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39 寇准罢相
当安东王刘文渊薨逝的消息传抵洛阳之时，朝廷上下都下意识地松了口气，这老家伙总算死了，这件事，对朝廷那些敌视安东的权贵来说，实在是一件喜事。
过于久远的未来不提，也不说接下来几十年，至少在建隆皇帝当朝，安东不可能再成为朝廷心腹之患。其余安东王室与安东国的结合，远不如刘文渊带来的威胁大。
因此，朝廷如常进行藩王薨逝的丧仪表示之外，对安东王爵的传承也没有任何阻碍，大开绿灯。对安东王室后裔的了解，这几年朝廷可是恶补了一番，比起如虎如狼的刘文渊，刘继覃就是只温顺的绵羊了，纵然其不安分，他的那些兄弟们也可以让朝廷做许多文章......
可以说，随着刘文渊的死，朝廷与安东宗藩之间，太宗与秦王嫡长之间，持续了几十年的明争暗斗，方才真正沉寂下来，暂时告一段落。
在刘文渊薨逝的同时，大汉帝国朝堂之上也已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一种全新格局。而对于帝国权力高层来说，任何变化，最终都落在人事的变化上。
显然，帝国中枢的人事格局又发生重大变化了，人基本还是那些人，但尚书令换人了，就是最大的变故。就在建隆八年上元节后不久，“罢相诏”颁布了，虽然很突然，过程却简单而顺利，担任整整七年帝国“首相”的寇准，以“足疾”卸任。
当然，皇帝刘文济给他找了个不错的养老之所，以其远赴东南，知湖州。在帝国对宰臣的任用中，虽不乏使职地方者，但从堂堂首相改任一小小知州，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此人遭遇了仕途上重大挫折，并且，余生就此沉沦，很难再有起复。
这样的际遇，对性情刚烈、志趣远大且权力欲望极强的寇准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尤其是，寇准年方六十四，对一个首相来说，并不算老，而寇准一向精力充沛，勤于政务，他的目标可是成就开宝首相赵普那样的功业与名声......
然而，这一切随着罢免诏书的下达，都戛然而止，大汉帝国终究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而在位的也不是一个平庸、懦弱之主，而是一个用了十一年将自己帝位打造得固若金汤、将自己权威散布全天下的腹黑皇帝。
刘文济固然不如世祖、太宗那般强势，带有绝对的主角光环，但就十年在位时间的表现来看，这绝不是一个像看起来那般好对付的皇帝。
当失去皇帝的信任之后，那寇准的相位自然也就保不住了，以刘文济的手腕，有的是办法将他排挤出朝廷。谪迁湖州，没有一撸到底，抑或贬到个穷山僻壤，都算是一种挽其尊的宽容了。
提起寇准，你至少不能否认其见识与才干，以及大事、要事上的谋断能力。至少在尚书令的七年多时间里，对于大汉帝国的发展，还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寇准的贡献，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协助刘文济巩固皇权，将康宗时代笼罩在大汉皇帝身上的那么抹晦色去除，这是根本，如果在这件事上跟不上脚步，寇准也当不了这么多年尚书令；
二则是整顿吏治，反腐肃贪，重倡太宗遗风，狠狠地打击了自康宗朝以来复萌的舞弊、奢靡、贪墨之风，帝国法制的权威性再次得到恢复；
第三就是从未摆在台面上，但明里暗里一直在做的事情，对帝国勋贵们的打压，不管是提拔培养庶族官僚、地主，还是削弱勋贵集团在朝廷权力中枢的存在感与影响力，这些都是在建隆时代一个很明显的政治特征，当然由此积累的政治矛盾也同样冲突。
因此，在尚书令的位置上，寇准并不是一个庸碌无为之人，相反，他是个有为之臣。但是，有为之余，也往往伴随着数不清的非议，不得不说，在“建隆改革”中所引发的种种矛盾与敌视，寇准也帮刘文济分担了一大半。
“倒寇派”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并且，不只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失的勋贵，还包括很多本属同阶层的庶族官僚。比如寇准一直鄙视的南方官僚，以及诸多受不了寇准强势甚至强硬到蛮不讲理程度的治政作风。
鉴于此，虽以赵普为目标，但寇准永远达不到赵普的高度。首先没有一个世祖皇帝那样的最高领导，就是先天劣势，另一方面，在为人处事方面，寇准比之赵普也有不小的差距。
这是个聪明人，但聪明的地方，并不完全为皇帝所喜，不管是太宗还是刘文济，都是类似的观感。要知道，当年向德明之后，择尚书令时，对寇准刘文济都是有所疑虑的。
