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40 后、王之逝，帝国十年
建隆八年的刘文济，作为皇帝，其身上的束缚进一步减弱，除了对朝臣、朝局的进一步掌控，得心应手，也因为老一辈的权贵陆续离世。
当然，若说能对刘文济产生重要影响乃至威慑的，也就那寥寥几人了。慕容皇太后，崩于建隆六年冬末，老太太硬是在慈明殿孤苦无依地多熬了三年，方才去世。
慕容皇太后的驾崩，也意味着宫廷内部，刘文济面对的威胁进一步消除，他去一大块心病。不过，这种内涵是不能表示出来的，这毕竟是太宗皇帝的原配，正统与法理的光环，是怎么也抹杀不了的，相反还需时时维护，这与刘文济继位的法理性是一贯的。
因此，后崩之时，刘文济紧急动身，自太原南返，为操持慕容太后丧事，虽然只是表个态。相比之下，还是萧太后对慕容太后崩逝的伤怀要真切得多。
平心而论，慕容皇太后对萧太后母子有过疏远、忌惮、排斥，即便刘文济登基之后，也采取过不少粗糙、愚蠢的政治手段，但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用什么阴谋手段迫害他们。
因此，刘文济对慕容皇太后，只是基于一种政治安全的防备与打压，而萧太后则始终保持着对慕容太后的尊重与关注，只不过这份关注中是否包含着一层监视与防备，就另论了。
对慕容太后的丧礼，依旧以国葬形式进行，十分隆重，在这种事情上，刘文济也尽量做到不落人口实。同时，因皇太后之崩，也彻底打消了对安东局势动兵的心思，非必要的情况下，孝义还是要重视起来的，这是治驭天下的重要手段。
另外一方面，慕容太后崩后，萧太后自然更上一层，成为大汉帝国唯一的且明正言顺的皇太后。刘文济本打算让萧太后入慈明殿，经过几十年的扩建、装饰，慈明殿可是紫微城内一个十分庞大且宜居的宫殿群，刘文济显然以此表达对母亲的爱戴与回报。
不过，这一点也被萧太后拒绝了，直言她在岳桦宫待得很好，安居其位静其心。而这份谦虚表态的背后，则是对刘文济的一项提醒：不要太飘了......
距离慕容太后崩逝不足两年，就在建隆八年秋，大汉帝国又一柱石，堪称世祖朝“最后一位元老”，建隆时代宗室之长，赵王、太子太傅刘昉，也薨了。
关于赵王刘昉，已经不需多说什么了，他的出身、履历、功绩，早已烙刻在无数帝国的史册、典籍、传奇之中，是时至建隆时代依旧闪烁着旧时代光彩的明星，只是这颗明星终是在中秋过后陨落，归于沉寂。
刘昉之薨，对皇帝刘文济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吧，就像环绕在他身边的一层桎梏被打开了，从那之后，他才是帝国的唯一权威！
不算出人意料，对刘昉之死，最伤感悲痛、彷徨无助的，不是他人，而是太子刘继礼。刘昉之于刘继礼，既有宗长之谊，又有师徒之分，八年的时间也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
更为重要的，在建隆八年的大汉朝廷，赵王刘昉依旧是刘继礼在政治上最坚实的靠山，如今，这座靠山也被天时摧折倒塌，已经很成熟的刘继礼，怎能不感到悲痛与忐忑。
在当下的大汉朝，太子刘继礼的处境实则是有些尴尬的，李皇后早崩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而刘继礼虽然早早地就被确立了太子的地位，但现实的政治环境导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是那么稳固。
中宫有个杨皇后，并且早在端拱二年（1016年）李皇后还在时，就已经给刘文济生了个幼子刘继英，随着其不断长成，对刘继礼地位造成冲击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事情。
同为嫡出，内有正值盛年的皇后，外有杨氏显贵，而刘继礼虽有嫡长的大义名分，多年下来也积攒了不少的声望，但都无法掩饰其实力不足的缺陷。
在母族方面，从九原侯李万超传下来的李氏家族在帝国诸多权贵中，只是很平凡普通的一年，最近一些年有所起色，也是因为沾了李皇后的光，一些子弟得以出仕要职。而这些人，能给刘继礼提供的助力，显然不够。
