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4章 补漏匠
有一点毋庸置疑，不管刘旻打算怎样变革，又抱定了多么强的决心，安西的事情，仍旧没有到自作主张的地步。
固然可以自说自话，但后果也可能是严重的，因此，关于安西变革事宜，刘旻亲自拟了一份详细的章程，上奏朝廷。五百里飞骑，快马加鞭，风雨无阻，及至洛阳，已是六月下旬。
大雨如注，天空雷神阵阵，广政殿内气氛却出人意料的轻松，主要是太子刘旸的笑声显得开怀，这在素来内敛的太子殿下身上格外少见，在场的公卿大臣们心情自然也能放松不少。
“近来，难得收到些好消息，钱若水、姚益恭、王济三者皆是难得的能臣干吏啊！”刘旸畅声道。
怎么说呢，过去几个月，大汉政坛一直都不算稳定，处处事端，难得安宁。中枢就不用多提了，上至太子，下及朝官，无不活在老皇帝的阴影下，喜怒无常的脾气，让人如履薄冰。
地方上，西北官场又经历了一场大整肃，尤其河西、陇右两道，半数的官员都被更换了，其中不乏州府以上的高官，需要掉脑袋的，更有两百多人，影响扩散，关内道也落马了好些官员。
王禹偁为首的一批“改革派”自是痛快了，但河陇的政事却怠误了，很多地方的行政甚至陷入短暂的混乱与瘫痪。
眼见事态扩大，整肃的后遗症的越发突出，太子刘旸坐不住了，亲自找到老皇帝，详细地汇报河陇改弊的情况与态势。
皇帝与太子之间，有那么一番对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太子：陛下觉得够了吗？
皇帝：你觉得够了？
太子：足够！
皇帝：为何？过犹不及？
太子：地方政权倾危，豪强反复！
然后，也没有明确的诏旨，但对西北官场的整顿从事实上停止了，按察、御史没有再大举调查弹劾，吏政方面也没有继续大肆换人，大事逐渐化小，然后化无。
比起以往，此次西北官场整顿，持续时间较短，规模也不算大，基本局限于河陇二道，但影响却是一点不小，甚至更为深刻。
杀人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太子的示警，豪强反复。有一说一，大汉的官僚们自有其丑陋的一面，但从维护大汉帝国、巩固刘家江山的角度来偶说，他们也是柱石一般的存在。勋贵需要官僚来平衡，豪强需要官僚来抑制，百姓需要官僚来治理。
虽然前两者，并没有绝对界线，甚至有诸多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情况，但至少在当前政局下，大汉官僚，尤其是庶族官僚们对刘家江山是有重大积极意义的。
吏政需要反腐倡廉，统治阶级需要自我净化，以保持活力，保证战斗力，甚至于，需要用贪官污吏的脑袋和鲜血，来缓解矛盾，安抚民怨。
但是，凡事总得有个度，朝廷在当下的西北，就需要注意到矫枉过正的道理。官场是被肃清了，军政官吏们是被折腾了个够，朝廷权威也树立了，但政权统治呢？却在事实上，不断滑落。
毕竟，官僚们尚且自顾不暇，又何来的心思与精力，去治驭豪强、黔首呢？西北官场在这三十年间，几经整饬，不动则矣，一发必是大案，牵连广泛。
而在数次整顿过后，在某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政权旁落的趋势。借着朝廷的整顿，一些豪强、宗族复起，窃取地方治权。
同时，为了统治西北，军政系统内本就吸收了不少宗族部族势力，朝廷的整顿虽然是无差别攻击，那些人同样损失惨重，但漏网之余，却趁机扩张影响，发展壮大。甘州杨氏，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总而言之，刘旸的进言，算是切中了刘皇帝的心理。若是刘旸拿政局动荡、民心不稳那些老生常谈的理由来劝谏，很可能只会招致老皇帝一番斥责。
在刘皇帝看来，朝廷大加吏治，打击贪暴，乱的只是那些官僚，不安的只是食利阶层。民心，首先这个“民”字的定义就需要好生斟酌。
一般的小民，只要官僚不作恶，甚至不需要他们有什么作为，他们就能稳如泰山。官僚与小民之间，也从来只有统治与剥削关系，整治河陇的目的，就是因为地方官员太过肆意妄为，剥削太狠，吃相太难看，小民百姓只有叫好的，何来的怨言？
因此，这样的说辞，是绝不可能打动老皇帝的。但是，当太子拿地方治权与宗族、豪强反复来说事，那大事上还不糊涂的老皇帝，自然得重视起来。
在老皇帝眼中，贪官可恶，可恨，但不可怕，是随时可以拿来擦屁股的厕纸。但倘若因为究贪治吏，导致地方治权旁落，问题才更严重。
于是，及时收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拿下了那么多官员，西北弊政也改了，朝廷的初衷也实现了。接下来，则要进入新一轮的循环之中，就从安抚西北官场开始.