但最终选择寇准，也是政治的选择，至少，这个人能办事、敢办事，并且办成事的能力很强。在刘文济走向皇权巅峰的旅途中，寇准就是一个急先锋的存在，用起来也很趁手，有这么个精力充沛、作风果敢的大将，刘文济在治国过程中省却了很多精力，在处理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也有更大的余地。
因此，就是刘文济也从不否认寇准的能力，只是，时间在流逝，朝局在变动，人心也在变化。到建隆七年，在把桀骜不驯的安东王刘文渊压制之后，刘文济的地位从里到外都得到了彻底的巩固，再无人能挑战。
在基本不用担心帝位稳固的同时，帝国的朝局政风也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民生之富足更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安政治民，寇准早已非不可或缺了，相比之下，由寇准引发的不良反应却在不断发酵。
官僚、勋贵，那些在整顿改革中被触犯利益的旧势力，那些在方方面面依旧掌握极大话语权与影响力的群体，他们的不满也逐步累积到一个很深的程度，让皇帝刘文济都不免惮虑。
当然，如果仅是如此，也还不至于动摇寇准的地位，刘文济的心志坚定，也不会因为勋贵及官僚们的反对就轻易罢相，问题还是出在寇准自己身上。
首先是与皇帝政见上的异见，是越来越大，尤其在用人选材上，皇帝对南方士林的倚重几乎让寇准深恶痛绝，屡次阻止刘文济对南方出身官吏的提拔，包括对政法大学堂也是颇多指责。
至于军事上、财税上、法律上，寇准也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与理念，并一点一点地拿出来，如果仅是如此就罢了，但若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皇帝的意志来推动执行，那问题可就大了......
当然了，寇准倒还不至于干出什么明显僭越逾制的事情来，但当他的种种言行作为带给皇帝这样的印象时，那他的相位就注定不长久了。
真正让刘文济下定决定罢相，还得是建隆六年北巡期间，刘文济在幽州筹谋着安东之事，并且做着军事准备的同时，寇准却在洛阳扯后腿，他认为不可轻动刀兵，觉得与安东那边没到那一步，因此就行使尚书令的权威，从洛阳方面阻止着刘文济的军事准备；
同时，当“六次汉伊大战”捷报传至洛阳后，在没有取得刘文济同意的情况下，又直接以政事堂的名义做出回应，遣使道贺。他还是有理由，当时朝廷的注意力都在安东内乱，顾不得安西；
在太原祭天时，刘文济又收到了来自洛阳的一则“趣事”，说是寇准去工部视察，以司务察问一名员外郎，那名员外郎是跪着对话，并且在寇相八面威风下，吓得尿了裤子......
总之，关于寇相的“小故事”有很多，横亘在他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深重，寇准是不知悔改的人，其作风也很难轻易改变。
当负面印象在皇帝心目中占了上风，当皇帝的信任度与好感度持续下降时，他的结局也就注定了。庸庸世人常以刘文济之宽厚比之太宗皇帝，然而接触久了才发现，刘文济的宽厚是没办法，因为他“得位不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很多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协的态度与举措。
同时，刘文济的宽厚，也更多地针对那些对他有用的人，一旦画上“无用”的标签，那么再深的宽容都会褪色。就如寇准，没给他炮制点罪状，也是政治需要，毕竟刘文济不能自己打脸。
与当年向德明罢相时，还需观察等待、审慎决定，甚至要向德明自己请退，对寇准，可就显得干脆利落了，真就是一道诏书的事情。
事实也证明，甭管寇相公过去在中枢是何等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在皇帝的权威面前，也是不可一世，最终只能凄凄惶惶地远走东南。
甚至于，连老家都不让回，因为皇帝想让寇准去东南，看看那里的山河湖泊，看看他一向瞧不上的人文荟萃......
同时，寇准大概也是第一个，罢相之后让满朝文武弹冠相庆的首相了，除了亲信死党，几乎没有表示惋惜遗憾的人。做到这样的程度，也就寇准了。
但不管如何，帝国政事堂，属于寇准的时代从建隆八年春开始，彻彻底底地过去了，而接替他的，乃是吏部尚书韩承均。
这又是一个带有妥协性与安抚意味的选择，针对勋贵集团，刘文济也同样不敢一味的打压，同时，朝廷中枢也不能完全由那些庶族官僚当权决策。
至于韩承均，他的能力当然无法与其父韩徽相比，但基础素质、履历足够，再加上身份与时势，他就能做大汉首相。这个位置，可是“橐相”都没能坐上的......
