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论钱制
对于洪遵来说，他最为拿手的学问其实不是经史，也不是治民理政，而是对于经济方面的研究。绍兴十九年时曾著《泉志》一书，收录五代以前中外历代各种钱币三百余种，并将这些钱币分为九类。
这部书自然不是他的兴趣之作，而是他见南渡以来世面上混乱的钱制，及越来越严重的钱荒现象，才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稳定币值的铸钱之法。只是他写这部书时，也主要是衡量了铜钱本身的价值，而没有把铜钱的价值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因此只能作为一本讲述钱币的历史资料而不是金融著作来看。
不过对于沈敏来说，一位熟悉大宋及历代钱制的老师，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百度搜索，让他很快就把兴趣转移到了大宋的铸钱历史上。
对于他这样的商人来说，大宋的钱制和严格控制铜钱外流的政策，已经极大的影响到保安社在海外的贸易往来了。毕竟他想要发展的海外贸易是大宗物资的往来，而不是仅仅为权贵富豪服务的海外香料及珍奇贸易。
这种大宗物资往来的贸易对于价格其实是相当敏感的，海外铜钱的价值波动过大，有时候就会让他们从盈利变为亏本。对于保安社和海外各国来说，大宋的铜钱就相当于这个时代的美元，而各国的贝币、金、银等本地币在强势的大宋铜钱面前，完全成为了辅助货币。
因此大宋朝廷的货币政策不仅仅影响着国内的市场环境，同样还影响着海外各国的市场。大宋放宽铜钱外流的政策，那么海外市场就显得活跃，物价也就较为平稳。但若是大宋收紧铜钱外流的政策，那么海外市场就会物价高涨，百业萧条。
如果说在靖康之变之前，海外各国还能够获得足够的大宋铜钱用以稳定自家的物价的话，那么在靖康之变后，各国因为大宋收紧的货币政策，已经不得不寻找其他能够替代大宋铜钱的货币用以市场交易了。
这大约也是大宋南渡之后，市舶司进口税收能够快速增长的原因。因为除了大宋之外，其他各国已经无法消化掉这些高价值的货物了。
在沈敏看来，当大宋遇到了靖康之难这样的国内巨变，收紧货币政策让海外财富加速回流，这算不上是政策的失误。也正因为如此，南渡之后的朝廷才能支撑起对抗金军的军费支出。
但是在绍兴议和维持了十七年和平后，大宋自然应该改变货币政策，准许铜钱外流，从海外收割资源以平抑国内的物价才是。只有在这样一张一驰的货币政策变革中，大宋才能按照周期收割周边各国的资源和财富，从而保证以区区江南之地的国力能够对抗占据了北方和西方的金国和西夏。
然而，朝中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大宋的经济同海外各国的经济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他们只关注到国内市场上物贵而钱重，而海外贸易带来的关税能够带来大量的财富，因此一边极力发展海上贸易，一边却严禁铜钱外流。这就迫使海商们把贸易种类集中于高价值高利润的商品，极大的束缚了对外贸易对于工农业的促进作用。
“没铜。”对于沈敏的疑惑，洪遵干脆的回答道：“靖康之变前，大宋年产铜不会少于200万斤，故每年铸钱在100-200万贯，神宗朝更是达到过一年铸钱557万贯。
但是南渡之后，失去了北方的铜矿，江西等地的铜场也因兵灾毁坏了不少，现在一年铜产量锐减到20-40万斤，年铸铜钱15-20余万贯，不及过去一年的五分之一，本朝如何还敢任由铜钱外流。
而且现在铜价昂贵，铸一贯小平钱需要本钱2贯4百文。而且一贯小平钱重4斤十三两，含铜六成半，最起码也要花去2斤以上的铜。可现在市场上的铜价就要5、600文一斤，铸成铜器是150文一两。
也就是说，铜场把铜卖给泉监还不到200文一斤，但是偷偷运去市场卖给商人可得一倍以上的利，若是找到工匠制成铜器出售，那就是五、六倍以上的利益。
因此不止铜场官吏工匠偷卖所产铜条，就连泉监也有人内外勾结盗铜出售，所以现在各监的铜钱质量远不及南渡之前了。那个时候，一贯小平钱重五斤，用铜三斤十两，字文清晰且厚重，人皆爱用。现在市面上很少见南渡之前的铜钱了，一旦看到大家都会把它收藏起来，因为一个可以当两个小平钱用。”
沈敏低下头算了算，赶紧追上了正在前方街道旁向商贩询问货价的洪遵，向他指出道：“这也不对啊，哪怕从太平兴国初年算起，到靖康之变发生，大宋也已经铸了150年的铜钱了，以每年一百万贯计算，就是一亿五千万贯。哪怕是除掉中间毁弃重铸的，也应该有近亿贯存留于世。
靖康之变金国南下，哪怕是占据了淮河以北及东京的财富，南方起码也应该保留一半的铜钱存量吧。这还不包括，绍兴和议之后两国贸易，大宋似乎都是赚钱的一方。
而老师你说去年大宋市舶司一年收入二百万贯，相当于去年全国赋税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那么也就是说，去年大宋的财政收入差不多有4000万贯。扣掉一半的田赋收入，那么剩下的就是工商税收。
