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买买买
整个九月份，李建华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创（chao）作（xi）小说，仅出了七次门。
这个月，李建华足足花掉一万三千六百元人民币和两万六千二百四十五元外汇兑换券，大量买入有升值潜力的古董字画，以及今年新发行的邮票。
在京城的旧货商店里，李建华不难找到旧红木家具，一把标价二十元人民币的海黄官帽椅，虽然有一点点损坏，但他能确定是清代之物，升值潜力大大的，别人看不上，在他的眼里可是宝贝。
当下，在文物商店有创外汇的要求，按照规定，一部分古董只卖给外国人，而李建华不是外国人，拿不出外籍护照，但他手里有外汇兑换券，照样可以买这些古董。
买！买！买！
李建华很喜欢这种感觉，在卖货给他的人的眼中，他就是“凯子”，对此，他不以为然。
改革开放四十年，华夏古董价格暴涨，这是重生人士的知识点。
对，这就是人尽皆知的知识点。
价值投资，对李建华而言，买古董就是价值投资。
可能存在买贵的情况，但不会买亏，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董价格大幅上涨了，什么亏都补回来了。
为了避免惹父母不高兴，李建华买入大量古董，没有都往家里放，绝大部分都被他偷偷存进了储物戒指空间中。
如果高建军的记忆是和十年后的李建华融合，那新生的李建华对买古董之事不会如此热衷，因为他有更多更合适的投资渠道，但现在，多雇佣几个人帮他干活都是违法的，“七上八下”标准都还未产生。
雇工即是剥削！
自从五六年华夏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雇工”几近在华夏绝迹，“雇工即是剥削”几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初的改革年代，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地位就像传统大家庭的如夫人，而与之相伴随的“雇工”，其地位则好比是如夫人的庶出子，甚至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子。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笼罩在深暗的理论激辩的迷雾之中。
在此背景下，由《资本论》里的一个算例和一段注释出发，“七上八下”标准应运而生——雇佣“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七上八下”，它的诞生是为了成为护身的尚方宝剑，但随着社会的演进，最后却不免成为一柄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979年，粤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效益可观。次年，尝到甜头的陈志祥扩大规模，跨越两个大队，承包了141亩鱼塘。规模扩大后夫妻二人忙不过来，于是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至81年，陈承包的鱼塘规模继续扩大，面积达497亩，雇请了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
陈志雄这种在后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在刚刚走出“大革命”不久的当时，却极大地触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允许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存在？
而在此前，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已明确规定了“不准雇工”
各方面对陈志雄雇工的质疑和指责，迅速闹到了《人民日报》。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分歧，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
为此，《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展开讨论。
讨论历时三个月，至8月30日结束。
这次讨论，发表文章21篇。
最后一篇是佘大奴、黄克义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可以视为此次讨论的一个总结。
文章认为，陈可以跨队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这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中，推算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
按马克思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
这就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标准。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
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
陈志雄恰恰没有越过这条界线。
尽管有了“七上八下”的理论标准和界限，关于陈志雄的“雇工”行为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
1982年1月，在春城召开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两位来自羊城社科院经研所的与会者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
报告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非常明显的。
新华社记者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写成《粤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1月17日出刊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面对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意见也并不统一，但总体上均持谨慎态度。
譬如：
时任*******的HU乔木在给粤东省委的批示里写道：“附上一份材料，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WAN里的批示则是：“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
接到来自高层的批示后，时任粤东省高官的REN仲夷和分管农业的省领导DU瑞芝经过商量，决定由DU瑞芝组织人到高要县调查。
4月22日，粤东省委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送到国家农委。报告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带来好处。认为“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同时强调：“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
二十几年后，经济学家郑炎潮2004年接受访谈时曾忆及粤东省委为了使“雇工”合法化所做的努力。
1982年，郑炎潮当时是华南师大研究生部的一名还没毕业的研究生，当时他在粤东做了大量调研，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
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
经过研究，郑炎潮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八人的个体经济，但叫什么呢？
