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8：暗度
敢在这个时候搞竞彩，而且还做强做大，公然去和那些民间去抢资源抢市场，也是因为铺垫这么长的时间之后，王迪在两个领域里面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话语权。
一个是纸张，一个是印刷。
纸张其实早就出现了，而且，经过蔡伦与左伯几代人的努力之后，技术和质量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左伯纸，厚薄均匀，质地细密，色泽鲜明，难得的佳品，而且，到了这个时代，造纸已经扩散到了南方地区，并非什么国家高度机密。无非是原料的分离（沤浸或蒸煮的方法让原料在碱液中脱胶，并分散成纤维状）；打浆（用切割和捶捣的方法切断纤维，并使纤维帚化，而成为纸浆）；抄造（把纸浆渗水制成浆液，然后用捞纸器（篾席）捞浆，使纸浆在捞纸器上交织成薄片状的湿纸）；干燥（把湿纸晒干或晾干，揭下就成为纸张）这几道工序。所以，前世的影视作品中，王迪一直十分奇怪，怎么古人明明已经有了先进的造纸技术，却还是以书简为主呢？
来到这个时代之后，经过他人指点才知道，一个是供应量上不去，自然会导致纸张昂贵（这就和原材料廉价与否关系不大了），一个是为了方便保存，人们总是认为重要的文件应该铸成钟鼎或者书于竹帛，才能长期保存为据。《三国志.魏.陈思、王植传》便称:“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很多档案文书封存，尤其是契约合同的凭据也多是竹简的形势，足以说明当时人们仍认为纸不适于长期保存。
但是，在王迪看来，三国鼎立以来，大规模的战乱就少了很多，按理来说，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作为这样一个文化大国而言，把纸张供应量提升上去，提升到一个普遍能接受的价格程度应该不是问题吧？至少政府方面要是强推的话也不该是这个局面，第二，方便保存倒是一个不错的说辞，可是，这种书写方法不也是要比写在纸张之上麻烦很多吗？纸张又不是没有人用过，在这个便捷方面和保质期方面，应该心里有数吧？
所以，他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认为，更有可能是，当权者出于某种阴暗的心理，故意压制阻挠纸张的传播，进而掌控知识文化的垄断地位，对于屌丝而言，纸张太贵，就买不起，篆刻书简太过费力，学习难度成倍放大不说，因为家境问题搞不搞得到教材都是个问题，光听老师讲授又能如何？比如刘备，这个卢植“函授班”里面的学员，文字功底不怎样，学习兴趣不太浓厚（声色犬马，不喜读书）就和客观难度太高有很大关系。
但是，这些对于那些权贵和所谓“诗书传家”之人来说就没有问题了（同样还是刘备，逆袭了，临死的时候就让孩子多读书，当然情有可原，就如同我们的父辈，不希望自己历史问题造成的学业困难遗憾，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传到下一辈身上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持续对中下层人士，形成智商上的压制优势。
基于这种阴暗心理，王迪一直想方设法的要绊倒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在开疆扩土发家致富的同时，真心的要在文化推广上做出点努力，所以，在条件允许之后，暗中捣鼓出了“造纸厂”，在他看来，只要把纸张的供应量推上去，至少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传播，一个是上厕所能够“舒心”一些，不再使用厕筹这种令“局部”地区粗狂成长的神物。
讽刺的是，低廉的草纸（也就是卫生纸）批量生产之后，倒是遭遇到了权贵们的热烈欢迎，销量喜人，却没有惠及到老百姓——在老百姓看来，纸张是很昂贵的，拿来擦屁股的话实在是暴殄天物。至于传抄经典，推广文化，底层民众是“自惭形秽”加上洗脑严重，自动退避三舍，权贵们则是收起了一副上完厕所的愉悦表情，一脸沉重的建议还是以竹简为主，虽然是麻烦了点，但是，保质期长啊。
无奈，王迪还没有直接硬肛整个特权阶层和文化贵族的实力和手腕，只好继续蛰伏下来，去捣鼓另一个重要平台：印刷厂。
印刷，自然是比手工抄写（不管抄写在什么载体上）要更加便捷，王迪也知道，印刷，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阶段的，即便是最早的雕版印刷，也要再忍耐个几百年才能出现，现在就让他一步到位弄出活字印刷简直是痴心妄想，真要有那个金手指水平，也不至于穿越以来处处受制于人，只能靠狗屎运混到今天。
但是，王迪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雕版印刷的出现也并非是从石头缝里直接蹦出来的，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比如，印章可早就有了，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后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有了纸张之后，某些公文也书写在纸上，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那么，这印章，其实不就是一个迷你版的雕版了？其次，还有碑石拓印，远的秦始皇同学，出巡在外多次刻石留下自己的足迹（比今天游客的到此一游什么的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近的还有蔡邕同学，他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历时8年，全部刻成。成为当时读书人的经典。很多人争相抄写，不过这是方便了读书人这个群体，还没有真正普及到老百姓之中，而且，有蔡邕这种广阔胸襟的人，还是凤毛麟角，不然也不至于很多人要趁着官方监管不严的时候偷摸去“盗版翻印”，这正说明当权者是不希望流传的太广泛的，不然早就拿来赚钱了。