以十取其一的税率折算，大宋去年市场上商品交易的总额当为2亿贯。根据我研究福建路的市场贸易状况，一贯钱在福建路一年里大约要流通4次，出售粮食，购买日用品，付给工匠工钱，购买粮食。
那么按照这个钱的流通速度，一年市场上的铜钱需求量不会超过5000万贯，但是现在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却比南渡之前贵了3-4倍，也就是说大宋世面上流通的铜钱不会超过2千万贯。
如果以之前的南方铜钱保有量来计算，那么就等于有2-3千万贯铜钱从市面上消失了。铜钱当然不会自己失踪，因此这部分铜钱要么就是流出了海外，要么就是被有钱人窖藏了起来。
以绍兴元年之后朝廷对于铜钱流出国境的严厉控制手段来看，流出海外的铜钱数量不会超过消失的铜钱数量的三成。那么也就相当于1.5-2千万贯铜钱被窖藏了起来。
所以，朝廷想要解决钱荒问题，最应该想方设法的，难道不是让这些权贵富豪把窖藏的铜钱拿出来吗？”
洪遵显然还没想过，能够用这种方式去计算世间铜钱的存量。不过被沈敏点醒之后，他就意识到，这个计算方式虽然相当粗陋，但是从大方向来说却不会有着太多的偏离。在一两千万贯的总量面前，即便是百万贯的误差也是可以容忍的了。
当然，富豪之家囤积铜钱对于有识之士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哪怕大家无法通过计算得出被窖藏的铜钱数量到底是多少，也知道富豪之家囤积百万贯铜钱也不是没有听说过的。
因此他只能对着自己的弟子摊开双手，无奈的说道：“是的，你说的不错，的确有大量的铜钱被那些世家豪门给窖藏了起来。南渡之前就有大臣考虑过，试图用国家法令逼迫他们把钱拿出来，不过受到的抵触太大，不是半途而废就是虚应故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南渡之后，中枢权威更是不足以推动这件事，恐怕现在只能慢慢等待时机了。”
站在道旁的沈敏瞧了瞧身边经过的行人，不由对着老师说道：“其实弟子觉得，想要让这些富豪权要把窖藏的铜钱拿出来，光凭国家法令强制他们恐怕是事倍而功半。这件事还是应该拿利益去引诱他们，才会减少他们的抵触情绪，也能尽快的见到成效。”
洪遵有些惊奇的回身看着他问道：“哦，难道这件事你也有什么想法不成？不如说来让为师听听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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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自然不是他的兴趣之作，而是他见南渡以来世面上混乱的钱制，及越来越严重的钱荒现象，才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稳定币值的铸钱之法。只是他写这部书时，也主要是衡量了铜钱本身的价值，而没有把铜钱的价值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因此只能作为一本讲述钱币的历史资料而不是金融著作来看。
不过对于沈敏来说，一位熟悉大宋及历代钱制的老师，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百度搜索，让他很快就把兴趣转移到了大宋的铸钱历史上。
对于他这样的商人来说，大宋的钱制和严格控制铜钱外流的政策，已经极大的影响到保安社在海外的贸易往来了。毕竟他想要发展的海外贸易是大宗物资的往来，而不是仅仅为权贵富豪服务的海外香料及珍奇贸易。
这种大宗物资往来的贸易对于价格其实是相当敏感的，海外铜钱的价值波动过大，有时候就会让他们从盈利变为亏本。对于保安社和海外各国来说，大宋的铜钱就相当于这个时代的美元，而各国的贝币、金、银等本地币在强势的大宋铜钱面前，完全成为了辅助货币。
因此大宋朝廷的货币政策不仅仅影响着国内的市场环境，同样还影响着海外各国的市场。大宋放宽铜钱外流的政策，那么海外市场就显得活跃，物价也就较为平稳。但若是大宋收紧铜钱外流的政策，那么海外市场就会物价高涨，百业萧条。
如果说在靖康之变之前，海外各国还能够获得足够的大宋铜钱用以稳定自家的物价的话，那么在靖康之变后，各国因为大宋收紧的货币政策，已经不得不寻找其他能够替代大宋铜钱的货币用以市场交易了。
这大约也是大宋南渡之后，市舶司进口税收能够快速增长的原因。因为除了大宋之外，其他各国已经无法消化掉这些高价值的货物了。
在沈敏看来，当大宋遇到了靖康之难这样的国内巨变，收紧货币政策让海外财富加速回流，这算不上是政策的失误。也正因为如此，南渡之后的朝廷才能支撑起对抗金军的军费支出。
但是在绍兴议和维持了十七年和平后，大宋自然应该改变货币政策，准许铜钱外流，从海外收割资源以平抑国内的物价才是。只有在这样一张一驰的货币政策变革中，大宋才能按照周期收割周边各国的资源和财富，从而保证以区区江南之地的国力能够对抗占据了北方和西方的金国和西夏。