因此，聚拢在刘继礼身边的支持者们，除了东宫僚属与李氏家族外，只有一些坚持嫡长正统的保守派官僚们，而这一批人的成色，或许连康宗皇帝任太子时在朝廷中的支持者都不如。
毕竟，大义与正统，也需要足够的实力来支撑。作为太子太傅的刘昉，在过去的这些年，也是东宫支持者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的倒下，对刘继礼的影响，远比表面呈现的要深重得多。
当然，太子之事，最终还得看皇帝的决定，当今天子刘文济在这方面，显然拥有最终决定权。若提起刘文济在此事上的态度，至少在建隆八年，是绝对未做任何他想的。
对于自己的嫡长子，刘文济显然也是有特殊感情的，以其谦逊、端重、孝敬类己，同时也对刘继礼寄予了厚望，这一点从东宫的配置就能看出，一应人员安排，都很实在，不是勋贵之后，就是一时俊杰，辅以老成干才，让刘昉给其当太傅，就是对刘文济这种寄望最有力的诠释了。
即便在建隆八年，从一个皇帝的身份与权谋角度出发，刘文济也会坚决地维护太子的地位。一为江山社稷、帝位传承稳妥有序着想，这是一个帝王的使命，刘文济也具备这方面的责任心。
另一方面，杨氏家族已经是当朝第一显赫外戚，当年立杨氏为后，也是为了引杨氏为援，制衡不满勋贵。尊重、利用有之余，也不可能没有防备，已经给了杨氏无上尊荣，若是其子再成为太子，那这天下岂不成杨氏的了？
因此，刘继礼这个太子，越弱势，其地位就越稳固，同时，嫡长的身份，是他永远无法被推翻的优势，只要保持下去，未来还是可期的。
当然了，宫廷国家，制度完备，规矩森严，然而在这些条条框框之下，逾制乱法的人与事也是数不胜数，在没有定论之前，出现任何曲折都是可能的。
......
随着海陆之间宗藩交流的日益频繁，朝廷与各大封国的往来联系已成为帝国朝廷为政治国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但实事求是地讲，南北封国以及王国之下的那些“公国”、“侯国”，只是围绕着中央帝国这颗恒星的行星。
中央帝国想要持续发光发热，还得靠自身的能量，封国事务，于帝国中枢而言，只是小节，根本永远在帝国内部，在政治政策，在亿万子民。
而有一说一，帝国朝廷自皇帝以下，其关注的重心永远在大汉那三十道（含吐蕃地区）、数百州府、上千县镇，国家秩序之运转、权力之斗争、利益之分割，都是围绕着“传统”汉土而展开的。
从建隆八年开始，大汉帝国基本可以说来到了他最美好的时刻，最巅峰的状态，从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思想、制度等各方面综合权衡，这是他最强盛的一个阶段。
建隆八年到建隆十八年的这十年，如果从国家的治理改革方面，刘文济并没有更大的突破了，帝国的发展已然进入一个瓶颈期，即便有封国的刺激，依旧很难有新的变化。
而为帝国定下基调的事情，大大小小的方面，世祖、太宗皇帝实则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留给刘文济的，只是在既有框架体制之下，进行一些适宜的修改匡正，维持帝国的健康有序发展罢了。
这份维持，固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但在尺度与分寸的把握上，是极考验一个皇帝的成色与火候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而刘文济也正是以继承者与扞卫者的身份，用这种小火慢炖的办法，渐渐熬制出一个巅峰的帝国皇朝。
十年间，在治国上，刘文济主要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显着的成绩。首先在人才选拔上，一大批优秀才俊，被发掘出来，并逐步走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些都是在刘文济治国指导思想下冒头的才学之士，深深烙印着属于他的印记，是维护刘文济统治的股肱人才。
庶族官僚中，以端拱二年科举蔡齐、晏殊、范仲淹等臣为开端，继以包拯、曾公亮、富弼等新一批崛起的才士，一大批新鲜血液进入大汉官场。