搞清楚印章和碑文拓本这些细节之后，王迪觉得，其实雕版印刷的出现，其实主要差在思想意识打压控制以及大胆假设上，只要自己这个理工渣能够在大方向引导技术员工，资金扶持到位，让他们沿着自己的“大胆假设”去小心求证的话，那么，雕版印刷，至少，能够短暂应付的初代雕版印刷产品在这个时代面世还是可以期望的。
所以，仗着有王蕃这种日益陷入狂热的技术大拿（对仕途越来越没有兴趣，甚至也不满足于整日里琢磨数学这个基础学科单纯的搞理论，只要有烧钱的金主在后面撑腰，他就敢不怕失败的进行千百次实验，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反正还有王迪这种满脑子“奇思妙想”的人傻钱多的领导），很快就暗地里捣鼓出了“雕版印刷研究所”。
研究所的所长由王迪出任，王蕃只是个副所长加首席工程师，其实，王迪只是提出了一个只有四个字的构思（雕版印刷，其余的自己领会去吧），但是，王蕃何其威武，很快就把手中掌握的几个关键技术串联起来，有了大致的研究方向（正确的研究方向），剩下要做的就是，和以前一样的反复试验，实验那种版料木材雕刻印刷后的效果更好，雕刻阳文反字还是阴文正字哪种字效果更好，墨色调配等等。
具体的事情王迪就没参与了，没时间关注这些细节不说，还看不明白（被古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给碾压了是一个很羞辱自尊心的事情），索性，和前几次一样，又当起了甩手掌柜，钱不够了，跟我来要便是，技术人员不够了，高薪聘请便是。
苍天不负有心人，仅仅三个多月，王蕃的技术团队，在没有耽误数学研究和财务核算的前提下，就给王迪拿出了雕版印刷的1.0版本。
虽然这个版本，别说在现代人眼中，即便是在古代有了印刷术以后的时代看来，质量也是有点惨不忍睹的，但是，王迪都是能接受的。
谁说一定要上来就搞出来质量最好的了？那样的话，自己还没死呢，就先破产了，可以先投入生产嘛，可以先收回第一期的研发成本嘛，以后慢慢升级便是，反正不怕有人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发现其中的商机，有这种人也不怕，天量资金足可以把你拍死在黎明前的黑暗了。
于是，雕版印刷研究所的衍生公司就出来：一个其貌不扬的地下印刷厂。
而几经思量之后，王迪交待出来的第一个印刷书籍任务便是：《论语》。
倒不是因为王迪有多么的喜欢，非要再次巩固儒家的政治地位（其实他真的对此持保留意见），只是单纯的因为字数比较少，雕刻版本相对而言方便快捷一些。
雕版还没完事呢，王迪便向同样当起了甩手掌柜的王蕃（琢磨数学去了，别说刻字，连雕版印刷二代产品都不急于开发了）传达了紧急通知：暂停印刷厂制作论语母版，大活来了。
“子均，不雕刻印刷这《论语》，难不成是《尚书》？”王蕃有些惊喜。
“莫要说笑，”王迪摇摇头，说出了一个王蕃意想不到的东西：“眼下着急印的，是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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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纸张，一个是印刷。
纸张其实早就出现了，而且，经过蔡伦与左伯几代人的努力之后，技术和质量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左伯纸，厚薄均匀，质地细密，色泽鲜明，难得的佳品，而且，到了这个时代，造纸已经扩散到了南方地区，并非什么国家高度机密。无非是原料的分离（沤浸或蒸煮的方法让原料在碱液中脱胶，并分散成纤维状）；打浆（用切割和捶捣的方法切断纤维，并使纤维帚化，而成为纸浆）；抄造（把纸浆渗水制成浆液，然后用捞纸器（篾席）捞浆，使纸浆在捞纸器上交织成薄片状的湿纸）；干燥（把湿纸晒干或晾干，揭下就成为纸张）这几道工序。所以，前世的影视作品中，王迪一直十分奇怪，怎么古人明明已经有了先进的造纸技术，却还是以书简为主呢？
来到这个时代之后，经过他人指点才知道，一个是供应量上不去，自然会导致纸张昂贵（这就和原材料廉价与否关系不大了），一个是为了方便保存，人们总是认为重要的文件应该铸成钟鼎或者书于竹帛，才能长期保存为据。《三国志.魏.陈思、王植传》便称:“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很多档案文书封存，尤其是契约合同的凭据也多是竹简的形势，足以说明当时人们仍认为纸不适于长期保存。
但是，在王迪看来，三国鼎立以来，大规模的战乱就少了很多，按理来说，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作为这样一个文化大国而言，把纸张供应量提升上去，提升到一个普遍能接受的价格程度应该不是问题吧？至少政府方面要是强推的话也不该是这个局面，第二，方便保存倒是一个不错的说辞，可是，这种书写方法不也是要比写在纸张之上麻烦很多吗？纸张又不是没有人用过，在这个便捷方面和保质期方面，应该心里有数吧？
