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零零章 图强之路
闽浙的海商们将大量的丝绸、茶叶，以及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从月港这个被闽南海盗盘踞的不起眼的小地方，偷运出海，与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进行贸易，一船茶叶、丝绸或者瓷器出去，运回来的就是几乎等重的白银。
正是因为海贸的暴利，所以月港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了隆庆年间，朝廷计划开海，干脆因势利导，赶走了这里的海盗，在此设立了海澄县，开设了市舶司，然后进行官方允许的海外贸易。
而原本毫不起眼的月港，很快就一跃而成为大明沿海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月港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变化，也是因为隆庆年间的开海，是并不彻底的开海，整个闽浙粤沿海长达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只开放了月港这么一个外贸港口。如此一来，它能不迅速发展起来吗？
但是，月港的贸易虽然兴盛，大明朝廷能够从中收取的税银，每年却不过区区五万两左右。
而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朝廷虽然开放了月港，但关税税率却低的可怜。
那么，大明朝廷之上的大小官员都是傻子吗？
他们明知当时的海贸是暴利，为什么不提高关税的税率？
这就与当时明朝朝廷的开海思路有关了。
隆庆开海的目的，不是为了收取关税银子，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而是为了疏通海商贸易的渠道，使得这些海商不至于铤而走险，成为海盗，继续祸乱东南沿海。
所以他们的思路是，让海商们在这里好好地守规矩做生意就好了，根本没想过要从中攫取关税税银。
与此同时，闽浙粤沿海，除了月港之外，不收费的走私贸易港口到处都是，你提高了月港的出口关税，很多海商又要沦为走私的海盗了。
那么月港繁荣的海贸，到底便宜了谁？
一个是便宜了沿海走私的海商，另一个就是便宜了闽浙粤沿海的海盗。
史料记载，明末控制了闽海海峡，控制了月港海贸的郑芝龙，每年从往来海商身上收取的关税银和保护费，累计多达一千万两白银以上。
郑芝龙之所以能够养得起上千条的战船，数万人的水师，靠的就是从海商海贸之中收取上来的银子。
这一点，从他留给他的长子郑成功的庞大遗产之中，就能窥见一斑。
在南明时期，特别是郑芝龙降清之后，郑成功之所以依然能够经营起那么庞大的舰队和军队，靠的正是郑芝龙称霸闽海十数年，积累起来的富可敌国的巨额财富。
自从隆庆开海以来，闽浙粤三省沿海的海盗们占据着外海的海岛，把持着外海的航路，海商们从月港出发之后，还要给海盗买路钱。
因此，月港的海外贸易虽然繁盛一时，但是大明朝廷却并没有从中尝到太多开海贸易的甜头。
也正因此，除了开放月港之外，隆庆开海就到此为止了，没有进一步开放其他的港口。
如今则大为不同，崇祯二年元旦的开海诏书，在漳州月港开放的基础之上，一口气又开放了五个适宜海贸的港口，也就是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南直隶松江府的上海，以及北部沿海的登州。
这个时候的上海，当然还是南直隶松江府下面的一个小县城，完全没有后世魔都的一丁点儿样子。
但是包括上海县在内的这几个沿海城镇，却一个个都是天然的对外贸易港口，因为之前的海禁政策，除了官方偶尔会有的官方海外贸易之外，民间的海外贸易，完全处于压抑状态。
不过，这种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特点的民间商业贸易，发展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压抑不住了，就像春天来了，野草争着抢着要发芽一样，眼看着就要喷薄而出了。
因为受到所谓隆万开海的政策影响在内，当时整个东南沿海商业贸易已经非常普及了，民间商业氛围很浓，各种生意人很多，商人地位提高，整个社会就是一种笑贫不笑娼的状态，人人都在追求发家致富。
在这种状态下，大明朝廷如果还是不开放港口，将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从地下转为地上，将他们规范起来的话，那么大量的关税收入将会白白地流失掉。
所以开放沿海港口，规范民间海贸，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无论如何也要采取的大政方针，谁反对也没有，而且谁反对，谁就得从朝臣或者地方官的位置上滚蛋。
不过尽管如此，在内阁诸臣的坚持和劝说之下，为了稳妥起见，崇祯二年的这一道开海诏书，还是只开放了五个通商海港。
对内阁诸臣来说，开海通商有利有弊，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现在还不好说。
而对于崇祯皇帝来说，也并不清楚东南沿海民间走私的海外贸易规模，究竟有多大。
同时，一个方向设一个对外贸易港口，也更方便管理，等将来积累下来一套成熟的经验之后，可以再开一批港口。
这样一来，阻力也能小上不少。
如今内阁阁臣、六部尚书这些人，平时与崇祯皇帝接触多，已经知道了这个皇帝的大体思路，而所有朝臣之中，对这类事务最有发言权的四位阁臣，以及礼部尚书、户部尚书，都已经表达了支持开海的立场，所以但凡是会看风向、识时务的朝臣，都不会轻易站出来反对。