老一辈宰相李沆、吕蒙正等人期待的，属于文人（臣）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在帝国建立八十年后，属于庶族寒门的力量，也第一次从场面上盖过了勋贵。
地方上，刘文济关于吏政学校的尝试，也取得了初步成功，起步最早的娄江学院就不说，三十年的时间下来，那已经是东南诸道司最主要的吏职人才来源，在娄江学院总院之外，于诸道道治城市还建立分校。
与此同时，刘文济又在长安、成都、长沙分别设立西北、西南、中南三大学校，模式如出一辙，将“专吏专才”的理念进一步推行下去。
虽然很难有准确的官方统计，但建隆时代的帝国官僚阶级，其整体素质是向上提升的，同时驭民能力与犯罪手段也在不断升级。
同时，能走上高位的人，还得是一些“全才”，要么就是背景深厚。而随着基础吏员数量与质量的提升，“吏转官”这一条仕途路径，也在不知觉间，打通了许多关节，并不像过去那般困难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皇帝刘文济所倡导落实的吏政学校，并不可能太纯粹，其中贵族也好、庶族也罢，那些势力群体，都在往里伸手，施加影响力，上下对权力利益的争斗比拼，转移了一部分战场罢了。
这同样也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没有权贵阶级的参与及支撑，所谓吏政学校，根本办不起来，也推广不管，就是刘文济自己在早年都只是“权贵”。
在吏政治学校于全国范围内全面开花之时，坐落在京畿的帝国政法大学堂，毫无疑问是所有学校之魁，从中诞生的政治明星也最多，曾公亮、包拯、富弼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帝国上层阶级日益固化的时候，刘文济的吏政学校制度，一方面在加速这个过程，另一方面也在事实上给了天下寒门庶族更多可能，上升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即便这条通道在不断狭窄化。
这个过程中，庶族官僚群体在壮大，学阀势力也在壮大，同时地域之间的歧视与党争也不可避免抬头。勋贵官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后，同样有一批有能力的人冒头了，石元孙（石守信之孙）、张文蔚（张永德之孙）、李光辅（李筠曾孙）等，而他们凭借着祖辈的积累，迅速跻身高位。
文官选材越发热闹的同时，军事院校也在刘文济的推动下得到了极大发展，堪称是突破性。帝国的“中央军校”源远流长，最早能追溯到世祖时期的奉宸营，但严格地进行专业分科，却是在建隆时期，即便只分了步兵、骑兵、辎重、工兵、炮兵五大类，这也是帝国军事历史上的一重大变革，这是里程碑式的。
而除了坐落在东西京的两座“皇家军校”，在东南西北诸方的核心城市，附属的军事指挥院校，也同步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军事学校的生源，其中一半出自帝国军队，剩下一半，名义上自社会上征募，但其中绝大部分，都被军功贵族及将门子弟包圆了，若非刘文济划定了一个“10%”的红线，有志从军的普通人家是很难通过军校这一条路实现出人头地的抱负，更遑论阶级跃升了。
比起文官系统，军事系统总归是天翻地覆的差别的，其封闭性、传统性与保守性是极其顽固的，在和平年代，这是个跟需拼资历与背景的地方，能力只是一个基础。
当然，一定程度上这也保证了帝国军队的稳定，方便朝廷掌控，虽然是与勋贵共掌其权。但即便如此，依旧有一批庶族将领，在这十年内于军中抬头，比如种世衡、狄青，尤其后者，可是彻彻底底从草芥一般的行伍士卒，一步步成为大将，入得天子耳，上得黄金堂。
人才的选拔任用之外，刘文济最大的精力，则在财税上，通过对盐务改革以及土地整顿来实现。这两件事情都不好办，尤其是后者，刘文济是用了足足十年时间方才梳理出个结果，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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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若说能对刘文济产生重要影响乃至威慑的，也就那寥寥几人了。慕容皇太后，崩于建隆六年冬末，老太太硬是在慈明殿孤苦无依地多熬了三年，方才去世。
