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2章 离开
澄衷学堂一年半的求学生活，给了胡适如此丰厚的人生奖赏，让胡适萦念于心，不尽感激。成名之后，他曾两次撰文，亲切回顾在澄衷的学习生活，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先后三次回母校视察、演讲，其温厚谦和的形象、睿智深邃的思想，深深烙印在澄衷师生的心中。
1936年4月，胡适在《敬贺母校卅五周年纪念》中感慨：“我离开澄衷整整30年了。但我现在回忆那一年半的光阴，我还觉得那是我幼年最得益的时期。”
但是，胡适在澄衷学堂同样没拿到毕业证书，因为没等到毕业，他便愤然离开了。
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胡适转入澄衷学堂与白振民有关，离开澄衷学堂也与白振民有关。
白振民，名作霖，江苏南通人，上海南洋公学首批师范生。先后在澄衷学堂任副教长、总教长、校长。前边提到过，白振民与胡适的二哥胡绍之是同学，可以说胡适就因为这一层关系，才很容易就进入了澄衷学堂。
如前文所说，胡适热衷于社团活动，喜欢学生活动。他在澄衷学堂发起组织或参与的学生自治团体有集益会、学艺会、理化研究会、算术研究会等近10个。当然，投入时间和精力较多的是阅书社、自治会等。作为总教长或校长，白振民对社团活动、学生自治等，是相对认同和重视的。
“阅书社章成立后，已蒙白振民先生赞成，允以故算学三斋地假为社所，并允以本校藏书相助。本社得此助力，大约不十日当可成立矣。”
“向白振民处取得江苏学会简章一纸，见其完备善美处，直非安徽学会会章所可比拟。”
“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
从胡适当时的日记和日后的回忆可知，胡适对白振民的印象大体是良好。而从胡适在学校的境况可知，白振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对胡适也是很看重，很支持的。
但是，白振民管理学生十分严格，也由此把自尊心调得极强，容不得学生有所过失，更不能容忍学生对他有所不敬，以至于时而将小问题演成大矛盾。而胡适呢，在“澄衷”的一年半期间，思想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强烈震与冲击。在追随新潮的波浪里，胡适的独立意识与人格尊严也得到了张扬。具体表现是，他当班长，坚持己见，行使独立权利，时时要与校方冲突抗争。
毫无疑问，这便为二人的关系留下了隐患。
胡适离开澄衷学堂的“导.火.索”是“罢操风波”。关于“罢操风波”的前因后果，胡适的澄衷学堂日记有详细记录。
5月16日那天天气很热，学校的夏操服也未备好，同学们要求不做夏操，胡适便代大家向学监林仲希反映，林说可穿旧的夏操服。胡适去看，发现旧操服少十来件，认为夏操做不起来了，就与同学到教室里温习功课。
忽然林仲希与白振民驾临，诘责众人不做操，胡适即以天热为由回答。不料白振民“怒甚”，说胡适是“集众要挟”。当日东一斋也未出操，大概白振民认为是受西一斋影响，胡适那时的学名叫胡洪骍，白振民因此道：“东一不操，西一担其责；西一不操，胡洪骍担其责。”说完就走了。
学生们见势不妙，于是于下午补操。
白振民本欲重罚为首的人，后被其他老师劝止，但他却又挂出告示牌，上面写着：两斋不出操，事先不清示白振民先生，西一斋班长胡洪骍与东一斋班长赵启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
胡适自认不先请示是有过错，但不领受其他“罪名”，当晚又听一位叫余成仁的同学说：“总教习说你强辩，说上午托言不能操，下午却能补操，操后怎么也不生病呢？”胡适听了这话，自然也生气，于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白振民，陈述事情缘由，又引余同学的话，加以辩白。
白振民读了胡适的信更加生气，认为胡适竟引旁人的话来诘责，“气焰甚盛”，次日对胡适道：“此语我未尝说，你从何处得来？若是教习说的，我辞退教习；学生说的，我开除学生！”胡适便据实说是余成仁说的。
白振民道：“我不曾对余成仁说胡洪骍一个字，可证也。”
胡适又去询问余成仁，余成仁道：“这是我解释白总教之意之语，他说不曾对我说你一个字，此则大谬，他确实说过你找借口的话。”
于是余成仁与白振民对质，白振民不再坚持他未曾提胡洪骍一个字了，而改口为“我实说你但无病不病之语耳”。胡适天真地以为事实既已清楚，事情可以就此了结了。他不知这一回合以他小胜，白总教怎能咽下这口气！
次日，告示牌又挂出来了，其中有“播弄是非，诬蔑师长之咎，应由胡生一人任之”之语。胡适在日记里将白总教的言行说为“无理取闹”，又写道，假使我真想播弄诬蔑，就不会耗费笔墨来辩解，而会当众陈述事实使他难堪。
大概胡适将这意思又写信给白振民，而下午白振民又挂出告示牌，中有“胡生能保他日无此等无秩序之事否？若有之，应由何人担其责任？”
胡适见了，在日记里将此斥为“尤为无理”，并以“事之有无，当视学生之程度若何及管理法若何而后可定。若何人担其责任，则当视此事之性质如何而后定”回敬白振民。
下午，胡适收到二哥的来信。原来，前一天白振民与胡适不约而同地就此给嗣秬写信，白振民狠狠地告了胡适一状，信中有“将此不悛，将不能顾私情而妨公益”等语，总之嗣秬即使没将白振民的信转寄胡适，至少引了些白信中的话，被胡适视为白振民“痛诋吾”。
嗣秬在信中未仔细分析谁是谁非，对弟弟也未深责，而只“深戒”道：“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
