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1章 学在“澄衷”
胡适常说，他在“澄衷”求学期间有三个较大的收获：
其一、英文与数学的进步很快。
其二、他小时体弱多病，到上海上学后，注意体育锻炼，他在“梅溪”与“澄衷”期间从来不曾缺脱一堂体育课。虽然他从没有参加过什么体育竞技的比赛，但他上体育课总是“很用气力做种种体操”。 他的身体也开始逐渐强健。
其三、大胆参加各种社会群体活动。他在家乡时处于妇女的保护圈中，显得羞怯、文弱、胆小，到上海后逐渐摆脱这种习性。到“澄衷”不久，他便成为学校各种活动的骨干分子、活跃分子。
胡适特别擅长讲演，是一位出色的讲演大师。他一生做过无数次的讲演，成大名后也回母校“澄衷”作过讲演。他的讲演能力虽成熟于留美期间，但濫觞于“澄衷”。 生平首次的演讲就是在“澄衷”作的。
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吾入澄衷学堂以后，始稍稍得朋友之乐。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
在澄衷学堂就读期间，胡适写下了他存世最早的100篇日记（《丙午年学界用自治日记》）。该日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值得注意的是，这100篇澄衷日记中，涉及社团活动的约占总数的一半。在五个多月中，仅胡适发起或参与的学生自治性组织就有“自治会”、“阅书会”、“集益会”、“理化研究会”、“讲书会”、“算术研究会”、“球会”等近十种。
社团活动自然离不开演讲，胡适在日记中记述：“4月13日，集益会开第七次常会，诸位师生就会员出会之法、‘泰否’二字之义、南昌教案事、光学、算术九试法等话题发表演讲，……”
胡适则“闻诸君演说，辄生无数感情，乃登台演说，总论各人之演说”，深得会员好评。
“4月29日，‘自治会’会时，胡适演说三事：‘释治字之意’、‘论同学宜于学问上、德性上着力竞争’、‘论选举时被选者及选人者之权利义务’。”
之后选举职员，胡适以18票之多被选为会长，其演讲之魅力，可见一斑。
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回顾了他曾在澄衷“自治会”发表题为“论性”的演说。他否定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赞同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之说。孟子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胡适直言孟子不懂得科学，不明白地心万有引力和水自会保持水平的原理。认为“水无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它向下。吸力可以引它向下，高高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来水管里的水向上。依据水无上无下保持水平，却又可上可下的特点，论证了王阳明的“性论”的正确性。胡适的这番演说通俗形象，深入浅出，颇受同学的欢迎。
正是因为澄衷学堂开放的氛围、众多的社团活动，使得胡适有了较多的演讲训练机会，为日后成为举世瞩目的演讲大师迈开了坚实的一步。
在澄衷学堂，胡适所读的新书之中，对他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党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成了保皇党人。
作为清末民初重要历史人物，虽其在对抗革命党、支持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段祺瑞等事件中，引发诸多争议甚至不满，但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呐喊奔波，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祖师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不可否定；在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立宪运动的推手作用不能忽略。
他坚持介绍西方的新学，抨击他所处时代中国社会的黑暗，解剖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在中国思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在梅溪学堂便开始读《新民丛报》，读梁启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后，似乎和梁氏更结下了不解之缘。
澄衷学堂是依据学生的英文水平分班，故班里学生国文程度参差不齐。杨老师将学生分成三组：甲组读饮冰室文；乙组读读粹化新编，丙组读春风馆国文教科书。其中，乙组和丙组人数居多，只有胡适与另外三人分在“最高级别”的甲组。
胡适所在甲组读的饮冰室文，也就是梁启超的著作。
胡适最初接触梁氏文章，缘于二哥胡绍之推荐。转入澄衷学堂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对梁氏著作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阅读。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他折服于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启超走。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主要是两部著作对他的思想事业影响极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是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政论著作。现在版的全书共二十节。分别为第一节叙论、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第三节释新民之义、第四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第五节论公德、第六节论国家思想、第七节论进取冒险、第八节论权利思想、第九节论自由、第十节论自治第十一节论进步（一名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第十二节论自尊、第十三节论合群、第十四节论生利分利、第十五节论毅力、第十六节论义务思想、第十七节论尚武、第十八节论私德、第十九节论民气、第二十节论政治能力。
书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试图把这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到的《新民说》，是汇编了关于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的十几篇文章的老版本，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先进的民族，很先进的文化。
由此，胡适认为：《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
言道：“他（梁启超）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
这种划分，今天看来自然是需要商榷的，但这是在一百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
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胡适四十岁左右，在学术界如日中天，堪称泰斗的中青年时期，对已渐被大浪淘退的梁启超，依然敬重有加。
他常说：“我们把梁先生看作老辈”，又说梁任公：“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梁氏逝世，他特别难过，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任公大殓，我在广慧寺。我同（任）叔永、陈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殓，第一个见着蹇季常，他两眼噙着老泪，我说，我来迟了8分钟！也不觉坠泪了！……有许多任公旧友下泪的。”
20余年后，提及梁启超，胡适又说： “（协和医院）世界最新最完备的一个医院，竞无法延长一位平日体格很强，生龙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寿命。”作为朋友抑或师长，这是胡适先生作为晚辈予以的敬爱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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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英文与数学的进步很快。