PS：建隆八年政事堂诸相：尚书令韩承均、中书令许昌王刘曜、尚书仆射张知白、吏部尚书陈尧佐、枢密使杨延朗、财政使王钦若、都察使丁谓、兵部尚书张俭、礼部尚书柴熙让（柴宗训与高德公主刘蒹所生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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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久远的未来不提，也不说接下来几十年，至少在建隆皇帝当朝，安东不可能再成为朝廷心腹之患。其余安东王室与安东国的结合，远不如刘文渊带来的威胁大。
因此，朝廷如常进行藩王薨逝的丧仪表示之外，对安东王爵的传承也没有任何阻碍，大开绿灯。对安东王室后裔的了解，这几年朝廷可是恶补了一番，比起如虎如狼的刘文渊，刘继覃就是只温顺的绵羊了，纵然其不安分，他的那些兄弟们也可以让朝廷做许多文章......
可以说，随着刘文渊的死，朝廷与安东宗藩之间，太宗与秦王嫡长之间，持续了几十年的明争暗斗，方才真正沉寂下来，暂时告一段落。
在刘文渊薨逝的同时，大汉帝国朝堂之上也已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一种全新格局。而对于帝国权力高层来说，任何变化，最终都落在人事的变化上。
显然，帝国中枢的人事格局又发生重大变化了，人基本还是那些人，但尚书令换人了，就是最大的变故。就在建隆八年上元节后不久，“罢相诏”颁布了，虽然很突然，过程却简单而顺利，担任整整七年帝国“首相”的寇准，以“足疾”卸任。
当然，皇帝刘文济给他找了个不错的养老之所，以其远赴东南，知湖州。在帝国对宰臣的任用中，虽不乏使职地方者，但从堂堂首相改任一小小知州，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此人遭遇了仕途上重大挫折，并且，余生就此沉沦，很难再有起复。
这样的际遇，对性情刚烈、志趣远大且权力欲望极强的寇准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尤其是，寇准年方六十四，对一个首相来说，并不算老，而寇准一向精力充沛，勤于政务，他的目标可是成就开宝首相赵普那样的功业与名声......
然而，这一切随着罢免诏书的下达，都戛然而止，大汉帝国终究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而在位的也不是一个平庸、懦弱之主，而是一个用了十一年将自己帝位打造得固若金汤、将自己权威散布全天下的腹黑皇帝。
刘文济固然不如世祖、太宗那般强势，带有绝对的主角光环，但就十年在位时间的表现来看，这绝不是一个像看起来那般好对付的皇帝。
当失去皇帝的信任之后，那寇准的相位自然也就保不住了，以刘文济的手腕，有的是办法将他排挤出朝廷。谪迁湖州，没有一撸到底，抑或贬到个穷山僻壤，都算是一种挽其尊的宽容了。
提起寇准，你至少不能否认其见识与才干，以及大事、要事上的谋断能力。至少在尚书令的七年多时间里，对于大汉帝国的发展，还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寇准的贡献，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协助刘文济巩固皇权，将康宗时代笼罩在大汉皇帝身上的那么抹晦色去除，这是根本，如果在这件事上跟不上脚步，寇准也当不了这么多年尚书令；
二则是整顿吏治，反腐肃贪，重倡太宗遗风，狠狠地打击了自康宗朝以来复萌的舞弊、奢靡、贪墨之风，帝国法制的权威性再次得到恢复；
第三就是从未摆在台面上，但明里暗里一直在做的事情，对帝国勋贵们的打压，不管是提拔培养庶族官僚、地主，还是削弱勋贵集团在朝廷权力中枢的存在感与影响力，这些都是在建隆时代一个很明显的政治特征，当然由此积累的政治矛盾也同样冲突。
因此，在尚书令的位置上，寇准并不是一个庸碌无为之人，相反，他是个有为之臣。但是，有为之余，也往往伴随着数不清的非议，不得不说，在“建隆改革”中所引发的种种矛盾与敌视，寇准也帮刘文济分担了一大半。
“倒寇派”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并且，不只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失的勋贵，还包括很多本属同阶层的庶族官僚。比如寇准一直鄙视的南方官僚，以及诸多受不了寇准强势甚至强硬到蛮不讲理程度的治政作风。
鉴于此，虽以赵普为目标，但寇准永远达不到赵普的高度。首先没有一个世祖皇帝那样的最高领导，就是先天劣势，另一方面，在为人处事方面，寇准比之赵普也有不小的差距。
这是个聪明人，但聪明的地方，并不完全为皇帝所喜，不管是太宗还是刘文济，都是类似的观感。要知道，当年向德明之后，择尚书令时，对寇准刘文济都是有所疑虑的。
