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28 朝晖之城，老年白龙
朝晖是一座逐水而建的城市，密布的港汊，纵横的水网，都使城内外大量建筑为水环绕，甚至就在水上。由于地形地貌的限制，朝晖城从外观上而言，并不规整，一些奇形怪状的布置与设计，将传统汉式建筑的整体感与美感都破坏掉了，但与周遭环境结合起来，却又并不突兀。
城池的规模并不算大，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帝国本土那些一去二三里的小城，甚至犹有不如，但层次分明。沟渠环绕的朝晖城，分水、陆门六座，船只能够直接通行内外。
城中分内外城，内城自是王城，专供王室成员居住、治务；外城范围要大些，是为吴国贵族、官僚及有一定身份、财产的汉族生活居住，同时主要的官署、机构、仓库等建筑也都设在外城。
城中自是秩序井然，巡逻严密，防护森严，这也是朝晖城或者整个南洋地区汉城、汉镇一个普遍性的特点，那便是种族隔离，城中那是汉人老爷们常住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当地的原住民是不能进城的，当然，有些清理城市、掏粪运粪、搬运苦力的下贱活计，还得蛮夷来。同时，一些归化的有一定地位的土着，也能定期到城中进行汇报。
也可以想见，朝晖城里与城外，是怎样天差地别的悬殊。脏乱差，乃是恰当的形容词了，但偏偏是城外的港口、商业、土地以及大量土着聚居民，供养着城内的干净整洁。
平心而论，朝晖城的情况，并不符合一个艰苦奋斗、向上发展的新生国度该有的气象，但从现实条件来考虑，汉家子弟跨海涉洋原来开拓，本就艰苦卓绝，牺牲巨大，活着的不为富贵享受，难道还要与地方土着同甘共苦吗？
同时，不管是为了方便管理，还是为了维护统治，维持汉人崇高地位，保证其扩张欲望，对土着进行一定的剥削，都是很有必要的。
没有剥削，何来发展与繁荣？辛苦劳动、遵纪守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身也是一种剥削，只不过在广阔的南洋洲陆，汉人可以光明正大地把这份剥削转嫁到土着身上。这就是接受文明的代价，同时也是对土着的一种鞭策与激励，他们太懒、太野蛮了，懒惰而不知礼仪的人，如何本赴光明美好的未来？
汉地的平民到了这里，只要敢打敢拼，很快就能成为土着眼中的“汉族老爷”，当然，这种情况也只存在于开拓早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加多，汉族移民地向上发展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
因此，在城里城外，以及朝晖城周遭，汉族平民也同样不少，他们虽然享受国内待遇，但也不具备“贵族式”特权。想来也是，如果仅靠那些土着，其生产力可没法供应这么众多的汉族老爷，对于诸多汉族移民来说，美好生活还得靠自己双手去创造。
勾吴国，是个极具封建特点的地方，这里的“封建”指的是封邦建国，在这个国度，上下各阶层，几乎一切行为都是围绕着服务贵族而展开的。
其行政、司法、经济、民生乃至军事，都贯彻着权贵的意志，比起中央帝国，权贵的贪婪性与剥削性都被极大地放大了。
同时，在权贵之外，还有一个名为“钱贵”的新兴阶层崛起，这也是地缘因素导致的，南洋这些封国，都具备浓厚的商业属性，堪称无商不立。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从事贸易起家的商贾势力的抬头，也是可以预测，虽然他们对国家的话语权还远远不够，但也已名正言顺地进入到统治阶级，和那些汉族的种植园主一般，属于封国的上层建筑。
而新兴商人阶级的崛起，在整个南洋，都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具备足够经济实力的他们，也必然希望获得与之相衬的政治地位与保障，这是一种本能，想要实现还需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南洋的汉人移民，其生存环境虽然改变了，但来自大陆传统观念的束缚，却也没那么容易就彻底打破，尤其是还有一大波掌握强权的贵族的压制，他们是最强势的保守者。
可以想见的是，随着南洋地区商业的不断发展，商业阶级实力、势力的不断增涨，终将对南洋封国的统治格局造成冲击。
但在当下，他们还不够格，还需要积累，这个时代还是由封建王权为代表的权贵说了算。甚至于，在南洋诸国，儒学家与佛教徒们，其地位都要比种植园主与商人要高。
尤其是前者，这是汉文明在南洋地区传播、汉人征服广阔洲陆最根本的保障与力量的源泉，没有任何一个封国不重视。从开宝时期第一座儒学馆在良平岛建立起来之后，几十年间，大大小小的儒学馆校就如雨后春笋般在南洋地区冒头，规模虽有大小，但儒家的经典教义，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传播而来，浸润这片广阔天地。
当然，传播到南洋的儒家教义，显然是有失传统的，在帝国本土的儒家学派中，包括那些新兴的地方学派，都对南洋的儒门大加鄙薄，因为荒蛮之地难出良儒，也因南洋儒学越发明显的跑偏，乃至魔改......
