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五五章 勃然大怒
黄台吉这边左思右想忙着调整部署的时候，崇祯皇帝在居庸关中，也接到了来自紫荆关的敌情通报。
与此同时也见到了途径紫荆关辗转反侧来到居庸关的姜镶。
从朔州及时逃出，打着通风报信并且请求援兵的旗号，姜镶一路逃进了宁武关。
姜镶在宁武关见到了坐镇此地的山西镇监军御史王嘉徵，不仅向王嘉徵报告了杀胡口的情况下，也向王嘉徵报告了建虏大军一路南下攻克朔平城，并且围了朔州城的消息。
王嘉徵得知这个消息同样是大惊失色，作为山西镇的监军御史，朝廷的消息只要到了山西镇的地界，他肯定是较早知道的人物之一。
但是短短数日之内，建虏从杀胡口破边而入，此时消息还在从大同送往京师的路上。
所以姜镶一路南逃，跑到宁武关的时候，山西镇上下根本不可能从朝廷那里得到有关建虏入关的消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后来卖了大明卖大顺，投降了满清之后又反满清的姜镶，这一次还算是有点功劳的。
王嘉徵得到了姜镶的急报之后，第二天调集了驻守宁武关的山西镇军队，正要以王廉和傅济庭为将去救援朔州，却又得到了朔州城破的消息。
大量来自朔州城方向的百姓，逃到了宁武关下，他们不仅给王嘉徵带来了朔州城破的消息，也给王嘉徵带来一个收容和安置难民的难题。
当然了，这个难题是王嘉徵的难题，却不是姜镶的难题。
朔州城破的消息传来，王嘉徵认为姜镶所说属实，又是从杀胡口一路南下的军官，直到宁武关以北直到杀胡口的全部情况，所以就干脆派了他，前往太原报信。
就这样姜镶又被派到了太原，带着山西镇监军御史王嘉徵的书信，拜见了山西巡抚张晓，紧接着又被山西巡抚张晓派人送到了雁门关，去面见此时已经接到了崇祯皇帝的旨意，紧急赶赴雁门关坐镇的内阁辅臣兼军机大臣李邦华。
此时的李邦华正为不明内长城以外的建虏敌情而着急。
建虏大军从杀胡口破边而入之后，短短十日之内就已经纵横大同镇的几乎整个辖区。
赶到雁门关坐镇的李邦华心急如焚，连着让山西总兵王国梁往北面派出了数支哨探队伍，但却没有一支带回来让李邦华能够清楚了解大同和宣府局势的消息。
要么出去之后数日不回，从此音讯全无，要么就是仓皇逃回，说出的消息匪夷所思耸人听闻。
因此，李邦华、王国梁见到了姜镶，拿到了监军御史王嘉徵、山西巡抚张晓的书信之后，很快就将对杀胡口、朔平、朔州情况十分明了的姜镶，径直带着李邦华的奏报，从山西境内绕道紫荆关背后，赶往行在报信。
当然，等到姜镶带着李邦华等人发自雁门关的奏报绕路赶到居庸关的时候，崇祯皇帝对于大同镇和宣府镇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了。
崇祯皇帝抵达居庸关之前前期接到过大同巡抚范复粹等人的奏报，后来到了居庸关之后，与大同的消息断绝，但是有身在阳和卫的监军御史吴甡和身在宣府各地的李养冲、侯世禄、倪元璐等人的消息。
不过见到了姜镶，前前后后了解了杀胡口的变乱，了解了大同右卫和朔州城的情况，崇祯皇帝对于眼前的局面总算是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
特别是当他听到姜镶说起杀胡口内以范家商号为主的山西商会，竟然胆大妄为到私自武装商兵攻打杀胡口南关城姜镶所部，帮助建虏拿下杀胡口，当时就勃然大怒。
就在永胜楼中，崇祯皇帝当着所有随驾文武大臣总兵将官们的面儿，将手中的茶碗，狠狠地率在了地上，摔得稀碎，吓得所有随驾伴驾的文官、武将、侍从、内臣等等各色人物，全都跪在了地上请罪。
这其中，当然有的人的确是觉得自己有罪的。
比如说，锦衣卫北镇抚司镇抚使王国兴。
因为锦衣卫担负有反间谍、抓内应、除奸细的职责和使命，而北镇抚司除此之外，如今还担负有监察百官和锦衣卫其他各司的履职尽责情况。
杀胡口出现这样的问题，锦衣卫逃不了责任，而北镇抚司自然也逃不了责任。
搁在以前，锦衣卫的北镇抚司与南镇抚司分工十分明确，北镇抚司负责监察大明朝的官僚系统，而南镇抚司监督锦衣卫自身的官僚系统。
也就是说，南镇抚司相当于锦衣卫自身的内务衙门。
不过现在，南镇抚司移驻南京，监督整个南京广场和长江以南各地的文官武将等官僚体系。
而且在南北镇抚司之外，崇祯皇帝又西安设立了一个西镇抚司，担负起了监督西北各省官僚系统并刺探搜罗西北敌情的责任。
