发生在川蜀的灾害了，尤其是雍熙元年的春旱，对川蜀小民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田亩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者都不乏。
但是，产出减少，日子照过，租税照收，小民生计，尤其是那些托身于权贵、豪绅之家的旁户，更是艰难。
一直以来，川蜀的税收，基本都是由于小农及旁户承担的，而占据主要生产资料的权贵、官僚、地主们，大多没有分担税赋，解民之困的觉悟，不过度地压榨都算有良心的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灾害反复袭来时，小农破产，无以为继，也就不足奇怪了。活不下去的时候，要么流离觅食，要么揭竿而起。
说到底，问题还是川蜀那尖锐到极点、深重的极点的土地矛盾上，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成都平原。不禁让人想起三十五年前平蜀后的那场变乱，只不过，那一次的直接诱因乃是人祸。
那一次，由于平蜀将士的胡作非为、大肆抄掠，对川蜀尤其是成都平原地区的生产经营、生产关系乃至社会结构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当然，也正因为那一次动乱，让孟蜀时代的遗毒被清除了很大一部分，虽然恢复起来耗费了不短的时间，但对于朝廷在川蜀建立起新的统治，事实上却是有利的。
只不过，三十五年的时间，足以产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而这么多年下来，当初孟蜀存在的那些问题，在大汉帝国时代，仍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拥挤的成都平原上，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深重，中下层士民小农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怨声不说载道，人心也几近沸腾了。
川蜀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里的特殊风俗人情，复杂困难的交通致其闭塞，也让这里成为权贵、豪强滋生的温床，让这里的百姓更容易受到愚弄与剥削。
多年下来，当初入蜀的将士、功臣以及久任川蜀的官僚，在填补孟蜀权贵留下的权力空白的同时，也逐渐与本土的那些豪强们合流，共同形成了一个比孟蜀时期更为强大、也更为顽固的剥削阶级。
事实上，以国民的耐受程度，只要保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再少些折腾，那么除了那些蛮乱，川蜀也很难出现什么大乱子。
但是，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下，前两者能够保证，至于第三点，那可就真的太难了。要知道，川蜀平定之后，天下还未一统，还有东南、中南半壁未曾归顺。
乾祐末为了一统，进入开宝时代，西取河西、北伐契丹、南征大理，包括过去十几年对安西、吐蕃的攻略，剑南道都承担了不小的人丁与税赋。而这些负担与压力，一层层地转嫁下去，自然落在川蜀广大小农百姓身上了。
而作为核心的剑南道，除了上供朝廷，还要供养本道的权贵、官僚、军队，另外，还需要履行作为西南“老大哥”的义务，每年都需协调支援周遭的穷小兄弟们。
再加上时不时发生的灾害，如此种种，层层施加下来，川蜀的士民百姓能坚持这么久而不出大乱子，久已经是忍耐力的体现了。
事实上，早在前几年朝廷发兵，进入吐蕃平乱时，剑南的荣、邛等地就已经爆发过骚乱。只不过乱事不大，世祖皇帝又在，上下在维稳控制上格外卖力，事态被迅速平息了。
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先帝走后朝廷的威慑力下降是一方面，严重的干旱灾害是另一方面，再加上剑南道上层的内斗以及权贵、官僚、地主们不加收敛的压榨，共同促成了这么一场波及全川的大动乱。
举事首领王小波是茶商出身，作为蜀中三宝之一的茶，其利润大部分都被朝廷以及权贵、官僚及大茶商们分享了，而作为茶行业里最底层的贩夫走卒，只能从万千小茶商、茶农一道，在利益链条的最底层，争抢一些残根冷炙。果腹尚且艰难，就更别提其他了。
与茶一般，盐、丝行业，也是如此。可以说，川蜀的这次大叛乱，就是蜀中各行各业底层百姓的一次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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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念头被近随们竭力打消了，微服渡河，离京百多里，就已经让他们紧张不已了，哪敢再让皇帝走远，出了问题谁也担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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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从剑南道传来了一则消息，一则噩耗，剑南道布政使潘佑死了，还不是正常死亡，就丧报上言，潘佑死于乱民刺杀。
又是剑南，又涉及到布政使潘佑，在收到这则消息的第一时刻，刘旸便想起了前次王审锐对潘佑的弹劾。而这一份丧报，里边隐含的内容，可比上一次还要丰富。