断章取义、篡改经典、辱没圣贤，是帝国传统儒门对南洋儒学的强烈抨击与指责，其中扩张性的、有失仁道的东西太多了，甚至连铜臭商贾都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教义宣传之中，这如何不让传统派们痛心疾首。
但本土非议再多，却并不影响诸国对南洋儒学的支持乃至推崇，毕竟，也不见大陆那边骂得狠的儒学者们南来纠正。
何况，诞生于大陆的儒学，到了环境迥异的南洋，有所改变，也是适时应景的事情。而南洋儒学，除了与大陆儒门的格格不入之外，在南洋当地，尤其在诸国之间，也有相当的分歧，几十年间，也碰撞出了不少思想的火花......
但不论如何，在各大封国与帝国中枢呈离心趋势的同时，南洋汉族在文化上虽然与帝国本土一脉相承，但在发展上也已经偏离，在建隆时代，已然格外明显了。
朝晖城内，就是一座大儒学馆，那是吴国的官学，学生足有三百多人，都是权贵、豪商子弟以及归化土着酋长、首领的质子，每名学生，都是吴国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
在城外的聚居区，同样有不少依托于儒学馆发展起来的汉学校、书馆、私塾，这些才是汉文化传播的基层力量，同样得到了王国从政策、经费上的扶持。
并且，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入学的，知识、学问与文明的光辉，可不是廉价的东西。除了很多汉族移民都舍不得投资子孙的昂贵学费之外，还有身份上的区别对待，但是，几十年下来，依旧有不少当地土着，发现了这条真正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砸锅卖铁也要学得汉族的先进文化。
这样的例子，在吴国内已经有一些了，一些聪明的即便在渤泥时代都属于贱民的土着，他们通过无限向汉人靠拢，靠着对汉文化的学习、熟悉，成功脱离了原本的奴隶阶级，成为依附团结于王国体制的上等土着，也是王国加深对原住民管理控制的重要触手。
与南洋儒学相对的，便是佛教的发展了，这一点同样出彩，甚至比儒学还要好，显然，南洋地区的原住民们在信仰上，也需要更先进的神明来抚慰乃至救赎他们。
因此，在朝晖城外，最显眼的建筑，不是港口、街市、楼舍，而是那条通往城池道路间泛着金光的寺庙——珈蓝寺。只要天晴的时候，总能看见旺盛香火，袅袅升起，佛音阵阵间，进香稽首的土着，比汉人都要多，而佛教对王国统治的积极作用，也比帝国本土要明显得多。
朝晖是一座商业港城，外港的码头可供吃水2丈深的大船停泊，优良的水文条件，也就花费大代价修筑、保养的港口设施，也吸引了大量客商船前来。
当然，除了依托港口之利的贸易商业之外，朝晖城的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还是落到农渔业、盐业以及小手工业。
制盐是这里的传统，而来自淮南的一些移民（最初由郑峙特地征募），则将最近几十年间淮东制盐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带来了，大大提高产量与质量，也使得朝晖的盐甚至跨岛跨国卖到东西爪哇（西雍、东越）乃至南北金洲（齐、梁）。
手工业则是完全由汉族移民带来的了，尤其是木作，除了围绕着汉氏建筑展开的各种木工活计之外，木雕、木刻的文化也有明显传播，让这座城市也多了几分艺术的气息。
白日间，港区内外很热闹，但忙碌的，除了那些汉族经营者外，大都是受人役使的土着。相比之下，到了夜晚，才更添几分繁华，不论城内外，酒楼饭馆，不到深夜，难以停罢。
毕竟是处于热带地区，白日炎热，不管是哪个阶层的汉族权贵老爷，都不大乐意出门，只有夜晚才能让他们感受到丝丝凉爽，享受着海风吹拂下的惬意，也享受他们开拓的成果。
而夜晚，除了灯火辉煌的繁荣，同样也让一些见不得光的事物能够更从容、便利地存在与发生。黑夜的掩护下，一艘三桅的福船缓缓驶入朝晖外港，在引导船的指挥下，于早就清理出的一座泊位间，下锚、靠岸。