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但这个概念很敏感。
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他，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他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
当时他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
郑炎潮将毕业论文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一章用信件单独寄给粤东省委第一书记REN仲夷。
在看到郑炎潮的论文之后，REN仲夷亲自约见了郑炎潮。
REN仲夷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发展？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陈志雄的争论还没有结束，42岁的AH芜湖商贩年广久又进入了争论的视野——1979年年底，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已经小有名气，“雇工”则达到了12人。按照“七上八下”的理论，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傻子”无意中成为了理论上的“资本家”。
“AH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AH，在政府官员中也广为流传。流传归流传，却也没有人来禁止他的经营行为。
中央高层也在关注着“雇工”问题。
1984年10月22日，平公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此言一出，年广久和陈志雄等人顺利从理论上摆脱了“资本家”的命运，获得了生存空间。
而在平公1984年说“放两年再看”的意见之前，中共中央已于1983年1月对社会上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行为有了明确的说法，即所谓的“三不”原则：
“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
原来的李建华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人，他不会提前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种争论。
后世的高建军是位八零后，生活在信息时代，可以通过网络查阅各种资料。
高建军对自己出生之前，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社会发生的哪些变化，特别的感兴趣，他写网络小说的时候，搜集了很多相关方面的资料，存在了电脑中，之后一直存着。
有些资料，高建华仔细看过，有些资料只是浏览一遍，更多的资料下载后，看都没看几眼。
随着的时间的推移，高建军脑海中对这些资料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了，甚至完全忘记了，毕竟他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没有切身体会。
得到储物戒指之后不久，高建华买了新电脑，把老电脑里存放的东西拷贝到了新电脑中，之后，这台新电脑一直存放在储物空间中，从未拿出来使用过。
高建华被车撞挂了，新生的李建华出现了。
新生的李建华脑子中根本没有“七上八下”标准的记忆，但是，去年七月份，他就从储物空间戒指取出的笔记本电脑中看到这方面的资料。
李建华很年轻，有理想，有抱负，浏览到这些资料，觉得对自己有用，仔细研究一番。
显然，研究这些资料，对李建华完善人生事业规划是有用处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
外公的宋有德的出现，让李建华对自己的人生事业规划做了很大的调整，之前，他计划着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在国内发展私营企业，而现在，他有了海外关系，完全可以提前和外公一起搞华外合资企业。
私营企业，就像小舢板，适合小河小江中慢慢划行，不能下海面对狂风暴雨。
而华外合资企业可以提早创建，毕竟现在鹏城已经设立经济开发区了，招商引资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找对了项目，就像白捡了一艘质量杠杠的远洋货轮，在航运业行情大好的情况下，想不赚钱都难。
……
这章字数不少，但有点水，就这样吧，资料部分就不多删了，看看也挺有趣的。
哈，这句话应该写在这章的第一段，后面添上，有点马后炮的嫌疑。
就放马后炮一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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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惹父母不高兴，李建华买入大量古董，没有都往家里放，绝大部分都被他偷偷存进了储物戒指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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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工即是剥削！
自从五六年华夏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雇工”几近在华夏绝迹，“雇工即是剥削”几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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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八下”，它的诞生是为了成为护身的尚方宝剑，但随着社会的演进，最后却不免成为一柄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979年，粤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效益可观。次年，尝到甜头的陈志祥扩大规模，跨越两个大队，承包了141亩鱼塘。规模扩大后夫妻二人忙不过来，于是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至81年，陈承包的鱼塘规模继续扩大，面积达497亩，雇请了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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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前，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已明确规定了“不准雇工”
各方面对陈志雄雇工的质疑和指责，迅速闹到了《人民日报》。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分歧，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
为此，《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展开讨论。
讨论历时三个月，至8月30日结束。
这次讨论，发表文章21篇。
最后一篇是佘大奴、黄克义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可以视为此次讨论的一个总结。
文章认为，陈可以跨队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这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中，推算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