然而，大明朝堂之上，从来就不缺少这种不识时务的愣头青。
这种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读书读坏了脑子，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在为生民请命，终归是为了皇帝好。
另一类则是别有用心，是某些商帮集团的代言人，是被人指使着站出来反对的。
第一类人或许还有救，因为他们多多少少是出于公心。
而第二类人则无可救药，因为他们完全是出于私心。
崇祯皇帝看完了司礼监递进来的这一堆奏疏，虽然下定了决心要处理一批人，为推行开海政策立威铺路，但是心中还是颇为闷闷不乐。
这五个港口，加上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共是六个。
开海的力度虽然并不大，可是阻力却是不小。
随着时间进入二月之后，南北各地的衙门都开始办公，朝廷开海的诏书也很快就送达各地督抚手中，恐怕新一波的非议又要随之出现了。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扔下手中的奏疏，站起来，离开了乾清宫中的书房。
在他看来，既然朝堂之上的这些御史言官，并没有什么可担心，因为他们并不负责开海政策的具体执行，所以任凭他们再怎么反对，如果皇帝不为所动、置之不理，那么他们的反对就一点用处也没有。
现在的崇祯皇帝想要看一看，对于开海政策来说，最重要的闽浙粤沿海的督抚们是个什么态度，若是其中有人反对开海，那么就必须尽快把他拿掉，因为开海通商与编练新军一样，都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挽救大明国运的根本之策。
甚至可以说，开海通商比起编练新军来说，更是根本之策。
编练新军能够图强一时，而开海通商却能够让华夏文明走向海洋，接触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文明，然后逐渐脱胎换骨，完成蜕变，彻底改变大明的国运。
因为只有开海通商成为了大明朝野的共识，那么编练新军水师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需要，再然后派遣水师出海保护海贸的航路就会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接下来殖民海外就会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如此一来，大明就会走上与泰西诸夷一样的海外扩张、海外殖民的道路。
这才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想要带着大明王朝最终走向复兴的图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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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海贸的暴利，所以月港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了隆庆年间，朝廷计划开海，干脆因势利导，赶走了这里的海盗，在此设立了海澄县，开设了市舶司，然后进行官方允许的海外贸易。
而原本毫不起眼的月港，很快就一跃而成为大明沿海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月港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变化，也是因为隆庆年间的开海，是并不彻底的开海，整个闽浙粤沿海长达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只开放了月港这么一个外贸港口。如此一来，它能不迅速发展起来吗？
但是，月港的贸易虽然兴盛，大明朝廷能够从中收取的税银，每年却不过区区五万两左右。
而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朝廷虽然开放了月港，但关税税率却低的可怜。
那么，大明朝廷之上的大小官员都是傻子吗？
他们明知当时的海贸是暴利，为什么不提高关税的税率？
这就与当时明朝朝廷的开海思路有关了。
隆庆开海的目的，不是为了收取关税银子，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而是为了疏通海商贸易的渠道，使得这些海商不至于铤而走险，成为海盗，继续祸乱东南沿海。
所以他们的思路是，让海商们在这里好好地守规矩做生意就好了，根本没想过要从中攫取关税税银。
与此同时，闽浙粤沿海，除了月港之外，不收费的走私贸易港口到处都是，你提高了月港的出口关税，很多海商又要沦为走私的海盗了。
那么月港繁荣的海贸，到底便宜了谁？
一个是便宜了沿海走私的海商，另一个就是便宜了闽浙粤沿海的海盗。
史料记载，明末控制了闽海海峡，控制了月港海贸的郑芝龙，每年从往来海商身上收取的关税银和保护费，累计多达一千万两白银以上。
郑芝龙之所以能够养得起上千条的战船，数万人的水师，靠的就是从海商海贸之中收取上来的银子。
这一点，从他留给他的长子郑成功的庞大遗产之中，就能窥见一斑。
在南明时期，特别是郑芝龙降清之后，郑成功之所以依然能够经营起那么庞大的舰队和军队，靠的正是郑芝龙称霸闽海十数年，积累起来的富可敌国的巨额财富。