其二、他小时体弱多病，到上海上学后，注意体育锻炼，他在“梅溪”与“澄衷”期间从来不曾缺脱一堂体育课。虽然他从没有参加过什么体育竞技的比赛，但他上体育课总是“很用气力做种种体操”。 他的身体也开始逐渐强健。
其三、大胆参加各种社会群体活动。他在家乡时处于妇女的保护圈中，显得羞怯、文弱、胆小，到上海后逐渐摆脱这种习性。到“澄衷”不久，他便成为学校各种活动的骨干分子、活跃分子。
胡适特别擅长讲演，是一位出色的讲演大师。他一生做过无数次的讲演，成大名后也回母校“澄衷”作过讲演。他的讲演能力虽成熟于留美期间，但濫觞于“澄衷”。 生平首次的演讲就是在“澄衷”作的。
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吾入澄衷学堂以后，始稍稍得朋友之乐。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
在澄衷学堂就读期间，胡适写下了他存世最早的100篇日记（《丙午年学界用自治日记》）。该日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值得注意的是，这100篇澄衷日记中，涉及社团活动的约占总数的一半。在五个多月中，仅胡适发起或参与的学生自治性组织就有“自治会”、“阅书会”、“集益会”、“理化研究会”、“讲书会”、“算术研究会”、“球会”等近十种。
社团活动自然离不开演讲，胡适在日记中记述：“4月13日，集益会开第七次常会，诸位师生就会员出会之法、‘泰否’二字之义、南昌教案事、光学、算术九试法等话题发表演讲，……”
胡适则“闻诸君演说，辄生无数感情，乃登台演说，总论各人之演说”，深得会员好评。
“4月29日，‘自治会’会时，胡适演说三事：‘释治字之意’、‘论同学宜于学问上、德性上着力竞争’、‘论选举时被选者及选人者之权利义务’。”
之后选举职员，胡适以18票之多被选为会长，其演讲之魅力，可见一斑。
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回顾了他曾在澄衷“自治会”发表题为“论性”的演说。他否定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赞同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之说。孟子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胡适直言孟子不懂得科学，不明白地心万有引力和水自会保持水平的原理。认为“水无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它向下。吸力可以引它向下，高高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来水管里的水向上。依据水无上无下保持水平，却又可上可下的特点，论证了王阳明的“性论”的正确性。胡适的这番演说通俗形象，深入浅出，颇受同学的欢迎。
正是因为澄衷学堂开放的氛围、众多的社团活动，使得胡适有了较多的演讲训练机会，为日后成为举世瞩目的演讲大师迈开了坚实的一步。
在澄衷学堂，胡适所读的新书之中，对他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党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成了保皇党人。
作为清末民初重要历史人物，虽其在对抗革命党、支持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段祺瑞等事件中，引发诸多争议甚至不满，但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呐喊奔波，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祖师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不可否定；在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立宪运动的推手作用不能忽略。
他坚持介绍西方的新学，抨击他所处时代中国社会的黑暗，解剖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在中国思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在梅溪学堂便开始读《新民丛报》，读梁启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后，似乎和梁氏更结下了不解之缘。
澄衷学堂是依据学生的英文水平分班，故班里学生国文程度参差不齐。杨老师将学生分成三组：甲组读饮冰室文；乙组读读粹化新编，丙组读春风馆国文教科书。其中，乙组和丙组人数居多，只有胡适与另外三人分在“最高级别”的甲组。
胡适所在甲组读的饮冰室文，也就是梁启超的著作。
胡适最初接触梁氏文章，缘于二哥胡绍之推荐。转入澄衷学堂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对梁氏著作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阅读。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他折服于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启超走。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主要是两部著作对他的思想事业影响极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是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政论著作。现在版的全书共二十节。分别为第一节叙论、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第三节释新民之义、第四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第五节论公德、第六节论国家思想、第七节论进取冒险、第八节论权利思想、第九节论自由、第十节论自治第十一节论进步（一名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第十二节论自尊、第十三节论合群、第十四节论生利分利、第十五节论毅力、第十六节论义务思想、第十七节论尚武、第十八节论私德、第十九节论民气、第二十节论政治能力。
书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试图把这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到的《新民说》，是汇编了关于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的十几篇文章的老版本，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先进的民族，很先进的文化。
由此，胡适认为：《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
言道：“他（梁启超）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
这种划分，今天看来自然是需要商榷的，但这是在一百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
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胡适四十岁左右，在学术界如日中天，堪称泰斗的中青年时期，对已渐被大浪淘退的梁启超，依然敬重有加。
他常说：“我们把梁先生看作老辈”，又说梁任公：“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梁氏逝世，他特别难过，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任公大殓，我在广慧寺。我同（任）叔永、陈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殓，第一个见着蹇季常，他两眼噙着老泪，我说，我来迟了8分钟！也不觉坠泪了！……有许多任公旧友下泪的。”
20余年后，提及梁启超，胡适又说： “（协和医院）世界最新最完备的一个医院，竞无法延长一位平日体格很强，生龙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寿命。”作为朋友抑或师长，这是胡适先生作为晚辈予以的敬爱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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