慕容皇太后的驾崩，也意味着宫廷内部，刘文济面对的威胁进一步消除，他去一大块心病。不过，这种内涵是不能表示出来的，这毕竟是太宗皇帝的原配，正统与法理的光环，是怎么也抹杀不了的，相反还需时时维护，这与刘文济继位的法理性是一贯的。
因此，后崩之时，刘文济紧急动身，自太原南返，为操持慕容太后丧事，虽然只是表个态。相比之下，还是萧太后对慕容太后崩逝的伤怀要真切得多。
平心而论，慕容皇太后对萧太后母子有过疏远、忌惮、排斥，即便刘文济登基之后，也采取过不少粗糙、愚蠢的政治手段，但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用什么阴谋手段迫害他们。
因此，刘文济对慕容皇太后，只是基于一种政治安全的防备与打压，而萧太后则始终保持着对慕容太后的尊重与关注，只不过这份关注中是否包含着一层监视与防备，就另论了。
对慕容太后的丧礼，依旧以国葬形式进行，十分隆重，在这种事情上，刘文济也尽量做到不落人口实。同时，因皇太后之崩，也彻底打消了对安东局势动兵的心思，非必要的情况下，孝义还是要重视起来的，这是治驭天下的重要手段。
另外一方面，慕容太后崩后，萧太后自然更上一层，成为大汉帝国唯一的且明正言顺的皇太后。刘文济本打算让萧太后入慈明殿，经过几十年的扩建、装饰，慈明殿可是紫微城内一个十分庞大且宜居的宫殿群，刘文济显然以此表达对母亲的爱戴与回报。
不过，这一点也被萧太后拒绝了，直言她在岳桦宫待得很好，安居其位静其心。而这份谦虚表态的背后，则是对刘文济的一项提醒：不要太飘了......
距离慕容太后崩逝不足两年，就在建隆八年秋，大汉帝国又一柱石，堪称世祖朝“最后一位元老”，建隆时代宗室之长，赵王、太子太傅刘昉，也薨了。
关于赵王刘昉，已经不需多说什么了，他的出身、履历、功绩，早已烙刻在无数帝国的史册、典籍、传奇之中，是时至建隆时代依旧闪烁着旧时代光彩的明星，只是这颗明星终是在中秋过后陨落，归于沉寂。
刘昉之薨，对皇帝刘文济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吧，就像环绕在他身边的一层桎梏被打开了，从那之后，他才是帝国的唯一权威！
不算出人意料，对刘昉之死，最伤感悲痛、彷徨无助的，不是他人，而是太子刘继礼。刘昉之于刘继礼，既有宗长之谊，又有师徒之分，八年的时间也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
更为重要的，在建隆八年的大汉朝廷，赵王刘昉依旧是刘继礼在政治上最坚实的靠山，如今，这座靠山也被天时摧折倒塌，已经很成熟的刘继礼，怎能不感到悲痛与忐忑。
在当下的大汉朝，太子刘继礼的处境实则是有些尴尬的，李皇后早崩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而刘继礼虽然早早地就被确立了太子的地位，但现实的政治环境导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是那么稳固。
中宫有个杨皇后，并且早在端拱二年（1016年）李皇后还在时，就已经给刘文济生了个幼子刘继英，随着其不断长成，对刘继礼地位造成冲击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事情。
同为嫡出，内有正值盛年的皇后，外有杨氏显贵，而刘继礼虽有嫡长的大义名分，多年下来也积攒了不少的声望，但都无法掩饰其实力不足的缺陷。
在母族方面，从九原侯李万超传下来的李氏家族在帝国诸多权贵中，只是很平凡普通的一年，最近一些年有所起色，也是因为沾了李皇后的光，一些子弟得以出仕要职。而这些人，能给刘继礼提供的助力，显然不够。
因此，聚拢在刘继礼身边的支持者们，除了东宫僚属与李氏家族外，只有一些坚持嫡长正统的保守派官僚们，而这一批人的成色，或许连康宗皇帝任太子时在朝廷中的支持者都不如。