虽然很完整，对潘佑死亡的前因后果以及遇刺情况描述得很详尽，但是带给刘旸的异样感却更加强烈，值得推敲的地方太多了，什么乱民，会想着去刺杀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偏偏还成功了！
纵然先不深究背后的隐情，就表面来看，布政使遇刺身亡，放眼大汉立国四十七年，这都是头一次，简直是耸人听闻，离谱之极，这就是一场对朝廷赤裸裸的挑衅。
如果真如奏报上言，这真的是一干乱民所为，那他们的能量也太大了，胆子也太大了！因此，对于剑南奏报，刘旸只相信一件事，那便是潘佑之死，至于其他，都值得商榷，甚至于未加调查之前，全部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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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剑南之事，众相公倒与皇帝是一致的，中央的权威必须肃立，朝廷的统治必须维护，潘佑之死以及剑南之政也必需彻查
当场，诏制便从速拟好下达，着有司选派要员干吏，赴成都调查，同时让剑南道那边把更详细的情况奏上来，朝廷必须要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交代。
另一方面，潘佑之死也难免牵动起朝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比如在廷议结束后，如赵匡义者就不住地把眼神往财政使张雍那里瞄。
政事堂的宰相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基本盘”，而张雍从成都府到剑南道布政使再到西南转运使，前前后后可在西南待了十四五年。
剑南若出了大问题，那张雍在那里的门生故吏、徒子徒孙们，岂能没有牵涉。一般的事情固然动摇不了这个先皇老臣、开宝功臣，但此一遭，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问题重大！
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以这样的方式被干下去了，简直是无法无天。比起其他人，赵匡义就是断定，潘佑之死与剑南道某些人与势力是逃不开干系的。
采取这样的办法，固然愚蠢，但也从侧面说明剑南局面的紧张，矛盾之不可调合，而潘佑，就冲他在京畿道的那些做法，在剑南将那些权贵逼到这个份上，似乎也不那么奇怪。
潘佑这颗铜豌豆，骨头是真硬的，也是一心做事的人，而事情做得太认真，就难免得罪人，侵犯旁人利益。而剑南可不必京畿道，没有朝廷直接的权威震慑，相对偏远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造成其复杂的政治氛围，乱着呢，黑暗着呢.
不过，赵匡义并没有提出这些东西，只是附和着说了一些场面话，一则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便多言，二者他也想看看此事还能怎样发展，剑南那边如何收尾，皇帝最终又当如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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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可能的是，世祖皇帝若在，这等事情根本不会发生。至少到道司主官这样级别的封疆大吏，不至于落得这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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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旸也自然有其他动作，事急从权，他也没有迂腐到这种事况下还要走正统程序的地步。
回到垂拱殿后，便将武德副使林特召来，责其安排调查，将剑南事故、潘佑之死彻查清楚。
过去的一年，武德使王玄真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全国刑徒营的整顿上，许多地方都需要他亲自去坐镇弹压、指挥安排，而武德司的日常事务，则由林特这个副使主持着。
毫无疑问，这就是一场权力交接过渡的过程，林特就是刘旸选择接掌武德司的人。
林特可是根红苗正的东宫旧臣，就坊间传闻，林特的经历还是比较传奇的，当初刘旸从征平南，入金陵，时年12岁的林特便拿着自己写的文章请随侍的李昉指教，李昉颇奇之。
毕竟神童不少，他5岁识字，8岁属文的，李昉都见识过，但如此善于把握机会并主动求上进者，却实在不多。
后来，李昉将林特收入门下，待年纪稍长，又举荐给太子，作为东宫侍读，成功实现这华丽的转身。
而林特在东宫当值，一待就是二十多年，此前任太子少詹事，刘旸登基，自然水涨船高。能被安排去接任武德使，更是才干突出，并且足够信任。
雍熙元年的这个中秋末尾，朝廷上下都为潘佑之死牵动人心，当然更重要的是，围绕着剑南道布政使之职，一场明争暗斗已经展开。
毕竟，剑南道不只是剑南道，那可是西南五道的核心，辐射范围遍及整个西南，包括吐蕃地区。这个位置，值得所有权贵为之争抢。
但有个前提，潘佑之死需要一个结论，而得出结论的过程，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然而，没有多久，一个更让朝廷震动，甚至让全天下震动的消息传来了，青城县发生叛乱，一个名为王小波的贼首率众举事，攻破州县，杀害官吏.