这样一说，顿时使胡适站高一线，心胸开阔，也就愿意听从二哥的话，委屈自己，写信向白振民“略陈悔意”。
次日白振民又悬出告示牌，略谓“胡洪骍自陈悔改，姑许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云云，此波澜也就归于平息。可是胡适既非真的“悔过”，他在日记中写道：“1906年5月19日，呜呼，几许笔墨，几许口舌，直为争一副光耀之面具之价值耳！”
白振民争到了面子，胡适自然也就失了些面子，刚好嗣秬又有信来，“谆谆以轻妄相戒”，胡适即把信拿给同学们传阅，实际上带有告诉大家他妥协的真正原因的意思，也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
但经此一事，胡适在二哥的一再教导下，对自己也进行了一番反省，他在5月22日的日记中，痛斥自己一生有好名、卤莽、责人厚三大病根而欲痛改。
事过两月后，那位余成仁同学又有事得罪白振民，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1906年7月16日， 今日暑假谒圣后，学生皆出校矣，忽见一牌示谓‘余成仁既自命太高，应听其别择相当者入之，下学期毋庸来校’ 云云。盖昨日事之结果也。成仁往询其‘自命太高’之语何所见而云然？白振民曰‘即使汝不如此，则作为我恭维汝之语可也’云云。”
胡适日记对这件事语焉不详，十来天后，他的一部“澄衷日记”也结束了。25年后，胡适作自传《四十自述》，中间有段写道：“我在西一斋做了班长，不免有时和学校办事人冲突。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位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是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
那个被开除的余成仁，是胡适当时“最相契”的六位同学之一。胡适在《四十自述》写到白振民，并无指责之言，倒不乏赞扬之语，比如他写道：“澄衷……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对于白振民记他大过，他也不说公与不公，而这样写：“我……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只是“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胡适笔下这样宽容，固然可以理解为事过境迁、心平气和了。
但当时“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的结果是，胡适一怒离开了澄衷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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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胡适在《敬贺母校卅五周年纪念》中感慨：“我离开澄衷整整30年了。但我现在回忆那一年半的光阴，我还觉得那是我幼年最得益的时期。”
但是，胡适在澄衷学堂同样没拿到毕业证书，因为没等到毕业，他便愤然离开了。
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胡适转入澄衷学堂与白振民有关，离开澄衷学堂也与白振民有关。
白振民，名作霖，江苏南通人，上海南洋公学首批师范生。先后在澄衷学堂任副教长、总教长、校长。前边提到过，白振民与胡适的二哥胡绍之是同学，可以说胡适就因为这一层关系，才很容易就进入了澄衷学堂。
如前文所说，胡适热衷于社团活动，喜欢学生活动。他在澄衷学堂发起组织或参与的学生自治团体有集益会、学艺会、理化研究会、算术研究会等近10个。当然，投入时间和精力较多的是阅书社、自治会等。作为总教长或校长，白振民对社团活动、学生自治等，是相对认同和重视的。
“阅书社章成立后，已蒙白振民先生赞成，允以故算学三斋地假为社所，并允以本校藏书相助。本社得此助力，大约不十日当可成立矣。”
“向白振民处取得江苏学会简章一纸，见其完备善美处，直非安徽学会会章所可比拟。”
“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
从胡适当时的日记和日后的回忆可知，胡适对白振民的印象大体是良好。而从胡适在学校的境况可知，白振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对胡适也是很看重，很支持的。
但是，白振民管理学生十分严格，也由此把自尊心调得极强，容不得学生有所过失，更不能容忍学生对他有所不敬，以至于时而将小问题演成大矛盾。而胡适呢，在“澄衷”的一年半期间，思想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强烈震与冲击。在追随新潮的波浪里，胡适的独立意识与人格尊严也得到了张扬。具体表现是，他当班长，坚持己见，行使独立权利，时时要与校方冲突抗争。
毫无疑问，这便为二人的关系留下了隐患。
胡适离开澄衷学堂的“导.火.索”是“罢操风波”。关于“罢操风波”的前因后果，胡适的澄衷学堂日记有详细记录。
5月16日那天天气很热，学校的夏操服也未备好，同学们要求不做夏操，胡适便代大家向学监林仲希反映，林说可穿旧的夏操服。胡适去看，发现旧操服少十来件，认为夏操做不起来了，就与同学到教室里温习功课。