也因此北镇抚司也从过去的单纯主管诏狱，转向了负责大明北方各地，特别是大同以东沿边各镇的百官监察、敌情刺探和反间谍除奸细等等职能。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杀胡口内出现这种山西商人作为建虏内应协助建虏破城的情况，锦衣卫的责任当然是跑不了的。
当天晚上，崇祯皇帝在居庸关北关永胜楼内的御前会议上，见众文武大臣全都下跪请罪，十分罕见地没有当即令这些心腹近臣们起身，而是阴沉着脸说：
“朕早知这等奸商可恶，却未料其见利忘义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似这等通虏卖国之奸商，朕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
“前番山西渠家监守自盗走私倒卖违禁之物，朕令人将渠家满门抄斩，未料想此等人层出不穷，竟不知朝廷法度为何物，不知忠孝节义为何物！实在可恨至极！”
说到这里，崇祯皇帝看向跪着的徐光启，说道：“徐卿作为伴驾行在之阁臣，卿以为对此等人该当如何处置？”
徐光启作为内阁辅臣，享有很多特权，比如说军机处能看到的东西，他在内阁多半时候也能看到。
而在很久之前，眼前的这位皇帝陛下就借着锦衣卫之手，将锦衣卫呈递上来的关于九边各口特别是张家口晋商的走私贸易情况，转批给了内阁和军机处的重臣们阅处。
当时，他们这些大臣还以为穷疯了的皇帝抄家抄上了瘾，在抄完阉党抄完盐商之后，还要对这些通过走西口经营贸易发家致富的山西商人动手呢。
所以，其中就有人劝谏皇帝，暂时不要树敌过多了，不要这边刚刚抄了阉党，抄了盐商，就再去抄那些实际力量并不下于阉党的西党势力。
所以到最后，内阁呈给皇帝的处置意见，就只有行文九边，将口外的民间贸易，统一集中到新设的官方榷场之中进行。
并发布禁令，严禁硫磺硝石、火药、枪炮以刀枪弓箭等军备物资流入口外。
但也仅此而已。
而崇祯皇帝也在内阁和军机处各位大臣们的劝说之下，暂且将处置晋商汉奸集团的事情搁置在了一边。
因为他也知道，这些晋商集团的背后，有着一个官商勾结的十分庞大的秦晋势力集团，也就是在明末的历史上时隐时现的西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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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见到了途径紫荆关辗转反侧来到居庸关的姜镶。
从朔州及时逃出，打着通风报信并且请求援兵的旗号，姜镶一路逃进了宁武关。
姜镶在宁武关见到了坐镇此地的山西镇监军御史王嘉徵，不仅向王嘉徵报告了杀胡口的情况下，也向王嘉徵报告了建虏大军一路南下攻克朔平城，并且围了朔州城的消息。
王嘉徵得知这个消息同样是大惊失色，作为山西镇的监军御史，朝廷的消息只要到了山西镇的地界，他肯定是较早知道的人物之一。
但是短短数日之内，建虏从杀胡口破边而入，此时消息还在从大同送往京师的路上。
所以姜镶一路南逃，跑到宁武关的时候，山西镇上下根本不可能从朝廷那里得到有关建虏入关的消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后来卖了大明卖大顺，投降了满清之后又反满清的姜镶，这一次还算是有点功劳的。
王嘉徵得到了姜镶的急报之后，第二天调集了驻守宁武关的山西镇军队，正要以王廉和傅济庭为将去救援朔州，却又得到了朔州城破的消息。
大量来自朔州城方向的百姓，逃到了宁武关下，他们不仅给王嘉徵带来了朔州城破的消息，也给王嘉徵带来一个收容和安置难民的难题。
当然了，这个难题是王嘉徵的难题，却不是姜镶的难题。
朔州城破的消息传来，王嘉徵认为姜镶所说属实，又是从杀胡口一路南下的军官，直到宁武关以北直到杀胡口的全部情况，所以就干脆派了他，前往太原报信。
就这样姜镶又被派到了太原，带着山西镇监军御史王嘉徵的书信，拜见了山西巡抚张晓，紧接着又被山西巡抚张晓派人送到了雁门关，去面见此时已经接到了崇祯皇帝的旨意，紧急赶赴雁门关坐镇的内阁辅臣兼军机大臣李邦华。
此时的李邦华正为不明内长城以外的建虏敌情而着急。
建虏大军从杀胡口破边而入之后，短短十日之内就已经纵横大同镇的几乎整个辖区。
赶到雁门关坐镇的李邦华心急如焚，连着让山西总兵王国梁往北面派出了数支哨探队伍，但却没有一支带回来让李邦华能够清楚了解大同和宣府局势的消息。
要么出去之后数日不回，从此音讯全无，要么就是仓皇逃回，说出的消息匪夷所思耸人听闻。