自从隆庆开海以来，闽浙粤三省沿海的海盗们占据着外海的海岛，把持着外海的航路，海商们从月港出发之后，还要给海盗买路钱。
因此，月港的海外贸易虽然繁盛一时，但是大明朝廷却并没有从中尝到太多开海贸易的甜头。
也正因此，除了开放月港之外，隆庆开海就到此为止了，没有进一步开放其他的港口。
如今则大为不同，崇祯二年元旦的开海诏书，在漳州月港开放的基础之上，一口气又开放了五个适宜海贸的港口，也就是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南直隶松江府的上海，以及北部沿海的登州。
这个时候的上海，当然还是南直隶松江府下面的一个小县城，完全没有后世魔都的一丁点儿样子。
但是包括上海县在内的这几个沿海城镇，却一个个都是天然的对外贸易港口，因为之前的海禁政策，除了官方偶尔会有的官方海外贸易之外，民间的海外贸易，完全处于压抑状态。
不过，这种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特点的民间商业贸易，发展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压抑不住了，就像春天来了，野草争着抢着要发芽一样，眼看着就要喷薄而出了。
因为受到所谓隆万开海的政策影响在内，当时整个东南沿海商业贸易已经非常普及了，民间商业氛围很浓，各种生意人很多，商人地位提高，整个社会就是一种笑贫不笑娼的状态，人人都在追求发家致富。
在这种状态下，大明朝廷如果还是不开放港口，将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从地下转为地上，将他们规范起来的话，那么大量的关税收入将会白白地流失掉。
所以开放沿海港口，规范民间海贸，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无论如何也要采取的大政方针，谁反对也没有，而且谁反对，谁就得从朝臣或者地方官的位置上滚蛋。
不过尽管如此，在内阁诸臣的坚持和劝说之下，为了稳妥起见，崇祯二年的这一道开海诏书，还是只开放了五个通商海港。
对内阁诸臣来说，开海通商有利有弊，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现在还不好说。
而对于崇祯皇帝来说，也并不清楚东南沿海民间走私的海外贸易规模，究竟有多大。
同时，一个方向设一个对外贸易港口，也更方便管理，等将来积累下来一套成熟的经验之后，可以再开一批港口。
这样一来，阻力也能小上不少。
如今内阁阁臣、六部尚书这些人，平时与崇祯皇帝接触多，已经知道了这个皇帝的大体思路，而所有朝臣之中，对这类事务最有发言权的四位阁臣，以及礼部尚书、户部尚书，都已经表达了支持开海的立场，所以但凡是会看风向、识时务的朝臣，都不会轻易站出来反对。
然而，大明朝堂之上，从来就不缺少这种不识时务的愣头青。
这种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读书读坏了脑子，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在为生民请命，终归是为了皇帝好。
另一类则是别有用心，是某些商帮集团的代言人，是被人指使着站出来反对的。
第一类人或许还有救，因为他们多多少少是出于公心。
而第二类人则无可救药，因为他们完全是出于私心。
崇祯皇帝看完了司礼监递进来的这一堆奏疏，虽然下定了决心要处理一批人，为推行开海政策立威铺路，但是心中还是颇为闷闷不乐。
这五个港口，加上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共是六个。
开海的力度虽然并不大，可是阻力却是不小。
随着时间进入二月之后，南北各地的衙门都开始办公，朝廷开海的诏书也很快就送达各地督抚手中，恐怕新一波的非议又要随之出现了。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扔下手中的奏疏，站起来，离开了乾清宫中的书房。
在他看来，既然朝堂之上的这些御史言官，并没有什么可担心，因为他们并不负责开海政策的具体执行，所以任凭他们再怎么反对，如果皇帝不为所动、置之不理，那么他们的反对就一点用处也没有。
现在的崇祯皇帝想要看一看，对于开海政策来说，最重要的闽浙粤沿海的督抚们是个什么态度，若是其中有人反对开海，那么就必须尽快把他拿掉，因为开海通商与编练新军一样，都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挽救大明国运的根本之策。
甚至可以说，开海通商比起编练新军来说，更是根本之策。
编练新军能够图强一时，而开海通商却能够让华夏文明走向海洋，接触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文明，然后逐渐脱胎换骨，完成蜕变，彻底改变大明的国运。
因为只有开海通商成为了大明朝野的共识，那么编练新军水师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需要，再然后派遣水师出海保护海贸的航路就会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接下来殖民海外就会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如此一来，大明就会走上与泰西诸夷一样的海外扩张、海外殖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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