所以，他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认为，更有可能是，当权者出于某种阴暗的心理，故意压制阻挠纸张的传播，进而掌控知识文化的垄断地位，对于屌丝而言，纸张太贵，就买不起，篆刻书简太过费力，学习难度成倍放大不说，因为家境问题搞不搞得到教材都是个问题，光听老师讲授又能如何？比如刘备，这个卢植“函授班”里面的学员，文字功底不怎样，学习兴趣不太浓厚（声色犬马，不喜读书）就和客观难度太高有很大关系。
但是，这些对于那些权贵和所谓“诗书传家”之人来说就没有问题了（同样还是刘备，逆袭了，临死的时候就让孩子多读书，当然情有可原，就如同我们的父辈，不希望自己历史问题造成的学业困难遗憾，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传到下一辈身上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持续对中下层人士，形成智商上的压制优势。
基于这种阴暗心理，王迪一直想方设法的要绊倒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在开疆扩土发家致富的同时，真心的要在文化推广上做出点努力，所以，在条件允许之后，暗中捣鼓出了“造纸厂”，在他看来，只要把纸张的供应量推上去，至少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传播，一个是上厕所能够“舒心”一些，不再使用厕筹这种令“局部”地区粗狂成长的神物。
讽刺的是，低廉的草纸（也就是卫生纸）批量生产之后，倒是遭遇到了权贵们的热烈欢迎，销量喜人，却没有惠及到老百姓——在老百姓看来，纸张是很昂贵的，拿来擦屁股的话实在是暴殄天物。至于传抄经典，推广文化，底层民众是“自惭形秽”加上洗脑严重，自动退避三舍，权贵们则是收起了一副上完厕所的愉悦表情，一脸沉重的建议还是以竹简为主，虽然是麻烦了点，但是，保质期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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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迪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雕版印刷的出现也并非是从石头缝里直接蹦出来的，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比如，印章可早就有了，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后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有了纸张之后，某些公文也书写在纸上，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那么，这印章，其实不就是一个迷你版的雕版了？其次，还有碑石拓印，远的秦始皇同学，出巡在外多次刻石留下自己的足迹（比今天游客的到此一游什么的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近的还有蔡邕同学，他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历时8年，全部刻成。成为当时读书人的经典。很多人争相抄写，不过这是方便了读书人这个群体，还没有真正普及到老百姓之中，而且，有蔡邕这种广阔胸襟的人，还是凤毛麟角，不然也不至于很多人要趁着官方监管不严的时候偷摸去“盗版翻印”，这正说明当权者是不希望流传的太广泛的，不然早就拿来赚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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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的所长由王迪出任，王蕃只是个副所长加首席工程师，其实，王迪只是提出了一个只有四个字的构思（雕版印刷，其余的自己领会去吧），但是，王蕃何其威武，很快就把手中掌握的几个关键技术串联起来，有了大致的研究方向（正确的研究方向），剩下要做的就是，和以前一样的反复试验，实验那种版料木材雕刻印刷后的效果更好，雕刻阳文反字还是阴文正字哪种字效果更好，墨色调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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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不负有心人，仅仅三个多月，王蕃的技术团队，在没有耽误数学研究和财务核算的前提下，就给王迪拿出了雕版印刷的1.0版本。
虽然这个版本，别说在现代人眼中，即便是在古代有了印刷术以后的时代看来，质量也是有点惨不忍睹的，但是，王迪都是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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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几经思量之后，王迪交待出来的第一个印刷书籍任务便是：《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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