毕竟，大义与正统，也需要足够的实力来支撑。作为太子太傅的刘昉，在过去的这些年，也是东宫支持者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的倒下，对刘继礼的影响，远比表面呈现的要深重得多。
当然，太子之事，最终还得看皇帝的决定，当今天子刘文济在这方面，显然拥有最终决定权。若提起刘文济在此事上的态度，至少在建隆八年，是绝对未做任何他想的。
对于自己的嫡长子，刘文济显然也是有特殊感情的，以其谦逊、端重、孝敬类己，同时也对刘继礼寄予了厚望，这一点从东宫的配置就能看出，一应人员安排，都很实在，不是勋贵之后，就是一时俊杰，辅以老成干才，让刘昉给其当太傅，就是对刘文济这种寄望最有力的诠释了。
即便在建隆八年，从一个皇帝的身份与权谋角度出发，刘文济也会坚决地维护太子的地位。一为江山社稷、帝位传承稳妥有序着想，这是一个帝王的使命，刘文济也具备这方面的责任心。
另一方面，杨氏家族已经是当朝第一显赫外戚，当年立杨氏为后，也是为了引杨氏为援，制衡不满勋贵。尊重、利用有之余，也不可能没有防备，已经给了杨氏无上尊荣，若是其子再成为太子，那这天下岂不成杨氏的了？
因此，刘继礼这个太子，越弱势，其地位就越稳固，同时，嫡长的身份，是他永远无法被推翻的优势，只要保持下去，未来还是可期的。
当然了，宫廷国家，制度完备，规矩森严，然而在这些条条框框之下，逾制乱法的人与事也是数不胜数，在没有定论之前，出现任何曲折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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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陆之间宗藩交流的日益频繁，朝廷与各大封国的往来联系已成为帝国朝廷为政治国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但实事求是地讲，南北封国以及王国之下的那些“公国”、“侯国”，只是围绕着中央帝国这颗恒星的行星。
中央帝国想要持续发光发热，还得靠自身的能量，封国事务，于帝国中枢而言，只是小节，根本永远在帝国内部，在政治政策，在亿万子民。
而有一说一，帝国朝廷自皇帝以下，其关注的重心永远在大汉那三十道（含吐蕃地区）、数百州府、上千县镇，国家秩序之运转、权力之斗争、利益之分割，都是围绕着“传统”汉土而展开的。
从建隆八年开始，大汉帝国基本可以说来到了他最美好的时刻，最巅峰的状态，从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思想、制度等各方面综合权衡，这是他最强盛的一个阶段。
建隆八年到建隆十八年的这十年，如果从国家的治理改革方面，刘文济并没有更大的突破了，帝国的发展已然进入一个瓶颈期，即便有封国的刺激，依旧很难有新的变化。
而为帝国定下基调的事情，大大小小的方面，世祖、太宗皇帝实则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留给刘文济的，只是在既有框架体制之下，进行一些适宜的修改匡正，维持帝国的健康有序发展罢了。
这份维持，固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但在尺度与分寸的把握上，是极考验一个皇帝的成色与火候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而刘文济也正是以继承者与扞卫者的身份，用这种小火慢炖的办法，渐渐熬制出一个巅峰的帝国皇朝。
十年间，在治国上，刘文济主要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显着的成绩。首先在人才选拔上，一大批优秀才俊，被发掘出来，并逐步走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些都是在刘文济治国指导思想下冒头的才学之士，深深烙印着属于他的印记，是维护刘文济统治的股肱人才。
庶族官僚中，以端拱二年科举蔡齐、晏殊、范仲淹等臣为开端，继以包拯、曾公亮、富弼等新一批崛起的才士，一大批新鲜血液进入大汉官场。