事实上，西北官场之弊，屡禁不止，甚至闹到治权旁落的结局。寻根究底，毛病又是出在老皇帝身上。
无他，老皇帝越老越急，每有事，就喜搞运动，搞株连，扩大打击面，进行大面积清洗，这样搞，怎能不出问题。
操切的行事，固然能解一时之弊，但带来的后遗症就不能凭老皇帝的意愿消失了。在当前信息、交通的限制之下，行政效率本就低下，还在西北大搞特搞，不正是让地方豪强抬头的机会嘛。
与之相比，还是太子刘旸那种稳中有进的做法，更适合当下的大汉，做法不同，但最终目的也能达到，同时也更符合“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
大汉的政治，应该更加趋于理性，而不应由老皇帝随性胡来。而大汉的政治规则，本是由刘皇帝而发，但如今，很多规则都被他自己打破了，这对大汉的政治生态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不得不说，老皇帝已经不太适合继续统治这个帝国了，由老皇帝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已经深重地影响到帝国，影响到整个帝国的方方面面，而太子的补漏，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比起河、陇整肃，还有便是老生常谈的税改问题了，虽然已经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对帝国的影响显然要更为深远。
距离税改，已经进行三年了，到今年，已经在全国全面展开了，同时，各种问题也开始集中爆发了。最显著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来自地方的阻力，依旧存在，不敢当面与朝廷相抗，但迂回周旋的招数是层出不穷。
就拿土地清丈来讲，朝廷数次下诏，让诸道州把清丈结果汇总上报，但至今为止，也只有京畿、河南、榆林、江南四地做到了。
其余道州，要么是没完成，要么是上报的数据不实，看着都假的那种，最过分的还得是河陇，三年了都还没有开始，问就是“西征”的原因
申斥也好，惩罚也好，地方上总有话说，当然，这个问题普遍，但总有解决的一天，终会得出一个让朝廷满意的数据。
相较之下，第二个问题就要让人头疼得多了，那便是税改官吏的问题。任何改革，任何政策，想要推行，都离不执行人。但是，执行人的素质是参差的，以及对政策的理解也有高低，到了地方，自然也难免群魔乱舞，而最让上头恼火的，就属那种的阳奉阴违以及故意曲解者。
今年以来，不管是监察机构，还是地方举报，关于税改官僚们“胡作非为”的弹劾，是如雪片般飞往政事堂。
其中，固然有对改革派的抨击，有诸多不实之处，同样，有许多人、许多问题也确有其事，看得让人肝火旺盛。
而太子刘旸所提到的“钱、姚、王”三人，就是在地方，政绩出众，官声很好，同时在税改上成效显著的三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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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可以自说自话，但后果也可能是严重的，因此，关于安西变革事宜，刘旻亲自拟了一份详细的章程，上奏朝廷。五百里飞骑，快马加鞭，风雨无阻，及至洛阳，已是六月下旬。
大雨如注，天空雷神阵阵，广政殿内气氛却出人意料的轻松，主要是太子刘旸的笑声显得开怀，这在素来内敛的太子殿下身上格外少见，在场的公卿大臣们心情自然也能放松不少。
“近来，难得收到些好消息，钱若水、姚益恭、王济三者皆是难得的能臣干吏啊！”刘旸畅声道。
怎么说呢，过去几个月，大汉政坛一直都不算稳定，处处事端，难得安宁。中枢就不用多提了，上至太子，下及朝官，无不活在老皇帝的阴影下，喜怒无常的脾气，让人如履薄冰。
地方上，西北官场又经历了一场大整肃，尤其河西、陇右两道，半数的官员都被更换了，其中不乏州府以上的高官，需要掉脑袋的，更有两百多人，影响扩散，关内道也落马了好些官员。
王禹偁为首的一批“改革派”自是痛快了，但河陇的政事却怠误了，很多地方的行政甚至陷入短暂的混乱与瘫痪。
眼见事态扩大，整肃的后遗症的越发突出，太子刘旸坐不住了，亲自找到老皇帝，详细地汇报河陇改弊的情况与态势。
皇帝与太子之间，有那么一番对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太子：陛下觉得够了吗？
皇帝：你觉得够了？
太子：足够！
皇帝：为何？过犹不及？
太子：地方政权倾危，豪强反复！
然后，也没有明确的诏旨，但对西北官场的整顿从事实上停止了，按察、御史没有再大举调查弹劾，吏政方面也没有继续大肆换人，大事逐渐化小，然后化无。
比起以往，此次西北官场整顿，持续时间较短，规模也不算大，基本局限于河陇二道，但影响却是一点不小，甚至更为深刻。
杀人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太子的示警，豪强反复。有一说一，大汉的官僚们自有其丑陋的一面，但从维护大汉帝国、巩固刘家江山的角度来偶说，他们也是柱石一般的存在。勋贵需要官僚来平衡，豪强需要官僚来抑制，百姓需要官僚来治理。