按马克思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
这就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标准。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
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
陈志雄恰恰没有越过这条界线。
尽管有了“七上八下”的理论标准和界限，关于陈志雄的“雇工”行为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
1982年1月，在春城召开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两位来自羊城社科院经研所的与会者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
报告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非常明显的。
新华社记者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写成《粤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1月17日出刊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面对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意见也并不统一，但总体上均持谨慎态度。
譬如：
时任*******的HU乔木在给粤东省委的批示里写道：“附上一份材料，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WAN里的批示则是：“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
接到来自高层的批示后，时任粤东省高官的REN仲夷和分管农业的省领导DU瑞芝经过商量，决定由DU瑞芝组织人到高要县调查。
4月22日，粤东省委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送到国家农委。报告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带来好处。认为“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同时强调：“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
二十几年后，经济学家郑炎潮2004年接受访谈时曾忆及粤东省委为了使“雇工”合法化所做的努力。
1982年，郑炎潮当时是华南师大研究生部的一名还没毕业的研究生，当时他在粤东做了大量调研，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
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
经过研究，郑炎潮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八人的个体经济，但叫什么呢？
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但这个概念很敏感。
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他，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他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
当时他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
郑炎潮将毕业论文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一章用信件单独寄给粤东省委第一书记REN仲夷。
在看到郑炎潮的论文之后，REN仲夷亲自约见了郑炎潮。
REN仲夷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发展？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陈志雄的争论还没有结束，42岁的AH芜湖商贩年广久又进入了争论的视野——1979年年底，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已经小有名气，“雇工”则达到了12人。按照“七上八下”的理论，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傻子”无意中成为了理论上的“资本家”。
“AH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AH，在政府官员中也广为流传。流传归流传，却也没有人来禁止他的经营行为。
中央高层也在关注着“雇工”问题。
1984年10月22日，平公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此言一出，年广久和陈志雄等人顺利从理论上摆脱了“资本家”的命运，获得了生存空间。
而在平公1984年说“放两年再看”的意见之前，中共中央已于1983年1月对社会上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行为有了明确的说法，即所谓的“三不”原则：
“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
原来的李建华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人，他不会提前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种争论。
后世的高建军是位八零后，生活在信息时代，可以通过网络查阅各种资料。
高建军对自己出生之前，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社会发生的哪些变化，特别的感兴趣，他写网络小说的时候，搜集了很多相关方面的资料，存在了电脑中，之后一直存着。
有些资料，高建华仔细看过，有些资料只是浏览一遍，更多的资料下载后，看都没看几眼。
随着的时间的推移，高建军脑海中对这些资料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了，甚至完全忘记了，毕竟他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没有切身体会。
得到储物戒指之后不久，高建华买了新电脑，把老电脑里存放的东西拷贝到了新电脑中，之后，这台新电脑一直存放在储物空间中，从未拿出来使用过。
高建华被车撞挂了，新生的李建华出现了。
新生的李建华脑子中根本没有“七上八下”标准的记忆，但是，去年七月份，他就从储物空间戒指取出的笔记本电脑中看到这方面的资料。
李建华很年轻，有理想，有抱负，浏览到这些资料，觉得对自己有用，仔细研究一番。
显然，研究这些资料，对李建华完善人生事业规划是有用处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
外公的宋有德的出现，让李建华对自己的人生事业规划做了很大的调整，之前，他计划着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在国内发展私营企业，而现在，他有了海外关系，完全可以提前和外公一起搞华外合资企业。
私营企业，就像小舢板，适合小河小江中慢慢划行，不能下海面对狂风暴雨。
而华外合资企业可以提早创建，毕竟现在鹏城已经设立经济开发区了，招商引资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找对了项目，就像白捡了一艘质量杠杠的远洋货轮，在航运业行情大好的情况下，想不赚钱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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