老一辈宰相李沆、吕蒙正等人期待的，属于文人（臣）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在帝国建立八十年后，属于庶族寒门的力量，也第一次从场面上盖过了勋贵。
地方上，刘文济关于吏政学校的尝试，也取得了初步成功，起步最早的娄江学院就不说，三十年的时间下来，那已经是东南诸道司最主要的吏职人才来源，在娄江学院总院之外，于诸道道治城市还建立分校。
与此同时，刘文济又在长安、成都、长沙分别设立西北、西南、中南三大学校，模式如出一辙，将“专吏专才”的理念进一步推行下去。
虽然很难有准确的官方统计，但建隆时代的帝国官僚阶级，其整体素质是向上提升的，同时驭民能力与犯罪手段也在不断升级。
同时，能走上高位的人，还得是一些“全才”，要么就是背景深厚。而随着基础吏员数量与质量的提升，“吏转官”这一条仕途路径，也在不知觉间，打通了许多关节，并不像过去那般困难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皇帝刘文济所倡导落实的吏政学校，并不可能太纯粹，其中贵族也好、庶族也罢，那些势力群体，都在往里伸手，施加影响力，上下对权力利益的争斗比拼，转移了一部分战场罢了。
这同样也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没有权贵阶级的参与及支撑，所谓吏政学校，根本办不起来，也推广不管，就是刘文济自己在早年都只是“权贵”。
在吏政治学校于全国范围内全面开花之时，坐落在京畿的帝国政法大学堂，毫无疑问是所有学校之魁，从中诞生的政治明星也最多，曾公亮、包拯、富弼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帝国上层阶级日益固化的时候，刘文济的吏政学校制度，一方面在加速这个过程，另一方面也在事实上给了天下寒门庶族更多可能，上升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即便这条通道在不断狭窄化。
这个过程中，庶族官僚群体在壮大，学阀势力也在壮大，同时地域之间的歧视与党争也不可避免抬头。勋贵官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后，同样有一批有能力的人冒头了，石元孙（石守信之孙）、张文蔚（张永德之孙）、李光辅（李筠曾孙）等，而他们凭借着祖辈的积累，迅速跻身高位。
文官选材越发热闹的同时，军事院校也在刘文济的推动下得到了极大发展，堪称是突破性。帝国的“中央军校”源远流长，最早能追溯到世祖时期的奉宸营，但严格地进行专业分科，却是在建隆时期，即便只分了步兵、骑兵、辎重、工兵、炮兵五大类，这也是帝国军事历史上的一重大变革，这是里程碑式的。
而除了坐落在东西京的两座“皇家军校”，在东南西北诸方的核心城市，附属的军事指挥院校，也同步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军事学校的生源，其中一半出自帝国军队，剩下一半，名义上自社会上征募，但其中绝大部分，都被军功贵族及将门子弟包圆了，若非刘文济划定了一个“10%”的红线，有志从军的普通人家是很难通过军校这一条路实现出人头地的抱负，更遑论阶级跃升了。
比起文官系统，军事系统总归是天翻地覆的差别的，其封闭性、传统性与保守性是极其顽固的，在和平年代，这是个跟需拼资历与背景的地方，能力只是一个基础。
当然，一定程度上这也保证了帝国军队的稳定，方便朝廷掌控，虽然是与勋贵共掌其权。但即便如此，依旧有一批庶族将领，在这十年内于军中抬头，比如种世衡、狄青，尤其后者，可是彻彻底底从草芥一般的行伍士卒，一步步成为大将，入得天子耳，上得黄金堂。
人才的选拔任用之外，刘文济最大的精力，则在财税上，通过对盐务改革以及土地整顿来实现。这两件事情都不好办，尤其是后者，刘文济是用了足足十年时间方才梳理出个结果，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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