即便只是像江西丰城县那般的骚乱，出兵迅速平息，朝廷也得追责，但偏偏还不止于此，这是一场大骚乱，大叛乱。
初时，朝廷虽然重视，但更多停留在对剑南道军政的不满上，降诏严厉申饬，责令从事镇压，安抚百姓，恢复治安，这也算是日常操作。
事情后面的发展，大大出乎朝廷意料，军报纷来，急呈文武堂院，发生在剑南的乱事，愈演愈烈，等叛军祸连州县，连续攻破成都府周遭十余州县，众达十几余万之时，朝廷这边才真正意识道剑南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赵匡义在与其子赵德崇的交谈中，甚至忍不住调侃，说有些人“玩脱了”。自乾祐平蜀以来，“繁荣稳定”地走过整个开宝时代的川蜀，再次迎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动乱。
直接诱发的原因，当然是近几年频繁发生在川蜀的灾害了，尤其是雍熙元年的春旱，对川蜀小民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田亩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者都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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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川蜀的税收，基本都是由于小农及旁户承担的，而占据主要生产资料的权贵、官僚、地主们，大多没有分担税赋，解民之困的觉悟，不过度地压榨都算有良心的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灾害反复袭来时，小农破产，无以为继，也就不足奇怪了。活不下去的时候，要么流离觅食，要么揭竿而起。
说到底，问题还是川蜀那尖锐到极点、深重的极点的土地矛盾上，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成都平原。不禁让人想起三十五年前平蜀后的那场变乱，只不过，那一次的直接诱因乃是人祸。
那一次，由于平蜀将士的胡作非为、大肆抄掠，对川蜀尤其是成都平原地区的生产经营、生产关系乃至社会结构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当然，也正因为那一次动乱，让孟蜀时代的遗毒被清除了很大一部分，虽然恢复起来耗费了不短的时间，但对于朝廷在川蜀建立起新的统治，事实上却是有利的。
只不过，三十五年的时间，足以产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而这么多年下来，当初孟蜀存在的那些问题，在大汉帝国时代，仍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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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蜀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里的特殊风俗人情，复杂困难的交通致其闭塞，也让这里成为权贵、豪强滋生的温床，让这里的百姓更容易受到愚弄与剥削。
多年下来，当初入蜀的将士、功臣以及久任川蜀的官僚，在填补孟蜀权贵留下的权力空白的同时，也逐渐与本土的那些豪强们合流，共同形成了一个比孟蜀时期更为强大、也更为顽固的剥削阶级。
事实上，以国民的耐受程度，只要保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再少些折腾，那么除了那些蛮乱，川蜀也很难出现什么大乱子。
但是，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下，前两者能够保证，至于第三点，那可就真的太难了。要知道，川蜀平定之后，天下还未一统，还有东南、中南半壁未曾归顺。
乾祐末为了一统，进入开宝时代，西取河西、北伐契丹、南征大理，包括过去十几年对安西、吐蕃的攻略，剑南道都承担了不小的人丁与税赋。而这些负担与压力，一层层地转嫁下去，自然落在川蜀广大小农百姓身上了。
而作为核心的剑南道，除了上供朝廷，还要供养本道的权贵、官僚、军队，另外，还需要履行作为西南“老大哥”的义务，每年都需协调支援周遭的穷小兄弟们。
再加上时不时发生的灾害，如此种种，层层施加下来，川蜀的士民百姓能坚持这么久而不出大乱子，久已经是忍耐力的体现了。
事实上，早在前几年朝廷发兵，进入吐蕃平乱时，剑南的荣、邛等地就已经爆发过骚乱。只不过乱事不大，世祖皇帝又在，上下在维稳控制上格外卖力，事态被迅速平息了。
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先帝走后朝廷的威慑力下降是一方面，严重的干旱灾害是另一方面，再加上剑南道上层的内斗以及权贵、官僚、地主们不加收敛的压榨，共同促成了这么一场波及全川的大动乱。
举事首领王小波是茶商出身，作为蜀中三宝之一的茶，其利润大部分都被朝廷以及权贵、官僚及大茶商们分享了，而作为茶行业里最底层的贩夫走卒，只能从万千小茶商、茶农一道，在利益链条的最底层，争抢一些残根冷炙。果腹尚且艰难，就更别提其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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