虽然前两者，并没有绝对界线，甚至有诸多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情况，但至少在当前政局下，大汉官僚，尤其是庶族官僚们对刘家江山是有重大积极意义的。
吏政需要反腐倡廉，统治阶级需要自我净化，以保持活力，保证战斗力，甚至于，需要用贪官污吏的脑袋和鲜血，来缓解矛盾，安抚民怨。
但是，凡事总得有个度，朝廷在当下的西北，就需要注意到矫枉过正的道理。官场是被肃清了，军政官吏们是被折腾了个够，朝廷权威也树立了，但政权统治呢？却在事实上，不断滑落。
毕竟，官僚们尚且自顾不暇，又何来的心思与精力，去治驭豪强、黔首呢？西北官场在这三十年间，几经整饬，不动则矣，一发必是大案，牵连广泛。
而在数次整顿过后，在某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政权旁落的趋势。借着朝廷的整顿，一些豪强、宗族复起，窃取地方治权。
同时，为了统治西北，军政系统内本就吸收了不少宗族部族势力，朝廷的整顿虽然是无差别攻击，那些人同样损失惨重，但漏网之余，却趁机扩张影响，发展壮大。甘州杨氏，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总而言之，刘旸的进言，算是切中了刘皇帝的心理。若是刘旸拿政局动荡、民心不稳那些老生常谈的理由来劝谏，很可能只会招致老皇帝一番斥责。
在刘皇帝看来，朝廷大加吏治，打击贪暴，乱的只是那些官僚，不安的只是食利阶层。民心，首先这个“民”字的定义就需要好生斟酌。
一般的小民，只要官僚不作恶，甚至不需要他们有什么作为，他们就能稳如泰山。官僚与小民之间，也从来只有统治与剥削关系，整治河陇的目的，就是因为地方官员太过肆意妄为，剥削太狠，吃相太难看，小民百姓只有叫好的，何来的怨言？
因此，这样的说辞，是绝不可能打动老皇帝的。但是，当太子拿地方治权与宗族、豪强反复来说事，那大事上还不糊涂的老皇帝，自然得重视起来。
在老皇帝眼中，贪官可恶，可恨，但不可怕，是随时可以拿来擦屁股的厕纸。但倘若因为究贪治吏，导致地方治权旁落，问题才更严重。
于是，及时收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拿下了那么多官员，西北弊政也改了，朝廷的初衷也实现了。接下来，则要进入新一轮的循环之中，就从安抚西北官场开始.
事实上，西北官场之弊，屡禁不止，甚至闹到治权旁落的结局。寻根究底，毛病又是出在老皇帝身上。
无他，老皇帝越老越急，每有事，就喜搞运动，搞株连，扩大打击面，进行大面积清洗，这样搞，怎能不出问题。
操切的行事，固然能解一时之弊，但带来的后遗症就不能凭老皇帝的意愿消失了。在当前信息、交通的限制之下，行政效率本就低下，还在西北大搞特搞，不正是让地方豪强抬头的机会嘛。
与之相比，还是太子刘旸那种稳中有进的做法，更适合当下的大汉，做法不同，但最终目的也能达到，同时也更符合“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
大汉的政治，应该更加趋于理性，而不应由老皇帝随性胡来。而大汉的政治规则，本是由刘皇帝而发，但如今，很多规则都被他自己打破了，这对大汉的政治生态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不得不说，老皇帝已经不太适合继续统治这个帝国了，由老皇帝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已经深重地影响到帝国，影响到整个帝国的方方面面，而太子的补漏，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比起河、陇整肃，还有便是老生常谈的税改问题了，虽然已经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对帝国的影响显然要更为深远。
距离税改，已经进行三年了，到今年，已经在全国全面展开了，同时，各种问题也开始集中爆发了。最显著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来自地方的阻力，依旧存在，不敢当面与朝廷相抗，但迂回周旋的招数是层出不穷。
就拿土地清丈来讲，朝廷数次下诏，让诸道州把清丈结果汇总上报，但至今为止，也只有京畿、河南、榆林、江南四地做到了。
其余道州，要么是没完成，要么是上报的数据不实，看着都假的那种，最过分的还得是河陇，三年了都还没有开始，问就是“西征”的原因
申斥也好，惩罚也好，地方上总有话说，当然，这个问题普遍，但总有解决的一天，终会得出一个让朝廷满意的数据。
相较之下，第二个问题就要让人头疼得多了，那便是税改官吏的问题。任何改革，任何政策，想要推行，都离不执行人。但是，执行人的素质是参差的，以及对政策的理解也有高低，到了地方，自然也难免群魔乱舞，而最让上头恼火的，就属那种的阳奉阴违以及故意曲解者。
今年以来，不管是监察机构，还是地方举报，关于税改官僚们“胡作非为”的弹劾，是如雪片般飞往政事堂。
其中，固然有对改革派的抨击，有诸多不实之处，同样，有许多人、许多问题也确有其事，看得让人肝火旺盛。
而太子刘旸所提到的“钱、姚、王”三人，就是在地方，政绩出众，官声很好，同时在税改上成效显著的三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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