木制的栈桥上，点起了一排的火把，昏黄的灯光照耀下，大几十名的壮汉已经提着武器候着了，居其中的，乃是一名胡须稠密的老者。
年纪看起来不小了，面部还有一道明显的疤痕，但一双眸子仿佛散发着精光，浓郁的夜色都掩盖不住，而那种由内而外释放出的凛然气势，也说明着他不寻常的地位。
可作猜测，这名老者在朝晖城是位权势人物，而事实上，在整个吴国都是如此。他叫沈柏龙，乃是勾吴国子爵，正儿八经的王国贵族。
在王国的爵位体系中，爵位同样是不可轻授的东西，除了王室成员之外，只有对吴国立下特殊、重大功勋的人，才能得爵。即便被定了“开国第一功臣”的郑峙，也只是个马驿伯，可想而知，沈柏龙这个子爵，在吴国的份量并不低。
而这个沈柏龙，便是当年在上海滩码头上闻名一时的“白龙哥”，也是带着一干弟兄，追随郑峙南下渤泥的第一批垦殖团。当初，靠着聪明的头脑、出色的胆识以及强力的手段，以及一干生死兄弟的支持，沈柏龙在垦殖团内可谓是风生水起。
沈柏龙也像找到了组织一般，格外卖力，也迅速出挑冒尖，在郑峙的提拔下，成为垦殖团的中高层。他参与了对渤泥几大家族的绞杀；曾率领部下挥汗如雨、伐木开荒，为后续移民的到来提供空间；也曾率部打退无数次土着部落的袭击，奔走四方，平定反复之叛乱，更沿河深入数百里，俘获数以万计的土着、牲畜、财产；吴国那支仅几十艘舰船的海军，也是沈柏龙负责具体组建的......
也就是出身低了点，否则一个伯爵也是跑不掉的，但王国子爵之赐，也足以展现王国对他功绩的认可与表彰了。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当初的“白龙哥”变成了“老白龙”，同时也从王国的军政一线退了下来，但他在国内的权势与地位，却不曾有多少褪色。
三十年间，以沈柏龙为核心的沈氏家族的组建，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除了沈柏龙自己的子女之外，还派人把舟山老家一些敢打肯冲的沈氏族人接来，充实沈氏在吴国的力量。
如今的沈柏龙，年纪大了，胡须白了，皱纹铺满了脸，但人老心不老，即便年逾六旬，还操持着家族的生意。而以他在吴国的地位，能由他亲自过问的生意，显然也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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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的规模并不算大，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帝国本土那些一去二三里的小城，甚至犹有不如，但层次分明。沟渠环绕的朝晖城，分水、陆门六座，船只能够直接通行内外。
城中分内外城，内城自是王城，专供王室成员居住、治务；外城范围要大些，是为吴国贵族、官僚及有一定身份、财产的汉族生活居住，同时主要的官署、机构、仓库等建筑也都设在外城。
城中自是秩序井然，巡逻严密，防护森严，这也是朝晖城或者整个南洋地区汉城、汉镇一个普遍性的特点，那便是种族隔离，城中那是汉人老爷们常住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当地的原住民是不能进城的，当然，有些清理城市、掏粪运粪、搬运苦力的下贱活计，还得蛮夷来。同时，一些归化的有一定地位的土着，也能定期到城中进行汇报。
也可以想见，朝晖城里与城外，是怎样天差地别的悬殊。脏乱差，乃是恰当的形容词了，但偏偏是城外的港口、商业、土地以及大量土着聚居民，供养着城内的干净整洁。
平心而论，朝晖城的情况，并不符合一个艰苦奋斗、向上发展的新生国度该有的气象，但从现实条件来考虑，汉家子弟跨海涉洋原来开拓，本就艰苦卓绝，牺牲巨大，活着的不为富贵享受，难道还要与地方土着同甘共苦吗？
同时，不管是为了方便管理，还是为了维护统治，维持汉人崇高地位，保证其扩张欲望，对土着进行一定的剥削，都是很有必要的。