然而，朝中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大宋的经济同海外各国的经济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他们只关注到国内市场上物贵而钱重，而海外贸易带来的关税能够带来大量的财富，因此一边极力发展海上贸易，一边却严禁铜钱外流。这就迫使海商们把贸易种类集中于高价值高利润的商品，极大的束缚了对外贸易对于工农业的促进作用。
“没铜。”对于沈敏的疑惑，洪遵干脆的回答道：“靖康之变前，大宋年产铜不会少于200万斤，故每年铸钱在100-200万贯，神宗朝更是达到过一年铸钱557万贯。
但是南渡之后，失去了北方的铜矿，江西等地的铜场也因兵灾毁坏了不少，现在一年铜产量锐减到20-40万斤，年铸铜钱15-20余万贯，不及过去一年的五分之一，本朝如何还敢任由铜钱外流。
而且现在铜价昂贵，铸一贯小平钱需要本钱2贯4百文。而且一贯小平钱重4斤十三两，含铜六成半，最起码也要花去2斤以上的铜。可现在市场上的铜价就要5、600文一斤，铸成铜器是150文一两。
也就是说，铜场把铜卖给泉监还不到200文一斤，但是偷偷运去市场卖给商人可得一倍以上的利，若是找到工匠制成铜器出售，那就是五、六倍以上的利益。
因此不止铜场官吏工匠偷卖所产铜条，就连泉监也有人内外勾结盗铜出售，所以现在各监的铜钱质量远不及南渡之前了。那个时候，一贯小平钱重五斤，用铜三斤十两，字文清晰且厚重，人皆爱用。现在市面上很少见南渡之前的铜钱了，一旦看到大家都会把它收藏起来，因为一个可以当两个小平钱用。”
沈敏低下头算了算，赶紧追上了正在前方街道旁向商贩询问货价的洪遵，向他指出道：“这也不对啊，哪怕从太平兴国初年算起，到靖康之变发生，大宋也已经铸了150年的铜钱了，以每年一百万贯计算，就是一亿五千万贯。哪怕是除掉中间毁弃重铸的，也应该有近亿贯存留于世。
靖康之变金国南下，哪怕是占据了淮河以北及东京的财富，南方起码也应该保留一半的铜钱存量吧。这还不包括，绍兴和议之后两国贸易，大宋似乎都是赚钱的一方。
而老师你说去年大宋市舶司一年收入二百万贯，相当于去年全国赋税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那么也就是说，去年大宋的财政收入差不多有4000万贯。扣掉一半的田赋收入，那么剩下的就是工商税收。
以十取其一的税率折算，大宋去年市场上商品交易的总额当为2亿贯。根据我研究福建路的市场贸易状况，一贯钱在福建路一年里大约要流通4次，出售粮食，购买日用品，付给工匠工钱，购买粮食。
那么按照这个钱的流通速度，一年市场上的铜钱需求量不会超过5000万贯，但是现在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却比南渡之前贵了3-4倍，也就是说大宋世面上流通的铜钱不会超过2千万贯。
如果以之前的南方铜钱保有量来计算，那么就等于有2-3千万贯铜钱从市面上消失了。铜钱当然不会自己失踪，因此这部分铜钱要么就是流出了海外，要么就是被有钱人窖藏了起来。
以绍兴元年之后朝廷对于铜钱流出国境的严厉控制手段来看，流出海外的铜钱数量不会超过消失的铜钱数量的三成。那么也就相当于1.5-2千万贯铜钱被窖藏了起来。
所以，朝廷想要解决钱荒问题，最应该想方设法的，难道不是让这些权贵富豪把窖藏的铜钱拿出来吗？”
洪遵显然还没想过，能够用这种方式去计算世间铜钱的存量。不过被沈敏点醒之后，他就意识到，这个计算方式虽然相当粗陋，但是从大方向来说却不会有着太多的偏离。在一两千万贯的总量面前，即便是百万贯的误差也是可以容忍的了。
当然，富豪之家囤积铜钱对于有识之士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哪怕大家无法通过计算得出被窖藏的铜钱数量到底是多少，也知道富豪之家囤积百万贯铜钱也不是没有听说过的。
因此他只能对着自己的弟子摊开双手，无奈的说道：“是的，你说的不错，的确有大量的铜钱被那些世家豪门给窖藏了起来。南渡之前就有大臣考虑过，试图用国家法令逼迫他们把钱拿出来，不过受到的抵触太大，不是半途而废就是虚应故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南渡之后，中枢权威更是不足以推动这件事，恐怕现在只能慢慢等待时机了。”
站在道旁的沈敏瞧了瞧身边经过的行人，不由对着老师说道：“其实弟子觉得，想要让这些富豪权要把窖藏的铜钱拿出来，光凭国家法令强制他们恐怕是事倍而功半。这件事还是应该拿利益去引诱他们，才会减少他们的抵触情绪，也能尽快的见到成效。”
洪遵有些惊奇的回身看着他问道：“哦，难道这件事你也有什么想法不成？不如说来让为师听听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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