但最终选择寇准，也是政治的选择，至少，这个人能办事、敢办事，并且办成事的能力很强。在刘文济走向皇权巅峰的旅途中，寇准就是一个急先锋的存在，用起来也很趁手，有这么个精力充沛、作风果敢的大将，刘文济在治国过程中省却了很多精力，在处理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也有更大的余地。
因此，就是刘文济也从不否认寇准的能力，只是，时间在流逝，朝局在变动，人心也在变化。到建隆七年，在把桀骜不驯的安东王刘文渊压制之后，刘文济的地位从里到外都得到了彻底的巩固，再无人能挑战。
在基本不用担心帝位稳固的同时，帝国的朝局政风也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民生之富足更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安政治民，寇准早已非不可或缺了，相比之下，由寇准引发的不良反应却在不断发酵。
官僚、勋贵，那些在整顿改革中被触犯利益的旧势力，那些在方方面面依旧掌握极大话语权与影响力的群体，他们的不满也逐步累积到一个很深的程度，让皇帝刘文济都不免惮虑。
当然，如果仅是如此，也还不至于动摇寇准的地位，刘文济的心志坚定，也不会因为勋贵及官僚们的反对就轻易罢相，问题还是出在寇准自己身上。
首先是与皇帝政见上的异见，是越来越大，尤其在用人选材上，皇帝对南方士林的倚重几乎让寇准深恶痛绝，屡次阻止刘文济对南方出身官吏的提拔，包括对政法大学堂也是颇多指责。
至于军事上、财税上、法律上，寇准也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与理念，并一点一点地拿出来，如果仅是如此就罢了，但若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皇帝的意志来推动执行，那问题可就大了......
当然了，寇准倒还不至于干出什么明显僭越逾制的事情来，但当他的种种言行作为带给皇帝这样的印象时，那他的相位就注定不长久了。
真正让刘文济下定决定罢相，还得是建隆六年北巡期间，刘文济在幽州筹谋着安东之事，并且做着军事准备的同时，寇准却在洛阳扯后腿，他认为不可轻动刀兵，觉得与安东那边没到那一步，因此就行使尚书令的权威，从洛阳方面阻止着刘文济的军事准备；
同时，当“六次汉伊大战”捷报传至洛阳后，在没有取得刘文济同意的情况下，又直接以政事堂的名义做出回应，遣使道贺。他还是有理由，当时朝廷的注意力都在安东内乱，顾不得安西；
在太原祭天时，刘文济又收到了来自洛阳的一则“趣事”，说是寇准去工部视察，以司务察问一名员外郎，那名员外郎是跪着对话，并且在寇相八面威风下，吓得尿了裤子......
总之，关于寇相的“小故事”有很多，横亘在他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深重，寇准是不知悔改的人，其作风也很难轻易改变。
当负面印象在皇帝心目中占了上风，当皇帝的信任度与好感度持续下降时，他的结局也就注定了。庸庸世人常以刘文济之宽厚比之太宗皇帝，然而接触久了才发现，刘文济的宽厚是没办法，因为他“得位不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很多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协的态度与举措。
同时，刘文济的宽厚，也更多地针对那些对他有用的人，一旦画上“无用”的标签，那么再深的宽容都会褪色。就如寇准，没给他炮制点罪状，也是政治需要，毕竟刘文济不能自己打脸。
与当年向德明罢相时，还需观察等待、审慎决定，甚至要向德明自己请退，对寇准，可就显得干脆利落了，真就是一道诏书的事情。
事实也证明，甭管寇相公过去在中枢是何等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在皇帝的权威面前，也是不可一世，最终只能凄凄惶惶地远走东南。
甚至于，连老家都不让回，因为皇帝想让寇准去东南，看看那里的山河湖泊，看看他一向瞧不上的人文荟萃......
同时，寇准大概也是第一个，罢相之后让满朝文武弹冠相庆的首相了，除了亲信死党，几乎没有表示惋惜遗憾的人。做到这样的程度，也就寇准了。
但不管如何，帝国政事堂，属于寇准的时代从建隆八年春开始，彻彻底底地过去了，而接替他的，乃是吏部尚书韩承均。
这又是一个带有妥协性与安抚意味的选择，针对勋贵集团，刘文济也同样不敢一味的打压，同时，朝廷中枢也不能完全由那些庶族官僚当权决策。
至于韩承均，他的能力当然无法与其父韩徽相比，但基础素质、履历足够，再加上身份与时势，他就能做大汉首相。这个位置，可是“橐相”都没能坐上的......
PS：建隆八年政事堂诸相：尚书令韩承均、中书令许昌王刘曜、尚书仆射张知白、吏部尚书陈尧佐、枢密使杨延朗、财政使王钦若、都察使丁谓、兵部尚书张俭、礼部尚书柴熙让（柴宗训与高德公主刘蒹所生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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