没有剥削，何来发展与繁荣？辛苦劳动、遵纪守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身也是一种剥削，只不过在广阔的南洋洲陆，汉人可以光明正大地把这份剥削转嫁到土着身上。这就是接受文明的代价，同时也是对土着的一种鞭策与激励，他们太懒、太野蛮了，懒惰而不知礼仪的人，如何本赴光明美好的未来？
汉地的平民到了这里，只要敢打敢拼，很快就能成为土着眼中的“汉族老爷”，当然，这种情况也只存在于开拓早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加多，汉族移民地向上发展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
因此，在城里城外，以及朝晖城周遭，汉族平民也同样不少，他们虽然享受国内待遇，但也不具备“贵族式”特权。想来也是，如果仅靠那些土着，其生产力可没法供应这么众多的汉族老爷，对于诸多汉族移民来说，美好生活还得靠自己双手去创造。
勾吴国，是个极具封建特点的地方，这里的“封建”指的是封邦建国，在这个国度，上下各阶层，几乎一切行为都是围绕着服务贵族而展开的。
其行政、司法、经济、民生乃至军事，都贯彻着权贵的意志，比起中央帝国，权贵的贪婪性与剥削性都被极大地放大了。
同时，在权贵之外，还有一个名为“钱贵”的新兴阶层崛起，这也是地缘因素导致的，南洋这些封国，都具备浓厚的商业属性，堪称无商不立。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从事贸易起家的商贾势力的抬头，也是可以预测，虽然他们对国家的话语权还远远不够，但也已名正言顺地进入到统治阶级，和那些汉族的种植园主一般，属于封国的上层建筑。
而新兴商人阶级的崛起，在整个南洋，都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具备足够经济实力的他们，也必然希望获得与之相衬的政治地位与保障，这是一种本能，想要实现还需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南洋的汉人移民，其生存环境虽然改变了，但来自大陆传统观念的束缚，却也没那么容易就彻底打破，尤其是还有一大波掌握强权的贵族的压制，他们是最强势的保守者。
可以想见的是，随着南洋地区商业的不断发展，商业阶级实力、势力的不断增涨，终将对南洋封国的统治格局造成冲击。
但在当下，他们还不够格，还需要积累，这个时代还是由封建王权为代表的权贵说了算。甚至于，在南洋诸国，儒学家与佛教徒们，其地位都要比种植园主与商人要高。
尤其是前者，这是汉文明在南洋地区传播、汉人征服广阔洲陆最根本的保障与力量的源泉，没有任何一个封国不重视。从开宝时期第一座儒学馆在良平岛建立起来之后，几十年间，大大小小的儒学馆校就如雨后春笋般在南洋地区冒头，规模虽有大小，但儒家的经典教义，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传播而来，浸润这片广阔天地。
当然，传播到南洋的儒家教义，显然是有失传统的，在帝国本土的儒家学派中，包括那些新兴的地方学派，都对南洋的儒门大加鄙薄，因为荒蛮之地难出良儒，也因南洋儒学越发明显的跑偏，乃至魔改......
断章取义、篡改经典、辱没圣贤，是帝国传统儒门对南洋儒学的强烈抨击与指责，其中扩张性的、有失仁道的东西太多了，甚至连铜臭商贾都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教义宣传之中，这如何不让传统派们痛心疾首。
但本土非议再多，却并不影响诸国对南洋儒学的支持乃至推崇，毕竟，也不见大陆那边骂得狠的儒学者们南来纠正。
何况，诞生于大陆的儒学，到了环境迥异的南洋，有所改变，也是适时应景的事情。而南洋儒学，除了与大陆儒门的格格不入之外，在南洋当地，尤其在诸国之间，也有相当的分歧，几十年间，也碰撞出了不少思想的火花......