忽然林仲希与白振民驾临，诘责众人不做操，胡适即以天热为由回答。不料白振民“怒甚”，说胡适是“集众要挟”。当日东一斋也未出操，大概白振民认为是受西一斋影响，胡适那时的学名叫胡洪骍，白振民因此道：“东一不操，西一担其责；西一不操，胡洪骍担其责。”说完就走了。
学生们见势不妙，于是于下午补操。
白振民本欲重罚为首的人，后被其他老师劝止，但他却又挂出告示牌，上面写着：两斋不出操，事先不清示白振民先生，西一斋班长胡洪骍与东一斋班长赵启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
胡适自认不先请示是有过错，但不领受其他“罪名”，当晚又听一位叫余成仁的同学说：“总教习说你强辩，说上午托言不能操，下午却能补操，操后怎么也不生病呢？”胡适听了这话，自然也生气，于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白振民，陈述事情缘由，又引余同学的话，加以辩白。
白振民读了胡适的信更加生气，认为胡适竟引旁人的话来诘责，“气焰甚盛”，次日对胡适道：“此语我未尝说，你从何处得来？若是教习说的，我辞退教习；学生说的，我开除学生！”胡适便据实说是余成仁说的。
白振民道：“我不曾对余成仁说胡洪骍一个字，可证也。”
胡适又去询问余成仁，余成仁道：“这是我解释白总教之意之语，他说不曾对我说你一个字，此则大谬，他确实说过你找借口的话。”
于是余成仁与白振民对质，白振民不再坚持他未曾提胡洪骍一个字了，而改口为“我实说你但无病不病之语耳”。胡适天真地以为事实既已清楚，事情可以就此了结了。他不知这一回合以他小胜，白总教怎能咽下这口气！
次日，告示牌又挂出来了，其中有“播弄是非，诬蔑师长之咎，应由胡生一人任之”之语。胡适在日记里将白总教的言行说为“无理取闹”，又写道，假使我真想播弄诬蔑，就不会耗费笔墨来辩解，而会当众陈述事实使他难堪。
大概胡适将这意思又写信给白振民，而下午白振民又挂出告示牌，中有“胡生能保他日无此等无秩序之事否？若有之，应由何人担其责任？”
胡适见了，在日记里将此斥为“尤为无理”，并以“事之有无，当视学生之程度若何及管理法若何而后可定。若何人担其责任，则当视此事之性质如何而后定”回敬白振民。
下午，胡适收到二哥的来信。原来，前一天白振民与胡适不约而同地就此给嗣秬写信，白振民狠狠地告了胡适一状，信中有“将此不悛，将不能顾私情而妨公益”等语，总之嗣秬即使没将白振民的信转寄胡适，至少引了些白信中的话，被胡适视为白振民“痛诋吾”。
嗣秬在信中未仔细分析谁是谁非，对弟弟也未深责，而只“深戒”道：“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
这样一说，顿时使胡适站高一线，心胸开阔，也就愿意听从二哥的话，委屈自己，写信向白振民“略陈悔意”。
次日白振民又悬出告示牌，略谓“胡洪骍自陈悔改，姑许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云云，此波澜也就归于平息。可是胡适既非真的“悔过”，他在日记中写道：“1906年5月19日，呜呼，几许笔墨，几许口舌，直为争一副光耀之面具之价值耳！”
白振民争到了面子，胡适自然也就失了些面子，刚好嗣秬又有信来，“谆谆以轻妄相戒”，胡适即把信拿给同学们传阅，实际上带有告诉大家他妥协的真正原因的意思，也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
但经此一事，胡适在二哥的一再教导下，对自己也进行了一番反省，他在5月22日的日记中，痛斥自己一生有好名、卤莽、责人厚三大病根而欲痛改。
事过两月后，那位余成仁同学又有事得罪白振民，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1906年7月16日， 今日暑假谒圣后，学生皆出校矣，忽见一牌示谓‘余成仁既自命太高，应听其别择相当者入之，下学期毋庸来校’ 云云。盖昨日事之结果也。成仁往询其‘自命太高’之语何所见而云然？白振民曰‘即使汝不如此，则作为我恭维汝之语可也’云云。”
胡适日记对这件事语焉不详，十来天后，他的一部“澄衷日记”也结束了。25年后，胡适作自传《四十自述》，中间有段写道：“我在西一斋做了班长，不免有时和学校办事人冲突。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位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是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
那个被开除的余成仁，是胡适当时“最相契”的六位同学之一。胡适在《四十自述》写到白振民，并无指责之言，倒不乏赞扬之语，比如他写道：“澄衷……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对于白振民记他大过，他也不说公与不公，而这样写：“我……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只是“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胡适笔下这样宽容，固然可以理解为事过境迁、心平气和了。
但当时“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的结果是，胡适一怒离开了澄衷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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