因此，李邦华、王国梁见到了姜镶，拿到了监军御史王嘉徵、山西巡抚张晓的书信之后，很快就将对杀胡口、朔平、朔州情况十分明了的姜镶，径直带着李邦华的奏报，从山西境内绕道紫荆关背后，赶往行在报信。
当然，等到姜镶带着李邦华等人发自雁门关的奏报绕路赶到居庸关的时候，崇祯皇帝对于大同镇和宣府镇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了。
崇祯皇帝抵达居庸关之前前期接到过大同巡抚范复粹等人的奏报，后来到了居庸关之后，与大同的消息断绝，但是有身在阳和卫的监军御史吴甡和身在宣府各地的李养冲、侯世禄、倪元璐等人的消息。
不过见到了姜镶，前前后后了解了杀胡口的变乱，了解了大同右卫和朔州城的情况，崇祯皇帝对于眼前的局面总算是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
特别是当他听到姜镶说起杀胡口内以范家商号为主的山西商会，竟然胆大妄为到私自武装商兵攻打杀胡口南关城姜镶所部，帮助建虏拿下杀胡口，当时就勃然大怒。
就在永胜楼中，崇祯皇帝当着所有随驾文武大臣总兵将官们的面儿，将手中的茶碗，狠狠地率在了地上，摔得稀碎，吓得所有随驾伴驾的文官、武将、侍从、内臣等等各色人物，全都跪在了地上请罪。
这其中，当然有的人的确是觉得自己有罪的。
比如说，锦衣卫北镇抚司镇抚使王国兴。
因为锦衣卫担负有反间谍、抓内应、除奸细的职责和使命，而北镇抚司除此之外，如今还担负有监察百官和锦衣卫其他各司的履职尽责情况。
杀胡口出现这样的问题，锦衣卫逃不了责任，而北镇抚司自然也逃不了责任。
搁在以前，锦衣卫的北镇抚司与南镇抚司分工十分明确，北镇抚司负责监察大明朝的官僚系统，而南镇抚司监督锦衣卫自身的官僚系统。
也就是说，南镇抚司相当于锦衣卫自身的内务衙门。
不过现在，南镇抚司移驻南京，监督整个南京广场和长江以南各地的文官武将等官僚体系。
而且在南北镇抚司之外，崇祯皇帝又西安设立了一个西镇抚司，担负起了监督西北各省官僚系统并刺探搜罗西北敌情的责任。
也因此北镇抚司也从过去的单纯主管诏狱，转向了负责大明北方各地，特别是大同以东沿边各镇的百官监察、敌情刺探和反间谍除奸细等等职能。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杀胡口内出现这种山西商人作为建虏内应协助建虏破城的情况，锦衣卫的责任当然是跑不了的。
当天晚上，崇祯皇帝在居庸关北关永胜楼内的御前会议上，见众文武大臣全都下跪请罪，十分罕见地没有当即令这些心腹近臣们起身，而是阴沉着脸说：
“朕早知这等奸商可恶，却未料其见利忘义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似这等通虏卖国之奸商，朕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
“前番山西渠家监守自盗走私倒卖违禁之物，朕令人将渠家满门抄斩，未料想此等人层出不穷，竟不知朝廷法度为何物，不知忠孝节义为何物！实在可恨至极！”
说到这里，崇祯皇帝看向跪着的徐光启，说道：“徐卿作为伴驾行在之阁臣，卿以为对此等人该当如何处置？”
徐光启作为内阁辅臣，享有很多特权，比如说军机处能看到的东西，他在内阁多半时候也能看到。
而在很久之前，眼前的这位皇帝陛下就借着锦衣卫之手，将锦衣卫呈递上来的关于九边各口特别是张家口晋商的走私贸易情况，转批给了内阁和军机处的重臣们阅处。
当时，他们这些大臣还以为穷疯了的皇帝抄家抄上了瘾，在抄完阉党抄完盐商之后，还要对这些通过走西口经营贸易发家致富的山西商人动手呢。
所以，其中就有人劝谏皇帝，暂时不要树敌过多了，不要这边刚刚抄了阉党，抄了盐商，就再去抄那些实际力量并不下于阉党的西党势力。
所以到最后，内阁呈给皇帝的处置意见，就只有行文九边，将口外的民间贸易，统一集中到新设的官方榷场之中进行。
并发布禁令，严禁硫磺硝石、火药、枪炮以刀枪弓箭等军备物资流入口外。
但也仅此而已。
而崇祯皇帝也在内阁和军机处各位大臣们的劝说之下，暂且将处置晋商汉奸集团的事情搁置在了一边。
因为他也知道，这些晋商集团的背后，有着一个官商勾结的十分庞大的秦晋势力集团，也就是在明末的历史上时隐时现的西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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