但不论如何，在各大封国与帝国中枢呈离心趋势的同时，南洋汉族在文化上虽然与帝国本土一脉相承，但在发展上也已经偏离，在建隆时代，已然格外明显了。
朝晖城内，就是一座大儒学馆，那是吴国的官学，学生足有三百多人，都是权贵、豪商子弟以及归化土着酋长、首领的质子，每名学生，都是吴国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
在城外的聚居区，同样有不少依托于儒学馆发展起来的汉学校、书馆、私塾，这些才是汉文化传播的基层力量，同样得到了王国从政策、经费上的扶持。
并且，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入学的，知识、学问与文明的光辉，可不是廉价的东西。除了很多汉族移民都舍不得投资子孙的昂贵学费之外，还有身份上的区别对待，但是，几十年下来，依旧有不少当地土着，发现了这条真正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砸锅卖铁也要学得汉族的先进文化。
这样的例子，在吴国内已经有一些了，一些聪明的即便在渤泥时代都属于贱民的土着，他们通过无限向汉人靠拢，靠着对汉文化的学习、熟悉，成功脱离了原本的奴隶阶级，成为依附团结于王国体制的上等土着，也是王国加深对原住民管理控制的重要触手。
与南洋儒学相对的，便是佛教的发展了，这一点同样出彩，甚至比儒学还要好，显然，南洋地区的原住民们在信仰上，也需要更先进的神明来抚慰乃至救赎他们。
因此，在朝晖城外，最显眼的建筑，不是港口、街市、楼舍，而是那条通往城池道路间泛着金光的寺庙——珈蓝寺。只要天晴的时候，总能看见旺盛香火，袅袅升起，佛音阵阵间，进香稽首的土着，比汉人都要多，而佛教对王国统治的积极作用，也比帝国本土要明显得多。
朝晖是一座商业港城，外港的码头可供吃水2丈深的大船停泊，优良的水文条件，也就花费大代价修筑、保养的港口设施，也吸引了大量客商船前来。
当然，除了依托港口之利的贸易商业之外，朝晖城的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还是落到农渔业、盐业以及小手工业。
制盐是这里的传统，而来自淮南的一些移民（最初由郑峙特地征募），则将最近几十年间淮东制盐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带来了，大大提高产量与质量，也使得朝晖的盐甚至跨岛跨国卖到东西爪哇（西雍、东越）乃至南北金洲（齐、梁）。
手工业则是完全由汉族移民带来的了，尤其是木作，除了围绕着汉氏建筑展开的各种木工活计之外，木雕、木刻的文化也有明显传播，让这座城市也多了几分艺术的气息。
白日间，港区内外很热闹，但忙碌的，除了那些汉族经营者外，大都是受人役使的土着。相比之下，到了夜晚，才更添几分繁华，不论城内外，酒楼饭馆，不到深夜，难以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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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夜晚，除了灯火辉煌的繁荣，同样也让一些见不得光的事物能够更从容、便利地存在与发生。黑夜的掩护下，一艘三桅的福船缓缓驶入朝晖外港，在引导船的指挥下，于早就清理出的一座泊位间，下锚、靠岸。
木制的栈桥上，点起了一排的火把，昏黄的灯光照耀下，大几十名的壮汉已经提着武器候着了，居其中的，乃是一名胡须稠密的老者。
年纪看起来不小了，面部还有一道明显的疤痕，但一双眸子仿佛散发着精光，浓郁的夜色都掩盖不住，而那种由内而外释放出的凛然气势，也说明着他不寻常的地位。
可作猜测，这名老者在朝晖城是位权势人物，而事实上，在整个吴国都是如此。他叫沈柏龙，乃是勾吴国子爵，正儿八经的王国贵族。
在王国的爵位体系中，爵位同样是不可轻授的东西，除了王室成员之外，只有对吴国立下特殊、重大功勋的人，才能得爵。即便被定了“开国第一功臣”的郑峙，也只是个马驿伯，可想而知，沈柏龙这个子爵，在吴国的份量并不低。
而这个沈柏龙，便是当年在上海滩码头上闻名一时的“白龙哥”，也是带着一干弟兄，追随郑峙南下渤泥的第一批垦殖团。当初，靠着聪明的头脑、出色的胆识以及强力的手段，以及一干生死兄弟的支持，沈柏龙在垦殖团内可谓是风生水起。
沈柏龙也像找到了组织一般，格外卖力，也迅速出挑冒尖，在郑峙的提拔下，成为垦殖团的中高层。他参与了对渤泥几大家族的绞杀；曾率领部下挥汗如雨、伐木开荒，为后续移民的到来提供空间；也曾率部打退无数次土着部落的袭击，奔走四方，平定反复之叛乱，更沿河深入数百里，俘获数以万计的土着、牲畜、财产；吴国那支仅几十艘舰船的海军，也是沈柏龙负责具体组建的......
也就是出身低了点，否则一个伯爵也是跑不掉的，但王国子爵之赐，也足以展现王国对他功绩的认可与表彰了。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当初的“白龙哥”变成了“老白龙”，同时也从王国的军政一线退了下来，但他在国内的权势与地位，却不曾有多少褪色。
三十年间，以沈柏龙为核心的沈氏家族的组建，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除了沈柏龙自己的子女之外，还派人把舟山老家一些敢打肯冲的沈氏族人接来，充实沈氏在吴国的力量。
如今的沈柏龙，年纪大了，胡须白了，皱纹铺满了脸，但人老心不老，即便年逾六旬，还操持着家族的生意。而以他在吴国的地位，能由他亲自过问的生意，显然也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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